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热月
1793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参加了公安委员会，这正好是他败亡的前一年。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战友的圣鞠斯特和库通当时已经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9月4日到5日的“暴动”之后，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哥德利埃俱乐部两个领袖俾约·瓦楞和科洛·德布瓦[1]。这些人形成了共和国第二年革命政府的核心。这个政府在革命最紧要关头这一年，治理着整个国家，抑止了恶性通货膨胀，供应军队以粮食和装备，挽救了法兰西免于战败和受侵略。即使是最仇视他们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这些功绩。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这个政府的一般历史，甚至也不是它在共和国第二年热月（7月27日到28日）解体的一般原因——而是侧重于这个政府如何失去了巴黎无套裤党人的支持和无套裤党人如何在它的领导人失败前夕离弃了他们[2]。在此以前，本书一直在探索造成一种革命形势的人和物的因素的发展情况，介绍行动中的革命群众并分析其构成，而现在这样来研究问题自然是和以前采取的研究方法恰好相反，这一点笔者是认识到了的。另外，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是最有关系的人物离弃革命的原因，而不是他们参加革命的原因。我们知道，如果把一小撮身处高位出谋划策的人物除外，那么，与其说罗伯斯庇尔的败亡是由于他的反对者的革命行动，毋宁说是由于他以前同盟者的离弃，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现在这种研究方法也许是正确的。
这样看来，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雅各宾派和无套裤党的联盟怎样逐渐遭到破坏，并反映在热月9日到10日的戏剧性事件中。
首先，政府的力量和行动最初在巴黎“贱民”及其在各俱乐部和各区委员会里的斗士中间获得了信任与支持，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上文已经提到，仅仅发布最高限价法令就在他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欢欣鼓舞反应。9月29日的法案和11月1日的补充修正法案规定产品的出场价格比1790年6月只能增加三分之一，外加按每3英里计算的运输费，批发商的利润为5%，零售商的利润为10%。这一法案包括39种一般消费物品，但是，木柴、鱼、烟草、盐、牛奶和家禽不在其内。在工资方面，它规定比1790年6月的工资增加50%[3]。1793年6月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1790年以来，以全国而论，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一倍乃至两倍；而在同一时期的工资，虽然各地区和各工种有显著的差别，平均大约增加100%到150%[4]。以6月这次调查为基础，现在命令各区按照9月29日法案的规定制订一份物价和工资的最高限度表——当然，这就意味着此项工作一旦完成，现有物价和工资水平将大大降低。
很明显的是，在一个依靠千万小生产者的产品的国家发布这样的法案，并且交给基本上相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和官员们去执行，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是，不论作为一项社会立法它有什么缺点，也不论它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果，最高全面限价法令的发布无疑是有直接的重要影响的，因为它既遏制了通货膨胀，也加强了政府与无套裤党人的联系。就法案本身而论，它对囤积和投机并不见得能起多大限制作用；但是在提出它的同时，采取了一些加强政府职能、保护币制和用恐怖手段强制推行这项法令等的其他措施，这样，它就帮助——至少在一个时期内——稳定了物价并保证了军粮和民食的充分供应。法案通过后，头三个月内指券价格的突然回升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从1793年8月是票面价格的22%，到11月上升到33%，12月上升到48%[5]。在这些日子中，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似乎是建立在两种希望上：政府的政策会保证公民得到廉价和足够的食物供应，并能够对共和国的敌人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我们在9月30日的一份警察密探报告中读到这样一段：
在当地公社大楼里看到许多工人在吃饭的时候对商品的减价、征兵时青年的热情应召，尤其对于即将到来的共和国的胜利感到十分高兴。[6]
