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新中坚：文人学者
对素来享有权势与财富的上层权贵而言，迁都之举象征北京从尊贵国都沦为落寞故都的巨大挫败，北平对他们的吸引力，只剩下生活便利与物价便宜。因此，只要华北局势生变，他们便易如惊弓之鸟般四处逃散，或迁至南方，或避居天津租界。相对地，主要任职于教育界、学术界及出版文化界的文人学者，对迁都的态度及感觉，与那些感到失落与焦虑的政商权贵大不相同。这群不赖政、商维生的“中产知识阶层”[6]，厌恶政争骚乱对学术教育界的不良影响，咸视迁都带走政治污浊之气，使人民生活回归纯朴宁静，是件好事。[7]多数文人学者关怀并极力维持北平的文化命脉及学术教育环境，很少因时局的风吹草动而迅速迁移，堪谓故都北平时期最重要的社会中坚与消费主力。本节将先介绍这群读书人对故都北平的城市书写，并析论其中的文化与消费意涵，再说明他们在故都社会的实际生活与消费经验。[8]
（一）文化古城的书写与流传
文人学者欣迎迁都之余，留下许多宝贵的古城文化纪事，既得让后人一窥北平的生活百态、悠远文化与消费情状，更为当世提供生动传神的故都书写。这些文字经由出版管道流通到全国各地，在知识阶层中互相唱和，成为最佳的文化消费宣传。故都书写的题材虽丰富，但多能被统摄入“文化古城”的意象，被当时就读于北平的邓云乡（1924—1999），在20世纪末勾勒出精髓面貌：
“文化古城”这一词语，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北京的一种侧重称谓。其时间上限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初……其时间下限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七”事变之后……这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人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这些对中外人士、全国学子，还有强大的吸引力……凡此等等，这就是“文化古城”得名的特征。[9]
邓云乡凸显出迁都为北京城带来的改变，强调此后故都北平存留的重要文化资产与人事，并将这些古物、建置与产业，视为城市吸引力所在。文化古城的生活内蕴，也在邓云乡笔下娓娓道来：“文化古城在环境和气氛上为人们提供了足够的条件，有各层次的最好的学校可供学习；有数不清的足以代表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可供师承，有上千年的古迹名胜，几百年的前朝宫苑文物可供凭吊、观摩，研究，有古木参天的著名公园可供休息、逛览、思索，有大图书馆可供阅览，有数不清的书铺可供买书，有世界水平的大医院提供治疗，有极好的饭馆、烹饪可供饮馔，有极安静爽朗的四合院可供居住，有极方便的交通，有极低廉的生活，冬天有足够的廉价的煤，夏天有极便宜方便的冰……这一切还不算，还有极和谐的人际关系，极敦厚的风俗人情，一声‘您’、一声‘劳驾’、一声‘借光’……代表了无限的受文化熏陶过的人情味。”[10]
如此的城市描述，乃物质条件属于中上的文人学者所体验的故都北平，虽与市井小民感受的故都生活有落差，却广受文化人的认同。文学家如徐訏（1908—1980）、谢冰莹（1906—2000）、林海音（1918—2001）、王向宸（笔名老向，1898—1968）等人，不约而同地抒写对北平闲适生活与纯朴民风的喜爱及想念，多少呼应邓云乡连用七个“极”字，来形容北平生活种种优点的心情。[11]大体观之，文人最常描摹的故都北平风貌，除了充满文化与书香气息之外[12]，便是安步当车、舒适悠闲与物价低廉。[13]自1932年起担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的历史学家贺昌群（1903-1973），在《旧京速写》一文中，透过与他之前在上海的经验比较，映照出北平生活的闲情：“这里中等阶级的人，较江南同等阶级的人多一些闲情，不那样扰扰攘攘的。（例如，这里的花店特别多，爱花惜草，也是一种闲情，而这里无论贫家富户总是花儿草儿的，上海的人就难得了。）”他并表示“在上海我们向来过着紧张的生活，连撤污的时间有时也得列在日程表内，这里却什么都是从从容容的，大街上人们总是怡然自得的走着。”[14]
