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葡月
革命时期巴黎群众起义的历史虽然以上述事件而告终，但并不代表它们是革命群众以武装叛变或街头示威向政府当局挑战的最后一次。构成最后一个插曲的是葡月12日到14日（1795年10月4日到6日）的事件。所以，即使闹事者的出身与目的以及导致这次暴动的各项事件的类型和前几章所叙述的截然不同[1]，本书对此也不能略去不谈。这次暴动并非企图推动革命朝着更彻底的方向前进或者建立或加强共和国，它的最后目的是摧毁共和国和为王政复辟开辟道路。暴动的倡导者不是民主派、雅各宾派或无套裤党人，而是盘踞在首都西部各区的最顽固的金融集团和保守派，他们曾经最热心地站在热月党人一边反对罗伯斯庇尔，并且在芽月和牧月起义中曾经是国民大会的主要捍卫者。在这次事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套裤党人所起的作用和态度，他们虽然在牧月被镇压了下去，但仍然是一个应该加以考虑的因素。他们虽然面对着和前一章所述的同样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并没有给保王派（或者近于保王派）叛徒以支持；他们自己不能开展一个独立运动，但他们宁可联合起来支持（诚然有些消极）政府当局来反对那些想用武力推翻共和国的人。
葡月事件在另外一点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政府和巴黎公民的关系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这些事件自1789年以来第一次揭示出，革命议会即使没有首都任何有力的社会集团或舆论团体的积极支持，也仍然可以维持住自己的地位和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全国。在热月，国民大会能够依靠巴黎多数区——包括那些无套裤党仍然有巩固阵地的各区——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值得感谢的中立来推翻罗伯斯庇尔。在牧月，为了战胜无套裤党人和活跃的雅各宾派残余，国民大会能够号召“可尊敬的”西部各区的武装公民予以援助。在葡月，国民大会已经消灭了雅各宾派干部，镇压住了无套裤党人，逮捕了他们的领袖，并把他们赶出了各区议会和委员会，因此，当它处在正好是西部各区要发生暴乱的境地时，除了依靠军队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此例一开，再也不容易消除；从1795年10月起，军事政变已经作为政治纷争的最终裁决者而隐约地在地平线上出现。
引起葡月暴动的直接原因是1795年8月22日的法令（“三分之二”法令），该项法令提请为新选举而召集的预选议会同意上届国民议会的议员中有三分之二仍然连任议会代表。这样明目张胆地企图延长一个团体的政治生命，而这个团体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失去了它一度享有的大部分的尊敬和信任，这就使首都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有了借口和机会把巴黎多数各区集合起来反对国民大会，并为接着发生的武装叛乱取得有力的支持。大体说来，这就是葡月事件的政治背景[2]。但是，完全用这些政治术语来介绍这幅图画，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所以，在开始叙述9月中旬——当时正在开始形成对于“三分之二”法令的反对——的各种政治事件以前，我们准备先研究一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对有关各方面的影响[3]。
尽管零星消费者的惨况在春季和夏季已经十分明显，但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修改它们的经济政策，战争的扩大和自然因素的继续不利，不断使经济政策的恶果趋于严重。指券在实际作废以前，在10月更进一步下跌到票面价格的5%[4]。规定按每磅3苏的价格配给面包（名义上每人得到1磅到1.5磅）仍旧公然不兑现：至少一直到7月底，我们看到每人只分到2、4、6、7或8两；而且人们常对面包商超过规定价格售货表示不满[5]。8月里，情况有些好转：一般都达到半磅，月末增加到3/4磅；但是在9月里，又常听到人们抱怨面粉质量太差，在10月以前，配给量又减低到半磅或者更少[6]。同时，在“自由”市场中，面包仍然卖15～20里弗一磅[7]。肉类按照21苏的规定价格往往买不到，在“自由”市场中，肉价从6、7月的每磅8里弗涨到9月底的15里弗[8]。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同样上涨：黄油从7月的16～18里弗一磅涨到9月的30里弗；食糖从1月的11里弗涨到9月的62里弗；鸡蛋从7月的每打9里弗涨到9月的12里弗；马铃薯从5月的34里弗一蒲式耳涨到10月的56里弗；牛油蜡烛从1月的5里弗涨到6月的30里弗和8月的50里弗；煤从6月的75里弗一伏阿涨到10月的175里弗；木柴从5月的160里弗涨到9月底的500里弗[9]。
生活费用这样继续上升对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收入微薄或固定的人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工人们为了要求更多的面包而在8月罢工，他们聚集在圣马丁门，提出这样一个应当问的问题：“我们用每天挣的12法郎怎么能买15里弗一磅的面包呢？”[10]一切小有产者在这种情形下的惨况，在7月16日一个密探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切概括的说明：
