三、青年生力军：学生

（一）以量取胜的新生代

若说文人学者是国都南迁后的北平消费新中坚，人数众多的中学与大学生，便是深具潜力且充满生气的消费新生代。一来为数颇巨且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生活开销全在北平，二来此时北平经济疲弱，学生遂成为提振城市各业消费颇具分量的消费族群。[122]北京原即全国教育中心，“学校之多，甲于各地”[123]。到故都北平阶段，尤其30年代前半期，各级学校教育持续发展，与文化教育事业有关的各类经费，总数相当可观：

有人屈指算计，每年中央汇来的北平教育文化费是四百余万，加上经华燕京协和等等特殊财源以及其他零碎的学校机关，每年怕不要一千万。大中小学学生以十万人计，每人以一年消费一百元计，两下合起来，北平市面因教育事业而流通的金额，总在二千万元以上。这不能不说是北平的生命线。[124]

这段瞿宣颖的叙述，虽只是片面粗估，却多少透露北平教育界与城市消费的紧密关联。时任商会主席的冷家骥，在1935年中旬向记者表示，“平市自国都南迁后，以一般商店，赖以支持者，仅为平市之教育中心，以及各省来平求学之少数青年而已”[125]。国都南迁后，北平的学生人数曾一度下降，但随之又回升，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更形骤增。[126]根据北平市府针对北平城郊各区中等及初等学校的调查统计，1933年（大学除外）的学生人数共68290人。[127]到1934年初，北平学生总数更达83360人，居全市各业人口（农、矿渔、工、商、军警业及自由职业）第三位，仅次于商业与工业人口。[128]1935年末，《大公报》社评曾指出：

自国都南迁后，平市之维持，首赖教育。试仅计中学以上学生，当不下三万人，全体生活消费，不下一千万元。公私各校经费，及联带存在之文化相关经费，合计亦当在千万以上。况各省人居北平者，多为子女教育便利之故，往往有供职他省，而住眷平市。若学校不能维持，此等民家，皆将他适。是以直接间接，教育界所消费于北平之金钱，年不下数千万，此乃平市养命之源也。[129]

“养命之源”四字，一针见血地道出青年学生（及其家庭）对北平城市消费的重要性；若北平教育界不稳，该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将难以维持。即使学生的个别消费能力，多无法媲美师长级的文人学者，却可以量取胜，成为活络北平市面最不可忽视的消费生力军。北平许多商家，纷纷锁定学生为重要客源，尽可能满足其食衣住行育乐各方面的消费。[130]观诸当时的北平社会，不难发现学校聚集之处，确可带动周边商区的发展；西单商圈的兴盛，便是显著的例子。学校附近的饭馆、书摊、当铺等业，都以学生为主要客源。[131]曾有论者指出，迁都后的北平不至于全然的萧条冷落，是因有数量庞大的学生存在，才勉强维持各业生存。[132]

（二）摩登消费佼佼者

邓云乡曾以过来人的经验，提及在整个“文化古城”时期，在北平就学的外地大学生，每年最少需（包括学费、伙食、宿费、书籍、衣着等）200银元的开销。[133]北平的中学与大学生，主要来自资本家、官僚、地主、高级工薪阶层等中上家庭。由于学生是纯然的消费者，尤其中学与大学花费更巨，清寒家庭中的优秀子弟，只能依靠奖学金补贴，或选择师大这类“管吃、管住、管读书”的大学。[134]出于家庭经济的差异，这群青年学子参与或贡献北平城市消费的方式与程度，有颇大落差。家境穷苦的学生，自无本钱将心思与开销，花在学业之外的休闲生活上。相反地，富裕家庭的少爷学生，易受课业之外的物质享受所**，并有充足的财力享用北平的餐饮、休闲与娱乐设施。这些纨绔学生的奢侈消费与放浪生活，引发时人的言论挞伐：

