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芽月—牧月
共和国第三年芽月12日和牧月1日到4日（1795年4月1日和5月20日到23日）的群众暴动标志着巴黎无套裤党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把他们的意志加在统治者身上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努力。牧月失败之后，直到19世纪初期革命卷土重来以前，他们就再也没有起任何实际作用。这些运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山岳党和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想在国民大会和巴黎各区中恢复他们的政治优势的最后挣扎；这一次，虽然他们对于群众运动（这次运动首先起因于对于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提出抗议）给了一些政治指导，但是他们懦怯和没有自信的干预注定了这次运动的失败。要了解这次运动的规模和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1794年秋天热月党人的政策和这种政策在无套裤党人中间引起的不满[1]。
罗伯斯庇尔的继任者很快拆散了雅各宾派所建立的政府机构，并恢复了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以符合国民大会中新多数派的愿望和利益。8月24日公布法令，成立了16个委员会，执行以前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工作，治安委员会虽然继续存在，它的权力和独立性却大为削弱：尤其重要的是武装部队（包括巴黎国民自卫军）不再由这些委员会管辖，而被置于特别成立的对国民大会负责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地方政府也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改组。旧的各区监察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曾经是雅各宾专政的主要支柱，这时都被整个废除或者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在各省，只有区级的这种组织还存在。在巴黎，公社被取消，48个区的革命委员会合并成为12个行政区委员会，凡是雅各宾派的斗士都被排除，在其中占优势的社会成分不再是小店主和工匠，而是商人、公务员或从事专门职业的人[2]。各区的民政委员会同样也被清洗，并归国民大会直接控制，由国民大会立法委员会遴选的人员组成。在这一过程中又经历了一次社会变化，在新出现的各委员会中，共和国第二年的无套裤党人和雅各宾派让位于1793年6月以前曾经控制各区的真正有产者和“温和派”[3]。在区议会里，由于取消40苏的津贴，无套裤党人的势力被进一步地彻底削弱，此外，议会只能每10天开会一次[4]。
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与此相适应的。虽然战争在继续进行，物资缺乏，政府对于支持它的人——城乡大生产者、商人和造船业者，那些“从战争中大捞一把的铁青面孔的人”——负有解除它的前任所实行的经济控制的义务。第一步是在10月修改了最高限价法，准许物价比1790年6月上升三分之二； 12月23日，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最高限价： 4磅重的配给面包仍然保持12苏的售价——但却准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另外的面包；每5天半磅肉的基本配给仍然保持着，但新价格是每磅21苏；其他物品的价目可以自由上涨到自然水平。于是，这样引起的通货膨胀反映在指券价值的逐步下跌上：从7月的36%，下降为10月的28%、11月的24%、12月的20%、2月的17%，1795年5月跌到只有票面价值的7.5%[5]。
虽然巴黎和各省的大城市——那里已经完全取消了物价管制，公民们忍受着半饥饿的痛苦[6]——比起来，是一个特别受优待的地区，但由于实行新政策，首都的平民遭受了长时期的极大困难。这里现在紧挨着仍受管制的限制市场，发展起来一个自由市场，这个市场上不仅出售不实行配给的货物——鸡蛋、黄油、食糖、木柴、油脂和蔬菜等，而且同样出售肉类和面包。随着全面限价法的废除和穷人预定购买的每一项物品的日益缺乏，巴黎“贱民”不仅必须以高得惊人的市价购买面包和肉类以外的物品，而且由于政府说的话不兑现，不能按规定价格充分供应面包和肉类[7]，而不得不拿出他们收入的更大部分去自由市场上购买这两种东西。这样，自1791年秋季以来，面包价格就又一次成为社会问题。