“工人的工资按他每天必需的生活费来说是太低了；不幸的租金收入者为了生活不得不卖掉他的最后一件家具，使贪得无厌的投机者发一笔横财；产业主别无生路，只能连收入带本金一起吃光；完全靠薪金生活的公务员也在忍受着穷困的煎熬。”[11]
事实上很多观察家都认为，租金收入者和小业主所遭受到的这种痛苦，比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还要大一些[12]。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像累珀累提尔、布特·代·莫兰（罗亚尔宫）和万多姆广场这些西部各区——这些区里很多人都是这种社会成分——早在“三分之二”法令引起政治危机以前，就对国民大会表示极端仇视[13]。但是从这些地区当然不会产生出有效的行动来结束它们所抱怨的经济情况，因为所说的这些区同样也是投机者和股票经营者的主要巢穴，他们利用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大发其财，而政府的政策是有利于他们的活动的[14]。
在无套裤党这方面，他们以其独特的形式做出了反应。像在牧月以前的几个月一样，有些人流于悲观失望而只关心目前的面包和生活问题。
“（一个观察家在7月写道）公众似乎只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生活需要……政治问题已经从咖啡馆里绝迹了。”
“政府并不怎么重要”（一个公民说），“只要我能够维持生活就行了。”
在8月，据另一个观察家报告：“公众……既不注意法律，也不注意宪法；他们只注意自己所要求的面包。”[15]不过，另外有些人反应很强烈：在6月和7月，我们听到群众在罗亚尔宫为工人们抢夺在自由市场上出售面包的商人的存货而欢呼助威；而且人们认为，只要面包继续缺乏，圣日瓦教堂就应当停止在圣餐仪式上送面包的习惯[16]。有些人开始惋惜旧制度，痛斥共和国，把希望放在王政的复辟上。7月，有人听到圣安东郊区的公民说，他们才不在乎敌人是不是进入巴黎呢，“因为我们反正不能拦住物价上涨，英国人和法国人还不都是一样。”还有一个观察家写道，“下层”群众虽然没有公开宣布赞成有一个国王，但是，只要君主制能给他们面包，他们似乎也并不反对。据说，某些公共场所在8月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国王或者面包”；一个密探写道，“和旧制度比起来……共和国并没有增加声誉”[17]。不过，至少在无套裤党人中间，这种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在葡月事件之前已经不存在了。
雅各宾派煽动的复活而造成的影响是比较持久的。8月，有人要求重新控制物价和必需品供应：“（一个观察家写道）公众似乎期望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有一个合理的限价。”[18]同一月稍后一点，有人报告说很多人惋惜罗伯斯庇尔的时代：“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人们的日子要好过得多，那时候人们并不觉得这样的穷困。”9月8日，一个士兵在罗亚尔宫说，“如果不实行恐怖”，事情会继续坏下去。两星期后，有人听到一个妇女在圣马丁门说，她很惋惜断头台时期，她希望那个断头台永久存在。到月底，由于有些区释放了前恐怖党人，以及保王派在其他一些区里大肆煽动，人们又在图伊勒里宫花园和圣丹尼门、圣马丁门附近的人口密集地区公开地宣扬雅各宾派的主张了[19]。
同时，虽然牧月暴动失败了，但仍有人谈到将有一个新的无套裤党人起义。
〔一个观察家在6月底写道〕在排队或集会中，人们谈论着，大家认为工人是安静的，因为他们的武装已被解除，不过，他们懂得使用和大革命开始时同样的方法来取得面包。
一星期之后，监察官布伊龙把正在发生的群众议论和牧月事件爆发前的情况作了一个比较。8月20日，人们看到，“聚集在马丁门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第二天，一般的**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们相信他们准备在最近就举行起义”[20]。但是，这时政府和各区之间已开始发生政治冲突，我们要看一看这对于无套裤党人的**将有什么影响。
在6月里已经召集了预选议会（在巴黎，相当于各区的区议会）。召集这个议会的目的是通过新起草的宪法并推举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推举定于秋季召开的新的革命议会的议员。这时保王派的煽动日益猖獗，并且正在巴黎、各省城镇和乡村赢得一些徒众[21]；毫无疑问，为了保卫共和政体不至于被保王派的反动搞垮，同样也是为了延续它自己的政治生命，行将解散的国民大会的多数派于8月22日和30日公布了有名的“三分之二”的法令。法令要求预选议会同意500名新议会的议员一半由国民大会的现有议员中选出，只有其余的250名议员由选举人自由选举。国民大会预料到将有不利的反应，因此，在同一天开始调动正规军进入首都；并且为了缓和舆论的不满，通过9月2日的法令，允许以前的恐怖党人参加预选议会[22]。