贺昌群没有忽略此种闲情生活的另一面，是经济的不景气，就像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平先读书后教书的谭其骧，也了解当时国难日益深重。但这些文人学者多认为，这些商况与时局的缺陷，乃瑕不掩瑜，北平的日常生活仍“相当舒服；这是当时的北平之值得眷恋之处”。[15]幽默大师林语堂（1895—1976）对北平的生活，也赞誉有加：
使北平成为这样动人的，还是在于生活的方式。因为组织得这样好，所以即使住在闹市附近，也能有平静闲逸的享受。生活费是低廉的，生活的享受却是舒适的。官僚和富人能在大酒楼宴饮，穷苦的洋车夫也能用两个铜板去买油盐酱醋以外，还加一些香料的菜肴。不管一个人住在那里，在他住宅邻近总不会没有肉铺，酒店，和茶馆的。[16]
文人蘸满感情的笔尖，流洩出温醇古朴的北平意象，以及闲适悠情的生活形态，相对于充斥光、热、力等西方物质现代性的上海十里洋场，仿佛另一个世界。[17]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北平市府编的《旧都文物略》等书之外，当时流传的文化古城书写，主要由上海向外推广。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北平夜话》与《北平》，即为一例。《北平夜话》，是留日文人钱歌川（原名钱慕祖，1903—1990）以“味橄”笔名所撰。他于1932年到北平开会后，回到上海，在自己主编的《新中华》半月刊，连载十篇叙述北平的文章。后由中华书局在1935年春，将这些连载文集结成书，加上十幅北平插图予以出版。[18]该书很快再版，甚至到1939年又出第三版，可见颇受读者欢迎。[19]
图1 钱歌川的《北平夜话》封面（1935）[20]
在这十篇北平游观记述中，钱歌川用“沉静的，消极的，乐天的，保守的，悠久的，清闲的，封建的”一连串形容词，概括对北平历历在目的最初印象。[21]接着，他把北平与上海和南京相比，说上海“万商云集，营业最宜”，南京“适宜于做官”，北平则因兼具生活便宜、交通方便及游逛处多三种要素，“成为一个住家的绝好的地方”。[22]这种适于居住的城市生活特色，只有在北京成为故都之后，才得以浮现。钱歌川甚至浪漫地以“北平如果到处都是马路，那还成什么古都呢”，来诠释“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北平街道市容。[23]一趟故都之旅，让他归结道：
北平的美，就美在一个“古”字上。二千年的古柏，到处皆是，三百年的古店，也有几家。人民古朴，器物古雅，一切都是古香古色的。住在上海，广州一带的人……说到古风古俗，大抵都要鄙视。这种人是不能了解古都北平的。也不能算是代表的中国人。一个代表的中国人，一定能赏鉴北平的古香古色。[24]
钱歌川以旅人的身份，将赏鉴北平古香古色的能力，作为评判真正中国人的依据，反映出他既认同北平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精华，也心仪北平的古城生活。这类对北平的美誉以及寄望在故都寻找某种文化之根予以认同的心态，实与文人在摩登上海感受不到中国文化本色的“他者”情结，不无关联。[25]且愈接近30年代中期，华北危机日深，愈使仍居留及（尤其是）已远离北平的文人们，察觉北平的可贵与可爱，及该城深度蕴含与展露的传统文化之美。从国族与文化认同的角度观之，在许多文人眼中，北平最能代表中国精髓，也散发出最浓郁的“故乡”人情味。[26]因此他们对北平的热切赞颂，除了反映真实的生活体验与美化的回忆感受之外，多少也纠杂某种爱国与乡愁情绪。
除了《北平夜话》之外，中华书局在1936年出版的《北平》，对迁都后的北平生活与社会环境，同样极尽肯定之能事。[27]作者倪锡英在介绍完北平的历史沿革、地理形势与重要名胜之后，最后一章“北平生活印象”首段即言，北平虽不复为国都，仍残留以往皇族权贵的生活习惯，“因此在北平生活的方式，是极舒适，极大方，十足的带着官家派头”。此使他深觉生活在故都北平社会，“真如倒在一个温慈的老保姆的怀里一般”[28]。如钱歌川的《北平夜话》，倪锡英也强调，这种“代表着东方色彩的平和生活”步调，始于迁都之后：