它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事实判明： 自由市场上的面包价格从1795年3月28日的25苏上涨到4月11日的65苏，4月21日涨到6里弗，5月11日再涨到9里弗，一星期后——牧月1日事件爆发的前两天——涨到16里弗[8]。同时，自由市场上的肉价从12月的36苏涨到4月1日的7里弗10苏[9]。以1790年6月为基数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795年1月的500上升为4月的900[10]。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资情况，我们知道的比较少。最初，热月党人想通过废除巴黎公社倒台前夕颁布的工资等级表把工资劳动者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他们确曾于8月9日公布了修正的最高工资限额，规定比那不幸的7月23日的最高工资限额增加约二分之一[11]。但是这种增加很快就被政府故意实行助长通货膨胀和恢复自由竞争市场的政策所抵消。从可以得到的有限证明资料上看来，巴黎工人1795年4月的实际工资远比1793年至1794年的工资要低，大概曾经降低到1789年最初几个月的悲惨水平[12]。
但是早在这时以前，甚至于在12月废除最高限价法以前，巴黎一般民众已经开始对政府政策流露出敌意，虽然起初只是表现为冷淡和愤懑。内政部的一名密探于11月末对当时人们的情绪作过如下描写：
人们不断听到诉苦和埋怨：配给面包的迟迟得不到，面粉的缺乏，市场和广场上面包、木柴、酒类、煤、蔬菜和马铃薯的价格的昂贵。这些物品的价格每天惊人地高涨，这一切把人们投入一种可想而知的悲惨和绝望的境地。[13]
第一次和当局发生公开冲突的是军火工人，这些工人自罗伯斯庇尔败亡之后，一直是比较安静的。11月17日到18日，两个工场的代表团请求国民大会考虑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过了几天，接着来的是伟人祠区工场的350名工人，他们强迫他们的经理领着他们游行到图伊勒里宫。其他工场纷纷效尤。国民大会对于这种似乎是普遍工资运动的复活感到震惊，于是命令所属两个主要委员会提出适当对策。最后的决定是：从1月20日起，政府的军火工场全部停办。工人们面临着隆冬失业的前景，产生了强烈反应，在举行一系列示威游行（在游行中有许多骚乱领袖被捕）之后，终于说服当局允许展延几个星期，1795年2月8日工场停办[14]。但是12月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工资运动的事。一旦人们感觉到了通货膨胀的全部影响，工资劳动者就和其余的无套裤党人联合起来，共同抗议各种消费品价格的狂涨。粮食暴动再一次替代罢工被提到了日程上。
事实上，12月末的废除最高限价法已经给群众运动点了一把火，这一运动除去短时间的平静外，一直持续到初夏。12月27日的一份警察报告发出了社会日益不安的警告：“贫困阶级使和平的市民对于物价过分高涨的后果感到不安。”从最高限价法废除以来，到1月初许多物价已经增长一倍。工人们聚集在图伊勒里宫，威胁要用暴力对付商人和店主：“至于商人，他们都是些应该宰掉的肥猪。”有人喊出保王派的宣传：“共和国，去他妈的吧！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有钱的人才什么都不缺少。”谣传圣安东郊区准备要再一次进军国民大会，这次是要求降低食品价格；甚至有人提出应当用武力解散国民大会[15]。
但是，使这一运动始终存在下去的原因不只是生活费用的高涨，这里面也夹杂着政治斗争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迫害1793年至1794年“爱国派”，封闭雅各宾俱乐部，取消40苏的津贴，捣毁马拉半身像，鼓励投机者、发战争财者和中等阶级青年（也就是“纨绔子弟”，他们的飞扬跋扈特别引起了无套裤党人的愤怒和仇视）；另一方面是由勒布瓦主编的《人民之友》和一些俱乐部与社团继续进行雅各宾派的宣传。这些俱乐部和社团设法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以及格拉维叶区残存下来——其中最出名的是天文台区的共和道德社和韦尔布瓦街俱乐部，后者被说成是大部分由“受教养不多，很容易走上歧途的工人”组成的。这种宣传有时也反映在警察报告中，例如，11月末，当新崩纳区的人列队到国民大会去祝贺议员们决定封闭雅各宾俱乐部时，所遇到的奚落和讥笑的喊嚷是：“看哪，这些就是到国民大会去的新崩纳区的小花花公子。”再一个例子是：一个军火工人因为于2月9日在图伊勒里宫制造骚乱被捕，他在批评国民大会不该停办工场时，攻击议员在人们快要饿死的时候中饱私囊，并且不该毁坏马拉的纪念像；而各区到国民大会来表示赞成这些措施的请愿者则被骂作：“阴谋者、大腹贾、乱党、一群穷光蛋、穿女人衣服的人。”这种阶级仇恨的气氛——使我们想起了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大屠杀前夕笼罩着首都的同样气氛——由于国民大会的反动措施而进一步加深。其余的俱乐部都遭到封闭，有些地方领袖——其中有巴贝夫——被逮捕。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向治安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更好地利用弗累隆领导的反雅各宾青年组织“青年团”来和“反政府派”的活动相抗衡的建议。
