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文厚商业史的内涵与价值

（一）家族企业管理的结构与含义

北京市档案馆现存与刘国樑有关的档案共10种，它们是：工商档案、户口档案和警察局档案，共5种[6]；另有铺保档案5种，都有刘国樑本人的签章。其中，成文厚的工商档案共64页，含15种文件，登记时间历时5年（1949.9—1954.9），主要文件日期为1952年12月，文件种类包括：（1）北京市人民政府私营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含附件8种；（2）北平市人民政府工商局营业证，签发于1949年9月；（3）财产重估评审通知书，签发于1951年11月23日；附件为（4）调整资本方案同意书，1951年12月14日；（5）合伙契约2份，落款为1952年和1954年[7]；（6）更东说明书；（7）增资说明书；（6）和（7）均签发于1952年12月12日。文件类型还包括：（8）西城区重新登记签注单，1952年11月20日；（9）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企业登记证，1952年12月。经前述申请，又产生以下3份文件，均签发于1954年9月，它们是：（10）北京市私营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11）北京市私营企业变更登记事项表；（12）北京市私营企业转让保证书。这部分档案对北京成文厚的创业叙述始于1935年，到我们主要考察的1952年底为止，历时17年。

1949年9月，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前几天，“北平工商管理局”给成文厚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8]，注册业主为刘国樑的父亲刘显卿，企业登记地址为西单北大街139号，字号名称“成文厚显记”，经销范围为文具纸张、账簿和体育用品。从这份执照看，至少在名义上，刘显卿当时是一店之主，企业印章也是刘显卿的。

在北平市警察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的户口簿中，成文厚的家族住所登记为西单大街大酱坊胡同甲3号，“户主”也是刘显卿。这是一处四合院。通过对刘国樑后裔的访谈，我们发现这份户口档案不全，大概可以肯定当时在这所宅院的人口，除了刘显卿夫妇，还有刘国樑的幼弟刘秉揽、3个弟妹、3个侄子、3个侄女，加上刘国樑本人的家庭成员6人，以及雇工2人，共20人。据1952年工商档案企业登记申请书，成文厚本店的房地产的产权，属于刘显卿夫妇，据刘家后代回忆，其实当时也有的家族成员住在西单大街139号的店铺后院。因此可以推测，刘国樑的家族成员，无论住在店铺后院还是大酱坊胡同，当时都在大酱坊胡同登记户口，而这些人口的经济来源都由刘国樑负担。档案还提供了刘家的原籍为山东省招远县，信仰基督教。此后我们赴山东调查，进一步了解到这个家族自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书铺史。

成文厚的铺保有3个。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登记中，成文厚的铺保是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和春合体育用品商店（以下简称“久大”或“春合”）。1954年，春合关闭，位于刘国樑在大酱坊胡同住所隔壁的永和寿材厂成为继任铺保。这四家企业在西单大街为邻，其中春合位于成文厚企业隔壁的137号，久大在成文厚附近的西单商场内，永和的厂址即成文厚的家族房产。三家铺保企业皆有中等资产（久大1亿5000万元，春合1亿1000万，永和2亿4900万）[9]。1952年时，成文厚还给久大和春合当铺保，春合也给久大当铺保，这些档案资料表明，刘国樑与铺保有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和社会关系。

与刘国樑经营有关的企业档案还有另外2种，它们分别是1952年和1953年的档案，都是刘国樑在前门投资的一家印刷厂的政府登记文献。自1952年起，刘国樑给前门荣华印刷厂注资，合办荣华装订印刷厂，该厂的房地产权人正是成文厚的一个铺保——久大的经理贾华山[10]。此外，在成文厚的公司行政档案中，也提到了这家印刷厂。

在对成文厚企业档案做综合分析后，我们能获得一些中小商业资产运作的不同线索，再通过对这些不同线索的比较，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成文厚个案的产权特点。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中小商人掌握企业产权，分为不同的层级，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层级的信息，把他们的产权分成四类，即登记业主产权（registered owner's property）、户主业主产权（head of household's property）、家族业主产权（kinship manager's property）和企业业主产权（business manager's property）。持有不同产权的中小“业主”及其股份所有者，在工商企业内部拥有不同的权力和权益，他们根据不同的商业身份和社会角色需求，传承不同的知识。因此，我们需要把四类企业业主予以分别界定。

