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1951年至1952年成文厚的具体变迁史
像撰写任何地方史一样，我们的研究进展依赖于我们所能考虑到的当时整个社会历史背景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1951年和1952年仍是值得反复关注的。前面说过，这期间成文厚的发展在外部城市环境变迁中进行，这是指1951年末至1952年6月，北京私营工商业与全国一样，搞“三反”“五反”，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这场运动不久即被指出是打击民族资本家的吹风运动，或者一场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清洗私营工商业者”的第一步[27]，在前述北京新政府管理工商业的新规定颁布后，业主被要求做“最新资产评估和向政府报告”，“不法工商资本家和奸商”的破坏行为受到了严重打击[28]。现在我们对“三反”“五反”运动与1951年至1952年北京工商档案的关系还是假设，但久大和永和的频繁更东，不久荣华的营业证也被“作废”并迁移厂址[29]。各种变故说明，1951年至1952年的工商业主档案登记，在当时北京工商界具有普遍影响，整个城市行业都处在一个转折期中。
成文厚的企业档案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档案文献系统，这对我们认识该个案点是有益的。我们把所查阅的档案与口述史和实地调查资料做综合分析，又发现，这10份档案之间有自己的内部联系，实际上可视为3种档案，它们从不同角度告诉我们，在1949至1952年的重大经济转折中，刘国樑积极从事商业企业的历史事件连续累积的结果，使他的政治境遇每况愈下。
第1种档案，证实商人运作与政府管理合法性的关系。在成文厚的企业档案中，以1952年为界，提供了一个北京中等商人刘国樑的业主简历、经营资格认证和资产评估表单。这对认识该个案的档案与西单地方商业史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各份企业档案里，都有一份新政府的重要文件，即北京市私营企业财产重估评审委员会的一个通知，其背景是新政府清查私营企业固定资产和执行新的管理规定[30]；但从这份文件的内容看，也可视为一个商业企业的财产结算单。通知所列财产清单分两列，每列都填写了资产和债务两项，再按项分类，逐类注明清查结果。在本文中，我们把政府给工商企业下发的这种资产评估表单归纳为第1种档案，因为它是商人和商业组织符合政府管理合法性的业务凭据。
北京市政府给成文厚的一份清单于1951年11月签发，在第二列“财产增资准备”类中，注明资金“281842225元”；在“负债”中，注明资金14930937元；在“纯益”中注明资金179584525元；在“资本金额”中注明29800412元。在这份清单中，“增资准备”四字的含义是值得注意的。从当时一般会计概念看，它是“本为公积之一部，惟因留备某种特别用处，从普通公积中划出”，而所谓“公积（Surplus）”，又“本为公司资本之一部，以未分派之盈余积聚而成者也”[31]。在1951年显然法律已将公积金与股利分开，要用于增资资产，扩大再生产。这个家族资本的投资额，在新政府工商业调整计划生效后，将达到3亿元[32]。次年，1952年12月，该家族又有一笔5506万元的资金注入，实际是1台铸字机和配套印刷器材的费用。据另几份档案看，除这份清单外，在1950年至1954年，成文厚还先后经过政府的另外两次审核，均通过了资产清查，这说明该企业遵守政府管理制度，刘国樑是合法商人。
第2种档案，证实商人与铺保互动的均衡利益关系。仅看第1种档案是不够的。1951年政府下发成文厚的资产清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1952年是成文厚转制的关键年。我们从档案分析和实际调查中还发现，在1951年至1952年，刘国樑在保证市民合法经营的前提下，在奉公守法和企业自主发展之间，还与铺保联手，分头申请营业执照，并调动资产投入扩大生产。在这些运作中，成文厚档案与铺保档案中的所有执照和声明就成为一个动态而具体的操作记录。
第2种档案其实是成文厚档案的主体。它们的特点是，刘国樑在成文厚自身企业之外，以政府鼓励和允许的方式，以与铺保合伙的名义，对家族股份资本做分解注资，再领取新的营业执照，发展商业生产，或者扩大商业组织的空间范围。这时刘国樑似乎看懂了政府评估资产政策的用意，在1949年、1950年、1951年和1952年四次政府评估时，都向政府积极地申报私营企业设立申请书和营业执照，做出了活跃的反应。主要步骤如下。