收到这些提议的巴黎各区从热月以后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接连不断的清洗已经把所有的雅各宾派不仅从西部各区而且同样从郊区与市中心区的委员会和每星期开会的区议会里驱逐出去。当各区召开普选议会投票表决宪法的时候，大约有12个区——包括阿尔西区、人权区、格拉维叶区、植物园区、伦巴底区和朱利昂温泉区等这样一些最近起义的区在内——特别把所有前雅各宾派排除于审议之外[23]；在6月，植物园区曾经宣布逮捕不下于38名所谓“9月2日和3日的屠杀者”[24]。不受欢迎的社会成分受到同样认真的清洗：从牧月以来，国民自卫军中的工人和工匠不是被批准免予服务，就是被特别排除于军职之外；9月，据一个观察家记载，“出席各区议会的工人寥寥可数”[25]。事实上，区议会已经日渐贴近热月以来为统治集团所喜爱的“有产者共和国”，9月24日的《法兰西报》确切地说明了它们的社会哲学：
在所有文明社会中，只有有产者是组成社会的成员。其余的都是无产者，他们属于广大的市民阶级，正在等待时机，以便取得一笔财产[26]。
这类公民在接受共和国第三年的宪法草案前是不会有长时间的犹豫的。这部宪法和1793年的宪法最显著的差别是：它重新采用了间接选举制度，并且甚至在预选阶段就只限于纳税人才有选举权，而在选举国民大会代表阶段则只限于殷实的有产者才有选举权。事实上，到9月6日，所有各区都以大多数通过接受了这部宪法[27]。至于对待“三分之二”的法令就与此完全不同了。在激烈辩论和对国民大会及其各委员会进行了猛烈的反攻之后，国民议会最后宣布投票结果，人们发现巴黎不下于47个区否决了这项法令——唯一的例外是圣安东郊区的盲人收容院区，以433票对139票通过了这项法令[28]。
不仅是8月22日和30日法令本身引起了各区的政治反抗，选派军队进入首都以及允许前恐怖党人（仅仅在几个月以前各区当局才费尽心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和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参加议会和他们的政敌一起投票的决定，也引起了进一步的敌意。正是这些为首都主要保守集团所深恶痛绝的因素的结合，给了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以可乘之机，他们想以巴黎普选议会作基础建立一个反对中心，并把许多人罗致在内。如果保王派公开宣布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些人一定会表示拒绝。
保王派骚乱的主要核心在累珀累提尔区，这是一个“富户住宅区”和金融及股票投机的中心。在革命早期的一些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区的领导人和军事单位倾向于保王派和温和派。这一区的掷弹兵曾经在1792年8月反对马赛人和保卫王室；在热月事件中，这一区曾热心支持国民大会反对罗伯斯庇尔；在1795年2月曾首先捣毁马拉半身像[29]，并且曾经带头以武力反对芽月和牧月的起义者。一开始，他们在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找到了同盟者[30]，不久又在其他各区找到了一些。9月初，累珀累提尔区在各区中率先反抗；但是它最初想在由48个区组成的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暴动中心的企图却遭到了失败[31]。在随后一周中，叛乱各区中发生了剧烈**，这期间有人向团结区议会报告说，5000名恐怖党人已经到达首都，并且已经在圣安东郊区散发了100万里弗[32]——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保王派的宣传资料；9月16日，累珀累提尔区努力争取到30个区的对于巴黎公民致全国预选议会书的支持（“明确表示和全体一致地”）[33]。同时，布特·代·莫兰区单独给国民大会一份建议书，重新提出从1793年吉伦德党和山岳党之争以来再没有听到过的要求，认为巴黎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和地理形势，“应该有主动选举立法和执行机构的权限。”[34]
9月23日（葡月1日），国民议会宣布预选议会投票结果：全国各地都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宪法，8月22日和30日的法令也同样被通过，但是反对者也不在少数[35]。预选议会受命于10月2日以前结束工作；复选议会须于12日召集，并将于11月6日召开新的立法议会。这些决定揭开了一幕新的冲突。有几个巴黎预选议会声明：这些选举结果是假造的，并且准备对解散的命令置之不理[36]。同时，在一些区里和保王派站在一起的“青年团”[37]开始侵犯公民并在罗亚尔宫与军队发生冲突。有一次，他们竟高呼：“打倒三分之二法令！”“国王万岁！”“打倒国民大会！”“打倒步兵队！”[38]另一方面，雅各宾派或国民大会的支持者也公开地谴责各区的“保王派暴徒首领”。9月25日夜间，在球场区和累珀累提尔区有三个这样的批评者遭到了侮辱和殴打，并且被带到布特·代·莫兰区的警务委员那里，因为他们曾经说预选议会是由“强盗”组成的，并且曾公然表示支持国民大会：
等到明天敲起战鼓和发出征兵令的时候，如果对他们非法发出征兵令，他们就将束手无策；到那时候，他们就要到国民大会来啦[39]。
各区的骚乱在继续着。**者企图使盲人收容院区和其他区议会联合在一起，好几个代表团到这个区来，劝他们取消对“三分之二”法令的支持；但盲人收容院区在几经踌躇之后仍然拒绝了。玻宾库尔区虽然反对这项法令，但9月28日却拒绝了累珀累提尔区的邀请，没有指派委员（1793年8月10日和5月31日的影子！）“参加起草声明”[40]。然而，第二天，累珀累提尔区却交给了国民议会一项声明，这个声明虽然并没有得到它意欲代表的巴黎多数各区的直接支持，但却有23个区的签名，其中包括没有签署9月16日致全国预选议会书的布特·代·莫兰区、忠诚区（市政厅区）、友爱区和球场区[41]；这是对国民大会权力的直接挑战，因为两天以前，它曾禁止各区议会审议有关选举以外的问题[42]。政府为阻止巴黎各区和首都附近各行政区采取联合行动所采取的措施[43]招来了更加严重的威胁：10月2日，累珀累提尔区和法国剧院区邀请首都其他预选会的选举人第二天在武装保护下到法国剧院区的大会堂（现在的奥地昂剧院附近）开会。20个区接受了邀请，但是只有15个区出席。那天晚上，累珀累提尔区、布特·代·莫兰区、法国剧院区和市中心的4个区宣布它们对国民大会处于“反抗状态”[44]。不久以后，暴动就发生了。