当政府没有迁都南京以前，北平的生活是正和现在南京的生活那样，含着浓厚的政治意味，而兼以人口的拥挤，住所也不舒服了。各种物品供不应求，百物就昂贵了。……在那时候，达官贵人的生活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因为政事的烦扰，称不上安闲。而一般的市民，终天便在高昂的生活线上挣扎着，一刻也不容闲息。自从政府南迁以后……往日各种物质设备是依然存在，可是因为市面上骤然失去了政治和经济的重心，一切的代价便全都低廉，于是一般人的生活，也随着由紧张而松缓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挣扎着。[29]
北平因政府南迁而骤失政治经济资源的窘状，在倪锡英笔下被轻轻带过；此处歌颂的，是迁都后“去政治化”的城市氛围与环境：政治紧张空气消散、帝制设施与良好服务却得以保留，供人们用“最低廉的代价”去享受“各式最新最摩登的物质设备”。故都北平与上海的“急促压迫”步调，以及内地各埠的“鄙塞简陋”相比，显然最获倪锡英青睐，并被他美化为去芜存菁的理想生活环境。[30]
对故都北平的探究与书写兴趣，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化出版界持续发酵；1936年春的上海《宇宙风》半月刊，以“北平特辑”为名公开征求来稿，是为著例。[31]其征稿启事说明，将于六月刊出一特大号“北平特辑”，“征求关于北平的风光文物，衣食住行，城市个性，胡同生活，书摊庙会，花式鸟集，戏园茶馆，及一切社会民生之断片速写等文稿”，“如附与文字相关之照片图画，亦甚欢迎”。[32]短时间内，投稿回应热烈，《宇宙风》以19、20、21三期续刊“北平特辑”共三十七篇文章，来稿者包括周作人（1885—1967）、郁达夫、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1899—1966）、瞿宣颖（1894—1973）等著名文人，可谓文化精英书写北平古城生活及人情物态的大荟萃。[33]
“北平特辑”刊出众多北平文人、客居者与游人对故都北平的生活体验与观察，描绘的多是令人喜爱与眷恋之处，形塑出北平“能古今并容，新旧兼收，极冲突、极矛盾的现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点不调和也没有”的宽厚城市性格。[34]众文人尤爱将北平与其他城市比对，如郁达夫拿他居游过的国内各大城与北平相较，觉得“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都比不上“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35]老舍则将北平与伦敦、巴黎及罗马等历史都城并陈，毫不掩饰对北平的青睐。北平对他而言，“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36]
自1931年起执教于燕京大学的郑振铎（1898—1958），曾如此叙述在北平溜达的感受，以及北平人的性格：“假如你在北平住上一年，那么你便可以领略到蹓跶的意味，和北平人的性格了。他们的性格是舒适，缓慢，吟味，享受，却绝对不紧张。”[37]北平人被郑振铎形容为像骆驼般，带着“从容不迫的态度，飘飘然的神气”，在街道两旁“缓步当车，安闲自在的走着”，令人印象深刻。[38]投稿者陈启选更将北平拟人化，亲切地形容他所体验的北平生活：“北平城，以一个耳顺的老年人来譬喻她，是再适当也不过的：老年人的特性是悠静，持重，那么北平城也正是这样！自己觉得在中国所走的城市，也不能算少了；但以我所到过的城市中，谁也没有北平这样的悠静！”[39]此与前述倪锡英认为生活在北平，就如“倒在一个温慈的老保姆的怀里一般”的感受，不谋而合。