甚至于在12月底——这时肉类、杂货以及蔬菜早就供应不足，由于面包暂时缺乏已经发出食粮配给票——我们还听到市场上的妇女对罗伯斯庇尔、山岳党（圣山岳党）和共和国立法者的热烈称颂。“这些市场女商贩是活泼愉快的，她们在歌颂着国民大会。”[7]这样的忠心本来是可以延续较长时间的，因为这一时期无套裤党人本身第一次成为巴黎行政的中坚：他们的战士控制着多数的区议会和委员会——特别是最重要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公社的大会和执行机关。亚尔培·索布尔曾经发现，共和国第二年，在巴黎担任各区革命委员会委员职的454人中，有9.9%为工资劳动者，63.8%为店主、小作坊老板和独立的工匠，只有26.3%为租金收入者、制造商、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8]。同样，圣克累勒·德维厄指出，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任职的132名公社委员中，他们的职业是：小制造商、工匠和小商贩82名，体力劳动者2名，中产阶级靠薪金生活者9名；同时，还有8名是商人和承包商，31名是自由职业者[9]。自然，这并非由革命浪潮偶然造成的公务员职务的分配；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罗伯斯庇尔的继任者在热月以后是怎样恢复社会平衡的。
同时，政府无力把现在这种形式的最高限价法令付诸实施也越来越明显。甚至在革命委员会和“检查囤积委员”十分警觉并受到舆论有力支持的巴黎，商人和店主也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破坏最高限价法。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种植者、生产者和维持首都供应的中间商处在比较容易逃避监察的有利地位，他们发现限价法规定的价格太低，于是就把物资扣留起来，等待良好时机，到“黑市”上出售，或者与零售店或商人进行非法交易。结果是，巴黎杂货商和肉商在进货时已经付出高于限价的价钱，他们必须把这笔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从12月到4月，当肉类实行定量供应时，肉商的售价经常高出合法价格的25%到50%[10]，猪肉商为了逃避限价，专卖熟肉（只有生肉的价格受管制）。成群的商人和投机倒把者潜入僻静的街道和市场，以高于规定的价格出售食糖、黄油和切块的瘦肉[11]。在12月和1月，据内政部的密探报告，巴黎市场上的黄油每磅售价为36～44苏（限价：22苏），鸡蛋每25个为80～100苏（比较一下：1790年6月为21苏，1793年6月为27苏半，9月为50苏）[12]。无套裤党人虽然对于这种使他们受损失的逃避限价深为不满，却认为作恶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商人和店主，他们坚持要求当局继续有效地利用镇压机构来消弭这种弊端。事实上，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由政府加深恐怖来彻底实施现行的法令，或者设法放松限制和增加利润率以取得农民和生产者更为热心的合作。政府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巴累说，“对于商业应该调剂而不是扼杀”[13]。但是，这便意味着在另一方面要失掉朋友和同盟者。从1793年春天就控制着公社、鼓吹对住宅实行搜查和进行更严厉的革命裁判的艾贝尔和他的朋友们，于3月22日被处死了；此后不久，“革命军”以及地方群众团体和委员会由于搜索囤积者而被解散。自上年12月末起，流通券投机分子就从隐藏的地方开始露头[14]； 指券再次回跌： 到7月， 已经下降为票面价格的36%[15]。最后，3月底，公布了修正的最高限价，规定的价格和利润率都提高了，正如一个警察局密探所说，这似乎“有利于商人而不是有利于人民”[16]。
但是，在此以前，无套裤党已经开始用更直接的形式来表示抗议，并且有时候还把愤怒发泄到政府身上。2月20日，在莫培广场群众拥挤的市场上，一个妇女嚷道：“要不是我在克制自己的话，我非打倒新政权不可。”听到的人并没有起来反对。第二天，也是在这个市场里，愤怒的妇女们从一个商人手中夺去黄油，聚集在市场上的其他妇女截住了5辆装着黄油和鸡蛋的大车，强迫赶车人以黄油每磅22苏和鸡蛋每25个24苏的价格出售[17]。艾贝尔及其追随者的审讯和执行死刑，在无套裤党人中引起的并不是愤怒，而是迷惑和冷淡：“杜歇老爹”虽然没有马拉那样受人爱戴，却是群众所熟悉的发泄情感和偏见的喉舌，他的被除掉打断了巴黎公社和群众的联系。人们听到妇女在库提厄酒店问道：“既然我们最信任的人都出卖我们，我们怎么办呢？”一个警局观察员写道：“人民不再相信任何人”；在艾贝尔被处决一周后，“在咖啡馆中……过去说话很多的人，现在竟一声也不响了。”[18]