它（委员会）既然没有任何镇压的手段，没有任何完全可靠的武装力量，使用这一种对抗力量就更有必要了[16]。
正如以后发生的事情所表明的，这项建议并没有落空。
在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达到**的起义运动，就是以此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引起运动爆发的新因素是配给面包的日益缺乏，这种情况在1月里已经开始被感觉到，3月末达到了近于饥荒的程度。关于起义爆发前两周情况的警察报告，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幅愤怒和失望情绪日益高涨的图画，这些情况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3月16日 格拉维叶区妇女集会。
3月17日 圣雅各区和圣马瑟勒区的代表团向国民大会请愿：“我们缺少面包，我们正在后悔我们为革命所作出的一切牺牲。”
3月18日 一名在蒙塔纳（罗亚尔宫）区被捕的饭店侍者诉苦说，“看到法国人每天面包配给量减少到只有一磅，吃只有猪才应该吃的马铃薯，这是多么可怕”。
3月21日 国民大会接见了圣安东郊区的代表团；工人们和“纨绔子弟”在圣丹尼门动起武来。
3月22日 格拉维叶区和武装人区（马莱区）的面包配给完全停顿；两名绅士在平等宫（罗亚尔宫）受到工人的侮辱；一名制纸工人在新桥被捕，因为他喊嚷“有钱的人都是坏蛋”。
3月23日 有一些“青年人”冒险到圣安东郊区和工人们握手言欢，兵工场妇女们威胁着要把这些“青年人”扔下河去。
3月24日 蒙特娄区有4个人因为想“鼓动这一郊区闹事”被捕；没有面包分配给人权区、不可分割区、市场区和伦巴底区。
3月25日 一个圣马丁街的珠宝匠被捕，因为他威胁国民大会并且诉苦说：“靠半磅面包过活真不容易。”
3月26日 圣马丁街的妇女们斥责男人们是“胆小鬼”，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面粉工场的女工们试图组织起来到国民大会去示威。
3月27日 格拉维叶区和大教堂区广泛发生面包**，男女工人们到国民大会去示威，对只有半磅面包的配给表示不满，有几个人被逮捕；祖国之友区和格拉维叶区举行非法区议会。
3月28日 格拉维叶区和大教堂区继续发生**；国民自卫军把到国民大会去示威的人驱散，并在歌剧院附近逮捕8人。
3月29日 一个母亲因为怕挨饿而把他的三个孩子杀死了两个。
3月30日 人权区和北郊区有面包**。
3月31日 人权区非法区议会向国民大会呈递了一份请愿书： 工人为要求更多的面包罢工； 4个区向国民大会请愿：盲人收容院区的代表团提醒国会议员们说，必要时的暴动是神圣的义务，并且要求对被囚禁的“爱国派”公平处理，要求采取减轻饥饿的措施，并要求实行1793年的宪法[17]。
第二天（芽月12日）提出来的要求比这些更为广泛。一清早就组织起集会和游行示威。有些区的面包配给完全停顿；其他各区，每人只分到4两或8两。人权区的妇女在面包房里动起武来。圣母山街建筑工人开会，抗议3月31日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凡是住在有家具设备的住房里的人不得按限价购买面包[18]；附近工场的工人们应邀一起参加对国民大会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圣马瑟勒郊区和圣雅各郊区联合到图伊勒里宫去示威；传说格拉维叶区和其他13个区相约采取同样的行动。当国民大会主席波亚西·唐格拉斯正在演说时，起事各区的男女群众冲进会场，高喊“面包、面包”；有些人的帽子上戴着起事者的标语，“面包和1793年的宪法”。但是示威者缺乏领袖，也没有确定的行动计划：老城区的发言人要求实行1793年的宪法，而其他两个区的发言人却因为作了温和的讲演而受到国民大会多数的称赞。当热月党领导者之一默兰·德·迪昂维尔在西郊各区效忠的国民自卫军和“青年们”（为了对付这种形势，他们事先就已经聚集在罗浮区）的簇拥中出现时，侵入者没有作任何抵抗就解散了。山岳党的议员们在这些活动中不仅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他们之中的两个议员还首先提议闹事的人们要赶快把事情交代清楚，有秩序地退出议会大厅[19]。
这一天和第二天，首都各地区还发生了不少小**。有些区——玻宾库尔区、老城区和伟人祠区——连续举行会议；格拉维叶区的炮手队（“绝大部分由工人组成”）说要向香榭丽舍区进军，将“爱国派”从狱中释放。但是国民大会采取了恢复秩序和防止重新发生暴动的严厉的措施。巴黎宣布戒严，它的武装部队被置于正规陆军军官庇什格律将军的最高统率之下；社会契约区、格拉维叶区、阿尔西区和圣母山区的地方领袖们被捕；12名议员（包括勒奥纳尔·布尔敦、亚马尔、坎蓬——全是热月中罗伯斯庇尔的反对者）也被捕；热月政变的3名领袖——巴累、俾约·瓦楞和科洛·德布瓦，这时被斥为恐怖主义者并被判处流放[20]。