若将这类譬喻，与（本书绪论提及的）1929年新历元旦的《新晨报》插画《北平之今昔》对比，将发现当时人对故都北平社会，存在明显的认知歧见。相较于《北平之今昔》图文鲜明地展现今不如昔、新不如旧的城市意象，文人学者则截然相反地，突出故都北平如“温慈的老保姆”或持重悠静的“耳顺老年人”之平和形象。这两种看似彼此抵触的故都形象描绘，实从不同角度呈现出北平的面貌：从社会经济角度观之，故都北平竞争力大不如前，各业萧条衰颓；从城市氛围角度观之，故都北平摆脱国都阶段的纷扰政争，变得闲适自在。
图2 冯棣（画），《北平独有的趣味》[40]
分殊这两类对立的城市形象时，尚须顾及时间上的阶段性差异：如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述，迁都后两年间的北平社会，深受高物价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之苦，使人们怀念国都时期的繁华兴盛，因而有《北平之今昔》抒发的昔是今非之感慨。到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北平转为物价低廉的生活环境，收入中上且月薪稳定的文人学者，较不受经济萎靡的影响，感受到的多是美好的故都生活特色。即使如《北平》或《宇宙风》的“北平特辑”出版于时局动**的1936年，多数文人学者心中与笔下的北平，仍是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那个生活便利、服务良好、悠闲舒适的美好故都。
这类对文化古城的讴歌，使北平的幽雅古味与深厚文化内涵，跃然纸上。[41]当时《宇宙风》的读者遍布国内各城，销售量有四万五千份之多，使“北平特辑”汇集呈现的故都书写与古城形象，得以放送于中国社会，深植读者之心。[42]众多离开故乡北平的游子，与客居过北平的旅人，得以睹文遥念，借文抒怀；许多未曾造访过北平的各地读者，也能望文神游故都。
从内容来看，《宇宙风》的“北平特辑”，除了广涉《北平夜话》与《北平》所谈的古迹名胜、城市环境与民生百态之外，还即时地反映当时的政局对北平市民生活的影响。[43]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北平，处处可见日本政客与浪人活动的踪影。在“北平特辑”中出现三回、记录近三十则人事轶闻的《古城隽语》，作者“没人”便用辛辣的语调，讥笑某些党国要员的表现、讽刺部分北平人为求生存而倒向日方，或借北平市民的日常对话内容，透露日本势力深植该市情状。[44]这类具纪实报道性质的来稿，呈现出当时北平人心思危的一面。前述郑振铎抒写30年代初期客居北平的悠闲“蹓跶”经验之文，末尾也慨叹“现在时代变了，情形也特殊了。今日北平人，是不是再有那种安闲的心情，出来蹓跶：再那样的蹓跶，是不是要受到他人的迁涉，这都成很大的疑问啊！”[45]署名“吞吐”的论者，则称北平“自冀东宣布独立，铁鸟（注：指日机）不时飞临，孤城兀立，俨然边陲。”[46]
时至1936年后，北京文人常感慨道：“华北之大，已经摆不下一张书桌了。”[47]邓云乡追述当时北京街头巷尾，常听人提及“便衣队、浪人、‘白面’房子”，即日方渗透北平制造是非的人与事。[48]日本强大势力笼罩故都的危城意象，在文人写实的古城叙述中，隐然浮现。[49]不过，正如迁都后时可听闻的商界萧条报道与城市衰颓论调，不足以掩盖大批文人享受故都生活的事实，同样地，“七七”事变前两年的动**时局与不安气氛，也抹杀不了众多文人对北平生活的喜爱与眷恋。[50]
众多文人温暖抒情的笔调，所烘托出北平深邃持重的文化古城意象，既透露这些读书人对北京迁都后的认知、期许与感受，也呈现该城长期的政治附加价值消失后，作为泱泱古城所积淀的深层内蕴与城市价值。从《北平夜话》迅速再版、三版，以及《宇宙风》“北平特辑”的踊跃投稿与该刊的高销售量，可想见大众对故都北平生活的兴趣与共鸣。这些将文人在北平的生活点滴与旅游经历加以浓缩再现的故都叙述，本身就是市民消费或观光消费经验的文字成品，再透过众多读者的阅读消费，滋生出对北平的美好想象与旅游欲望。
