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商业知识与行业组织和管理

刘国樑的商业组织建设新策略是转向综合性结构行业。所谓成文厚的综合性结构行业，是指刘国樑将账簿业、印刷业与纸张文具业三层行业联合运行，适应城市现代商业潮流又不脱离传统的系统行业经营思想和作为。在这三层运作中，账簿业是市场赢利经营，印刷业是技术改革经营，纸张文具业是保底经营，刘国樑是从来不单打一的，他有他的整体观。在他的整体观中，现代行业知识和行业技术有其独立价值，但也是行业文化的一部分。而行业文化的底子更深，深处是家庭。行业文化也是时尚的，时尚的表层是社会责任网络。刘国樑通过新旧结合、大小兼作，树立了诚信的商业形象。所以，当我们以行业知识、行业技术和行业文化为研究目标时，要关注他的行业经营思想和行为系统。

刘国樑的祖上已有南北区域合作经营的传统，所以刘国樑的行业合作意识是部分来自其家庭传统的。这种商业管理的传统模式是家庭股份制，即业主并不是股份的代名词，股份是家族股份制成员的财产。赵吉亮就明确地说：“成文厚是刘家的，只有刘家的人才有股份，徒弟干得再好，也没有股份。”但谈到成文厚账簿店，他还认为，刘国樑知人善任，能把各行业有才干的人聚拢到自己周围，在新的市场方向上发展。在1949年前及其后的两三年内，各路民间英雄都为成文厚的崛起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赵说：“来瑞是会计，周正管现金出纳[24]，王文友管采购和进货。王文友是河北卢龙人，会设计，心眼多。”对成文厚的账簿设计，我们分析，王文友与贾得泉的关系有些微妙，王是原管理班子中的工头，据赵说，他负责设计中小客户需要的表单。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贾得泉负责设计政府、银行和大企业客户需要的统一账簿，而王负责设计其他中小业主需要的庞杂表单，对此，我们不知道是两人各有分工，还者是刘国樑早有两手准备，抑或是王文友在“三反”“五反”运动前后取代了刘国樑，也取代了贾得泉。这些都要靠继续调查才能做进一步分析。

除了以上人员，对刘国樑吸收各路人才，赵还说，成文厚还有不少半路出家的伙计，“原先都是打小鼓的，跑纸盒的。打小鼓的，就是收旧货的。后来国家不让他干了，他就到成文厚了。跑纸盒的，就是卖纸的，都是山西人。成文厚没有纸源，靠他们进纸”。不过在此要强调的是刘国樑团结人才和实施商业管理新策略的能力，这是所有现代企业家的一个基本素质。当然，在成文厚的个案中，这又与北京城市社会重组的背景和城市现代商业管理的进程都有关系。刘国樑历经战乱和家业受挫的艰难岁月，他是要花低成本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他把成文厚带出了低谷，并在北京城市现代商业竞争中创造了新账簿业热销产品，这就是他超越家族前人的地方。旧商业管理模式可以给他提供同乡劳力资源，却不能给他提供新的市场方向和投资空间，他可能已察觉到了以往的局限，便不能不抛弃旧模式，采用新的行业结构模式。换个角度说，不是北京城市商业氛围使刘国樑变得更有学问，而是旧商业模式已不能帮助他解决社会和家庭的重重危机，他才不得不带着成文厚投入“现代化”的进程和北京城市社会重组的激流。成文厚需要新的商业组织，才能满足北京不同客户的多种需求。所谓商业组织，指成文厚是一个综合性结构行业，通过行业整合后形成。刘国樑能够创造它，也能够保护它，使它成为他的现代化管理目标的一部分。他对这个商业组织的认识和运作，基于他对内部各业所具有的工商知识。这些知识是通过成文厚内部各业管理者对不断在变的业务、永久商业风险的不同理解而酝酿出来的，因此，刘国樑的管理能力在于协调不同管理者之间的分歧。要在它们之间达成一致是很难的，但这也正是接近、了解市场现实的唯一过程，商机也正在这中间产生。只要处理内部紧张关系，他就能明确选定成文厚公司业务方向。下边我们要讨论成文厚50年代初的变迁，这样会证明这种为行业组织服务的管理方法。