然而，除去各区很少数的“体面绅士”或有产者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这种步骤是有意识的进攻行为， 更没有认识到这是有意识地企图削弱和推翻共和国，而只认为这是反对国民议会的一种自卫措施，因为它的法令破坏了主权在民的神圣原则，并且正在企图用武力和成批地释放可怕的恐怖党人或嗜血鬼来强制推行这项法令。在他们看来“有产者的共和国”正在遭到破坏和威胁，这种破坏和威胁并不是来自叛变各区而是来自国民大会本身。政府为自卫而采取的每项措施和无套裤党人的日益不听支配，帮助人们形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这在许多方面使人回想起巴黎资产阶级在1789年夏季从防御到进攻的态度。政府面对着各区的威胁，不仅召集了更多的武装部队，并且还特别招募和武装了1500名义勇队，其中包括许多在牧月后被解除武装的人[45]。同时，由于物价的进一步上升，在市场和郊区再次发生威胁巨商和囤积者的事件，人们都在担心会像1793年2月那样发生到处抢掠或进攻食品商店的事[46]。但是无套裤党人和工人们非但没有为了向国民大会算账而和各区的叛变者联合起来，而且为了共同保卫共和国反而更靠近了国民议会，并斥责各区分裂者为保王派和大腹贾。下列9月和10月初的警察报告的摘录说明了这一点：
9月10日，“工人们在各区集合起来，声明拥护国民大会，并且把对于一切反对果月5日及13日（8月22日及30日）法令的人的逮捕归罪于保王派和各区首领。”
10月1日，“反对各区、反对商人和囤积者的运动……极为活跃。”
10月2日，“由一部分手工业者组成的圣马丁门和圣丹尼门的群众全部倾向于国民大会，如果不是由于商品、木材和煤炭的昂贵使他们感到苦恼，他们的意见会表达得更为明确。”
10月4日，“工人们在许多市区中集合起来，尽管他们对物价昂贵表示不满，但他们仍然说，虽然保王派领导各区，他们却支持国民大会。”[47]
在香榭丽舍区，当地消防工人比此更进一步：他们把会场锁起来不让区里的分裂派开会，并且警告选举人说，如果选举人参加反叛者，“他们就要给以教训”[48]。
同一天（葡月12日），各区大都为保护似乎受到来自这方面或那方面威胁的财产而武装起来。在一些区里，公民们带着武器去参加预选会，并且公开向国民大会挑战；在其他区里，他们做了准备但没有任何进攻意图，或者由于意见分歧大而不能采取任何行动[49]；还有一些区的情况是：他们在本区选举人的逼迫下，不得不勉强武装起来，或者是相信了匪徒和囚犯逃脱的谣言而武装起来。在市场区，谣传恐怖党人要解除巴黎的武装，砍掉居民的脑袋。在球场区，武装公民在“打倒恐怖党人”的口号声中列队行进。当比塞特勒监狱中的在押犯逃出的谣言散播开的时候，群众纷纷在卢森堡区和团结区的交界处德布西十字路集合起来。在法国剧院区，武装的区分裂派看守着监狱；在团结区，公民受命在亚培广场举行武装游行，“因为政府委员会今天武装了所有的嗜血鬼、恐怖党人和恶徒”[50]。只有在累珀累提尔区，公开宣布了保王派的目的：在小圣托玛街（现在的布塞）的区司令部外边，号召过往行人拿起武器，“和国民大会及恐怖党人作战，除非有一个国王，我们才能有好日子过”[51]。
当晚，政府命令指挥巴黎军队的默努将军的队伍进攻累珀累提尔区的司令部并逮捕其领袖。默努将军实际是一个保王派，所以和叛乱分子进行谈判，并允许他们各回各家。同一天晚上，布特·代·莫兰区、球场区和图伊勒里区在“打倒恐怖党！”“共和国万岁！”的喊声中集合起来支持累珀累提尔区；继之而起的是布鲁特斯区、祖国之友区和法国剧院区。这时，一个公然在君主派指导之下的参谋本部出现了，保王派记者里塞尔·瑟里西担任主席，法国剧院区的唐尼康将军担任总司令[52]。控制商业桥要冲的阿尔西区在第二天早晨9点钟宣布它站在骚乱者一边[53]，于是河两岸两个叛变的主要中心建立了重要的联系。到这时各区叛乱者大约已有25 000人武装起来，但是大多数都是处于防御状态，等候并不存在的嗜血鬼进行攻击；其中只有7000至8000人——大半来自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附近各区——参加了不久以后对图伊勒里宫的武装进攻[54]。
与此同时，政府已经组织了防御工作。默努被逮捕。巴拉受命代之为巴黎军队总指挥，正规军数目为5000名，此外还有几百名义勇军，包括盲人收容院区派来的250人在内[55]。这时在公众中还默默无闻的波拿巴将军被指定率领炮兵队；他派谬拉带领300人到撒布龙运来40尊大炮，把图伊勒里宫变成了一座要塞，并把每一条通路都把守起来[56]。当叛乱者离开防守坚固的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大本营由北向南推进时，遇到了摧毁一切的炮火——波拿巴有名的“镇压民众运动的密集射击”。连接圣端诺累街和图伊勒里宫的国民大会大街（现在的多飞街）上发生了一场激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57]。6点钟，叛乱者被击退，但仍然占据着圣洛赫教堂、共和国剧院（法国喜剧院）和罗亚尔宫；后两个地方在天黑后不久就陷落了。在人权区，阜尔斯监狱发生**，在押犯人害怕——也不无理由——9月“大屠杀”的重演[58]。
