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账簿之史料价值
万和成五金商铺账簿包括了除普通日常用品商铺（如食品、粮油、服装鞋帽等）的价格或银钱比价等信息之外的其他诸多信息，如合伙、合股与人力股（身股）制度，学徒制度，货物购销方式、方法与策略，联号经营模式，资本积累与运行方式，利润、利润率与利润分配，厚成[20]的提取与积累，职工薪金、生活与消费水平，房租、税捐，京津间购销网络与联号间关系，当然也包括品种繁多的五金商品物价、银钱比价等。限于篇幅，下面我们从商铺管理、经营及职工生活等角度，选取有典型代表性的股份合伙与人力股制度、京津联号经营管理模式、职工生活与消费水平三个方面来管窥账簿所蕴含的巨大的经济史料价值。
（一）股份合伙与人力股（身股）制度
所谓股份合伙制，是合伙制的高级形态，即指东家各出资若干折成若干股，伙友人力折成股份若干，共同经营或聘请经理人经营管理店务的合伙制度。[21]五金商铺股份合伙情况主要在万金账、万年账或万年老账等账簿中有详细记载，主要体现在这类账簿首页所载的合伙合同、合约中，最早是1859年的，最晚是1953年的，如万和成五金行股份合伙合同，摘如下：
立领本合同人闻茂斋，协同尹晏庆、孙福长，领到杨星桥、金容轩原出，闻茂斋自代，共成本京九八钱一万吊整。同心议定，在京都崇文门外瓜市大街路东开设万和成铁铺生理，言明二年清算账，得利按八股均分。计开：杨星桥原本京钱四千吊整，作为二股。金容轩本京钱四千吊整，作为二股。闻茂斋自带本京钱二千吊整，并人力作为二股。尹晏庆人力作为一股，孙福长人力作为一股。闻茂斋、尹晏庆、孙福长三人经理铺事，每人按年预提得利京九八钱一百吊整。东伙均按四年后提用得利，支八存二，各存余厚，概不准长支短借。各遵铺规，如有不遵者，不论东伙将原立合同撤回，辞帖存柜，永不准甘与铺事。裕后有凭，立此存照。
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立[22]
合同中已明确指出经理人是谁，意味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已经明确分离，并规定经理人预支钱数、分红后存柜护本，护身及相关铺址、原始投资、账期、人力股、铺规等情况，内容较完备。如果我们对所有商铺合约进行整理，则不仅会对商铺地理分布、原投资本、经营权、利润分配等情况有基本的了解，且对股份合伙情况也会有基本了解，至于深入了解股份合伙情况，还有待对账簿的其他内容进行细致整理与研究之后方可达到。可惜的是，这些合约对退股、后续入股等相关情形未做规定，并且这些店铺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真正实行过现代公司制。
以上合约只涉及了人力股制度的部分信息，如要深入研究此制度，就应对万金账、月总账、年总账、支使账、分号账等进行详细研读。兹将万丰成五金行1922—1938年人力股份的变动情况列表于下（表2）：
表2 北京万丰成五金行1922—1938年人力股份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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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万丰成账簿与上表所示信息，16年间万丰成各职工人力股份的增减、新开、退出情形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各职工人力股的份额一般都有增加，只是增减幅度不同。其二，从总体上看，人力股份的增幅有下降之势。其三，职工人力股的新入、退出变化情形逐步增大。当然，各铺账簿所含人力股之信息远非这些，如果将各账簿有关信息按时间序列进行详细整理，再结合万金账中的合约、股份变更合同等文字资料，并能与山西票号的人力股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将能更深入地在此领域取得进展，又能拓展对账簿这种社会经济史资料价值的认识。
（二）京津联号经营管理模式
通信留底账簿是万和成及其联号所设立的较为特殊的用文字记录的往来信函抄件留底，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商铺购销方式、方法、策略等信息，尤其是京津联号间的商业信件往来更为频繁，其所含信息也更为丰富。下以1935年10—12月北京万丰泰五金行与天津联号通信频率情况为例进行说明（表3）。
表3显示，京号自10—12月共给津号发信27封，而津号给京号则共发信44封。京号一般每2—4天给津号发信一封，多是在接到津号来信后再给予回复。另外，在本月末与下月初这一时段内，京号给津号发信间隔一般长于其他时间，表中10月末至11月初、11月末至12月初的发信间隔分别是10天与9天。估计是当时业内有月末或月初结算当月货款的习惯，业务较忙，所以互发信较少。经笔者统计，10—12月三个月，京号发津号每月平均9封信，平均不到三天半发信一封；而津号发京号每月平均不到15封信，平均两天多发信一封。这说明天津联号给北京总号写信非常频繁，这一方面表明总号、联号间业务的繁忙，另一方面也说明联号对总号的负责，能够及时向北京总号提供天津最新五金行市、货源、订货、货款收付及其他相关业务情况，这为北京总号对五金市场预测的正确性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其实，在当时瞬息万变的商业竞争环境下，互通信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联号间建立起了信息传递与反馈系统。
表3 1935年10—12月北京万丰泰与天津万丰泰通信情况统计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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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号间通信频率情况只是让我们了研究联号经营管理模式的正常运行找到了切入点，至于其具体运行情况、特点、作用等，还应具体地研读这些通信留底账簿。如果能对各个时期各联号间通信内容按时间序列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如最新五金行市、货源、订货、货款收付及其他相关业务情况等，则会对联号模式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正在做这一努力。
（三）职工生活与消费水平
根据万和成的万金账与薪金账、支使账等我们还可探讨有人力股的职工的收支情况，进而探讨其生活与消费水平。据账簿信息，五金商铺有人力股店员的分红数额较为可观，又配以应支制度满足日常消费，那么他们的收入与日常支出的大致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仅以万和成店员吕文杰为例来考察。吕文杰于1926年开始有人力股2厘，在万和成五金行内所占人力股最少。1935年吕文杰分红1120两白银，支出1118.15两[23]，那么，吕文杰从店内支取这么多钱是如何花费的呢（见表4）？
表4包含信息十分丰富，大致情况是吕文杰平时需钱时除在铺内支取外，还向同事借钱，到年底时要还清债务，实在还不清的就要等到春节过后用分红所得再为偿还；他除向同事借钱用外，有时还借给其他同事钱，这借入、借出款共占支出总数的74%强；其他支出花费共占总支出的不到26%，包括交际费、衣帽鞋被等基本生活用品费、捎家及其他几部分；吕文杰交际费用（请人吃饭，看戏，送礼，随幛子钱、份子钱）较高，日常穿戴费用（共33.2元，比捎家的钱还多，只11月初做棉袍两件就花去大洋13.7元，可见吕的穿戴应该是不错的）要高于捎家支出费用，用于养家的费用偏低，养家可能不是其挣钱的主要原因。如果将这些信息与无人力股店员的收支情况，或与其他行业店员、人员的收支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则会对北京商人的生活及消费水平有个大致的认识。当然，除此之外，账簿还包含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史信息，限于篇幅，笔者对此将另文详述。