平市各大校学生，能逐日到校上课的，十无一二……名不符实……舞场影院，是他们的实习讲室，八埠三海，变成了他们的操场。每天晚上，石头道上，飞也似的洋车，成群结队，游船，兜圈子，与爱人品茶，种种寻乐儿，无非挥霍父兄血汗换来的金钱。[135]

且不论北平大学生是否真如上所言，十有八九不逐日到校上课，至少可由此窥见少爷学生们的校外生活梗概；要言之，不外乎看电影、上舞场、游车河、划船、逛街等。这些处于青春期或刚成年的中学、大学生，多半年轻气盛、心性未定，他们的生命热情与旺盛精力，除发抒在间或有之的爱国示威与罢课抗议活动外，更多人将之倾注于日常生活的享受与开销，以及情爱追求上。他们的消费生活，多与时尚娱乐密切结合，与身为师长级的文人学者相较，明显更活泼、趋新与崇洋；换言之，家境中上的大学或中学生，实为北平摩登消费的佼佼者。以下便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观察其消费表现。

先从“住”方面谈起，有钱学生多住在设备完善的公寓。公寓可谓北平社会因学校普及但校舍有限，而顺势发展出的居住形态。[136]这种林立于北平大中学校附近，专门提供学生住宿的处所，兼有（比按日计算的旅馆）价格便宜，以及（多半）提供伙食而方便周到的双重优点，广受经济能力不差的学生欢迎。[137]论者徐崇寿，根据自身从中学到大学的北平求学经验，投稿至《宇宙风》的“北平特辑”描述当时公寓的学生生活与消费情状。他说公寓有三大方便：出入方便、起居方便、留人方便。出入部分，住在公寓，可避免学校住宿常遇的“学监探查，校规约束”得以纵情“看毕夜戏十二点钟归来”，若爱人来访，也不会被打扰。即使“交游颇广，门庭若市，既无需乎传达（校中有传达处）之劳，亦无须乎号房之报。来既不迎，去亦不送”[138]。讲到起居，则公寓生活“例如昨夜八圈牌打完，头昏脑闷，精神不支，于是来个一觉十二点，决无起床铃惊人好梦”。或者“拉胡琴唱二黄，自己作乐，谁能干涉”，“打麻雀，听‘大鼓’，为的消遣，谁敢呵责？”至于留人，同样无人管问、方便至极，留友人、爱人、亲人，甚至“性欲冲动，呼野鸡来伴眠，恣意玩乐”，皆无不妨，方便之至。[139]

次言学生在“食”方面的消费表现。虽然公寓提供伙食服务，但有的是父兄所汇之钱的青年学子，多半喜欢上馆子吃饭；尤其阔学生们，更是迁都后北平中上等饭馆的主要客户。[140]对为数众多的青年学子而言，迁都后的北平饭馆，除了便宜方便外，更出现某种吸引他们趋之若鹜的诱因，即年轻的女招待服务。大学与中学生们，正值渴求认识异性的青春期或成人阶段，女招待的出现，给男学生除了女同学之外，可亲近同龄女性的良机。女招待出于工作所需，于服务或应付这些年轻男顾客之余，也不乏为求增加小费收入，或受自身情爱欲念所驱，而与青年学子多所互动者。[141]以往在北京不多见的公开两性互动与交流，竟悄然萌生于故都北平饭馆中。有些男学生对女招待敬之以礼，以书信礼物追求之，表现痴情的一面；有的抱持轻蔑态度调戏女招待，视其可狎可玩，纵情为之。还有被女招待迷得神魂颠倒，甘愿做牛做马、彼此争风吃醋，甚至触犯法律者；亦不乏青年学子与女招待两情相悦，共同从事饭馆外的种种娱乐消遣，例如，看电影、逛商场等。[142]这些从饮食延伸出的种种消费，多少活络了部分商家生意，并为故都北平平添一丝稳重古城形象之外的嬉闹浮戏气息，使北平报刊增加许多可追逐聚焦的八卦资讯。

