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副产品：外侨02
[82] 厂甸，指的是琉璃厂外面的空地。厂甸庙会始于明朝嘉靖年间，盛于清代乾隆之时，其庙会由来乃因该处聚集了三座庙宇——火神庙、吕祖祠、土地庙——所致。到1917年，市府在厂甸建立了海王村公园，并对当地加以整顿，使其四通八达，成为琉璃厂的中心点。翌年海王村公园开幕，政府并正式规定每年旧历正月初一至十五，以厂甸和海王村公园为中心举办庙会集市，成为当时北京唯一的官办春节庙会。1926年，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辟了新华门，隔年改为和平门，自此琉璃厂被分为东、西琉璃厂。广义的厂甸，便包含上述三座庙宇及琉璃厂。30年代之后，由于南京国府中央要求各地废除旧历、推行新历，原先以旧历新年为主开放的厂甸，从新历一月一日起开放十日。但因城市经济衰颓，市府为繁荣市面、刺激消费起见，每年开放两次厂甸集市，一在阳历新年，一在旧历正月（一至十五日）。包括琉璃厂文化商场及海王村公园内的厂甸，一律由市府开放招商设摊，不收房租。由于厂甸不需门票，任何人都可自由参观游览，且虽然厂甸也是庙会的一种，却无任何宗教意味，其间的店铺与摊商，汇集了京味小吃、书画珍玩、杂物百货、各地特产、娱兴玩具，古董字样，加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游艺与特技表演，就像个万花筒市集。时值春节众人欢庆、游客聚集之时，厂甸的游人不分身份贫富，太太小姐、老爷少爷、文人学生，村姑乡妇、贩夫走卒，都乐于至此消遣、购物、搜寻古董旧书，或纯粹游逛，感受过年欢喜气氛。见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16～18页。刘叶秋：《京华琐话：逛厂甸儿》，见刘叶秋、金云臻：《回忆旧北京》，8～13页，北京，北京燕山书版社，1992。林海音：《家住书坊边——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见《我的京味儿回忆录》，33～44页，台北，游目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崔金生：《旧京厂甸庙会》，载《北京档案》，2004（5），48～49页。李金龙：《情怀厂甸》，载《前线》，2008（1），68～69页。
[83] 蔽芾：《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年，436～438页。
[84]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183～187页。
[85] 朱自清：《买书》，见姜德明选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06～108页。
[86] 鲁迅：《鲁迅全集》第18卷：日记（1927—1936），134～135页，334～336页，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南纸店”指专卖产于南方的各种品质精良纸张，此外还贩售文具用品、图章墨盒等。关于鲁迅居住北京十五年期间逛琉璃厂的次数叙述，见叶祖孚：《北京琉璃厂》，97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如鲁迅（1881—1936）、周作人、朱自清、钱玄同（1887—1939）、刘半农，黎锦熙（1890—1978）、陈垣（1880—1971）、郑振铎、老舍，书画家如徐悲鸿（1895—1953）、张伯驹（1898—1982）、齐白石（1864—1957）、张大千（1899—1983）、陈半丁（1876—1970）、邓拓（1912—1966）等，乃至于像谭其骧这些刚从研究院毕业的年轻学人，或是吴小如这般当时就读中学的学生，都是厂甸庙会或琉璃厂的常客。见崔金生：《旧京厂甸庙会》，载《北京档案》，2004（5），48～49页。李金龙：《情怀厂甸》，载《前线》，2008（1），68～69页。袁家方：《寻根说故琉璃厂》，载《北京观察》，2006（7），24～29页。吴小如：《北京的书店和书铺——燕尘摭旧》，见《古都艺海撷英》，418～421页。胡适有时相偕友人同游、有时独逛厂甸或琉璃厂。相关叙述包括1931年2月19日，与任叔永及陈衡哲（1890—1976）夫妇同游厂甸：1931年3月1日，独逛厂甸，且因“买得《恕谷后集》，甚喜”。1937年4月19日，“到琉璃厂”：1937年1月8日，“与毛子水同去逛‘厂甸’，天已晚了，买了几本书”。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卷6（1930—1933），495页，505页。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卷7（1934—1939），368页，404页。另郑振铎：《访笺杂记》，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上），246～256页。
[87]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卷7（1934—1939），368页，380～388页。
[88] 该照出自肖晓明策划，蓝佩瑾编辑：《北京：北京城与北京人》，90页，北京，外交出版社，2005。
[89] 该照出自肖晓明策划，蓝佩瑾编辑：《北京：北京城与北京人》，94页。
[90] 方师铎、朱介凡主编：《北平丛话》，118～119页，台北，天一出版社，1976。
[91] 蔽芾：《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436～438页。张恨水：《北京旧书铺》，见姜德明选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35～13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92] 蒋梦麟：《西潮》，209页，台北，晨星出版社，1986。
[93] 以钱穆为例，他有时遇有某本想买之书，便一通电话请旧书肆查询有书否；几乎每逢周日，都有十数家书肆派人送书到他府上，他便在书斋放一大长桌，供书估放那些部书的开头一两册，下一周书商再来访，若他需要某部书，便下次再送来。钱穆：《北京大学》，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192～196页。顾颉刚日记中提过书贾来收书账之事。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16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谭其骧也曾提及，虽然他只是大学的兼任讲师，也有一两家书铺会送书上门。谭其骧：《代序》，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5页。另见郭子升：《市井风情：京城庙会与厂甸》，191～195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94] 蔽芾：《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436～438页。