市场上的**还在继续着。3月17日，天文台区的妇女们因为不满意一家杂货铺中鸡蛋和黄油的配售而吵闹。19日，市政厅附近一个失业工人被捕，因为他威胁一个杂货商人，并且喊道：“我们有美好的自由，它是专门供有钱的人享受的，并且专和穷人作对。”又过了几天，一个洗衣妇因为在圣保罗街一家肉铺中制造骚乱而被捕，她说她好几天买不到鸡蛋和黄油了。28日，伤兵院区附近“军火工场”的一名军火工人向他的同伴诉苦说，工资固然有了提高，可是生活比以前更苦了：“人们拿这点工资什么也买不到。”两星期后，阿尔西区的两个军火工人被捕：其中一名被认为说过这样一句话，“必须让工人和别人一样地活着”，因而被送进了监狱[19]。一个月之后，圣马瑟勒郊区洗衣妇写给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安利奥将军的威胁信，更能说明人们正在变化的心情。这些洗衣妇以前是雅各宾派的坚强同盟者，现在，在这封信里，她们却对他破口大骂，老实不客气地骂他是“一个胆小鬼”，“一个罗伯斯庇尔的浑蛋跟班”[20]。
在工场作坊中，局势的发展更为严重。在大革命的历史上，这确是不多见的一段时期。这时，工资劳动者对于食品价格的关心远不如对工资额的关心，而更常采取的和更有意义的社会抗议形式是罢工和派遣代表进行工资谈判而不是食物暴动[21]。虽然如此，这并不像丹尼尔·古林一定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这标志着劳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2]。这毋宁说是一系列不会再发生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高全面限价法规定现行工资水平要和物价同样降低；各地区要自动拟定新的工资标准——只有政府新建立的军火制造工场和有政府的派驻代表（这种代表具有高出于地方当局的无限权力）的地区除外。结果，造成了一套支离破碎、标准相差悬殊的工资制度，最高工资限额的有效或无效随着当局的社会成分，当地无套裤党对于现行工资额的任何降低有无抵抗和政府或政府代表的干涉情况而有所不同。在巴黎，问题仅仅集中在两方面：军火制造工场的工资决定于公安委员会，私营工业的工资决定于公社。政府由于不受雇主和工人互相对抗的压力的阻挠，所以能立即对军火制造工人实行最高工资限额：10月和12月，一些新工场中熟练工人的工资定为每日5里弗，非熟练工人为3里弗，这就是通常的标准。同时，颁布了一套纪律严明的工场法，所以在12月我们已经看到，有两三家工场的“闹事者”受到了惩罚[23]。但主要的麻烦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还在后面。
“艾贝尔派”仍然控制着公社，并且，只要他们这样继续下去，他们看来就无意按照9月29日的全面限价法制订出一套最高工资标准[24]。这是一个劳动力缺乏和工资上涨的时期；两个政府密探，格里佛耳和西勒，在1月里所作的报告中声称工资自1790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三四倍，这个说法并不算过分夸大：
一个工人或一个搬运夫，过去每天挣4里弗或5里弗，现在每天能赚到20到24里弗，有时还要多一些[25]。
我们发现烘面包的工人拒绝接受每周15里弗的工资（包括食宿），而在不久以前，他们的工资还只有8里弗；巴黎省直到3月还为建筑工人规定了多于1790年一倍以上的工资标准；即使在军火工场，虽然政府有降低工资的意图，我们仍然能听到工人工资已经涨到1790年的二三倍或四倍[26]。
但是艾贝尔和他的朋友们在3月被消灭了；他们一被肃清，当局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来实行对工资加以限制的1793年9月的最高限价法。同时，他们采取了有力措施以制止工资的继续增长。4月，烟草工人代表到市政厅请愿，改组后的罗伯斯庇尔派巴黎公社国家代表柏依安援引禁止工人集会的霞白立条例，把这件事交给警察局，警察局逮捕了5个人。而别的罢工和工资要求接踵而来，其中包括泥水匠、面包工人、宰猪工人和码头工人等。除了逮捕更多人以外，公社还威胁着要起诉下列人等：
要向那些藐视法律、放弃工作的人提出起诉，因为这些工作是国家存在所必需的，所以他们应该愈加热爱这些工作[27]。
以后一个月是平静的——可能是由于这种威胁生了效，也可能是由于有人企图暗杀罗伯斯庇尔和科洛·德布瓦而使人们暂时不再注意这个问题。但是，6月中运动又开始了，直到热月以后也没有平息。这次是从12月以来一直保持相当安静的军火工人发起的。被认为领导暴乱的人在许多工场被捕，其中包括为提高工资而在原地闹事的人及离开原来的工场到工资较高和限制条件较少地方去的人[28]。运动似乎扩展到了政府其他雇用部门，因为我们发现巴累以委员会的名义命令革命法庭的检察官对被他称为“在生产指券、武器、火药及硝石的工场中有犯罪行为的反革命分子”[29]进行起诉。别的行业的人也参加了进去，在6月和7月，我们看到建筑工人、陶器工人和从事于各种官方包工工程的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7月7日，连委员会自身所属的印刷工人也罢了工，结果有3名工人被捕。
当这种**还在继续时，巴黎公社于7月23日最后决定公布在首都实行的工资定额。这份贻害无穷的文件无视近日工资或食物价格的增长，死守着原来最高限价法的条文，使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大大降低，有时要减少现在所挣工资的一半或者更多[30]。