登记业主，指在企业档案中填写的业主。他们按照政府的标准登记。但从个人回忆资料看，工商企业也会根据家族企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决定业主的填写人选，实权商人不一定登记为业主，如成文厚在1952年以前的登记业主是刘国樑的父亲刘显卿，而真正的经理是刘国樑，刘国樑遵循长子的伦理孝道原则，在父亲生前，从未把自己当作登记业主。

户主业主，指档案中填写的私人家族企业的家长兼房地产权人。其他工商行业的业主也大多属于这种类型。在家族企业中具有这种身份的人是家长，如刘显卿生前就是户主业主，在刘显卿身后，刘国樑的母亲刘李绍棠继续充任户主业主，这位老太太同时也被登记为家族企业的房地产权人。至于刘国樑本人，虽然一次次为成文厚企业和家族住所置办房地产，但始终未在父母生前将自己登记为户主业主。在其父母过世后，他也不是马上把大酱坊胡同的户主业主更名，换成自己，而是登记为幼弟刘秉揽，直到1954年刘秉揽公开声明放弃房产，刘国樑才在没有任何家族争议的情况下，把自己登记为名副其实的户主业主。

家族业主，指家族股份企业的管理者和财产所有者。从企业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看，家族业主是享用家族企业股份的血缘家族成员，他们共同拥有家族企业资产，也共同承担企业风险。成文厚的家族企业业主，在1952年之前，等同于户主业主，都归入刘显卿名下。在1952年刘显卿去世之后，家族股份财产划归刘国樑兄弟四人所有，并不是刘国樑独占，所以这时的家族业主就有4位：刘国樑、刘秉揽、刘敦厚和刘享厚。到1954年，家族业主有3个，即刘国樑、赵金芳（代表其子刘享厚）和刘敦厚。

企业业主，指企业的资方代表，政府档案登记为“经理”或“经理人”。但在家族企业内部，企业业主称“掌柜”或“东家”，“经理”其实是执行具体业务的负责人。刘国樑在成文厚是典型的企业业主，但在新政府登记的工商档案中被称为“经理”，而在家族私营企业中和亲属中仍被称作“掌柜”。

成文厚个案的特殊性之一，是它同时具有登记业主、户主业主、家族业主和企业业主四种类型。其他商业企业组织也大都有家族业主和企业业主，如北京的丝绸行和茶叶行，但不一定都像成文厚这样成为业主类型丰富而具体的商业个体。刘国樑要处理各种业主类型的关系，同时要驾驭成文厚的发展方向，这是他的压力，也是他的内在驱动力。

（二）中小商业的现代化变迁特征

我们需要讨论大批活跃而流动的北京中小工商企业是如何保持创业的进取心，并取得业绩的。从档案和口述史看，这取决于他们积极地与城市管理机构建立合法关系，主动吸收城市文化，传承和拓展行业知识。

1.师徒行业的专业知识传承

刘国樑的末科徒弟赵吉亮于2007年7月向北师大调查组回忆了当年的事。赵吉亮，1932年生，山东莱州人。1951年进京“学生意”[11]，1952年经人介绍来到成文厚。他在农村家乡已中学毕业，认为自己是有文化的人。他说：“有文化的人做买卖，没文化的人进工厂做工。”他是迄今为止我们了解刘国樑的重要当事人之一。他介绍了在刘国樑管理的企业当学徒的经历。

赵吉亮说，在刘国樑门下学徒，首先是师徒签约，这份契约一直押在刘国樑处。契约上写明徒弟的籍贯和文化程度，规定学徒三年，学徒工没有福利、医疗费，生死不管。徒弟的操行有“十不准”，如不许留指甲、不许留头发、不许吃大葱、不许吃大蒜、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出门、三年内不许回家、干活中间不许休息、过节不给钱。成文厚包管食宿，徒弟和工人都住在店里，每月有理发师进店给工人理发，由店里统一结账。店铺内有洗澡堂，工人随时可以洗澡。每日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清晨开张，晚上客人散尽打烊。厨房在店铺的后院，赵每天要到皇城根菜场给后厨买菜。白天站柜台，下班上门板，清扫店内卫生，再给大师兄江学真搭铺板，接着再伺候二师兄和三师兄。试用期三个月，期满后，刘国樑认为他肯吃苦、能干，人品不错，把他留下了，但辞退了另外两名学徒工。赵吉亮出徒后，每月工薪从18元提高到38.5元，据他讲，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了家。他的个人花费很少，他说，成文厚的工作服比他自己的衣服都好，他很满足。