[95] 钱穆曾述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北平教书时，所购之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钱穆：《北京大学》，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192～196页。另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64～6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6] 铢庵：《北游录话（二）》，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473～474页。
[97] 孔昭恺：《我在北平做记者——旧〈大公报〉“坐科”回忆片断》，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9辑，67～9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98] 关于顾颉刚与吴小如的爱听京戏，分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33～3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吴小如：《买票看戏——戏迷闲话之二》，见《古都艺海撷英》，192～195页。另见孙犁：《北平的地台戏》，见姜德明选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222～224页。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143～163页。关于周作人对京戏的批评，见知堂：《北平的好坏》，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317～319页。爱戏成痴的，则可以顾颉刚为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33～35。
[99] 李畅：《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137～139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100] 李畅：《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140～141页。另见吴小如：《三十年代北京的戏院——戏迷闲话之一》，见《古都艺海撷英》，189～192页。
[101] 池泽汇、娄学熙、陈问成编纂：《北平市工商业概况》，603页，北平，北平市社会局，1932。
[102] 那时北平著名的京戏演员，旦角如梅兰芳（1894—1961）、程砚秋（1904—1958）、荀慧生（1900—1968）、尚小云（1899—1976）、筱翠花（1900—1967），武生如杨小楼（1878—1938）、尚和玉（1873—1957），老生则有余叔岩（1890—1943）、马连良（1901—1966）、谭富英（1906—1977）、杨宝森（1909—1958）、奚啸伯（1910—1977）、言菊朋（1890—1942）等，都是备受欢迎的名伶名角。见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中国京剧史》中卷，1129～1346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103] 北平市政府编印：《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39页，北平，北平市政府，1934。
[104] 北平市政府编印：《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39～40页。陈明远：《文化人与钱》，94～9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105] 吴小如：《收听实况转播和业余清唱比赛——戏迷闲话之四》，见《古都艺海撷英》，198～201页。
[106] 孙犁：《北平的地台戏》，见姜德明：《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222～224页。
[107]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61～6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08] 吴小如：《三十年代北京的戏院——戏迷闲话之一》，见《古都艺海撷英》，189～192页。
[109] 谭其骧：《代序》，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5页。
[110] 该照出自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文化艺术卷·戏剧志、曲艺志、电影志》，4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11] 北平的话剧发展，主要始于五四之后：吹响新文化的号角手《新青年》杂志，主要撰稿群中有多人猛烈抨击旧传统戏曲，提倡学习西洋的“为人生的戏剧”。以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纷纷猛烈抨击旧传统戏曲，提倡学习西洋的“为人生的戏剧”。例见《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中多篇论文（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308～321页。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322～348页。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349～360页。）