第一，1949年末至1950年初，他将10年创建现代账簿业的全部样品整理成册，上交新政府管理下的成文厚公司。这是一本厚厚的行业技术设计档案，能展示他不仅能擅长商业账簿，而且有能力制作工业会计、银行会计和财政部门等所有北京各行各业需要的账表汇单，可以继续承揽北京全部账簿业的商业生产。
第二，他将政府1950年资产评估当作一个机会，将成文厚的印刷机和配套机具，共17种，含“八页印刷机一架”和“铅字820斤”，“共计49000000元”，在详细分类后，定为“1950年重估”后的固定资产，在父亲刘显卿名下的“成文厚显记账簿文具店”家族企业之外，以“代理人刘国樑”的名义，划入个人股份之内[33]。
第三，1951年12月，在政府评估成文厚资产1个月之后，刘国樑通过参与铺保运作的途径，首次对家族私营企业股份资产的分解做了尝试。据久大当年的档案，该体育用品制造厂同样于1951年11月通过政府评估资产。当月，经刘国樑介入，按当时政府要求每注资一次，重新申请一次营业执照的合法规定，久大把企业分为总号和分支两支机构，先把西单商场的店址改为总店，在西单北大街131号开设分号，并在原有资产450万元的基础上，注入资产6050万，当年12月即获营业执照。在这份文件中，刘国樑以“成文厚显记账簿文具店”的名义，任具保企业，另一铺保是春合，贾华山任久大的经理[34]。再过1年，至1952年12月，久大再将西单商场的总店故意说成是“分号”，将已拥有6050万资金的西单北大街131号的分号说成是“总店”，然后改用6岁儿童边春茂当股东，并注入资金，又获得营业证。有意思的是，在这份档案中，还有一份贾华山和边春茂合写的《更东声明书》，请求政府同意这次变更，原文如下：
本厂原申请分支机构时以西单北大街131号为总店以西单第三场15号为支店今限于扩展方便及营业情况改为第三场15号为总店以西单北大街131号为支店已蒙西单区税务分局批准此次更照即希更正此致工商局
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盖章）
边春茂（盖章）
经理人 贾华山
1952年12月12日[35]
在这份声明中，6岁儿童边春茂会写“声明”之举，肯定是被人操纵的，因此站在他身边的42岁的贾华山更引人注目。而久大两次使用总店与分号拆分的方法注册的结果，是把主要资产和房产都转向了西单北大街131号，在地理位置上更挨近成文厚，贾华山在中间起了关键作用。据档案记录，他出身于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厂，用赵吉亮的话说，那是成文厚家族企业的老伙伴。贾华山为久大越卖力，久大就离刘国樑越近。
第四，1952年9月，刘国樑本人正式以“成文厚显记账簿文具店代理人刘国樑”的身份，以个人的名义，使用久大经理贾华山名下的前门西河沿房地产资源，与荣华印刷厂登记合伙企业，将成文厚的印刷机等资产，不是以固定资产的概念，而是以“财产价”的概念，注入荣华，另拿出“现金11000000元”一起入股，总计投资“60000000元”[36]，当了该厂的股东。赵吉亮肯定地说，刘国樑当时的真正动机是要买下这家印刷厂，补充成文厚企业没有自己的印刷厂、限制生产的不足。我们也看到，赵的说法在刘国樑这次申请营业执照的“声明”中有所透露，声明开头说：“我厂在本年九月一号起共三家合营即成文厚显记账簿文具店投入财产一部分计人民币陆仟万圆……”[37]既然荣华是“三家合营”企业，又以荣华老厂为基础，成文厚却在三家排序上居首，刘国樑对印刷厂的潜在支配倾向是存在的，但刘国樑在向政府申报《北京市私营企业设立登记事项表》时，却又后退了一步，填写“不执行”业务。执行业务的是贾华山年仅29岁的小同乡贾春和，这又说明刘国樑为自己的进退留了余地。这次申报历时3个月获得成功，1952年11月，荣华顺利地领取到营业证[38]，刘国樑也完成了转移成文厚部分资产的计划。在这次操作中，他对股东资产权益的签约，在分配方式部分定为“年终红利、执行代理人和其他经理酬劳金、改善卫生安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金”[39]，共5项。其中“公积金”由“年终红利”的10%抽取；其余4项由股东照例执行。这是当时家族私营企业股份制资产分配的一般做法。