在政治危机如此深刻的时期，这种挑拨性的措施不能保证社会的安宁，也不能把工人们紧密团结在政府的周围。公社犯了这个轻率的错误之后，似乎了解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以预防进一步的**。25日，安利奥接到了这样的警告：若干军火工人“无疑已受到人民之敌的**而误入歧途”，离开了他们的工场；热月9日早晨（7月27日），市长佛路里奥·勒斯科，显然还并不知道在政府委员会里和国民大会的休息室里，新的戏剧已经揭幕，他下令武装部队第二天要阻止住工人们，因为第二天是个休假日[31]。
与此同时，政治危机已经到了爆发的时刻。 自从共和国在弗勒律斯获得胜利（6月26日）之后，国民大会中沉默地坐在“平原”的席位上的占大多数的议员，对于政府表现出不愿再继续给予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个政府的口号仍然是恐怖和束紧腰带，而在两个主要委员会——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内部和彼此之间，政策和人事的冲突也已经公开化[32]。热月9日刚过中午，议员们拒绝听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上的发言，他和他的主要同伴一起被下令逮捕。消息传遍了首都之后，紧接着发生了一个长时间的复杂的争取巴黎各区和无套裤党人忠诚支持的斗争，特别是争取控制巴黎武装部队的斗争。这个部队的大部分在名义上仍然处于公社和总司令安利奥的指挥之下[33]。
公社的形势开始时虽然很有利，但如众所周知，结果却失败了。实际上还是同一支武装部队，率领它的还是同一个司令官，它在1793年6月曾强迫国民大会服从它的意旨；而这一次，在少数部队经过短时间的犹豫之后，它却放弃了公社和雅各宾派的领袖而和他们的敌人联合在一起。虽然我们承认安利奥的手段是拙劣的，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不愿或者没有能领导群众举行起义来反对国民大会中敌对的多数派，而且，在一系列的错综复杂事件中也有种种幸与不幸，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仍然是：他们失去了巴黎无套裤党人的支持。
各区的武装人员对于正在作生死斗争的两派向他们提出的重大问题，有一切机会来做出决定。整个下午和晚间，两派向这些武装人员发出互相冲突的命令、威胁和声明，要求他们效忠：到底他们应该站在“被压迫的爱国派”一边呢，还是应该反对和放弃这些爱国派，让他们被人们判定命运，最后被合法组成的国民大会宣布他们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呢？公社方面最初是占上风的：留在首都的30个炮兵连（他们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一部分）中的17个连服从了开到格累夫广场列队示威的命令；其中有来自圣安东郊区的2个连，来自市场区的2个连，来自左岸的红帽区和卢森堡区的2个连。此外，还有十几个区派来了火枪营和梭镖营，里边有圣马瑟勒郊区的伟人祠区派来的1200人的有力部队。某一个时候，市政厅外面有3000多武装人员列队待命。但是他们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当各区委员会和议会正在进行辩论时，整个这一部分部队主要是闲在那里没有人管，因此便渐渐散去了。热月10日凌晨一时半，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伴的最后一批武装支持者，来自菲尼斯太勒区的200人，也不声不响地开回圣马瑟勒郊区去了。[34]
更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从各区的民政当局得到响应。传统上属于资产阶级的西部各区——图伊勒里区、香榭丽舍区、共和（鲁列）区、罗浮区、革命区（新桥区），甚至于皮克区（罗伯斯庇尔自己那一区）——很快宣布它们站在国民大会一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一开始就支持国民大会的各区中也同样包括像盲人收容院、团结和公社大楼这样激进的各区。圣克累勒·德维厄曾对当天各区议会和委员会的行动和倾向作过详细的研究，他发现只有不足五分之一（连半心半意的也在内）的首都民政当局表示愿意（但不是全心全意地）站在公社的一边；这里边包括12个革命委员会，其中菲尼斯太勒区的革命委员会表现了最热烈的响应。最后——也是最确凿的证明——有39个区通宵开会进行辩论和接受报告。其中35个区断然宣布拥护国民大会； 另外两个区——无套裤区（安利奥的区）和菲尼斯太勒区——最初是犹豫，后来也合在了一起； 只有两个区——圣马瑟勒郊区的天文台区和沙利尔（克吕尼）区——明确表示他们同情罗伯斯庇尔派，不过，在反对意见的压力下，同时看到大势已去，因此在天明之前，也就向多数投降了[35]。