胡适的实验性独幕剧《终身大事》，便是这些文人学者牛刀小试以提倡新话剧的代表作。胡适：《终身大事》，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311～319页。1922年，戏剧家陈大悲（1887—1944）与蒲伯英（1875—1935）在北京创办了人艺戏剧学校，其办学宗旨在提高戏剧艺术、造就戏剧专业人才，以辅佐社会教育发展。1925年，包括赵太侔（1889—1968）与余上沅（1897—1970）等赴美学习戏剧的留学生，回到北京，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成立戏剧系，指导学生演出与西洋话剧形式一致的中国话剧。1927年时，由于政局动**，戏剧系因“左倾”的罪名被关闭；后于1928年，成立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恢复原先的戏剧系，并以戏剧系为班底，组成北平小剧院。见李畅：《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188～197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另见李少兵：《1927—1937年的北京娱乐文化——官方、民间因素与新时尚的形成》，载《历史档案》，2005（1），109～118页。
[112] 《〈软体动物〉的公演》，载《晨报》，1931-7-19（9）。另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卷6（1930—1933），576～579页。
[113] 举例言之，胡适曾于1934年1月27日，与胡祖望及胡思杜去看一部苏俄影片《生路》（Road to Life）。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卷7（1934—1939），44页。
[114]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卷二《食住游览》，北京，经济新闻社，1937。
[115]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卷二《食住游览》，北京，经济新闻社，1937。
[116] 《速写之三：北海之夜》，载《北方日报》，1933-6-10（3）。
[117] 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347～350页。
[118] 邓云乡：《文化古域旧事》，169页。
[119]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卷6（1930—1933），530页。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卷7（1934—1939），6～7页，101～102页，119～120页，209～210页。关于胡适在1910与1920年常逛（尤其是中央/中山公园）公园、上餐馆等日常杜交生活，逯耀东教授曾有篇生动的文章加以介绍。逯耀东：《胡适逛公园》，见《胡适与当代史学家》，37～63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120] 梁从诫：《倏乎人间四月天》，见梁从诫选编：《林徽音文集》，11～48页，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回忆其母时，曾说“三十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条件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艺”。（同引书，21页。）
[121] 谭其骧：《代序》，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5页。
[122] 刘半农：《北旧》，见《刘半农选集》，140～149页。根据邓云乡的叙述，北平的小学生基本上都是家住北平的市民，中学生当中便有相当比例来自外地，至于大学生，则更是大多来自全国各地。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12页。另见《市面萧条不景气 米珠薪桂生活难》，载《北方日报》，1933-12-18（6）。
[123] 《平市中等以上学校统计》，载《民国日报》（北平版），1931-2-7（4）。
[124] 铢庵：《北游录话（二）》，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426～429页。
[125] 《将来的平市准备造成工业区》，载《北方日报》，1935-5-9（5）。类似言论，见《发展平市管见》，《晨报》，1935-10-23（2）。
[126] 以北平中学生人数为例，1925年度时有10458人，到1928年度降为6496人，1929年度回升为8578人，到1930年度增至17265人，1935年6月时又增至21053人，远超过1925年度的人数。见吴相湘，刘绍唐主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册，1619～162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北平市城郊各区中等及初等学校学生人数统计表》，见北平市政统秘书处第一科统计股：《北平市政府览要》，35页，北平，北平市政统秘书处第一科编纂股，1936。
[127] 男生45411人。女生22879人。《北平市各级学校教职员学生人数比较表》，见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统计股主编：《北平市政府二十二年度行政统计》，31页，台北，义海出版社，1993。
[128] 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处第三组第三科：《冀察调查统计丛刊》，1937，2（2），4～6页。
[129] 《平津教育界之前途》，载《大公报》（天津版），1935-11-21（2）。
[130] 箐如：《北平特有的公寓》，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6-16（13）。
[131] 《文化中心的北平，当铺与学生相依为命》，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8-16（13）。菁如：《北平的饭馆业绩》，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10-12（13）。