我们将这份家族私企股份制契约（1952年11月政府批准），与1951年11月政府规定将公积金与股利分开计算、并将获利全部用于企业增资资产的规定，两相比较可以看到，在1951年和1952年期间，在新政府的管理下，改制的权力分配方案和家族私营企业股份制分配方案都在实行，商人在给两种资产管理体制的企业注资后，申请经营执照也都能获得批准，他们经营的自由度还是存在的。刘国樑同时选择了两者，也都是合理合法的。铺保正是他游刃于两者之间的空间。应该指出的是，刘国樑注资荣华，还不仅是为家族企业股份资产寻找出路，他的商业目标还是要发展成文厚账簿印刷业。就在这份荣华档案中，我们还能看到，还有另一位宋姓合伙人，年长他两岁，投资最少，却是业界的内行，曾在北京、重庆和南京等城市印刷所供职。宋某被刘国樑揽为合作伙伴，可以证明刘国樑对拓展印刷行业的长远眼光。
在第2种档案中，商人和铺保紧密勾连，形成了一个具体而动态的商业运作体系。这时铺保不再是僵硬的商人网络中介和死板的资产担保，而是商人注资、发挥新知识、发展新行业、发挥开拓进取的高驱动力的合理环节。在1951年至1952年的1年内，刘国樑在这个环节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与铺保多次办理营业执照和声明手续。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初期，不大会把这类行政执照和手续看为研究对象，刘国樑对它们的收放自如的操作却提示我们，研究这类申报文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商人适应政府政策变动的方向，调整投资方式的对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小工商企业家还发挥对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金融注资等概念的灵活理解，把向新政府登记私营企业资产，与增加家族股份积累，分开进行运作，力争维护政府政策和私营企业股份利益两者。他们为此极大地提升了现代商业知识的能动性，一心把行业做稳和做大，以争取双赢。这些资料都向我们大致描述了商人奋斗的动机、运作策略和市场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户与铺保的互动程度，成为衡量企业经济效益与市场运作水平的标志。
第3种档案，家族私营股份制与城市公共商业组织管理的关系。1952年12月，刘国樑家族股份制分配方案发生变更。我们已经知道，在此之前，刘国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现在我们再来读1952年12月12日刘氏家族变更股份的文件，思路就会更加清楚。在档案中，在12月12日当天，就有4份声明同时签出，包括刘国樑家族更股的3份声明（涉及刘显卿和刘秉揽、刘国樑和刘基厚两代父子之间的股权移交声明2种和荣华印刷机资产回头补报声明1种）[40]，与久大更东声明1种。这样密集的同日签约，与此前9月至12月刘国樑在外与荣华和久大签订的各种契约相联系，我们也许可以设想，一切都在按刘国樑设计的方向发展。而所有这些签约都有贾华山这个外人在场或签章作证，足以证明刘国樑行事谨慎。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集中来看刘国樑处理家族私营企业与成文厚公司关系的方式，可以看出他试图保全公私利益的双向作为，还能看出他对应付双方变动的深思熟虑。在12月12日的声明中，表示刘显卿“已故”，这就把刘国樑同时处理内外变动的焦虑交织在一起，让他的能谋善治一触即发。成文厚到了改换权力的历史时刻，它的实际创业人刘国樑，在奋斗17年之后，终于从埋头苦干的“代理人”改为前台的“任职经理”。他对家族股份实行再分配，并在分配后控制了3份股权，即个人股权、幼弟刘秉揽的股权（放在故父刘显卿的股份名下）和长子刘基厚的股权（由刘国樑的母亲代为办理）。更东后的成文厚家族管理层名义上有4人，分别是刘国樑、刘秉揽和刘国樑的两个侄子刘敦厚和刘享厚，但从档案看，刘敦厚和刘享厚当时还都是中学生，分别为15岁和19岁，而刘秉揽远在云南，整个家族企业显然需要由刘国樑单肩独任。这样刘国樑的所作所为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1949年10月1日引用的口号“绝对为大众服务”[41]，它的含义是既为政府服务，也为家族服务。