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大部分是在事后写成的——这时候热月的胜利者已经坐稳了雕鞍。因此，赞成公社的少数人的意见就很少被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在这些报告当中还可以找到个别并不那么容易动摇的忠诚的无套裤党人的意见。例如，我们看到，四国区有一个公民，在充满敌意的阻挠声中坚持安利奥的一封信应该当众宣读，不应该被当作“叛变的公社”送来的东西而置之不理。旁人挑战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坚强地回答说：“我的名字叫朗布里纳，住在墓园街，格腊索的伙计（帮工）。”[36]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查理·约利，他是再团结区（博堡区）的一个糊墙纸工人和班长，当他听到一个卖报妇女叫嚷着安利奥被捕的新闻时，把她手上的报纸撕碎了；他作为公社的共谋犯而被捕，直到12月才被释出狱[37]。但是这不过是些个别的例子；形势一经开始变化，罗伯斯庇尔那一天的声援者就仅仅成了微弱无力的少数人，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反雅各宾的反动的汹涌浪潮中。
尤为明显的是工资劳动者所抱的特别敌对的态度，他们已经为罗伯斯庇尔派公社最近宣布的最高工资限额所激怒。工人们大概还不知道刚刚公开爆发的政治斗争，所以那天下午4点聚集在格累夫广场举行抗议大会：这一举动一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附近5个区的民政委员会的议事录上都记载了这件事。这种举动也一定使看到的人有些莫名其妙，因为示威者聚拢到广场去的时候，差不多正是首批武装队伍响应公社号召开始在广场上出现的时候；所以我们发现这些报告对于这次工人集会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的很正确地说它是“对最高工资限额的反抗”，有的说工人将要向国民大会进军，甚至有人说罗伯斯庇尔已经被示威者杀死[38]。公社虽然正在操心别的事情，但对于工人们的这次抗议很重视，并且没有企图用武力来驱散他们而给自己招致更多的不满。当晚8时，市长佛路里奥·勒斯科在告公民书中，公开地把事情推到罗伯斯庇尔的主要敌人之一巴累的身上，说他应当负削减工资的责任：
“这个反复无常依次参加各派的巴累，规定工人每日的工资，意欲使工人饥饿而死。”[39]
但这种做法已经为时过晚，对于事变的进程不能有任何影响。工人们对于这种辩解不是仍抱敌意，就是无动于衷。那天傍晚，据目睹者报告，安利奥将军为被捕的议员们寻求同盟者，向二三十名铺路工人讲话，要求他们放下工作，因为他们的“保护人”和“父亲”正处在危险中。“工人们听了一会”，报告结尾说，“喊了几声共和国万岁，又做起他们的工作来了。”[40]另外有些人表示出了更明显的敌意。两天以后，在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主要副手已经被处决，并轮到公社委员们被解赴刑场时，据说工人们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这样喊道：“打倒最高工资定额！”[41]从其他一些记载中我们看到，构成巴黎无套裤党最大一部分的工资劳动者似乎相信，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亲信被除掉，将意味着可恨的最高工资限额的结束，而且为提高工资扫清了道路[42]。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其后果却既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也不是他们所能预料的。
[1] “大”公安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巴累、卡诺、罗培·林德、让彭·圣丹得累、科多尔的普里欧和马恩的普里欧。
[2] 关于整个问题的最近、最详细和最有根据的研究，请参阅亚·索布尔的著作：《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43]。
[3] 黑·埃·鲍恩：《1793年至1794年的法国最高限价》（H.E.Bourne，“Maximum Prices in France，1793—1794”），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23期（1917年），第107—113页；并参看同一作者：《法国革命时期的食物管制和限价》（“Food Control and Price-fixing in Révolutionary France”），载《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27期（1919年），第73—94、188—209页。
[4] 《1793年6月调查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12 1547c，第2号卷。报告只包括48个省的统计材料，涉及38种消费品的价格和约15种行业的工资，日工的工资也在其内（巴黎除外）。
[5] 哈里斯：《指券》，第176—185页。
[6]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241页。关于同样的说法可参看第168、197页。
[7]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14页。