不可否认，文人的浪漫思维加上较好的经济条件，使他们在观照与见证北平的转变时，易忽略一般商民怨声载道的不景气与衰败危机，或以自身体验涵盖一般市民的现实生活。许多速写北平的散文，容易抽象地将该城呈现为一个美好的感性整体。[51]然而，即使这些文字无法代表底层人民，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诉说着文人自身的真正体会、生活经验与城市观察。[52]况且，正是这些笔触细腻生动、内容多元丰富的文人叙述，把北平的新形象，转化成可供全国读者体验与消费的城市资源，成为故都北平最具魅力、传布最广的另类指南。
（二）古城闲适生活代言人
上述的文化古城书写，充分流露文人学者对北平城市氛围及生活步调的肯定与喜爱。肯定之因，在于国都时的政争喧闹大致终结；喜爱之故，则因他们多受惠于城市的新走向与新环境。当时北平各级学校教育事业陆续发展，学术研究卓有成绩，文人学者广受尊崇，月薪收入相对稳定且有所提升。[53]在城市生活机能方面，原为国都的北平，电灯、电话、电车与自来水各项公用事业无一不全，生活机能良好，尤其1930年后物价普遍由高转低，城市书香浓厚、绿地遍布、环境清幽，实为读书人向往的生活天地。[54]
1935年时，曾有论者“老太婆”从北平经济自迁都后每下愈况的角度出发，慨叹“现在北平只有几个大学”，多少人靠着这穷大学来吃饭。穷教书匠到了饭馆戏园，竟成了上等主顾，可怜哉！北平也。[55]然则这些“教书匠”，以故都北平的物价水准来衡量，可一点也不“穷”；尤其大学教授，不只衣食无虞，住屋舒适，行极方便，娱乐开销也游刃有余。[56]诚如邓云乡所述，彼时北平市面赖以点缀的，就是一些中学与大学；“一些著名的大学经费充足，讲师、教授的工薪都比较高，因而就生活优裕，颇为大家羡慕了。”[57]国府迁都之后，文教事业对北平城市发展与提振经济变得益发重要，加上30年代以降，物价持续下滑，使收入稳定且相对有所提升的文人学者，得以跃为故都北平社会的消费新中坚。从反面阅读“老太婆”对于大学教员竟成饭馆戏园上等主顾的感慨，亦可知文人学者确为故都北平社会的消费主力。
北平的文人学者，若就月薪而言，从名教授、一般大学教师、讲师助教，到中小学乃至幼稚园教员，落差颇大，但收入均比迁都前更高。[58]教授级数最高者，若加上其兼职与稿酬版税等收入，能从500银元的基本薪，累积达1000银元以上。[59]薪俸级别次之的教授，也能有300乃至400银元以上的收入。再者，像谭其骧那种本职是北平图书馆馆员，并在大学兼课的文人，月收入介于100到200银元。[60]30年代，北平的公私立高中学教员的月薪，大致是80到120银元不等，初中教员则为60到80银元。[61]若以上述各级教师的收入，对照第一章第二节所述普通市民每月约30元的基本开销，其间的生活水准落差立现。
收入稳、待遇佳且享社会地位的文人学者，与绝大多数受经济冲击而载浮载沉的各行业者相比，确实具有相对的经济优势。即使教员中收入最低者，在景气低迷、物价低廉的故都北平社会仍可算中等，维持一个小家庭的每月开销绰绰有余，大学教授的生活优渥更不在话下。邓云乡曾举当时在中法大学任教的鲍文蔚（1902—1991）先生为例，其月薪为300银元左右，住家“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两东，两西，有盥洗间、有浴缸、庖人、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有书房、有客厅，四壁书架上由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的精美书籍”。邓氏强调“这在当时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授，至于老教授、名教授，其生活之优裕和安定更可想见。”[62]
图3 北平的洋车夫[63]