在这场事变中，最后的也是最著名的事件是10月6日（葡月14日）早晨进行的圣洛赫之战[59]。夜间，在累珀累提尔区、法国剧院区和布特·代·莫兰区，准备战斗的号召又响起来；人们筑起了街垒，但是反应是不太热烈的。圣洛赫很快地被瓦肖将军攻克；不久以后，巴拉便占领了累珀累提尔区的司令部。第二天，委员会下令将叛变的累珀累提尔区的巴黎国民自卫军掷弹兵及射击手和所有公民一律解除武装，现在这个区几乎遭到了普遍的谴责，认为它是“保王派、股票投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巢穴”[60]。所有区级预选议会都再次被命令停止工作，并分别成立三个军事法庭审讯那些未及逃脱的“这次叛变的主要制造者和煽动者”——这些法庭在法国剧院区、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开庭。10月9日（葡月17日），警察局又用熟悉的和安心的口吻报告说：“巴黎呈现出一片特别安静的景象”，然而他们也觉得不能不加上一句：“不过，仍然有些人为物价高涨而不满并口出怨言。”[61]
政府镇压了叛乱以后，渴望它和曾经反对过它的各区之间不至于产生太深的裂痕。因此，决定把叛变的群众看成是被引入歧途的无罪羔羊，而仅仅对少数“煽动者”——新闻记者、有名的保王派和各区议会的议长、秘书等采取镇压的措施。即使这些人，大多数也让他们逃跑了，因为关卡并没有封锁：仅仅在剧院区，警察准备于两星期内逮捕或传讯的15个人中，就有12个人逃脱[62]。在委员会逮捕的或者想要逮捕的约200人中[63]，只有30名在设于叛变中心区的三个军事法庭上受到审讯（本人或到案或缺席）。在这些人中，有2名执行了死刑（还有5名被缺席判处死刑），8名宣告无罪，其余被判罚款或监禁。一年之后，那些受到缺席裁判的人的判决作为大赦的一部分被撤销了[64]。总而言之，葡月的叛变者比牧月起义者受到了远为宽大的对待——这一事实没有逃开公众的注意和批评[65]。
但是，这两次事变除去目的完全不同而外，其参加者当然也有很大差别。当局意在于葡月的死伤者中找出多数的国外流亡者和死硬的保王派。“（巴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受伤者当中主要是国外流亡者，系绿领结或黑领结的人，很少有商店主……”[66]10月12日的报纸报道中谈到许多尸体穿着粗劣的外衣，里面却包着精致的饰以百合花国徽的内衣[67]。但是，政府和它的代理人力求把骚乱者说成是一小撮保王派的意图过于明显了，因此使群众很难相信这种报道。这种分子可能存在于参加叛乱的“青年团”中间；但是，他们和**者队伍中喝醉了酒的工人（警察局侦察员的一份报告曾经谈到，葡月12日累珀累提尔区召集的武装公民中有喝醉了酒的工人[68]）一样，都不能代表全体骚乱者。更有代表性的积极分子至少是叛变被镇压后政府逮捕的或想要逮捕的那几百人。各区那些住宅和文件被警察搜查的人主要是（就能够鉴别其身份者而言）记者、印刷商、公务员、议员和股票投机者，他们里面还有一个是酒商。受军事法庭审讯的那些人，除了他们在原来各区的公职以外，都是职业军人、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此外还有一个前王室官员、一个杂货批发商和一个商店助手（他们里面唯一的无套裤党人）[69]。毫无疑问，在累珀累提尔区、布特·代·莫兰区、布鲁特斯区、法国剧院区、阿尔西区、卢森堡区和其他积极参加葡月13日叛变的各区的武装公民的队伍中还有其他社会成分；但是，除去为此目的而特别招募的人以外[70]，他们一定主要是由首都的纳税人、店主和有产者构成的，唯有他们逃脱了自热月以来进行的社会清洗。这些公民曾经称赞过对巴士底的围攻，曾经支持或是不反对推翻王室；但是在巴黎革命的年代里，他们自己在革命群众中成为主要分子或者在巷战中一马当先，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可是，虽然无套裤党在这些事件中起的作用很小，他们像热月以来常有的情形一样，仍然是主要的牺牲者。不错，国民大会为迎合群众心理起见，曾于10月6日发布法令，规定所有负担得起的人要放弃自己的面包配给而到自由市场上去买[71]；但这项措施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物价依然高昂，物资继续缺乏，随着冬日的逼近，这种情况更趋严重。11月，面包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涨到24里弗1磅，煤300里弗1伏阿[72]。20日，在崩孔赛耳区，群众强迫一名商人按10里弗1磅出售他的面包[73]。但是，面对着看来没有什么解决希望的日益严重的困难，一般人都抱着悲观绝望的心情。
“（当时的一个观察家写道）匮乏已经到达极点。巴黎街头呈现出一片妇女和儿童因缺乏营养而奄奄待毙的凄惨景象，医院和救济院不久将容纳不下大批的病人和不幸者。穷困和饥饿几乎使他们完全无话可说；有时偶然说出话来，也是对政府的喃喃诅咒。”[74]
这幅图画使人们想起警察局刚好在一年以前描绘出来的景象。和那时一样，在以后几个月里，生活更为困苦：12月，1磅面包涨到45和50里弗，1796年5月涨到80里弗； 肉价到1月涨到75里弗，3月涨到97里弗[75]。但是，这时，雅各宾派的余众哑然无声，无套裤党的武装战士灰心丧气、东零西散，或被监禁或被解除了武装，再也看不到1795年春天的战斗精神了。巴黎市民也适当地受到了葡月以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分子的威胁和控制： 国民大会召入首都的军队，在督政府时期一直驻扎在巴黎[76]，为波拿巴的军事独裁铺平了道路。“革命群众”——不论是由无套裤党还是由意见不同的资产阶级组成的——的时代在以后许多年内不复存在。
[1] 诚然，热月事件在某种程度已经不属于这种类型，但是那种区别还不像葡月事件这样明显。
