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文厚个案研究
——撰写北京商业史的资料、方法与初步结果[1]
[法]Christian Lamouroux（蓝克利） 董晓萍
自2006年起，我们搜集北京商业史料，包括商人和商人家庭的口述史，考察民国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前的商人活动与社会网络[2]。根据总项目的目标，同时也根据北京的实际，我们的考察，在主导方向上，不是侧重经济史，而是主要考察城市行业社会网络的构成、内部行业知识传承和行业文化内涵。
在北京民国时期的地方商业史方面，我们相对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两个十年。在第一个十年中，1928年，北京失去了首都的地位；1937年，日军入侵北京，以后北京沦陷8年；这些重大社会变动都对北京商业史有一定影响，造成了这一段商业资料的缺失[3]。在第二个十年中，北京商业界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在阶级斗争的冲击下，北京商业史资料再度遭受损失。我们所搜集的资料对该时期的资料不足有所补充；从实际收获看，这部分搜集资料也以1935年和1952年前后的两个时间段为主。它们在北京民国时期商业史料发生断层的情况下，仍保存了一些勾连交结的重要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把两个时间段的多样资料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分析。
我们在考察中注意到北京成文厚账簿文具店，是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公司，位于北京传统商业区西单大街西四缸瓦市139号，1935年在北京始创，其家族企业起源于山东省招远县孟格庄村。自清末至民国时期（1821—1949），这个村的农民创建了声势很大的书铺业，主要经营文具纸张和书籍，在国内16个省市建立了“诚文信”和“诚文厚”等著名字号，对内又称“大书铺”和“二书铺”。北京成文厚的创始人刘国樑，是二书铺成文厚的第三代商人。1909年在孟格庄出生，读过7年私塾。1925年16岁时，到东北的长春和吉林的成文厚学徒和做事。1935年27岁时，在北京建立成文厚，初任职员，1937年任经理。自20世纪40年代起，刘国樑开始发展账簿业，把成文厚带入商业活动的黄金期。1949年，他成为新政府管理下的成文厚公司首任经理，兼同业公会副主席。1953年，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定性为“严重违法户”并罚款，离开成文厚。1980年，成文厚被中国商业部命名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现在成文厚仍然开业，已有74年的历史，距其晚清家族企业创立已有近200年。
将刘国樑所开创的成文厚与山东家族企业比较，有两点不同：一是原家族企业以农村为主，向全国南北城市辐射，所有商人挣钱后仍返回农村定居，而刘国樑是少数定居大城市的家族成员，他的企业以北京为中心，由首都向全国城乡地区辐射，曾形成“南有立信、北有成文厚”的对立局面，这是他的祖先所没有做到的。二是他继承了本家族以字号运作企业的商业组织观念，在20世纪40年代初，吸收现代会计知识开拓了北京城市账簿业；在20世纪50年代初，又以发展分号的形式，发展了商业组织新空间，并扩大了会计知识教育面，为成文厚后来的长期鼎盛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他的祖先所没有做到的。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标，成文厚很快成了我们的一个调查个案。一般认为，在政治动**和社会不稳定的环境中，商人和商业组织是很难发展的。成文厚却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它在北京的两个十年内都有自己的发展业绩，而这种情况是在那种执意找历史规律的政治经济史中很难看到的。
对本个案的调查研究，我们的理论假设是，民国时期北京没有大型工商企业，要依靠中小工商业维持传统消费城市运转，在当时北京两度失去首都位置的情况下，该城市反而扩大吸收外来文化和外省移民的新知识，发展新兴行业文化，给城市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外来市民商人与本地市民相结合，激发了高昂的进取心、创造性和自由发展的高驱动力。他们积极争取房地产资源，拓展行业空间，组建商业企业新组织，发展城市就业空间，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层，同时促进了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我们的具体问题有：在北京城市社会的变迁中，传统行业转型和行业知识的传承如何构成城市新社会分层的因素？中小商人怎样带来了城市的活力？他们如何搭建获得外来知识、外省行业知识和现代商业知识的新渠道？商人和市民之间如何通过处理房地产资源扩大企业空间？家族私营商企股份制与城市政府公共组织管理的各自权益怎样？传统商户和现代商企师徒传承的差异是什么？大批活跃而流动的中、小商户与城市社会管理制度的合法性是如何建立关系的？地方商业史的发展如何加速城市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等等。
北京的以上两个十年的商业史料虽然相当缺乏，但所幸在成文厚资料的搜集中，我们获得了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局和成文厚现任领导班子的支持，搜集到成文厚“老字号”的介绍资料，北京市政府档案，成文厚所在西单大街一带的区政府档案。我们还有机会与认识刘国樑的一批老职工交谈，并获得了刘国樑后代的支持和帮助。[4]因此，我们搜集到了一批相对丰富的商业史文献和口述资料。这使我们考察和讨论上述问题时不至于流于空谈。
本文的结构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介绍所搜集的资料，讨论处理这些资料的可能性，以及用它们撰写地方商业史的方法与局限；二是利用1949年至1954年的档案和口述史，对成文厚地方商业史的内涵和价值做初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