接下来看学生在衣着与外表上的开销，此尤以女学生的消费为代表。若说北平大学或中学的男学生，在饮食或娱乐方面花钱不手软的话，女学生则花较多心思与费用来置装，视自身仪容与装扮为最要紧事。署名“南云”的论者，曾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女学生为例，表示：“不要看小姐们走出来漂亮，对于吃饭是很知道节俭的。”[143]其并表示：“这里面的学生，很少的人是来自富豪之家，大多数都是稍有资产而日渐没落的家庭。其中固然也有个性特殊，志愿宏大，专心在学问事业方面求发展，不愿波逐流，以服装的美观为事的人。但有些还是打不破女子的习性，极力以漂亮摩登相号召，狂流所趋，人多效之。同学在一块的时候，谈到的往往是衣服鞋袜尤其是电影……学问的探讨，却不很热心。”[144]另一篇报道亦言，北平中等以上家庭的小姐，“有少数是真正到学校去念书，大多数照例只是到学校去过群乐的生活”[145]。女性若有大学生身份又注重打扮，自然更获男性青睐，学校群居生活则使各类消费资讯得以互相流通，因此女学生常是城市中追逐流行时尚的佼佼者。

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由上海开始向各大城市吹起的摩登风潮，迅速在北平吸引女学生等摩登女性的注意。摩登风潮所到之处，虽常不分男女甚至老幼都可见追随者，但仍以年轻人，尤其女性，最能在外表上展现摩登。论者“季默”便表示，自从“摩登”这个字眼在北平流行开来，众人的诠释不一，“甚有借为浪漫妇女之代称者”[146]；换言之，打扮时髦、行为洋化的女性，主导着人们对摩登的理解与欲望。[147]女学生既身负社会对妇女解放后的女性个性觉醒与经济独立的深切期望，却也深陷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消费旋涡中。她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跟随时尚起舞，在权贵富户多数迁离、官家太太小姐不若以往之多的故都北平社会中，领衔追逐摩登潮流。[148]

北平女学生在时装的流行样式上，紧跟上海的脚步；如《大公报》记者菁如所言，“北平的时装公司，多是上海的分号，直接受上海的支配，上海某种装束风行，立时就可以流传到北平来。其流传之迅速与普遍，有甚于‘虎列拉’（注：即霍乱）之传染，简直令人不可思议”[149]。菁如指出，为提供这些摩登女性对时尚服饰的高度需求，不只“中式成衣铺在北平，通衢小巷，触目皆是”，也出现替顾客量身定做的女西服装。这些摩登女性的服饰消费，刺激了北平成衣业、制服业与绸缎业的生产：

综合北平有万余成衣工人，每天在一针一线的为北平的摩登妇女们缝衣服，而仰赖着她们来生活，同时我们在北平还可以看见，街市上充满了大小绸缎洋货庄，不断的从外国运来大批的花样新奇的舶来品，以供给这些爱美的妇女，无穷无尽的来消费。[150]

除了服饰之外，女学生在化妆品方面的消费也绝不手软；菁如另一篇报道说明：“北平化妆品消费最多者，以女学校为大本营，其他如住家太太小姐娼妓亦是主要的顾主。”[151]由于北平向来风沙大，爱美的摩登女学生出门时，不论走路或搭车，总会用一条极薄的白丝巾罩在头面上，以遮蔽沙尘。钱歌川曾以《飞霞妆》一文，记述他游北平时在街上目睹的这类奇景。对他而言，那丝巾如“被风吹得像游泳时的浴衣一样紧贴不动”，女郎的五官轮廓隐约透显出来：

仿佛在那胭脂口红上面，薄薄地罩了一重白粉，有如大理石像一般的庄严娴淑，那种高傲的态度，直是鬼神不可侵犯，被洋车夫如箭一般地拉着从路人万目睽睽之中飞跑过去，这一刹那间的印象，令人如在雾里观花，格外觉得好看。[152]

图7 北平女学生的头纱[153]