通过分析刘国樑聚拢人才的信息，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行业创新中，有相当的资源利用能力。他发现了人才资源循环利用和整合利用的可操作性。最近一位历史学者将这点视为民国时期北京商业的基本模式[25]。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将之套用到刘国樑个案，因为我们还需要调查分析刘国樑当时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不同身份，从业主到户主、从资本家到经理，他怎么具体利用法律和商业法度、股份制和社会网络。而不同身份之间的桥接点，肯定是他的商人文化和知识。

赵吉亮认为，吸收其他行业的“半路伙计”进成文厚，是刘国樑出于基督教的博爱信仰所致，是他为社会基层的流动劳力提供了福利。在我们看来，这大概也可视为刘国樑在北京社会过渡时期管理新组合行业群体的可能性。在他任用的伙计中，就有“跑纸盒的”，原为西四某纸店的进纸伙计，刘国樑没有纸源，但与该伙计相熟，在该伙计失业时，他接纳其进入成文厚。正是对这种人才的循环利用，他在熟人基础上整合资源，还会拿到最低的资源成本，同时又增加了企业的人文形象。从流动商贩方面说，他们十分熟悉城市基层社会的微观需求，也可以给成文厚提供所需求的具体的信息和基层商机。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基督教信仰带给刘国樑的资方开放意识；对西四基督教堂在西单商业街区中的位置和作用，我们也还要继续调查。总之，刘国樑通过双方互利的合作关系，将自己的新行业建立在一个普遍价值体系平台上，这在当时剧烈变动的城市社会环境中，不能不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决策。

在此还要讨论刘国樑对自己社会角色的理解，当然是关系到他的文化知识。他是一个既接受现代商业管理知识，又维护家族经营传统的管理者。在本文中所多次指出的他的“现代性”，基于他不仅是一个资本家和懂技术的业主，又是一个笃信基督教和具有儒家教养的家长。他长期代替父亲的角色，带领成文厚在北京城市社会的环境中和现代商业竞争中拼搏，还要承担管理家庭股份、照顾各位兄弟的家庭经济和培养子女的责任，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角色，而不仅仅是地方商业管理者的角色。

刘国樑的杰出能力还表现在他对商业空间的意义理解和实际运用上。这种空间不一定是实体机构，但却是体现均衡利益的现实社会关系。在政府与商人、商人与铺保、公司与家族、总店与分号和资产与房产等各对关系上，每对关系在特定时间内，都可能发生相关相斥的或对立统一的关系波动，他都会借助这种商业空间，把握空间关系中的政策理性，发挥空间关系的社会意义，以及空间的新知识价值。这样商业企业对外部变迁和内部改革的适应，就和而不同，也可以相互包容。他建立的铺保系统，他办理的总、分号各种机构，以及他通过西单基督教堂系统建立的城市客户系统，都属于这种情况。在新政府的新规定下，这种空间本身就酝酿着商机，其商机的目标不是直接发展资本和企业，而是赶趁商机整合资源。

现在我们讨论地方商业史时，已不能不讨论“文化人”的知识传承，详见下表（表2）。

表2 不同类型商人与专业知识传承路径一览表

在表2中，我们以大致归纳所得到的信息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文厚的登记业主、户主业主和家族业主、股东即资本家和经理人的不同知识分类和传承途径。刘国樑的卓越管理能力和文化代表性，体现在他利用各种角色身份发挥社会资源的作用，吸收不同的知识，包括政府管理和社会网络知识、家族传统价值观和股份利益、现代新型教育和专业知识、来自各方向的市场信息报告等，并能找到制约和利用各种矛盾信息的平衡点。他的行为之道，一方面，颇接近熊彼得（Josef Alois Schumpeter）有关企业家的经济角色的定义，即把业主和管理区分开来，能发展企业为一个理性组织[26]。但另一方面，他的企业管理自主权建立在家族股份制之上，这也是符合家族股份利益的基本要求，倘若他拥有企业管理自主权，他就可能达到现代化与商业传统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