表4 1935年2月—1936年1月万和成店员吕文杰支出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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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青年课题，课题编号：201104035）“近代冀州商帮与京津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一些与账簿有关的疑难问题已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史专家郭道扬教授请教，有些与账本相关的用词与表述亦参考了郭道扬先生的《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第3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一书的相关内容。特此致谢。此外，关于北京的称谓，在清朝和北洋政府时期“北京”与“京师”互通，1928年后的国民政府时期一度改称“北平”，日伪时期又称北京，为行文便，除引文外，本文按习惯相沿一般统称北京。本文北京地域范围仅指现今二环以内的城区部分。冀州商帮之来源并非只指冀州市，还包括清代冀州所辖的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等县。北京五金商铺多由冀州商帮经营。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本文选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4）。
[2] 袁为鹏，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2）。
[3] 阮明道：《吴氏经商账簿研究》，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6）；范金民：《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载《安徽史学》，2001（3）；刘秋根：《明代徽商合伙制店铺融资形态分析——以万历程氏染店帐本为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刘秋根：《明清徽商工商业铺店合伙制形态——三种徽商账簿的表面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3）；汪崇筼：《清代徽商布茶经营数据分析各一例》，载《学术界》（增刊），2008年。
[4] 舒新城等主编：《辞海》（据1936年版缩印），6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万和成五金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86-1-12，《行所事项底册》，1919。
[6] 于怀仁：《改进旧式商店簿记捷径》，载《商友季刊》，1940（2）。
[7] 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2页，北京，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
[8] 参见卢忠民：《民国北京五金商铺账簿研究》（未刊稿）。
[9] 袁为鹏，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2）。
[10] 《万和成五金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86-1-6，《万年聚金账》，1914。
[11] 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北京，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以上学者曾利用商铺账簿进行过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研究。
[12]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北京瑞蚨祥》，序言，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13] 《万和成五金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086-001-00001，《万年账》，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14]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18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5] 《万丰泰五金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88-1。
[16] 《万和成五金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86-1-17，《出入流水钱账》，1929。
[17] 郭道扬：《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第3卷），76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18] 《万和成五金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86-1-5，《民国三年历年外欠帐》，1914。
[19] 《万和成五金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86-1-17、J86-1-23、J86-1-26、86-1-19、J86-1-6。
[20] 厚成，商铺经过一定时期经营后，随着业务扩大对运营资本的需求，特别是为了防御风险，东家为巩固资源起见，在年终或账期结账时，将应收（外欠）账款及现存资产（主要包括存货、现款、存款、铺底、修盖房用款、财神股、投在分号的原本护本等）予以一定折扣，以达到实际资产额超过账面资产额的隐藏利润之目的。
[21] 可参考《万和成五金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86-1-1，《万年账》，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22] 《万和成五金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86-1-1，《万年帐》，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23] 《万和成万年聚金账》，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86-1-6，1914年甲寅新正月。注：顺账簿中吕文杰的收支以元计，笔者已被当时1元=0.7两的比率将“元”换算成“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