[2] 关于这次暴动及其政治背景的最详尽的叙述，可参看黑·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H.Zivy，Le Treize vendémiaire，an Ⅳ），1898年巴黎版。虽然作者充分利用了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往来信件、区议会的议事录、希米特编纂的警察报告（《法国革命年表》）和葡月15日成立的审讯被捕暴徒领袖的军事法庭的记录，但因他的著作问世太早而未能利用奥拉尔编纂的更完全的警察报告（《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
[3] 为此而引用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75页；第2卷，第1—319页（1795年5月29日到10月14日）。
[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26页。
[5]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60、767页；第2卷，第8、34、48、108、120、138、145页。
[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02、151、181、186—189、199、208、210、213、277页。
[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6页；第2卷，第36、139页。
[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4、34、113页。
[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368、376、750页；第2卷，第3、8、36、61、113、191、271、291、327页。一伏阿相当于56立方英尺。
[1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42页。
[1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86、50页。
[1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7页；第2卷，第48—49页。
[13] 累珀累提尔区、万多姆广场区、布特·代·莫兰区在5月到7月中都感到食物缺乏并发出了怨言，甚至于谈到“最近再来一次暴动把那些代表和商人都赶进坟墓”。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可参看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67页；第2卷，第48、60、65、108页。
[14] 参看10月5日（葡月13日）的一份报告：“所有投机商人都是从这两个区（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作者注）的中心来的，他们在平等宫做最卑鄙的交易，既危害国家利益也危害私人利益。”（《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00页）
[15]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53、65、177页。
[1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2、43—44、67页。
[1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70、77—78、161页。
[1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08页（并可参看143页）。
[1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82、233、254、276页。
[2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47、65、182、184页。
[21] 勒菲富尔：《热月党人》，第173页；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4、77—78、161、182—183页。
[2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87、218页。
[23] 其余各区是万多姆广场区、崩孔赛耳区、西区（红帽区）、累珀累提尔区、布鲁特斯区和布特·代·莫兰区（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28页；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23页）。
[2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9页。
[25]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8页；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27页。
[2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67—268页。
[27]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24—25页。
