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搜集和处理资料的方法与撰写地方商业史的可能性

（一）搜集多方面资料的种类与处理资料的个案方法

现已搜集到的成文厚资料，分书面文献和个人口头资料两部分。书面文献要有：行政档案19种；刘国樑编制的1940年至1950年设计生产的账簿表单样本1册；共包括账表汇单1132种，其中有104个不同的客户。另外，我们还找到几份民国广告，以及刘国樑与北京会计贾得泉于1942年签订的合作合同。我们还在国家图书馆复印了贾得泉撰写的一本通俗教材《改良商业簿记与报税》（1940年出版）。他和刘国樑的合作是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发生的。

成文厚的个人回忆资料有重要价值。在这方面，我们访问了20世纪50年代认识刘国樑的老职工10人，包括1949年至1953年关键时期与刘国樑共事的老经理、公股代表和末科徒弟，他们详细讲述了刘国樑的管理、行业的商业生活和企业改革的变化。我们与刘国樑的后代也有较多的接触，他们介绍了商人家庭的奋斗史，还陪我们到山东招远的故乡农村做了考察，共同搜集家族书铺业的史料。

在上述资料中，政府企业档案是一批重要文献，经妥善处理，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商业史线索。北京市档案馆、西城区档案馆和成文厚企业都保存了一些档案，它们构成了个案点民国中期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企业档案。

所谓“企业档案”，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商业局的工商档案，二是警察局的户口档案，三是成文厚公司的行政档案。我们的工作从查阅政府工商档案开始。这是北京市工商局于1947年至1956年公私合营前建立的一套档案。档案内容为城内中小手工业主向政府申办商号经营执照和进行资产、房地产产权注册的所有手续文件，具体包括：（1）申请书，含业主姓名、从商简历、商户地址、行业学习的师徒关系、经营范围、资产登记、雇佣人数、铺保名称和地址、厂房的房地产权人等；（2）新中国成立初新政府核查商户手续与资产的清册；（3）资本管理分类，含独资或合资，其中合资即合股经营，附有合伙契约，在独资与合资之间转让或变更股份者所附交的资产变动声明和政府的批件。这一套档案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可用于考察城市政府管理与商业组织之间的责权利分配和行业网络。

在工商档案中，在城市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出现了“铺保”档案，这成为一个交叉点。其实，在接触工商档案之前，我们已使用过北京民国寺庙的铺保档案，并建立了数据库[5]，但寺庙档案中的铺保档案截至20世纪40年代为止，已基本成为死档。而企业铺保档案延续至1956年，少数当事人还在，这就使这批档案有了再生利用的可能性。所谓“铺保”，指按民国政府规定，各工商企业需要举荐另外两个商家做担保，承保该商企的业主资格、经营能力和资产规模，三户结成联保，经政府审核批准，该商企才能获得经营合法性，领取营业执照。在城市管理系统中，商户和铺保是一个责任网络，铺保提供了商家的城市行业往来和具体社会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对商户和铺保做共同分析。从企业铺保看，它是私营商企选择与政府制度许可的交互运作的角色，被官商双方都当作市民经营和行业投资的合法注册条件。从铺保档案的内容看，它的描述生动具体，可以让我们看到北京中小商人或中小商户在民国时期充满动**风险和创新机遇的发展历程。在一批有活力的商人的运作中，商人和铺保共同承担了吸收现代新知识的能动性与不确定市场投资的压力，也顶抗了来自城市动**和行业重组改革的压力。档案也记载了中小商人经营的不稳定例子，但这不等于他们的社会角色不重要。

工商档案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们不能反映商人的具体动机、实际运作目标和商业管理方式等，也不能描述城市商业社会活动的具体过程等。为了克服这种局限，对我们来说，利用铺保档案查找历史线索，同时搜集老职工的个人回忆口述资料补充文献的不足，就显得十分紧迫。成文厚的个案研究方法，使我们有可能对不同资料进行对比和讨论，开展较为可靠的分析，促进本项研究的深入进行。

在本项研究中，个案研究法，是通过利用企业档案，辅以口述史，研究个别商人的具体商业活动，以及他们在具体时间和空间内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网络的方法。它可以从具体地点、小规模的具体商业组织、商人个体的具体活动、具体专业知识和具体商业运作等方面，研究行业文化与商业史。由于个案研究离不开描述所以它的方法不是只盯着历史规律，而是关注具体的实际变动。我们通过对这些商业史现象的详细观察和描述，希望达到对个别的、特殊的商业史的具体分析，从而引起对社会史变迁和社会运行知识的新关注。

（二）利用个案资料的过程

在开始阶段，我们对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街工商档案中的商户做了普查，起初按照传统行业的称谓分类，分煤行、木行、茶行、玉器行、丝绸行、油盐米面行、佛作（特别是铜器）、刀剪行、纸张文具行和饭庄等查找工商档案；再按档案登记的业主姓名和商企地址，链接到民国时期的户口档案、教育档案、同业公会档案和少数清代档案，扩大对商人社会活动的认识。个别商户涉及刑事档案，我们也做了查询。刑事档案是北京警察局的档案，以审讯记录为主。档案中涉及商人和铺保的部分，其实并无重大犯罪事实，但供词记录详细，还有业主所描述的日常市井交往细节和关系圈。不过利用这种线索恢复商业行业的网络很难，这反而提醒我们不能不注意商户在城市的不同层面的社会圈。我们还对西单至新街口大街一线的商户做了档案查询，发现这里一直是传统商业中心，至50年代中期，这里仍然中小商铺云集，行业结构也比较完整。在西单大街的中心部分——西四，有著名的缸瓦市基督教堂和基督教学校，也有一些职业培训学校，如会计学校，这与商业知识传承和市民就业有直接联系，这种空间对任何商人和商业组织来说都是优越条件，我们所搜集成文厚资料的范围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带。

在搜集和分析个案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关注特殊问题的自身表述，主要强调两点。一是考察北京城市商业史，要承认地方文献和企业档案的局限性，以及中小商户资料的不完整和个人回忆信息的不确定性，而这大概正是个案分析的一般特点；它们带有社会现象与各种资料之间的紧张感，能引起学术思想范畴内的不舒服，但也会因此而促动学者去关注特殊社会史。二是从所搜集资料撰写地方商业史的目标出发，思考研究商业组织和商业文化的可能性，以及在具备这些可能性之后，怎样组织和解释这类资料，如何考察专业知识传承史。

在这个意义上说，成文厚个案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首先，如前所述，在清末民初以后，北京帝制瓦解、国内政权交替，外部世界环境同时也在发生剧烈的变迁。一般认为，这种巨大动**会对城市商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不利，但成文厚的个案却提供了另外的事实。它证明，中小商人在大环境动**中反而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角色，增强吸收外来文化和外省知识的主观能动性，接受现代商业知识，提升市场化的能力，取得创业成绩。这种现象是仅仅从宏观经济史和一般社会学史的角度所看不到的。其次，成文厚的成功还与其家庭企业史有关，它发展了家族书铺业的上百年传统，又在20世纪40年代主动转型，发展成普及现代账簿会计知识的商业企业，开辟了新的市场渠道。我们在研究该个案时，关注这个企业在城市新商业需求形成的过程中，把行业经营传统与现代商业新知识结合起来运用的过程，分析该企业的传统商业现代化对市场化的作用，并从这个角度，考察城市商业现代化的进程。总之，用个案研究法考察成文厚，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北京商人和商业史变迁特点的具体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