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人的行业网络与社会关系

以下分析刘国樑如何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建立成文厚的成功商业史，分析外省商人市民怎样给北京城市商业组织带来活力，以及如何搭建获得和运用现代商业知识的新渠道。应该说，成文厚的经营之道与刘氏家族的思想开放有关。他的家庭与西方现代文化技术的距离不是太远。40年代，刘国樑的弟弟刘秉揽入川和留英，其子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办的学校读书，这种背景说明，这个家族已具有知识深造的长远目标。这类素质可能使这个家族对现代经营理念有一个基本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又会深扎在这个家族传统行业经营理念的根基之上。

（一）吸收现代会计账簿业的核心知识

从成文厚个案看，吸收现代会计账簿业的核心知识，是外省商人与本地市民结合的一个关键要素，刘国樑留下的账簿表单正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13]。这些账簿的格式创新，能证明当时企业已经发展成熟。这里固然有刘国樑的深厚家底支撑，但这又是一个颇有现代色彩的创新成果。它将传统纸张文具业与现代会计账簿业结合，其产品适应中央政府和北京市财政管理部门的法规要求，适合城市商业会计和银行会计使用，也能满足广大中小店铺的记账报税需求。直到出现电脑记账前，成文厚账簿的销售量都居高不下，这种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从在山东招远刘国樑的老家所调查到的口头资料和当地文献看，当地“蓬、黄、掖的‘买卖人’不仅在东北有很大影响，在京、津、沪等地也多见他们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外出经商是山东招远和莱州一带的家族传统，其范围可覆盖从烟台到潍坊的鲁东沿海地区，这里东端与渤海湾相连，有沟通城乡的廉价水路。成文厚所赖起家的家族书铺业，由其先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创建[14]。自清代中叶起该家族从孟格庄发迹。刘国樑的祖父刘作信，与南方的宣纸徽商联手，成立了二书铺（1848—1861），经营文房四宝和纸张文具。据刘氏族谱看，刘国樑的父亲刘显卿属成文厚的第二代“显”字辈[15]，到第二代时，该家族的行业网络已由山东扩大到黑龙江、吉林和京津两地，并在各地建立了分号，比较出名的有诚文德、诚文厚和诚文信等[16]。

据赵吉亮的说法，有一位北京知识分子在成文厚向账簿业的转型和成熟期都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贾得泉。贾得泉是会计兼教师，创办了一所会计学校——得泉簿记学校，本人任校长兼财会课教师。赵说，“成文厚的账簿都是他设计的”。赵还提到了另外两位相关人员：刘培森和王文友。刘培森是成文厚的会计，以前是贾得泉的学生；王文友是成文厚的老职工，曾在河北的一家商号做会计兼簿册设计。赵吉亮还回忆说，当时按照刘国樑的要求，他本人曾跟着贾得泉学完了六个月的会计课程。

在成文厚公司内部档案中，我们见到贾得泉之妻王某于2003年12月写给成文厚的一封信，信中说，贾得泉已于1994年去世，并说：“从1940年年初起，我丈夫贾得泉设计了复式记账单，后来成文厚的主要账簿都是我丈夫设计的。”这封信通过贾妻的角度告诉我们，贾得泉与成文厚的关系是特殊的。赵吉亮补充说，贾得泉直到50年代初都住在大酱坊胡同南面的小酱坊胡同，原来他与刘国樑也是老街坊。

我们在北京档案馆查到贾得泉簿记学校的教育档案9种，另如前所述，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复制了贾得泉所撰会计学教材《改良商业簿记与报税》，此书附有习题，封面自题：“无师自通”。作者自称“改良”会计记账法，所述涉及当时中国会计业讨论的要害问题，如对中国旧式记账法进行改革，再推广使用，以抵制全盘采用西式记账法。从这本书看，贾得泉是支持徐永祚（1891—1959）的观点的，他相信对中国旧会计制度进行“改良”是可能的。他是上海立信的学生，但他反对全盘采用西方会计制度，并不赞成附和潘序伦（1893—1985）主张的“改革派”观点[17]。

在刘国樑的账簿汇单样品册中，还夹有一份广告，宣传成文厚“新设成本会计账簿表单”，专门介绍“使用新式账簿种类”，说明是由“得泉贾校长设计著作，北平成文厚文具店出版兼发行”。北京《实报》自1942年10月23日起对此予以报道。这份报纸除了刊发得泉簿记学校11月份的招生计划，还刊载了该校以下3行信息：“本校设计新式账簿，每本5元，预约九扣，十月底附送说明书负责解答，预约处西单北大街成文厚，电西956。”这种广告将会计学校与成文厚商号的推介混合，一直登到11月13日，共登载23次后停止。此后，自1942年12月1日至1943年10月10日，他们不再做联手广告，只有得泉学校登载每月各班的招生计划。