当局在应对食品危机方面并没有尽心尽力。4月2日，国民大会发布法令，规定面包配给不足的地方，应以大米和饼干补充，分配的时候“工人、工匠和穷人”有优先权。但是，这自然解决不了更大的供应问题，配给面包依然继续缺乏。我们看到，4月和5月的配给仍然是每人2两、4两或6两，外加少量大米。此外，据报道乞丐越来越多，街上有人饿得奄奄一息，时常有人自杀[21]。保王派宣传又复活了：“我们（有些人这样说）大家再稍许忍耐一下，15天之内我们就会有一个国王；那时我们就有面包吃了。”但是，一般人都抱着绝望和听天由命的心情，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战斗精神。
可是，无论政府怎样炫耀武力，企图威慑“贱民”，在短时间的平静之后，又爆发了群众运动。4月4日，在市场上又听到了熟悉的诉苦声音；9日，一个瓷器画工在圣丹尼门被捕，因为他在一大群人面前激烈攻击国民大会，抱怨面包供应不足和质量太差。第二天，有人大呼：“打倒军队！我们不要士兵，因为没有面包了。”听到这种喊声，大约有500名妇女在自由帽区（红十字区）聚集起来。4月17日，格拉维叶区和伦巴底区的妇女们拒绝接受她们的面包配给。20日，新桥区一个家庭仆役被捕，他的罪名是说这样的话：“8个月以前我们有面包吃，现在我们没有面包了，我们简直和奴隶一样。”第二天，兵工场区有两个工匠因为发表煽动性言论被捕，其中的一个为他的行为辩解说，他认为这是为了面包的缘故。
警察局在下一个月里发表的舆论公报里几乎天天报道类似的事件[22]。此外，我们有时还发现一种较有组织的运动再度开始形成的迹象。例如，4月29日蒙特娄区宣布它已召开旨在讨论食物供应问题的长期会议，并号召其他各区召开同样的会议；植物园区企图也这样做，由于为首的一些人被捕，在刚一酝酿时就被镇压下去了。5月12日，建筑工人威胁说，如果不增加配给面包，就要举行罢工；一个警探忧虑地说，不可能把咒骂政府的人全数逮捕，“因为那就要拘捕半数以上的巴黎居民”。第二天，若干中心区——博物院区、伦巴底区、市场区——的示威者依次到每一家面包房，劝说妇女们拒绝接受她们的面包配给。16日，当配给减少到每人2两时，警探说由恐怖分子煽动的群众暴动眼看就要爆发；18日，谣传说，如果不增加配给面包，圣安东郊区就要在牧月1日（5月20日）再度起事，并邀请巴黎其余各区采取同样行动。第二天，一般人都谈到将要向国民大会进军：伤兵院区的工人（据警察报告）准备和圣安东郊区工人联合起来。人权区和盲人收容院区举行非法议会，在那里，人们认为“必须举行一次群众性武装游行，向国民大会要求面包或者死亡”。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一份匿名的宣言散发到市中心和郊区各处，宣言的标题是“人民为得到面包和恢复他们的权利而起义”[23]。这就是号召人们武装起来进行一次最突出的和最顽强的群众革命反抗。
牧月1日清晨，圣安东郊区和植物园区的警钟敲响了。像1789年10月一样，这一次又是妇女带头，并让她们的男人们随着她们一起行动。在北郊区（圣丹尼郊区），她们在早晨7点把男人从工场中叫出来。在玻宾库尔区、格拉维叶区和人权区都有食物**和妇女们在面包房里集合。在图伊勒里区，成群结伙的妇女强迫面包房前排队的家庭主妇们和她们一起到国民大会去。在河左岸的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植物园区和菲尼斯太勒区（那天早晨，这些地方每人只配给2两面包），妇女们闯入民政委员会的会场，要求委员们领着她们到图伊勒里宫去。在忠诚区（市政厅区），妇女们抓住一面鼓敲起来，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让我们向国民大会进军！”在附近的兵工场区，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评论道：“制定法律不是女人家的事。”在圣安东郊区，妇女们强迫商店关了门并在下午1点半开始向图伊勒里宫进发， 男人们带着武器结队跟在后面，“其中许多人在自己的帽子上缀着这类字样：面包或死亡”。据一个目睹者说，她们在行进时，强迫商店里、私人住宅里和乘车的妇女们加入她们的行列。2点她们到达了图伊勒里宫前的卡罗瑟勒广场。她们的帽子上和罩衫上缀着起义的两个口号“面包和1793年的宪法”。她们这样装备着闯进了议会大厅，但是很快被驱逐出来。1小时之后，她们带着成群的国民自卫军武装部队重新返回。
同时，圣安东郊区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男人们很快武装起来，准备跟随妇女们到图伊勒里宫去。在圣马瑟勒郊区和中央各区开始了类似的行动。有些地方，少数起义者强行打开武器库，把武器分配给同伴，强迫他们的指挥者带领他们到国民大会去。在其他地区，“维持秩序派”占了上风，但也进军国民大会，以响应那天晌午政府发出的普遍拿起武器的号召。所以，那天下午3点半，跟随在示威妇女们后边于卡罗瑟勒广场上集合的是一支起义者和自谓国民大会保卫者的杂乱队伍[24]。