[2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04—265页（各处）。
[2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467页。关于1789年至1794年整个时期累珀累提尔区始终存在着反革命阴谋的情况和它的社会基础，可参看阿·德·勒斯塔皮：《关于海军上将的阴谋》（A.de Lestapis，“Autour de l’attentat d’Admiral”），载《法国革命史年鉴》，1957年，第6—18、106—120页。
[30] 回想起来，崩孔赛耳区的一个无套裤党人敏锐的政治眼光是值得注意的，这个人在牧月4日鼓动人们武装支援圣安东郊区时就曾说过，“我们要打倒……布特·代·莫兰区，累珀累提尔区的贵族和花花公子以及其他该死的坏蛋”（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62，第2号卷）。预选议会讨论新宪法后，投赞成君主制的少数票在下列各区的记录是：团结区（6）、布特·代·莫兰区（6）、老城区（5）（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85页；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327—328页）。
[31]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29页。
[33]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41 4598；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1—32页。这些区是：祖国之友区、兵工场区、崩孔赛耳区、崩迪区、新崩纳区、布鲁特斯区、香榭丽舍区、老城区、人权区、格雷讷累喷泉区、粮食市场区、武装人区、不可分割区、植物园区、累珀累提尔区、卢森堡区、市场区、白山区、天文台区、西区（红帽区）、万多姆广场区、普瓦松尼区、新桥区、再团结区、大教堂区、法国剧院区、图伊勒里区和团结区等。
[3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46页。
[35] 表决结果是：赞成宪法的有914 853票，反对的有41 892票；赞成“三分之二”法令的有167 758票，反对的有95 373票（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5页）。
[36] 这些议会包括祖国之友区、兵工场区、老城区、人权区、格雷讷累喷泉区、白山区、新桥区、再团结区、法国剧院区、忠诚区（市政厅区）和球场区等——后两个区没有在9月16日的致全国预选议会书上签字（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6页）。
[37] 他们参加了布鲁特斯区，累珀累提尔区和卢森堡区的议会（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3页）。
[38]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6—37页；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布特·代·莫兰区），第480—481、483—488、489—490、502—505页。关于在罗亚尔宫和其他地方对于个人进行的袭击，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对开本第462、463—464、465—466、467—468、508页。
[3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对开本第472—478页。关于类似的话，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对开本第499—500页和Aa 189（博物院区），对开本第208、211页。
[4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327—328、240—241页。
[41]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43页。
[4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79页。
[43] 从德勒到巴黎的两个代表被捕；在诺农库尔，地方民兵队和正规军曾发生冲突（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44页）。
[44] 这四个区是布鲁特斯区、普瓦松尼区、大教堂区和社会契约区——后者不是9月16日声明的签字者。
[45]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52页。
[4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83、290页。
[4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32、283、290、297页（重点是作者加的）。
[4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95页。
[49] 例如，伦巴匠区民政委员会拒绝了区议会发出战斗号召的请求；然而第二天早晨，不经该委员会的同意，号召的钟声却响了起来（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176页）。