我们可以看到，刘国樑与贾得泉的联袂，在当时的局势下，至少不是孤立的或偶然的事情。首先，要注意他们两位是通过新信息渠道的广告来表现他们开始合作的。当时广告也是一种新商业知识。登载在《实报》上的广告，象征着两人同意把各自的事业都同时推向市场竞争。他们通过广告刊发的过程，与个别客户进行对话，让客户发现自己的需求有可能被满足，同时其主观要求也被确定下来，逐渐变为成文厚和得泉簿记学校都能认识到的现实。由此也可以推想，刘国樑与贾得泉大概认为，广告能理解和指导供需关系的新载体形式，就像会计学能揭示商业结构一样，它们都是有用的信息系统。换句话说，在1942年，刘国樑与贾得泉都已掌握不同方式适应发展中的市场经济。我们也不妨推想，此举当初就有双赢的想法：在刘国樑一方，他利用贾得泉的会计知识，给成文厚带来了会计业的新概念和生产账簿的新市场，事实上，这件事也使刘国樑彻底改变了传统书铺的单一经营局面，转向账簿业、印刷业和销售一体的综合性企业生产。经营账簿业还使刘国樑站到现代商业经营的前沿，拥有了城市社会上、中、下各阶层的客户系统，市场能力迅速增强。在贾得泉一方，刘国樑的出资，给他的会计知识提供了一个市场化的新舞台，让他对北京会计市场的专业眼光变为市场现实，同时也让他的会计抱负和教学活动能开花结果。

（二）通过基督教会搭建获得和运用现代商业知识的新渠道

在刘国樑的家族传统中，不能忽视基督教的影响。成文厚所在西单大街西四段缸瓦市地区，是北京基督教会的发祥地，西方现代宗教思想和科学文化思想在这里有一定影响，在这种环境中，商人容易结成社会各界参与的商业联盟。

刘国樑的后代至今清楚地记得祖父的灵柩停在缸瓦市教堂内，举行了庄严的基督徒葬礼。他们说，他们的祖母和母亲生前都每日诵读《圣经》，用铅笔指着逐行口诵，十分虔诚。刘国樑的次子还说，在他九岁十岁的时候，父亲每周都带他到“附近的一个拥挤的院子里去”，那里有不少人读《圣经》。[18]他生于1940年，1962年大学毕业，他所说的时间大约是在1949年至1950年。根据对中国基督教传播史的研究，我们知道，刘国樑的故乡山东省是中国信徒在中国最早推行基督教本土化运动的地区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本土基督教信众也强调“自立教会”，刘国樑的故乡招远县正属于这一地区。北京缸瓦市教堂是自立教会的一个地点，在20世纪初已走向基督教堂的自我组织和发展。老舍在20年代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缸瓦市堂的组织规则[19]，他曾写道，在他去英国之前，在缸瓦市学习英语。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提倡教会自立的基督教，受到民族主义情感的滋养，对福利工作也非常积极。

我们在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档案中，看到了一份1948年的会议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刘国樑的名字两次被英国传教士W.F.Rowlands提到[20]。他说，在这次会议之前，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的分会都召开了各自的会议，两市的基督教会运作也都很有成效。北京会议的时间是5月20日至22日，“参与者众，十分成功”。他还特别提到，市区教堂推举了“好代表”，包括“缸瓦市堂推举的刘国樑先生和另一位米市堂推举的鲍广林先生（Mr Pao Kuang Lin）”。他还评价说，此会“开展了广泛的讨论，突出了主要问题”。报告末附会务要点，里面有一个“新执委会”8人名单，内含缸瓦市堂的刘国樑。我们最近访问了1949年前后在缸瓦市堂工作的老牧师，他也证实，刘国樑当时是教堂的“执事”，“社会声望很高”[21]。这些资料从当时北京基督教会中外人士的不同角度都给刘国樑以积极的评价，这对证明他在北京工商界基督教商人中的社会影响，增加了说服力。

赵吉亮很赞赏刘国樑的基督教信仰，他承认，他至今视为公平贸易基础的道德观都是刘国樑教给他的。在赵看来，这些观念与刘的基督教信仰有关，他满怀敬意地补充说：“刘国樑什么毛病都没有，经营上也没有乱七八糟的。”[22]我们下面分析得泉簿记学校的时候，还会提到基督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