很快便发生了图伊勒里宫第二次被侵入的事件。议员费罗反对人们进入会场，当时就被打倒，他的头被割下来挂在枪尖上示众。这一次，妇女们得到了起义各区武装公民的充分支持，虽然只有很少几个营全部闯进会场，可是示威者的众多人数和鲜明耀眼的武器，足以把多数议员压服得安静下来，并鼓励山岳党的少数残余议员提出他们的主要要求——释放雅各宾派犯人，采取步骤实行1793年的宪法，进行新的管制以保证食品的充分供应。这些要求很快就被表决通过了，并且成立了一个负责执行的特别委员会。可是起义者和芽月时一样，缺乏领导和任何明确的纲领或行动计划。他们在达到了直接目的之后，用好几个钟头来发表空论和进行讲演。这就使热月党领袖们有时间号召效忠的各区前来支持——为首的是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博物院区（罗浮区）和累珀累提尔区——起义者终于被从图伊勒里宫赶了出来[25]。
武装起义第二天还在继续。从凌晨两点起，盲人收容院区就响起了武装起来的号召。10点以前，忠诚区（市政厅区）和人权区敲起了警钟。这两个区和阿尔西、格拉维叶以及玻宾库尔区，都组织了非法议会。圣安东郊区的3个区迅速地拿起了武器，向国民大会进军，领头的是一个西印度人，叫吉洛梅·德洛默，他是一个车匠兼玻宾库尔区的炮手长。他们在市中心的几个区的支持下，于下午3点半出现在卡罗瑟勒广场，装好枪炮，瞄准了国民大会。指挥政府军队的杜布瓦将军手下有4万人，起义军可能有2万人。这是自革命以来在巴黎列阵备战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武装对垒。但是并没有放枪；当国民大会方面的炮手和宪兵们投向起义者时，起义军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有所作为。薄暮，双方开始谈判；请愿者在议会厅中受到接待，重述了他们的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要求，议会主席对他们表示欢迎。起义者陶醉于空虚的幻想，希望政府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分别退回各区[26]。
但是国民大会却决心要结束这种事情。牧月3日早晨，政府除“青年团”和西部各区的队伍之外还召集了正规军，从四面八方把圣安东郊区包围在政府势力之内。“青年团”向这个郊区发动了一次过早的突击，结果被迫退回，圣安东郊区的工人们从警察手里抢救下来一个杀害费罗的正被解往刑场的人。但是，政府在这一天夜里平定了其他大部分起义区的抵抗，4日，要求圣安东郊区交出杀害费罗的凶手和所掌握的全部武器：如果拒绝，政府将宣布该区处于叛变状态，并将号召所有各区联合起来用武力对它进行征服，或者以饥饿围困使它投降。同时，默努将军指挥下的军队也准备向起义者进攻。
起义者大势已去；但其他各区也有试图对他们加以援救的。在普瓦松尼区，有一个补鞋匠埃田纳·舍夫松，他是一个“革命军”老战士，因为企图组织奥特维尔街和财政部街的建筑工人去援救圣安东郊区而在之后被捕；在阿尔西区，人们听到妇女在街上喊：“必须援救我们圣安东郊区的弟兄们，打倒那些代表，对商人和花花公子们不要讲任何客气。”在菲尼斯太勒区，甚至在斗争失败以后，仍然有人喊“武装支援圣安东郊区”。在圣马瑟勒郊区和市中心，也有其他各区答应声援。我们在当天下午5点半警察局发出的关于当时形势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情况：
（起事者的）大炮在以前的圣安东门对准全城架了起来，郊区大街充满了武装着长矛和不多几支老式毛瑟枪的市民队伍；在夏隆讷、尼古拉、蒙特娄和特拉韦尔西勒等街上没有武装哨兵，但是老百姓似乎决心不让他们自己被解除武装。妇女们聚集在每一条街上，发出很大喧嚷。面包是他们起事的物质原因；但是，1793年的宪法是起事的灵魂；这一点他们也承认。似乎伟人祠区、无套裤党区（植物园区）、菲尼斯太勒区、老城区、格拉维叶区还有朱利昂温泉区的大部分，都声明支持他们[27]。
但是，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援助；圣安东郊区在几小时后，未放一枪就投降了。运动完全被镇压了下去。两天后，一个警探记录说：
“据今天的报告，巴黎情况昨天是最平静的一天……男人们都面面相觑，妇女们也沉默无言。”
这一次是彻底的和无情的镇压。它不仅打击了起义的首领，或者是被认为的首领，而且也打击了将来可能成为同样起义首领的人：为了一劳永逸地除掉无套裤党，使它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政府认为有必要打击国民大会中各区议会和国民自卫军中的雅各宾派残余分子。有12名议员被逮捕，其中有6名曾经在牧月1日支持示威者的要求。 5月23日（牧月4日），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对于所有因携带武器或佩戴起义标志而被捕的人进行简单审讯和执行死刑。委员会工作了10个星期，审讯了132人；其中有19人（包括6名山岳党议员[28]）被判处死刑。