[5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97页。
[52]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66—69页。
[53] 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7—558，第2号卷。
[54]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84—85页。
[55] 在此以前“效忠”于国民大会的其他各区——蒙特娄区、玻宾库尔区、格拉维叶区、法兰西警卫军区和伟人祠区——拒绝响应召唤。格拉维叶区实际上已经表决和累珀累提尔区联合在一起（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69页）。
[56] 和传说相反，事实上，在这次事件中，波拿巴起初只是巴拉手下服役的六七名将军之一。只是在战事结束后，在巴拉的请求下，波拿巴才被正式承认作为他的副指挥（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73—78页）。
[57] 双方各伤亡二三百人（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95页）。关于图伊勒里区由于战争而受到的财产损失的情况，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52，对开本第378、417—418页。“国民大会大街一个要求赔偿损失者有些激动地说，他家里的玻璃窗大部分都被砸碎了，给他所造成的损失就是对他的财产的一种侵犯，而法律却是保证他的财产的安全的”（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
[58]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36，对开本第224—225页。
[59] 具体事例可参看巴尔扎克：《恺撒·比罗托》（Balzac，César Birotteau ）（第1版，1837年）。
[6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06页。
[6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13页。
[6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43，对开本第23—60页。
[63] 我曾在16个区里发现66起这种案件，但是警察局记录很不完整：例如，关于这一时期累珀累提尔区的情况就没有记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1、74，75、77、134、158、168、175、177、202、211、214、219、242、243、252）。
[64] 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6—558；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99—101页。
[65] “有些人评论说：比起葡月13日暴动者的罪过，牧月暴动者的罪过要小得多，因为后者只是要求面包，而前者则企图攻击和消灭国家代议机构；可是……牧月暴动者却受到比葡月13日的暴动者远为严厉而轻率的裁决。”〔1795年10月13日警察局侦察员的报告，见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19页〕
[6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18页。
[6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97页。
[69] 参阅本书第176页注②和注③。
[70] 军事法庭的记录里报告了少数这样的例子，但我们不能估计出它们的重要性（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6—558）。
[7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08页。
[7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75、434页。
[7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4，对开本第608页。
[7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434页（11月26日的报告）。
[75] 埃·勒伐塞：《1789年至1870年法国工人阶级史》（E.Levasseur，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de 1789 à 1870），1902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236—244页。
[76] 关于驻军对巴黎市民构成威胁的早期的事例（偷窃东西、损坏财物、伤害生命），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52（图伊勒里区），对开本第356—368、373—375、378、417—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