再就摩登女性重要标志之一的高跟鞋来说，北平开始流行高跟鞋始于1929年，随着北伐成功，高跟鞋从上海传入。最有名的鞋店，是东安市场的佳美丽，北平一般达官要人的太太小姐们以及师大、女大、清华、燕京各学的女学生，都是该店的重要主顾。[154]有钱的女学生，买上四五十双新鞋，亦不稀奇。[155]相形之下，虽然，“所谓摩登男性，头上抹梵士林，脸上擦雪花膏，甚至于敷粉的也大有人在”[156]，不过爱美与注重打扮的摩登男性——其中不乏就读于高等学府的青年学子——仍不及以女学生为代表的摩登女性人数。

图8 都会中典型人物素描：大学生[157]

受到摩登风潮的影响，北平男女学生在娱乐方面的消费，也有西化倾向。出门的交通工具，除了最便宜的电车之外，搭洋车（即人力车）、开汽车者，比比皆是。年轻好动的学生们，常“每天晚上，石头道上，飞也似的洋车，成群结队，游船，兜圈子，与爱人品茶。”[158]至于多彩多姿的校外休闲生活，以逛新式商场、看电影、跳舞、溜冰，为最时髦的娱乐。[159]其中，西单商场与各大饭店跳舞场，都是故都阶段才出现于北平的重要娱乐处所。在东安与西单这类新式商场中，经常可见打扮入时的男女学生。[160]据时人记述，20世纪30年代前期到东安市场的主要消费者，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类。”[161]凡是摩登女子，“莫不醉心于该处，一若物非购自于彼，则腐旧不堪服用”[162]。穿着时髦在新式商场逛街的摩登女子或女学生，不只享受购物消遣乐，也享受众人注目的眼光。对观者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打扮入时的女性，就像新式商场中的非卖品一样，多少让看客一饱眼福，想象性地消费一番。

图9 拉洋车一景[163]

看电影对故都北平阶段的学生来说，是很常见的休闲选择。在国都时期，北京的娱乐场所相当有限，除了中山公园与北海公园、两大游艺场与戏园之外，就是几家电影院。但西式的电影，始终无法像京戏一般深入民心并广受欢迎，以致虽有几家营业尚佳，整体而言不算发达。[164]迁都之后，北平不减反增的青年学生，成为电影院最倚重的消费族群，学生的消费态度，甚至能决定电影院的兴衰。每逢国难当头，学生出于爱国心而号召减少娱乐时，电影院的营业便受到冲击；不过学生这种基于爱国精神而拒看电影的坚持，通常撑不到一个月，之后便又故态复萌，继续回电影院享受。[165]1934年时，北平共有十余间电影院，所播影片、影院规模及主要消费群，皆有差异。[166]例如，平安电影院由外国人营业，放映的是西洋片，顾客以北平的侨民及外交人员的随从兵役为主。光陆大影院则最先放映有声片，且有播放美国派拉蒙影片的优先权，容易吸引喜爱趋新好洋的中国人与阔绰的男女学生前往观赏。另有真光与中天影院，也放映有声片，西片与国片兼有，主要消费群便是文人学者与学生。[167]

当时的电影票价，像平安与光陆这类规模较大的首轮外片电影院，票价最高时要2元，不太好的场次是5或6角；次之为以播放联华影业公司影片为主的真光电影院，一般是4角到1块半。[168]其他规模较小的非首轮影院，如同乐、大观楼、光明、国货陈列馆等，票价只要几角。[169]像后者这类的普通电影院，票价与戏园相去无多，不过在传统文化气息较浓的北平社会，一般北平市民仍喜以听戏与喝茶，作为日常消遣。相对而言，较认同西式娱乐的学生族群，则偏好看电影。