[132] 《文化中心的北平，当铺与学生相依为命》。
[133]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26页。
[134]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26～32页。
[135] 文祥：《赶快醒悟罢！》，载《新晨报》，1930-4-18（9）。另见剑华：《都市繁华与学生》，载《新晨报》（北平版），1930-6-8（9）。
[136]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卷二《食住游览》。《大公报》记者菁如便指出，“公寓可说是北平特有的，不仅济南开封太原等处没有，就是天津上海也很少见。”本来北平有的是民房和旅馆，但北平习俗向来走居住民房必须有家眷铺保，更得预交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房租，而且房还空空的，不仅不供给茶水，房里甚至也无桌椅床铺。北平大学生或中学生许多都是外地人，不便住民房。至于旅馆虽较方便些，但吵闹叫嚣声使人无法静心读书，每天六七角钱的房费，也过于昂贵，因此比民房旅馆与便利，价钱又比较便宜的公寓，便应时而起。见菁如：《北平特有的公寓》，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6-16（13）。
[137] 从不同史料看来，当时的北平公寓有的供伙食，有的则没有。提及包办伙食者，如正文后述的徐崇寿之《北平的公寓》，另见程心芬：《北平的公寓》，见梁国健编：《故都北京社会相》，157～16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王同祯：《记三十年代的北平家庭小公寓》，见《旧京人物与风情》，413～416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138] 徐崇寿：《北平的公寓》，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440～443页。
[139] 徐崇寿：《北平的公寓》，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440～443页。
[140] 《国难当头无心饮酒作乐：平市饭馆生意不如昔》，载《世界日报》（北平版），1933-1-11（8）。
[141] 《李秀贞卖笑：曾任女招待，顾主多大学生》，载《全民报》，1933-5-15（3）。
[142] 《三位大学生之生活！“挈女招待吊上暗娼”》，载《全民报》，1931-7-9（3）。《大学生居然行窃：为女招待牺牲一切》，载《北平新报》，1932-7-26（4）。《女招待狐媚大学生：床头金尽一去不返》，载《新北平》，1933-4-18（4）。《万禄园饭馆女店员出条子，深夜访大学生》，载《全民报》，1933-9-11（3）。
[143] 南云：《平大女院学生生活（上）》，载《大公报》（天津版），1934-11-11（11）。
[144] 南云：《平大女院学生生活（下）》，载《大公报》（天津版），1934-11-18（11）。
[145] 《新旧妇女之前瞻后顾》，载《北辰报》，1933-12-30（7）。
[146] 季默：《北国见闻录（三）》，载《论语》半月刊，1934，4（40），783～784页。
[147] 《从衣服看节气女学生即寒暑表》，载《晨报》，1932-9-18（6）。
[148] 《北平妇女生活之全面》，载《正风杂志》，1937，4（7），664～665页。该文指出某些北平新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们，因有经济后盾，“一切生活大都追逐潮流，挥霍浪费一任心意，因而酿成其浮华之性焉”。这些年轻女性，多半也是女学生，其求学情形“随意缺课”，假期时间则“游公园，看电影，观旧剧”皆有之。
[149] 菁如：《北平妇女服装的演变及其现状》，载《大公报》（天津版），1934-1-8（13）。
[150] 菁如：《北平妇女服装的演变及其现状（续）》，载《大公报》（天津版）。1934-1-13（13）。
[151] 菁如：《北平的化妆品》，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10-17（13）。
[152] 味橄：《北平夜话》，15～25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
[153] 冯棣：《北平女学生的头纱》，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571页。
[154] 《现代妇女趋重健康美何必定要穿高跟鞋》，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5-11（13）。
[155] 味橄：《北平夜话》，72页。
[156] 菁如：《北平的化妆品》，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10-17（13）。
[157] 《几种都会中典型人物素描》，载《北辰报》，1935-5-4（7）。
[158] 文祥：《赶快醒悟罢！》，载《新晨报》，1930-4-18（9）。
[159] 电影是个由西方传入的新式影像娱乐，早在1896年，上海徐园就放映过“西洋影戏”，即国外的早期电影。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完成拍摄，此后到民初，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电影机器、拍摄技术各方面的改良与中国洋化的程度更深，电影从原本只吸引少数人的新鲜洋玩意，演进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消遣活动之一。见李多钰主编：《中国电影百年1905—1976》（上编），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160] 太白：《北平的市场》，见梁实秋等：《文学的北平》，173～176页。
[161] 孟起，《蹓跶》，见周作人、老舍等撰，李重光编辑：《北京城》，86～87页，长春，开明图书公司，1942。
[162] 《摩登的东安市场：最可挂念的失业舞女，洋车夫一段趣谈》，载《晨报》，1931-12-9（6）。
[163] 该照出自肖晓明策划，蓝佩瑾编辑：《北京：北京城与北京人》，162页。
[164] 亮亮：《北京的电影院》，载《大公报》（天津版），1927-8-10（8）。苍翁：《写在“北京的电影事业”的后面》，载《大公报》（天津版），1927-8-10（8）。咏梅：《读“北京的电影事业”书后》，载《大公报》（天津版），1927-8-10（8）。
