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是北京地方商业史及其行业知识传承，这是我们基本的研究对象。但目前我们所搜集的北京工商行业资料还是有限的，对成文厚个案的调查分析还主要依靠政府档案，口头访谈还限于少数当事人。现任成文厚公司领导给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企业文献，但我们也同时被要求配合该企业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我们的数据库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符合研究目标、也符合企业利益的一种工作。
不管怎样，仅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初步分析，已可以看出，刘国樑建立了一种城市商人管理模式。他把不同行业与学校和教师都视为城市社会的新资源，纳入了行业的社会网络，推动了行业的发展，这种策略也使他的自主管理权日益增强，并在这种条件下，把新行业知识开发、生产和市场销售整合在一起。这个改革过程把他推到一个舞台上，迫使他把行业合作现实与家族同乡关系区分开来，按照适应行业发展的原则发展企业。但这种改革与他恪守道德伦理原则并不矛盾。他作为资本家的利益则来自于他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实际利益，这正是一种业主与企业相区别的理性商业组织管理模式。
回到我们在论文引言中提出的具体问题，成文厚个案也提供了一些具体答案。在北京城市社会的大变动中，会计知识是通过传统文具行业的渠道引进商业界和传承下来的，并成为构建城市新社会分层的积极因素。除了本行业会计知识，商人刘国樑的经营方式还要依靠不同的行业知识，如法律和新文化广告，不断发展企业的综合组织，善于同时发挥家族私营商企股份制与城市政府公共组织的各自合法权益，吸收房地产在城市扩大企业商业空间。刘国樑所创立的成文厚对民国时期的北京社会现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本个案似乎符合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精神遗产”的现代潮流，尤其符合在中国已展开讨论的中国商业管理的现代化问题。如果我们考虑蒂姆·赖特（Tim Wright）提出的五要素：即市场意识、发展技术、选用能人、社会义务责任和管理学说，刘国樑正是符合这些要素的现代管理者[44]。
然而，刘国樑有本事把成文厚带出低谷，却做不到自始至终的自主管理。1952年以后，由于社会政治原因，他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虽然他的家族成员曾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他本人也曾在50年代初就把成文厚的全部账簿表单样册上交给国家，还用工整的毛笔字题写了“绝对为大众服务”的捐献赠言，使用了共产党的口号，表示了与新政府合作的愿望，以及他对企业以往成就和信誉的自信，表达了他对在新社会条件下发展企业还抱有希望[45]，但他终于被内控，至1952年年底，他彻底失去了成文厚的领导权。刘国樑对账簿业的投资，对现代与传统商业模式的用心结合和精心维护，虽然曾使成文厚赢得过企业自主管理权，但他以小企业集体化为核心的经营策略，与新政府的大计划经济战略目标，终成对立物，他只能在全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压力下退出历史舞台。与其说，1952年以后，刘国樑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不如说，在市场经济消失之后，他就已没有空间让自己的能力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本个案也有另外的意义，成文厚在1979年后再度复兴和对刘国樑的纪念都证明了这种意义：成文厚的个案揭示了北京城市社会的商业现代化进程与传统行业文化的深刻联系。西方经济学界从前视家族行业传统为负面因素，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不可同一而论的。刘国樑对成文厚的改革经营之道，不在于他把现代商业知识与传统行业文化对立，而在于他将两者有机结合。他的家族商业传统和他在北京现代城市社会的新关系，使他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商业空间。该空间的出现又使现代账簿表单商品与传统书铺业恢复了关系。在这个空间中，开发和推销新产品，既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商机需求，也能保持在淡旺季都能可持续生产，这时家族传统商业就成为账簿业淡季的补充。这种整体互补策略还能使他在不依赖于政府的状态下，防止企业的大起大落，这样在行业与城市社会之间就建立了稳定的联系。
[1] 本文选自[法]Christian Lamouroux（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2] 本总项目中的“北京师范大学项目组”，由蓝克利教授（Christian Lamouroux）、董晓萍教授及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周锦章、吕红峰和硕士研究生连莉组成，这些研究生助手参加了本文所使用的大部分资料的搜集、口头访谈录音整理和数据库制作工作。谨此向他们致谢。
[3] 我们已知南京档案馆保存了较多的民国档案，但限于馆修期间不对外开放尚未前往查阅。
[4] 谨此向北京成文厚的领导和老职工与刘国樑的亲属致谢。
[5] 本文所使用的寺庙铺保档案，由吕敏[Marianne Bujard（EFEO）]主持的另一个中法合作项目“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数据库提供，董晓萍率北京师范大学项目组同时参加了该项目，承担了该数据库的设计制作。关于北京寺庙铺保的讨论，参见董晓萍：《流动代理人：北京旧城的寺庙与铺保（1917—1956）》，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6），35～44页。
[6] 《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营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成文厚），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2-6-868-5，1951—1952。《北平市警察局户口档案》（大酱坊胡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1-6-887，1948。《荣华装订印刷所》，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068，1952。《荣华装订印刷所支所》，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078，1953。《北京市警察局关于刘国樑等人请领旅行证仰详查填覆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3-2-25297，1940。