各区被邀于5月24日举行特别会议，痛斥所有“恐怖”嫌疑者和雅各宾派同情者，并且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结果是大批人被剥夺人权，在这里面，清算旧账和考验政治上是否纯正起了同样的作用。据《法兰西报》统计，截至28日，已经有一万名受到这种惩处的人。被捕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的最后总数一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因为，在好几个区里，所有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所有“革命军”的士兵，不论他们在芽月和牧月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都一律被捕或被解除武装。这样树立起来的先例在督政府和执政府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地为人们所仿效[29]。
当局对于已经发生的危机拿不出其他解决办法，所以他们自然愿意把芽月和牧月的暴动说成是反对政府的雅各宾派、以前的恐怖分子和被解散的群众团体与俱乐部成员阴谋叛变所造成的结果。一份牧月1日的警察报告非常简单明确地表明了官方的观点：
我们认为食品的缺乏只是一个被**者用来迷惑轻信者的借口，这个借口只是太巧妙了。长期以来发生群众运动的真正原因是以前那一派政治领袖们的煽动，他们不仅唆使人民起来要求面包，而且要求恢复公社和1793年的宪法，要求从狱中释放所有山岳党议员和前革命委员会的委员[30]。
在上述运动中，政治动机和雅各宾派的煽动当然起了一定作用。我们看到，在芽月12日以前的几个月中，少数几个残存的群众社团对运动给了某种政治指导，否则它一定会成为盲目的对于物价上涨和食物缺乏的愤怒的发泄；这些从芽月起义者喊出来的政治口号——释放爱国者和恢复1793年宪法——上看得很清楚。在牧月里，我们也看到在郊区和市中心有些区采取了组织非法议会并宣布长期开会的纯政治性的行动。更为有意义的是起义者提出了“面包”和“1793年宪法”这两个口号。警察局把第二个口号看作“运动的灵魂”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它，运动就会缺乏团结力量，甚至在开始时缺乏一种自觉的政治方向。但是，如果说在这两次事件中国民大会里的少数山岳党议员起了很大作用，这便是错误的：在芽月，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只是急于劝告示威者尽快退出议会大厅；在牧月，他们不过是跟在起义各区的后边和响应妇女与武装的无套裤党人向他们提出来的要求而已。
归根结底，这次运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而不是政治煽动。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运动的所有阶段，从1794年12月最初开始时起，经常不断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物资缺乏和食品价格上涨问题——特别是配给面包的缺乏和自由市场上面包的突然增多。这主要是政府既定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政策就是在战争和物资缺乏时期匆忙地把整个经济从管制中解放出来；不过自然因素，如1795年冬天从来没有过的严寒，也使情况更为恶化。起义者心里所想的主要是面包和黄油问题，从妇女们在芽月和牧月里所起的突出作用（仅次于她们在1789年10月所起的作用）上可以得到确切的说明。
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大多数**者都是平民聚居的各大郊区、市场附近各区和市中心各区的男女群众。在因为直接参加牧月1日与2日事件而被捕的几百人中[31]，有168人的职业在我们所参考的文件中有记载。这里面约有45～50人似乎是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店主、作坊老板、工匠和小职员。他们来自不下于40个区——其中最主要的是玻宾库尔区（13人被捕）、兵工场区（12人）、盲人收容院区（10人）和阿尔西区（10人）[32]。
但是，比较少数的被捕者的档案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各区参加芽月和牧月事件的情况极为有限。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一幅更为完整的图画。从这些事件看来，主要参加在芽月12日达到**那一运动的各区是盲人收容院区和玻宾库尔区（圣安东郊区），天文台区和伟人祠区（圣马瑟勒郊区），老城区、人权区、祖国之友区和格拉维叶区（中心区）以及大教堂区和圣母山区（北区）。在牧月，有更多的区参加——有的整个参加，有的仅仅一部分。领导这个运动的仍是圣安东郊区的3个区和圣马瑟勒郊区的5个区中的4个（只有天文台区除外）。他们受到市中心各区——阿尔西区、人权区、忠诚区（市政厅区）、老城区、伦巴底区、市场区、格拉维叶区和粮食市场区——的密切支持；也得到了（虽然不是全心全意的）北部的普瓦松尼区和北郊区以及南部的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和伤兵院区的支持；甚至还有来自西部图伊勒里区和博物院区的妇女队伍的支持。但是，一般说来，西部各区形成了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的坚强保卫者。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葡月（1795年10月），它们在某种程度起了与此相反的作用。