文人学者，尤其是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的消费力，确是迁都后北平各业的生命线。这些高知识分子的家中多“养着不少闲人”，如厨子、奶娘、女仆、车夫各类佣工，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以往的政商权贵人家，提供北平下层劳动者部分就业去处。[64]谭其骧也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生活水平比较优裕的大学教师”，有相对较高的经济条件，其余北平“大多数市民的生活，过得并不像我那样舒适”[65]。以颇能代表北平底层劳动人民的洋车夫为例，迁都之后，许多潦倒旗人甚至政客、军人都沦落到拉车卖力以营生，洋车夫人数不减反增，竞争更形激烈，收入相形短缩。[66]幸而30年代前半期的北平物价低廉，加上文人学者与（下节将述）大批学生汇聚成的故都生力军，出门总以洋车代步，多少提供众洋车夫赚钱果腹的机会，稍可缓解因政商权贵离散所造成的消费真空窘状。
学者的文化消费与娱乐休闲表现，特别反映出故都北平的“文化古城”氛围，与文人学者相辅相成的互惠关系。当时这些读书人，在饮食之外的日常消费与休闲享受，多散发文艺与自然气息。借用谭其骧的说法是：“和我差不多地位这等读书人的享受一般都是吃馆子，逛旧书铺书摊，听戏。夏天还要上公园。”[67]除此之外，再加上坐茶馆、游赏名胜古迹，大致就是这群文人的主要生活消遣，也可谓故都北平社会最具代表性的几种休闲消费形态。[68]吃馆子，在北平几乎是除了贫户之外的人民普遍的消费习惯，其不只是纯粹的吃食而已，而是包含应酬交际、聚会聊天与消遣娱乐等众多内容的市民消费。那时，吃个小馆子只需几毛钱，价格之便宜，常令外来旅人大吃一惊，沉醉于“价廉物美的口福之中”。[69]大馆子的鱼翅席约12元一桌（十一人），平均一人1元多，海参席8元一桌。[70]这般价格对于当时的文人学者，尤其大学教授而言，多不成问题，他们也确实是中等饭馆乃至高级饭店的常客。邓云乡说过：“当时不要说‘红人’应酬多；就是一般大学教书的，也几乎天天有饭局。”[71]刘半农曾用诙谐的笔调，写他“跑摊”赴餐约的情形，并提及他有时一周多至十余次饭局。[72]郁达夫从1934年8到9月人在北平时，几乎天天与朋友上馆子吃饭聊天。[73]作家萧红（1911—1942）在抗战前夕居住北平时，一样常到饭馆用餐。[74]上馆子或饭店，也是胡适与友人谈心或商洽公事的主要消费方式；他的日记充满这类与友人吃饭的记述，除了一部分是在友人或自家用膳外，其余都在外用餐。[75]
上馆子属于普遍的大众化消费形态，至于逛书店书铺旧书摊，则属文人学者及青年学生的专属乐趣与休闲选择。如果说众多大学与中学是支撑此阶段北平发展的重镇，而文人学者与学生是带动消费的主力，那么，为数可观的书铺或书摊，就是提供这些读书人精神食粮的来源地。在城市氛围上，故都北平明显比过去军阀主政时更弥漫文化与读书气息，各种图书馆、书市、书铺、大小书摊、旧书地摊等，充斥城市各个角落。尤其是琉璃厂文化街，更是素来北京文人士大夫寻购图书与文房四宝、品鉴字画、访求碑帖、收集信笺、考据版本、赏玩古董的文化消费地标，为北平读书人的最爱，也深深吸引外来文人与游客。[76]20世纪30年代时，琉璃厂及周边的新旧书铺，几近百家。[77]隆福寺附近及其余街道，约有八十五家书肆。即使不算西单一带专卖线装书的旧书铺，琉璃厂与隆福寺的书铺总数已近三百家，且在文化古城时期，一般营业都不差。[78]
东安市场内与西单商场门前的东西便道上，也有不少书肆书摊，其特色是洋版书较多。自1932年起居住北平，后为北大历史系教授的吴小如（1922—2014），曾忆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东安市场书摊书店，流行“各种一折八扣的平装书”；这些书虽错字多且句读讹，但价格便宜，“起码能满足穷学生的求知欲”。[79]除一般卖新版或折扣价的书店与书铺之外，旧书摊更遍布北平，举凡隆福寺街、什刹海荷花市场、什刹后海的早市、宣武门外的晓市、安定门大街路西、后门鼓楼前后、北新桥及各大街口间各处皆可见。[80]