[8] 亚·索布尔：《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探讨》（Une Discussion，“historique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载《思想》（La Pensée ），第65期（1956年），第28—29页。
[9] 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361—379页。由48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市政委员会）中，有25名小制造商和商贩、4名薪金工作者、4名商人和商业经营者，还有12名属于自由职业者。
[10]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178、229，251、299、330页；第3卷，第30页；第4卷，第11页。
[11] 鲍恩：《1793年至1794年的法国最高限价》，第206—207页（根据警局密探格里佛耳和西勒的报告）。
[12]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344页；第2卷，第20、26—27、102、185、251、310页。
[13] 《箴言报》（重印），第19期，第631页。
[14]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61、194、281页。
[15] 哈里斯：《指券》，第176—185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F1c 111塞纳13（1794年3月29日的报告）。
[17]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4卷，第237、263—264页。
[18] 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第2卷，第157、173、193页。
[1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98，对开本第260页；139，对开本第410页；70，对开本第418、439—441页。德·古林：《共和国第一年的阶级斗争》，第2卷，第160页。更多的例证可在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中找到：Aa 94（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139（忠诚区=市政厅区），201（伟人祠区），240（大教堂区）。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7，第368册，对开本第37页。
[21] 参阅上文第24—27页。
[22] 德·古林：《共和国第一年的阶级斗争》，第2卷，第155页。
[23] 参阅阿·奥拉尔：《公安委员会文献》（A.Aulard，Recueil des act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1889年至1923年巴黎版，26卷本，第6卷，第486页；第9卷，第322、400、515、696、751页。克·利夏：《公安委员会和恐怖时期的军火制造》（C.Richara，Le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et les fabrications de guerre sous la Terreur ），1922年巴黎版，第699—709页。
[24] 参看乔·鲁德和亚·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Le Maximum des salaires parisiens et le 9 therrnidor”），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4期（1954年），第1—22页。
[25] 这份报告接着说：“他们（指日工）做一点轻活就要索取100苏，而一年以前，这点活计最多只值10苏”（转引自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586—587页）。再参看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7页。
[26] 莫·马里昂：《革命时期的最高限价法和对工资的限制》（M.Marion，“Les Lois de maximum et la taxation des salaires sous la Révolution”）， 载《国际社会学评论》（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第25期，1917年，第487页。马里昂夸大了雅各宾派不愿实行最高工资限额的程度。
[27] 鲁德和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第10—12页；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591页。
[28] 利夏：《公安委员会和恐怖时期的军火制造》，第709—727页。