那么，既然有这些可靠的支柱，为什么巴黎无套裤党人还会在1795年5月失败呢？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部分是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一部分是由于山岳党议员的软弱；一部分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和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相应地有比较高明的手腕和丰富的经验，并且能从——即使没有正规军的积极干涉——“青年团”、商人、公务员和西部各区的有钱阶级取得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牧月，无套裤党人没有能像他们在1789年至1793年各次伟大起事中所做的一样，至少与资产阶级的激进一派取得和保持真正的联合。当在这一点上犹疑不定和失败时，他们的运动就会像1775年一样，尽管范围广泛和富有战斗精神，也终将成为没有希望取得政治成果的于事无补的暴动[33]。
[1] 关于这些事件的一般叙述，可参看亚·马迪厄：《热月的反动》（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 ），1929年巴黎版，第186—209、236—258页；乔治·勒菲富尔：《热月党人》（Les Thermidoriens ），1937年巴黎版，第111—139页。关于更详细的研究参看埃·塔尔累：《芽月和牧月》（E.Tarlé，Jerminal i prerial ），1951年莫斯科版，1953年柏林德文版；克·德·汤纳逊：《无套裤党人的失败：共和国第三年巴黎的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的反动》（K.D.T?nnesson，La Défaite des sansculottes：mouvement populaire et réaction bourgeoise à Paris en l’an Ⅲ）（1959年，奥斯陆大学博士论文）。本章特别依据的是罗·科伯和乔治·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R.Cobb and G.Rudé， “Le Dernier mouvement populaire de la Révolution à Paris：les journées de germinal et de praral an Ⅲ”），载《历史评论》，1955年10月至12月，第250—281页。后者广泛地引用了这一时期最丰富的资料——警察局档案，包括奥拉尔主编的“社会舆论”公报（《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1—756页）、治安委员会的文件〔国家档案馆文件：F7（字母顺序）（警察总局）〕和巴黎各区警务委员会的审讯记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集）。
[2] 布路瓦苏：《巴黎行政区监察委员会》（M.Bouloiseau.Les Comités de surveillance des’ arrondissements parisiens ），1930年巴黎版，第88页。
[3] 大英博物馆文件：F* 61，第11，20，21，27号（印刷名单）。
[4] 勒菲富尔：《热月党人》，第14—110页。
[5] 哈里斯：《指券》，第186页。
[6] 哈里斯：《指券》，第99页。
[7] 肉类配给常常完全不兑现（哈里斯：《指券》，第107页）；面包配给，在1795年3月规定为每人一磅到一磅半（《箴言报》，第23期，第700页），3月到5月中降为每人8两、6两、4两，甚至于2两（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各处）。
[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610、654、675、715、729页。
[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41、629页。
[10] 哈里斯：《指券》，第107—108页。