[7] 成文厚档案中的合伙契约，附1952年合伙契约2份，1954年合伙契约1份。其中，1954年的一份合伙契约应放在最后，而放在成文厚1952年档案中的一份合伙契约应为1952年的附件，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营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成文厚），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2-6-868-5，1951—1952。1952年的另一份合伙契约是原经理刘国樑与北京前门一带的荣华印刷所合伙的订约文书，参见《荣华装订印刷所》，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068，1952。
[8] 1949年9月的这份档案对北京仍写作“北平”。
[9] 1955年2月实行货币改革，旧币1万元面值变为1元，根据新币值，3亿元相当于后来的3万元。
[10] 荣华印刷厂，在档案中注册为“荣华装订印刷支所”，兹据公司档案和企业当事人的口述回忆称“荣华印刷厂”。关于1952年刘国樑对荣华印刷厂的投资注册，参见《荣华装订印刷所》，73～75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068，1952。关于贾华山的名字分别在荣华印刷厂和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出现，参见《荣华装订印刷所》，75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068，1952，《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营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67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2-6-1112-8，1949。
[11] 以下所使用的赵吉亮口述资料，引自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赵吉亮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打印稿。
[12]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1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13] 刘国樑所制《大烈氏账簿表单》已由北京师范大学项目组征得现任成文厚经理的同意，于2007年7月制成电子书。此项目属北京师范大学项目组与成文厚账簿文具店共同保护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作项目。
[14] 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民俗志》，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引自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赵吉亮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打印稿。
[15] 在刘氏家谱中，“显”字通“先”字，为刘氏字辈谱第二代取名的统一用字，第三代字辈谱用“秉”字，如刘显卿之子名刘秉揽。
[16] （山东）招远文化局编：《招远县文化志》，载《书店》，第10章，1页，2001。引自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赵吉亮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打印稿。
[17] 关于改革派和改良派的争论，参见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513～521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18] 该信息为刘国樑后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接受访谈时提供的，访谈时间：2009-1-20。
[19] 老舍：《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记略》，见《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1（11），69～74页。
[20] W.F.Rowlands，“Impressions of Huapei Synod Meeting”（May 24th-27th 1948）（从华北宗教会议得出来的体会、1948年5月24-27日），MS，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1941—1950，SOAS，London，Microform LDC，Leiden，1998，LMS H-2140 n°1369.刘氏提名在1、4页。
[21] 被访谈人：SW，牧师，男，1916年生，曾任北京基督教会副会长、珠市口教堂牧师等职。
[22] 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赵吉亮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19、2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打印稿。
[23] 1946年时这位大学生21岁。
[24]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出纳和会计现在是否在世，故对其姓名都已稍作变动。
[25] 请看Madeleine Yue Dong（董玥），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民国北京：城市和不同城市史），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2003，pp.172-207；也可以参考她的文章，“Juggling Bits：Tianqiao as Republican Beijing's Recycling Center”（杂耍说唱：以天桥为民国北京循环利用资源的中心），Modern China，25/3（1999），pp.303-342。
[26] 我们应该想起，正是这时熊彼得撰写了他的最后一篇评论，谈到“社会主义的步伐”，原载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0/2，pp.446-456，1950）他指出：“资本主义秩序正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发展，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随后出现。”他还分析了他对此深信不疑的理由。