[29] 《箴言报》（重印），第20期，第699页。
[30] 例如，原来挣8里弗的木匠要降低为3里弗15苏，军火工场里高工资的铁匠或装配工人的工资将要从16里弗10苏降低为5里弗5苏（鲁德和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第16—17页）。
[31]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7，第368册，对开本第38页；AF11 48，第374册，对开本第10页。
[32] 参看阿·奥尔丹：《公安委员会的警务处》（A.Ording，Le Bureau de police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1930年奥斯陆版；亚·马迪厄：《关于罗伯斯庇尔》（Autour de Robespierre ）（1926年巴黎版），第149页以下；关于巴黎各区及无套裤党人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可参看亚·索布尔：《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入》，第917页以下。
[33] 关于热月9日到10日事件的确实记载，可参看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189—314页。
[34] 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201—214页。
[35] 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273—278页。
[36]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242页。
[3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63，对开本第293页。还有关于皮埃尔·罗斯的一段混乱的记载。他是武装人区（马莱）的军火工人，他因为向街坊们报告了那天晚上他在格累夫广场上听到的一个消息而被关闭起来。那个消息说，凡是公开宣布罗伯斯庇尔等人已经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将为公社所逮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56，对开本第2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7，第365册，对开本第8、28页；第366册，对开本第1、6、34、50页。奇怪的是，圣克累勒·德维厄竟没有提到这件事。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432，第1册，对开本第40页。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第9册，对开本第4页。
[41] 阿·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Paris pendant la réaction，thermidorienne ），1898年至1902年巴黎版，5卷本，第1卷，第11页。
[42] 后来，据伦巴底区一个毛刷制造者报告，他的工人欢迎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亲信被处死，并且说：“最高工资限额这一下子完蛋了！”并且很快提出了增加工资33%的要求〔罗·科伯：《伦巴底区毛刷工人的一次“大联合”》（R.Cobb.“Une ‘Coalition’ des garcons brossiers de la section des Lombards”），《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0期，1953年，第67—70页〕。
[43] 亚·索布尔：《巴黎各区文件（1790年至共和国四年）》〔A.Soboul，Les Papiers des sections de Paris（1790—an Ⅳ）〕，1950年巴黎版；《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6月2日至共和国第二年热月9日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政府》（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dor an Ⅱ ）， 1958年巴黎版；和瓦·马尔科夫合著：《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至1794年群众运动历史文献》（A.Soboul and W.Markov，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Dokumente zur Ceschichte der Volksbewegung 1793—1794），1957年柏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