[165] 哲洛：《旧都社会》，载《生活周刊》，1933，8（5），301～302页。
[166] 根据1934年出版的《北平旅游便览》，当时共有十一间电影院：中央、平安、社交堂、钟楼、光陆、哈佩、真光、中天、大观楼、市民、吉祥。但天津《大公报》作者菁如则称北平电影院有二十余家，除上述之外还有来福园、西庆轩、新新影院等。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文书课编：《北平旅游便览》（天津大公报馆印刷，1934年），39～40页。菁如：《北平的电影院（一）》，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10-3（13）。菁如：《北平的电影院（二）》，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10-5（15）。
[167] 菁如：《北平的电影院（二）》，载天津《大公报》，1933-10-5（15）。平安与光陆因为机器设备都由外国进口，票价较贵，普通市民较少涉足。此外的中央戏院与社交堂则专放国片，票价更低，适合一般市民前往消费。
[168] 李微：《娱乐场所与市民生活——以近代北京电影院为主要考察对象》，载《北京社会科学》，2005（4），55～61页。
[169] 《德国使馆调查本市电影事业的调查表及市政府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001-003-00091，1936。
[170] 宋春舫：《我不小觑京剧》，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336～337页。有关故都北平时期的舞场文化，舞女职业及相关讨论，请见本书第四与第五章。
[171] 《北平舞女生活》，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2-3（11）。
[172] 味橄：《北平夜话》，75页。
[173] 《周市长谈取缔女招待舞女办法》，载《民国日报》（北平版），1931-9-6（4）。《舞场命运只有半月了：一律禁止以励颓俗》，载《晨报》，1931-11-12（6）。关于北平市府禁舞措施，请见本书第五章。
[174] 《士女如云昨日北海滑冰大会》，载《晨报》，1932-1-25（6）。《国难当前北平人士玩乐如故！》，载《平西报》，1932-3-20（3）。《各校溜冰热》，载《晨报》，1932-12-17（10）。《溜冰场先后成立摩登青年消遣多》，载《晨报》，1932-12-19（6）。
[175] 《冰场粥厂苦乐悬殊》，载《北辰报》，1934-1-9（6）。菁如：《北平贫民生活的素描（二）》，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12-10（13）。《雪后街头冷落甚漪澜堂外斗摩登》，载《晨报》，1933-12-29（6）。粥厂是政府及慈善团体或人士为赈济灾民、饥民与贫民而设置的临时赈济处。自民初以降，京师警察厅由每年11月起，至翌年3月止，设立粥厂，迁都后北平市府成立，社会局继续负责此项业务。另亦有北京贫民救济会、北京恒善总杜、北京市各慈善团体联合会、北京市五台山普济佛教总会、北京市中国三教圣道总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北京市蓝十字会、南城贫民暖厂等慈善组织。张金陔：《北平粥厂之研究》，见李义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400～428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另见吴廷燮等撰：《北京市志稿：民政志》，149～240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176] 《春到人间后中南海情波潋艳》，载《民国日报》（北平版），1932-4-4（4）。《中山公园游人如鲫》，载《北辰报》，1934-4-25（6）。《初夏中中山公园一瞥》，载《北辰报》，1934-5-15（6）。味橄：《北平夜话》，51～52页。
[177] 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347～350页。
[178] 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347～350页。
[179] 类似叙述，有常人春：《“三代”茶馆》，见《老北京的风情》，13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180] 程为坤：《户外寻乐：二十世纪初年北京的休闲，社会空间及监控妇女》，见《第二届中国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3～121页，成都，四川大学，2007。
[181] 《逛白云观记：广安道上行人接踵》，载《益世报》（北平版），1932-2-12（7）。
[182] 吴祖光：《广和楼的捧角家》，见姜德明：《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315～320页。
[183] 袁家方：《寻根说故琉璃厂》，载《北京观察》，2006（7），24～29页。
[184] 雪因：《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载《大公报》（天津版），1934-4-22（11）。该文表示：“燕大的女生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所谓‘华侨’，但为数极少。她们之在校内，完全走另一团体，生活是整个西洋化的，用钱之多要超过国内学生四五倍之上。又一部分女生是国内的，其中有顶奢侈的，如前宋子文的妻妹以及王正廷的女儿等，但这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例子。”虽谓如此，家有资财的“书香门第”“高门大户”乃至于乡下土财主家的子弟或（相对稀少的）女儿们，在当时北平中高等学校中，还是不乏可见。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54～55页，71～72页，113～123页。
[185] 洛立：《大学生的三G主义》，载《平西报》，1932-3-22。
[186] 剑举：《都市繁华与学生》，载《新晨报》，1930-6-8。
[187] 菁如：《剥削智识阶级的北平旧书贾》，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5-3（13）。