这个家族企业培养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而这一切转变都要靠仅受过7年私塾教育的刘国樑打拼基础。他的幼弟刘秉揽，生于1921年，先读私塾，后入北京著名的育英中学就读[42]。日军占领北京时，转入重庆某政治学校学习，后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日军战败后，刘秉揽回到国内，在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做研究。1949年后去云南河西县当干部，他是刘氏家族受过西方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刘国樑的长子刘基厚、长媳关毓顺、次子刘兴厚和侄子刘享厚也都大学毕业。刘秉揽于1954年正式声明放弃股份，刘享厚于1954年将个人股份转给生母赵金芳。这样到1954年9月以后，成文厚家族股份的名下只剩3人：经理刘国樑、39岁的弟媳赵金芳和17岁的刘敦厚。在公私合营前，这种家族资产集中的结果，无疑直接使刘国樑成为成文厚的实权经理，同时成为成文厚公司的一名民族资本家，不久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
刘国樑在成文厚家族企业和成文厚公司之间兼任双重角色的资料，可以从1950年政府资产评估前后的档案中看到，直到1952年12月，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成文厚的外部城市环境和家族内部情况都在向不确定的方向发生历史转折。刘国樑的创造能力也在这种变化中得到了深刻体现。观察他在这一时期的商业运作，可抓住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商人市民吸收房地产资源以扩大企业空间的趋势。他通过贾华山对前门一带荣华房地产的利用与对西单大街久大房地产的逐步收拢，他对西单商户邻居春和房产的并购，他用大酱坊胡同家族房产对永和铺保的引入和控制，都是他努力做大成文厚的规划内容。二是私营工商企业对家族股份制与城市商业组织管理层各自权益分工的关注。他与荣华股份合伙的签约，以及他与久太铺保合伙的签约，都是既维护家族企业、又壮大公司地盘之举。他把这两者关系处理得当，有利于他增加企业资本，使之从小资本变为大资本。
1952年11月，久大受到审查，原因正是1951年久大申报西单商场的总店与分号时业主与资本的估算一事，政府否认了这次申报的合法性，并要求对此做出说明。对此，久大原股东边百川和经理贾华山陈述了两种不同的事实。一是原股东边百川声明已将其股份分给7个兄弟姐妹，由6岁幼弟边春茂任总店股东，也是家族股份制成员的共同选择。一是经理贾华山证实说：“今限于扩展方便”，根据“营业情况”和“西单区税务分局批准”，决定“改为第三场15号为总店”。这次核查的结果得到西单税务科人员孟俊臣的认可，他承认边家子女的共同决定，又请他们的母亲刘书贵任第二股东，以补充前次申报的不足。不过我们换个角度看，从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动方面看，久大在合股、独股与股份集中之间的反复变动，其家族中多人放弃股份的选择，与成文厚家族企业股份制内部的变动趋势，其实质是一致的，只是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久大的经营能力和处事水平大概也在刘国樑之下，刘国樑对他的铺保春合的策略也更加证明他的本事。西单北路137号是成文厚的第二铺保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的厂址，1952年12月以后春合关闭，而据老职工所讲，刘国樑在1952年还为购置春合的房产投入经费，至1954年成功。
在成文厚的其他铺保中，永和寿材厂的档案较为复杂，达上百页。由此档案可知，1952年，永和同样发生了股份重组问题，有8个合伙股东发生了冲突。其中一位股东李天贵，参加了解放军，在广东当兵，声明将其股份让出，部分转至胞姐名下，部分捐给政府福利部门，但此举引来了另外两个股东阎逢彭和王淑贞夫妇的反对，他们从养父阎华亭处继承了股份，阎华亭是该企业的老业主，正是阎华亭签约当了刘国樑的铺保。此夫妇也曾出卖股份，但未获上级批准，因此他们也抵制他人更东。但他们遭到了批评，在档案中，有政府人员的手书通知说，阎逢彭“平时懒散不爱劳动”，对股份的这种态度是犯了政治错误。我们看到，当时仍在实行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在这次事件中未被执行。周恩来在1952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曾解释这类冲突为：“资本家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