[27] Theodore Hsi-En Chen，“The Liquidation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ommunist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私立企业的消灭），Far Eastern Survey，Vol.24，No.6（Jun.，1955），pp.81-89；关于史学家最近利用新的视角，请看Bennis Wai-Yip So，“The Policy-Mak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arly 1950s：Findings from New Material”（20世纪50年代初私人资产废除的政策和政治经济学观念：从新资料看问题），The China Quarterly，Volume 171，September 2002，pp.682-703；也可以参考Marie-Claire Bergère，Capitalismes & capitalistes en Chin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中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历史本末），Paris，Perrin，2007，pp.203-210。
[28] 最早提出反贪污和打击不法奸商的说法，参见Theodore Hsi-En Chen and Wen-Hui C.Chen，“The‘Three-Anti’and‘Five-Anti’Movements in Communist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反”“五反”运动），Pacific Affairs，Vol.26，No.1（Mar.，1953），pp.3-23；另见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杨奎松：《毛泽东与三反运动》与《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两文皆有电子本，原载http://www.yangknisong.net/zflw/sjyj/O00252_10.htm，2008-8-29查询。
[29] 《荣华印刷支店》，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078，1953-3-23，2页。
[30] 20世纪50年代的财会政策史，参见北京《财政志》，特别是第四章第二部分《商业企业财务管理》，参见http://www.bjcz.gov.cn/czz/czz/czz.htm，2008-8-23查阅。
[31] 关于当时的这些会计概念，参见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383页，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7。
[32] “财产增值准备”（281842225元）是“转入资本”（270199587.81元）加“转入公债”（11642637.81元）的总数。但是3亿元的新资本是“转入资本”加1952年前的资本（29880412.64元）的总数。
[33] 关于刘国樑通过政府“1950年重估”财产的机会将印刷机等以个人名义化为财产，参见《荣华装订印刷所》，78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068，1952，详见其中《合伙种类详单》，2页。
[34] 《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64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112-8，1952。
[35] 《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74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112-8，1952。
[36] 刘国樑将印刷机等“财产价”，另加部分现金，以个人财产入股，合办荣华印刷厂，参见《荣华装订印刷所》，78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068，1952，详见其中《合伙种类详单》，2页。
[37] 《荣华装订印刷所》，77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068，1952。
[38] 《荣华装订印刷所》，76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068，1952。
[39] 《荣华装订印刷所》，83～89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068，1952。关于成文厚商业往来系统中的家族私营企业股份制分配构成的大体相似特征，参见成文厚铺保久大体育用品公司档案中的《合伙契约》，《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82～86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2-6-1112-8，1952。
[40] 《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营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成文厚），72、73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22-6-868-5，1951—1952。在1952年12月12日刘氏家族股权的两种变更文件中，一是声明父亲刘显卿的股权移交儿子刘秉揽，原文为“本号原有旧股东刘显卿病故由其四子刘秉揽继承其股权”，一是声明父亲刘国樑接受其子刘基厚的股权移交，原文为“原有旧股东刘基厚自愿将所有股权转让其父刘国樑”。另有当日对荣华印刷机资产的回头补报声明1种，原文为：“本号原有印刷铸字机附件家具货物共计五千五百六十万元在重估财产时漏估现已全部入账作为资本仅此说明”。
[41] “绝对为大众服务”是刘国樑在1949年年底上交成文厚公司的账簿表单样品册扉页上亲手书写的题签。
[42] 其他中共革命文献也提到北京育英中学，视之为1949年前北京许多政治活动的中学策源地之一，参见其中的一种上网资料《天津抗战纪事》，原载http://dlibrary.tjl.tj.cn/tjkzjs/zzgcd/pjtdx.htm，2008-10-9查阅。
[43] 周恩来总理于1952年1月的讲话，引自Chen，“The‘Three-Anti’and‘Five-Anti’Movements”，p.12。
[44] 参见Tim Wright（蒂姆·怀特），“‘The Spiritual Heritage of Chinese Capitalism’：Recent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国资本主义的精神遗产：中国企业管理史的最近研究方向），The Australian Joureal of Chinese Affairs，19/20（1988），pp.185-214。有关本讨论参见pp.198-210。
[45] 刘国樑努力发展企业的行为发生于1950至1953年，给人印象深刻。他虽然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但仍选择了对合办印刷厂的风险投资；他还于1952年春合破产时，买下了这个老铺保的不动产。赵吉亮热情地描述说，当时成文厚是西单一带最大的企业，进入了鼎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