[188] 亚农：《北平学生生活一斑》，载《北辰报》，1933-4-4（6）。当时就读北平师范大学的侯庭督（后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亦曾言：“北师大同学衣着不讲究，不交际，只知道啃书本”，当时他“唯一的娱乐，是星期假日看一场早场电影。”见刘志英编辑：《国立北平师范大学》，348～352页，台北，南京出版社，1981。
[189] 1934年从燕大转学就读北大中文系的方师铎（1912—1994），便曾说过“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北大’学生群中，就有一部分说话侉腔侉调……口袋里有大把的现大洋，叮当作响的人物。到了考试，或是交报告的时候，他们可就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了，只好向我们这些穷小子求援：没话说，请吃馆子，看梅兰芳，逛‘八大胡同’。”方师铎：《方师铎先生四部曲之北平忆往》，7～8页，台中，方谦亮发行，2001。
[190] 《文化中心的北平，当铺与学生相依为命》，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8-16（13）
[191] 《摩登青年的摩登恋爱术》，载《益世报》（北平版），1931-4-28（7）。当时北平消费文化与两性关系的相关发展，选文原书第四章将有进一步讨论。
[192] 旗人指的是清代在旗的人，分隶于所谓的“八旗”当中。八旗制起源于努尔哈赤（1559—1626）在统一女真人的过程中，成立的临时军事与生产组织，平时生产，战时从征。满族人完全都被编制于八旗制之下。随着征战胜利致使汉人与蒙古降众增多，到皇太极（1592—1643）时，为求扩大军事实力并笼络人心，便将蒙古人与汉人也编入旗籍。旗人待遇优渥，可领饷银、俸米，还可分得份地与房产。清代旗人的生活状况，随着清廷财政由盛转衰，出现相当大的变化。清代后期的旗人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随着清帝逊位、清朝覆亡而解体，旗人的甲粮停发，王庄旗田则被丈放，自此之后被迫自给自足。由于旗人在清代无须自谋生计，许多人根本无一技之长，因此在民国时期经济社会地位皆一落千丈。见果鸿孝：《昔日北京大观》，235～239页，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2。瀛云萍主编：《八旗源流》，152～157页，大连，大连出版社，1991。刘小萌：《旗人史话》，208～21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阎崇年：《北京满族的百年沧桑》，载《北京社会科学》，2002（1），15～23页。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北京报纸不时可见旗人因家庭困顿，导致全家走上绝路的新闻报道。《旗人因贫自缢》，载《晨报》，1920-5-22（6）。《旗人一家八口投河》，载《晨报》，1920-9-1（6）。《旗人全家投河》，载《晨报》，1924-12-7（6）。
[193] 在近代北京市民消费的演进过程中，多数旗人从贵为清代的都市消费主力，至民初迅速降为消费能力有限的中下阶层，到迁都之后更多地从事体力劳动与提供服务的底层工作，消费能力陡落。见《故都旧腊（一）：贵冑变游民，旗民生活凄怆悲凉》，载《大公报》（天津版），1931-2-14（5）。《国都南迁之后北平日趋穷困》，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2-18（13）。《一世豪华今安在八旗子弟没落的悲哀》，载《晨报》，1936-12-28（6）。
[194] 傅中午：《东交民巷的由来和变迁》，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府园名址》，160～17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对于“东交民巷”称呼的由来，另有一说这是在清末之时由“侨民巷”的谐音（“交民巷”）演变而来。靳麟：《北京东交民巷杂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十二辑，229～23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195] 靳麟：《北京东交民巷杂记》，229～236页。
[196] 傅中午：《东交民巷的由来和变迁》，160～173页。
[197] 魏开肇、赵惠蓉，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第8卷，188～227页，北京，中国书店，199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316～331页。
[198] 胡光明：《北京近代城市文化演进历程与构成特质论略》，见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240～264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
[199]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10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200]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344～345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201] 吴选民：《昔日之东交民巷》，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十九辑，249～25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202] 该图出自北平民社编，《北平指南》，北平，北平民社，1929。
[203] 孙中山：《在北京与各报记者的谈话》，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426～4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204] 《国都问题》，载《大公报》（天津版），1928-6-12（3）。
[205] 哲洛：《北平的外国人》，载《生活周刊》，1933-6-3，（22）8，441～442页。另见马芷庠编，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卷一《古迹名胜》。