[11] 鲁德和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第20—23页。
[12] 关于以上两段，可参看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第6卷，第3期，第261—264页。
[13]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36884（作者自法文译成英文）。
[14] 关于上述经过，主要参看：《国民大会的会议记录》（Procés-verbaux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第47卷，第132页；第49卷，第244—263页；第50卷，第89—90、115页；第51卷，第155—157页；第54卷，第266页。
[15]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343、357—358、367、369—370、377、380页。
[16] 参阅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57—259页。
[17] 参阅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59—262页。
[18] 警察局认为这项法令是芽月12日工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627、630页）。
[19]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06页。
[20]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01—208页。
[2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660、714—715、719、721、724、728页。
[22] 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367—370页。
[23] 关于这本小册子的梗概（其中出现了牧月1日到4日暴动者的所有口号和政治要求），可参看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43—244页。
[24] 马迪厄的叙述虽然在其他方面有很大价值，但并没有把这件事弄清楚（《热月的反动》，第244—245页）。至少有两个起义的营——格拉维叶区和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根本没有在图伊勒里宫出现（国家档案馆文件：W 546—548）。
[25]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45—253页。
[26]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54—255页；勒菲富尔：《热月党人》，第123—124页。
[27]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43，第3号卷（重点是作者加的）。
[28] 他们是罗姆、杜格诺瓦、戈戎、步尔波特、杜罗瓦、苏布朗尼。关于前三个人戏剧性的自杀，参看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56—257页。
[29] 关于这一时期有计划地镇压雅各宾和无套裤党干部的情况，可参看罗·克·科伯：《1795年至1801年对无套裤党人进行镇压的记录》（“Note sur la répression contre le personnel sans-culotte de 1795 à 1801”）， 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4期，1954年1月至3月，第23—49页。
[3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33页（重点是作者加的）。添加的一项要求——恢复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无疑是警察局的故意罗织：在芽月或牧月的起义者所提出的口号和政治纲领中，找不到这种要求的一丝痕迹。
[31] 不要把这些人和牧月5日以后数目大得多的各区被捕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相混（参阅本书第156页）。
[32] 格拉维叶区有7人被捕，崩迪区7人、伦巴底区6人、粮食市场区6人。更使人惊奇的是——图伊勒里区和博物院区各有6人。
[33] 关于无套裤党人在牧月以后最终失败的原因的看法，可参考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80—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