根据市政府对全市商业家数的调查，在1936年6月时，北平的印刷出版及书籍教育用品业共四百家，笔墨文具业一百二十三家，数量相当多，消费群自以文人学者为主。[81]每年元旦与春节十几日的厂甸庙会，北平的旧书业者几乎全聚于此，逛厂甸遂成为文人学者乐此不疲的最大娱兴。[82]厂甸的旧书摊，主要分布在海王村公园西边的南新华街东西两旁便道上，“如果挨次仔细浏览，不遗一摊，那么至少须要花费两天的光阴”[83]。邓云乡曾谓，故都时期的厂甸书市，是“中外专家、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机关职员、大中学生访书淘书的好场所，尽管层次不同、要求不同购买力也大不相同，但都能得满意的，甚至意外的收获”[84]。朱自清（1898—1948）也提过，“阳历正月里厂甸的书摊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礼去”[85]。厂甸对文人学者的强大吸引力，使许多人即使到外地教书，回北平时也不忘再到厂甸逛上一逛。在十余年居住北京期间逛了近五百次琉璃厂的鲁迅，即便迁都后已定居上海，当他于1929年5月与1932年11月回北平省亲与演讲时，都再抽空逛以前常去的琉璃厂，在博古斋、静文斋、宝晋斋、淳菁阁与松古斋等南纸店，搜罗信笺数十种，以及给他小孩周海婴（1929—2011）的玩具。[86]几乎在北平的学者或文化人，没有不爱好逛厂甸者。以胡适为例。他在1937年1月初，先与毛子水（1893—1988）一道逛了趟厂甸，后因病入院开刀，住十五日后，回家休养才一周，又立刻偕着毛子水同游厂甸，在土地祠买了些杂书，足见他喜爱逛厂甸的程度。[87]
图4 琉璃厂书摊[88]
图5 琉璃厂古玩摊[89]
对这些读书人来说，逛书店书铺不只是为做学问，而是集学术、休闲，甚至娱乐于一体的文化消遣。他们当中有些人抱着寻宝的心态搜选书籍、碑帖、文物或古董，尤其喜爱购藏旧书，每逢周末假日，定会光顾北平各大小新旧书肆、书摊。[90]国府迁都后，市面萧条时居多，充满古味且价格便宜的小旧书肆，广受文人与学生欢迎，并吸引不少大学教授与私人收藏家前往寻宝。[91]各书铺老板伙计皆礼貌周到，顾客可逐架参观、随意取阅，且不论看多久、买不买，都热情接待。[92]若遇熟客，老板还会请到柜房或客房休息，让伙计取书供其挑选。由于每家书铺都有各自的文人熟客，商家相当了解他们的需求，一旦遇相关书籍进货，常常直接送书到府任其拣取，每逢三节（端午、中秋与春节）再算账。[93]北平文人学者对书籍的消费，是这些书肆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许多人甚至爱书成痴，巴金（本名李尧棠，1904—2005）便生动地形容过爱书胜过其他日常消费的情状：
鞋子绽了，由他；袜子穿了，不买；再把八元钱一个月的包饭停止，去到切面铺食用七分钱一餐就可以饱的烩饼。及至抱了那一函线装由书肆踱出了时，衷心实在是怦怦地跳动着的。[94]
迁都后的北平京剧界，由于政治经济资源丧失的牵连，声势一时稍衰，但30年代以后，新建的剧场又陆续开幕，包括1930年的哈尔飞戏院；1932年的瀛寰戏院、1932年的国剧学会舞台、1936年的长安戏院与新新戏院。[100]据社会局调查，1932年的北平共有大小剧场约二十家。[101]这些剧场的表演，素质多比过去更佳，人才辈出。[102]
当时的名角常在开明、中和、华乐、吉祥、哈尔飞等戏园演出。[103]看武生杨小楼的演出，票价是1元2角，四大名旦（程砚秋、尚小云、梅兰芳、荀慧生）与四大须生（谭富英、马连良、杨宝森、奚啸伯）的戏价，则每张1元。次一等角色担纲的戏价，就便宜不少，一次3角以上。再下等的，如在天桥演出的小戏，则因设备简陋，也随之收费低廉，通常银元2角、1角，甚至铜元20枚便可听戏。[104]再没钱买票看戏的底层劳动者，在1932年底无线电台开始普及于北平之后，光站在街旁，听各店铺播放电台转播的日夜两场戏，也可过足干瘾。[105]此外，北平街巷中，还有别处少见的“地台戏”——即在平地摆上两圈板凳，在中间唱戏——供下层群众劳动之余，以极廉价的费用，享受听戏乐趣。[106]
不过，即使是名角担纲的演出，在故都北平时期，仍易因时局动**，或受经济低迷波及，影响其卖座情形。[107]如老生名角言菊朋（1890—1942）于1936年底，在长安戏院登台，结果卖座不佳，该戏院因而停演整修，至1937年再邀杨小楼、钱宝森登台合演，才维持营业。[108]谭其骧则常常到吃晚饭时，才看当天报上登的各戏园戏码，饭后再搭车赶赴戏园；因为即使错过开场，还是有空位得以买票听戏。[109]
图6 四大名旦（前程砚秋、后排左起尚小云、梅兰芳、荀慧生）[110]