通过赵的叙述可见，与传统商户的师徒传承相比，成文厚现代企业的差异有三。首先，传统商户的师徒关系大都是同乡熟人，刘国樑现代企业的师徒关系是行业关系，成文厚原来的职工也有从山东招远县老家招募的，后因工人罢工，刘就改从莱州招人，不再招同乡。赵是莱州人，从赵的角度看，是否同乡已不再是刘国樑招工的基本条件，刘国樑是把企业发展放在首位的。其次，刘国樑要求所有职工和徒弟都要学习现代账簿和会计知识，赵吉亮也不例外。他向大师兄江学真学习了账簿知识，能记住各规格账簿的名称和价格，然后被分配到门市站柜台。他还要打好算盘，他从小跟父亲学过珠算，到成文厚后，进一步提高了打算盘的水平。刘国樑要求全体职工精通账簿业务，对他也如此，还把他送到贾得泉会计学校读书，并为他支付了全部学费。最后，刘国樑注重进行商业诚信文化教育，对赵吉亮的影响很深，他认为，刘国樑的经营管理水平无人能比。他说，他从刘国樑那里学到了和气生财，“不义之财不能偷”。在赵的心目中，师傅刘国樑给了他一切，所以他在道义上始终忠于刘国樑。他还参与了刘国樑的一些基督教活动，称赞“刘国樑讲信用，开会从来不迟到”。

2.外来活力和新市场的高驱动力

成文厚原是刘显卿设在吉林成文厚总店的北京分号。据赵吉亮说，日军侵入东三省后，成文厚在吉林的总店罹难，刘国樑的一个弟弟被日军杀害，年幼的侄子被带到北京，交给祖父刘显卿和伯父刘国樑抚养。现在我们可以设想，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七七事变”，北京的成文厚分号成为家族企业的中心，这时从外省移居北京的刘国樑，在商业改革上有两个动力：一是在家族企业遭到重创后，必须要做出重振家业的新选择，把北京成文厚建成家族企业的新基地；二是需要找到在城市发展的新市场，以应对北京商业竞争的局面。他最后选择了与家族传统书铺业既有关系，又能融入现代会计知识的账簿业，创立了北京最大的账簿工商企业。我们将这方面资料所能归纳的基本信息和概念做初步的、对分析成文厚有用的假设，包括需要关注的工商业主与城市社会管理、家族企业和行业知识传承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兹简略表述如下（表1）。

表1 北京成文厚业主的城市商业管理和行业知识传承信息一览表

在表1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1952年之前，“股东合伙制”是符合1935年后成文厚的企业实际的。最初的模式是刘显卿当出资人，其长子刘国樑当经理，这是一种资本与劳动合伙的组织形式，“合伙人本来就具有一定的亲缘联系或乡缘联系”[12]。这种模式能满足合伙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即作为商业伙伴的股东具有足够的信用。在这种模式中，家族观念和家族辈分等级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并影响到成文厚的决策。在日军侵略东北后，尤其是发生“七七事变”之后，成文厚的户主业主，即家族企业股东，要保护全家族的安全，其决策之一就是迁居北京，在西单大街一带站脚，主要方式是与北京本地市民结合，置办房地产，发展成文厚企业规模。而在北京大城市的环境中，他们也只能做如此选择，才能继承家族传统，动员新的行业资源，达到维护家族安全的目标。而城市房地产和行业知识资源是由城市商业网络和社会关系带来的。在基督教堂和基督学校坐落的西单地区，宗教信仰和宗教关系也会成为一种资源，帮助商人找到商机。但到1952年年底，可以肯定地说，刘国樑又非要面对两种大变动不可：一是政治上的“三反”“五反”运动，它打击市场经济和“资劳”关系，批判资本家的商业组织；二是刘显卿去世，成文厚不能不把原来的出资股东与劳动经理的合作结构，改组为资本与资本的合伙结构。而刘国樑在这时成为成文厚的登记户主和家族业主，政治经济背景已十分复杂，再加上他的家族企业业主的帽子，他本人的处境已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