若说看电影是学生常见的静态休闲，逛商场属于动静皆宜的消遣，那么，跳舞便是他们最热衷的动态新式娱乐。跳舞这种西式娱兴活动，在故都北平才真正普及与兴盛；在此之前，北京只有外侨的私人晚宴舞会，以及学校举办的学生舞会。[170]到30年代前半期，北平市民对跳舞的喜好，主要表现于前往有舞女伴舞的舞场跳舞。北平各大饭店附设的舞厅中，除了政商人士、外侨与文人学者的身影之外，最常见的就是大批青年学生。学生对跳舞率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只喜欢参加学校偶一为之的舞会，尤其男学生更爱到舞场跳舞，其中主因在于可一拥身材姣好、姿态婀娜的舞女翩翩起舞。这些知识青年出入舞场甚为频繁，乐此不疲，报载有大学生在一学期内，耗费于舞场多达10000余元，“其疯狂程度，可以概见。”[171]钱歌川对北平学子的跳舞热，有生动的描述：

北平虽然古朴得很，他们（注：指学生）却欧化得厉害……学生多半着的是洋服，讲的是洋话，不咳嗽，不吐痰，但不能不跳舞。所以当北平城内的跳舞场被封以后，他们便把学校中的食堂暂辟为跳舞场，晚饭以后，将唱片向话匣子上一搁，十几对青年男女便乘着音乐的波浪在电光下搂着腰儿跳起舞来。[172]

由于太多青年学生沉迷舞场，流连忘返，致使学业荒废，花费甚巨，引发舆论侧目与批评，甚至导致市府禁舞。[173]但另一项运动，溜冰，则未受当局管束，成为北平青年男女喜好的冬日消遣；每每在冬日降临，湖水结冰时，便能看到青年学生一副摩登男女的打扮，将各公园中的溜冰场点缀得红红绿绿。[174]正是这样的时节，益发对照出青年学生令人羡慕的消费能力。在冷冽的北平寒冬，一边可看到走在大街小巷中，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被冻得拱肩缩背，手抱乘着小米粥的破锅盆；另一边则是肩背着溜冰鞋、骑着脚踏车或坐人力车，有说有笑地向公园溜冰场出发的摩登学生及青年男女们。[175]

看电影与跳舞，是时新消遣；此外，北平学生也广泛参与北平市民经常从事的休闲娱乐，如逛公园与游庙会。北平各公园，尤以中山公园最明显，常可见学生三五成群，散步闲逛、赏花玩乐，或与爱人卿卿我我、溜冰嬉笑、偕伴看展览。[176]谢兴尧曾在其《中山公园的茶座》文中，图文并茂地向读者介绍在中山公园里的三代茶座——春明馆、长美轩与柏斯馨——的顾客与气氛差异。三家茶铺的顾客，分别代表父、子、孙三个世代，春明馆是“以遗老们为基本队伍”，长美轩为“绅士和知识阶级的地盘”，可谓“文化界的休息所”。柏斯馨的分子“则比较复杂，但简单归纳说也不过止红男绿女两种人。其原因是一般交际花，和胡同里的姑娘都坐在这儿，于是以女性为对象的公子哥儿，摩登青年，也跟着围坐在这里。”[177]他还特别形容柏斯馨那边的空气“特别馨香，情绪也特别热闹，各个人面部的表情，也是喜笑颜开，春风满面，不像前两个地方的客官，都带着暮气沉沉国难严重的样子。”[178]该文以中山公园三家茶铺的不同世代族群为例，侧写北平市民消费的多样性，也道出青年学子所代表的生气与洋化，包括他们所享用（柏斯馨提供）的柠檬水与火腿面包等洋食。[179]

生活在北平的莘莘学子，除了对上海摩登热潮亦步亦趋之外，多少仍受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与传统消费方式的渲染。许多学生热衷于游庙会，便是个贴切的例子。游庙会不只是北平学生常见的闲暇生活乐趣，庙会还是家境较差的学生购买民生用品的重要处所。不少女学生，即使有许多新式娱乐供其选择，也会在假日结伴游庙会。[180]学生的消费有个特色，就是常出现群体活动；尤其是去庙会这种地方，更时兴一群人共同前往凑热闹。碰到城外的庙市开会时，有些学生还会雇驴骑乘，吆喝驰骋，引起路人侧目；有时乐极生悲，不懂驾驭技巧，反被驴摔倒在地而受伤。[181]