至于观赏话剧，虽不如京戏般普遍受北平市井小民欢迎，却在文艺界与知识青年圈中有一定人气，各校也多有话剧公演活动。[111]1931年7月11日胡适曾到北平小剧院，观赏赵元任翻译的话剧《软体动物》演出，并发表剧评在《晨报》上。[112]除了到剧场观剧外，看电影也是学界普遍的消遣。[113]北平各电影院每日分午、晚两场放映，为了便利学界消费族群，还特于每周日添开早场，票价一律减收，以示优待。[114]由此可知北平电影院相当重视学界的顾客源；不过若就人数而言，看电影的学生，还是远胜老师辈。再者，某些偏好从事西式休闲运动的学界中人，喜欢到球社（房）去健身。球社包括台球（即撞球）、地球（即保龄球）与高尔夫球；根据《北平旅行指南》，1935年时的北平有八家球社，“教育界多喜之，球技亦较娴熟”[115]。
听戏、观剧、看电影属于融合文化、艺术、音乐等多元的视觉与听觉飨宴，是四季皆宜的室内娱乐；上球社健身，也是在室内进行的休闲活动。而去公园走走逛逛，则为接触自然、感受花香绿意、舒缓身心的最佳户外享受，是文人学者偏好的休闲选择。[116]且举游人最多的中山公园为例，在太平天国史家谢兴尧眼中，其优点就有空气清新和暖、景物精致典雅、建筑美丽古朴、花木奇异美丽、茶好点心佳，且到这里就“可以把一切烦闷的思虑洗涤干净，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117]“文人学者们逛公园之余，常到公园里的茶座或城市各处及近郊的茶馆坐坐。”北平的大小茶馆与茶店，随处可见文人学者的踪迹：
北海茶座、公园茶座、太庙茶座、中南海茶座以及有来今雨轩、上林春、漪澜堂、道宁斋……都是有名茶座、大茶座，还有多少小的、无名的，但都是文人学者构思、论学、写作、闲谈的最佳场所，那样自由，那样闲散，那样宁静，那样舒畅。[118]
除了逛公园、坐茶馆之外，文人学者也喜欢游北平市内与城郊众多名胜风景。胡适的日记里，记述不少与友人一同出游的休闲览胜活动，足迹广及玉泉山、香山、秘魔崖、秀峰山、白松林、碧云寺、黑龙潭、大觉寺、八达岭等。[119]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的建筑学家林徽因（1904—1955），那时也常“和亲戚朋友一道骑毛驴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120]。故都北平时期，市府不断修筑马路与改善交通，使市民与游客到城内外与近郊的名胜古迹多相当便利；这是市府推销故都，刺激观光消费的政策之一，确使北平平添更多生气。
整体而言，文人学者对故都北平的商业经营、城市意象、社会文化与消费形态的新发展，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存在，造就迁都后北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与兴盛，也在相当程度上活络了城市消费。这群“中产知识阶层”，在日常消费中展现的知性与文化内涵，与北平当时的“文化古城”形象相得益彰，并孕育出他们特有的消费新感受。众多的文人古城书写，便是这些新感受的最佳见证。简言之，他们俨然北平闲适生活的最佳代言人，以及故都浓厚书香氛围的主要受益者。
听戏、观剧、吃馆子、逛书店、上公园、坐茶馆、游名胜，这些所述的消费行为，在迁都之前固然早已存在。但当城市消费主力从多金的政商权贵，下移至中产的文人学者时，这些读书人透过上述日常生活表现，开启了某种异于往日官场消费文化的新消费模式。与昔日挥霍无度、炫耀财势的政商权贵不同，文人学者多属理性的消费者，少有打肿脸充胖子或好大喜功式的奢侈消费行为，此可证于他们逛书铺书摊的表现，“尽管常常逛而不买，但逛本身就是乐趣”[121]。不可否认，文人学者较节制而不铺张的消费特质，无法有力地提振萎靡的经济，此亦间接说明以他们为主力的北平社会，难以像国都时期那般，因政商权贵的支撑而经济繁荣，消费旺盛。但他们悠闲的生活风格与朴实的消费表现，使故都北平的风貌，得以突破单从经济角度切入而被强调的萧条凋敝与今不如昔，呈现出文化层次静谧恬淡且书香飘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