[206] 靳麟：《北京东交民巷杂记》，229～236页。另有吴选民：《昔日之东交民巷》，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十九辑，249～254页。
[207] 吴逸民：《昔日之东交民巷》，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十九辑，249～254页。另有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选集》第一卷，3～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08] 李慕真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58～59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209] 吴建雍等著：《北京城市生活史》，308～311页。
[210]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344～345页。
[211] 此表数据来自北平市工务局编印：《北平市都市计画设计资料第一集》，15～16页，北平北平市工务局，1947。抗战之后，北平侨民人数明显激增，乃因该城被日军占领，涌入大批日侨与朝（鲜）侨所致；因此，对日战争时期的北平外侨人口，是不降反升。见李慕真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58～59页。
[212] 《北平指南》，（统计表）2页，北平，北平民社，1929。
[213] 《外传调查》，载《晨报》，1933-9-21（6）。
[214] 吴建雍等著：《北京城市生活史》，308～311页。
[215] 公安局将职业分类为农、矿、工、商、交通运输、公务、自由职业、人事服务、其他与无业，因此“其他”应属无法归纳进前述各类别的职业。《北平市外侨职业调查》，见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处第三组第三科：《冀察调查统计丛刊》，1937，2（2），14页。
[216] 吴建雍等著：《北京城市生活史》，308～311页。哲洛：《北平的外国人》，载《生活周刊》，1933，8（22），441～442页。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12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217] 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处第三组第三科：《冀察调查统计丛刊》，1937，2（2），9～14页。
[218] 哲洛：《北平的外国人》，载《生活周刊》，1933，8（22），441～442页。
[219] 《内政部关于北平各自治区公所呈请繁荣北平之计画的咨文》，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7-35，1933。
[220] 《内政部关于北平各自治区公所呈请繁荣北平之计画的咨文》，档号：J1-7-35。
[221] 北平市政府编印：《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19～27页，北平，北平市政府，1934。
[222] 根据1933年北平市政府对全市营业的调查统计，番菜馆有7间。《营业分类统计》，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7-92，1933。再据1935年马芷祥编的《北平旅行指南》，当时北平有撷英，来今雨轩、福生食堂（回教）、韩记、森隆、大美、鑫华、华美、半亩园、泰安红楼，与华利经济食堂共十一家西餐馆，以及二妙堂、有光堂，柏斯馨、国强与英林共5家咖啡馆。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卷二《食住游览》。
[224] 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载《地理学报》，1989，44（2），129～139页。
[225] 《北平市外侨户口统计表》，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处第三组第三科：《冀察调查统计丛刊》，10页。
[226] 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52页。
[227] 《北平市况：南城的繁荣以被东西城所夺》，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3-2（13）。
[228] 李微：《娱乐场所与市民生活——以近代北京电影院为主要考察对象》，载《北京社会科学》，2005（4），55～61页。
[229] 《舞场幢景之如是观，舞女数十人颠来倒去伴舞》，载《益世报》（北平版），1931-3-20（10）。
[230] 《全国五大城市七年来人口激增（续）》，载《晨报》，1937-3-10（12）。
[231] 如第二章曾述及1935年之后出现的由日人经营的游戏场。徐醒：《故都“游戏场”速写》，载《晨报》，1937-1-22（7）。
[232] 卓然：《厂甸风光记（十）》，载《大公报》（天津版），1935-3-3（16）。王彬、崔国政辑：《燕京国土录（上卷）》，25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233] 《春节期间厂甸开放火神庙生意萧条》，载《东方快报》，1937-2-18（2）。
[234] 陈鸿年：《故都风物》，289～290页，台北，正中书局，1970。
[235] 阿灵顿在清末到中国时，尚不满二十岁，曾陆续于中国水师、中国海关与邮政局任职，1920年退休后，居住于北京，从事写作与研究，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其《寻找老北京》一书，后来以中文译本出版时，出名有更动。见阿灵顿（Arlington，L.C.）著：《古都旧景：65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赵晓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36] 阿灵顿（Arlington，L.C.）著：《古都旧景：65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赵晓阳译，180～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