此外，到北平就读的青年学生，不少人也迷上听戏这个全市最普及的平价娱乐。有些男学生，甚至女学生，也跟时髦地捧角（即追捧京剧名角）一番。作家吴祖光（1917—2003）在30年代中期，便是个道地的“学生捧角家”：他愧称自己为了看戏、捧角，“瞒了父母不知花了多少冤钱？不知虚糜了多少光阴？更不知牺牲了多少功课？糟蹋了多少精神？”[182]北平青年学子以游公园、逛庙会及听京戏，作为日常民生或休闲娱乐的消费选项，堪谓其融入道地北平市民文化的具体表现。与上海等其他城市的学生消费生活相较，这些深具京味的特色，颇为突出。

与此同时，在文化气息浓厚的故都北平，众多的书店书铺，自少不了学生的身影。前述文人学者钟爱的琉璃厂，屡现学生踪迹；不少具有文化素养的知识青年，喜爱琉璃厂的书味与古味，反复游逛而乐此不疲。当时琉璃厂的某些书店业者，眼见中高等教育日渐发达，转营教材或各类文史译书与新书，此举益发吸引更多学生消费群。[183]

综上所述，故都北平社会的青年学生，虽不具生产力，却得以汇聚出可观的消费力。许多外来的富家子弟，包括少数财力雄厚的华侨后代，对当时北平城市消费的投入之高，更甚其师长辈的文人学者。[184]即使北京始终不如上海来得洋化，故都北平更不若上海十里洋场般地繁华与时髦，北平的知识青年仍尽情享受课外休闲生活，展现摩登的消费欲望。当时曾有论者表示，30年代的北平大学生普遍具有“三G”主义的想法，即“分数（grade），游乐（games），女友（girls）”。[185]倘此说属实，那么，北平大学生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心思不在书本上。也因此，他们的消费表现颇遭时人议论：

看呵！娱乐场中，或公园戏场：空气污染，飞尘人嚣，吵得头眩，电影场中，特别是星期假日，学生总占多数，影院经理大老板，借此大发财源，聚精会神，注视银幕，暗地里交换炭气，悠扬的乐声，富于肉感的跳舞，又不知沉醉了多少青年，真是物质战胜一切，所以西服革履，短发旗袍，最时髦的装束，时常映入眼帘，宝贵的光阴，无限的金钱，全消耗在刹时间。[186]

这类叙述，自非北平学生消费生活的全貌；不少用功上进及爱用国货的大学生与中学生，以及更多家境较差的学生，多半几个同学凑合租赁民房，买书只能上旧书摊。[187]偶尔攒出点闲钱时，会去看一次电影，其余的额外挥霍则谈不上。[188]有些较穷但用功的学生，则靠着帮有钱学生写报告、交作业，换取一些休闲娱乐的消费代价。[189]无论如何，由于当时北平的学生数量繁多，因此以量取胜的实力，仍相当重要地支持着故都北平的社会经济与都市消费。

整体而言，青年学子对故都北平的城市消费贡献，至少可从两方面观之：其一是学校聚集之处，容易推动附近区域商业的发展，其二是学生的趋新心态与崇洋的价值观，促成跳舞、溜冰、看电影等新式休闲与娱乐业的兴起，并成为光顾这些娱乐场所的主要族群。用时人的话来说，正因大批学生的存在及其消费表现，始造就故都北平“低度的繁荣”。[190]介于青年与成年阶段的学生，心性与行为都易受外在环境影响，又憧憬与异**往，这些特色都与故都北平社会的消费生活及两性文化的发展，产生密切关联。[191]虽然当时有些青年学子也随着时局变迁，反复来往于北平与南方（即华北生变就往南逃，局势稳定后又北上复学），但绝大多数的学生，仍与他们的师长一齐守着这座文化古城。文人学者与青年学子在故都北平扮演着城市消费主力的重要角色，直到“七七”事变后，才又开始另一段艰辛的迁校与流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