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山岳党的胜利
路易十六的被推翻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不仅共和国宣告成立，而且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宣布赋予一切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利：“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1789年至1791年的立宪派所十分喜欢的东西——被取消了，每个成年男子从此有权在所有地方的、省的和全国的选举中投票[1]。这样，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的平等观念就具有了更充实的内容。尽管有这一切成就，可是，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一段历史仍是一个充满内部深刻矛盾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和谐融洽的时期。代替旧的矛盾的是新产生的矛盾，而这与对外战争问题完全无关，因为新选出来的国民大会中的各党派在不同程度上都给战争以热烈的支持。吉伦德党在这次选举中一跃而成为议会的多数党，并且有地方上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巴黎，由于他们在八月革命中采取的暧昧态度，因而失去了武装民众的支持。与吉伦德党对峙着的是山岳党，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丹敦和马拉现在都被选进了国民大会。他们深得巴黎各区和俱乐部的拥护，因为他们在八月事件中起的作用使他们在各区和俱乐部中间享有极高的声誉。斗争逐渐在秋天展开，随着这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许多新的叛变行为与战争的失利而日益激烈，到了初夏便爆发为公开的暴力行为。这场斗争一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才获得解决，这时，吉伦德党的领袖们被加入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无套裤党人强行赶出国民大会。然而，只有到9月群众进一步暴动之后，雅各宾派的专政才得到巩固，专政的工具即共和国第二年革命政府才宣告成立。
但是，成为革命第二阶段中最显著特征的山岳党和巴黎无套裤党的联盟，并不是没有经过困难和紧张时期就实现了的。除了政治权利以外，无套裤党人并没有从八月革命中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新的巴黎公社曾经领导由他们积极参加的暴动，但它既不是由他们缔造的，也不合乎他们的理想：虽然同1789年和1791年的公社比起来，坐在里面的律师和商人少了一些，但是，小店主、作坊师傅和帮工只占公社成员的三分之一；而律师和记者虽然是少数，却占据着领导地位[2]。不过，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变化。当时存在着更为直接的迫切问题，如工作和粮食价格问题等。11月，圣安东郊区的玻宾库尔区议长曾向国民大会呼吁，要求给“工人公民这一人数众多的阶级”准备面包和工作[3]。曾引起1792年9月**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在夏季和秋季有所缓和[4]，但是1793年最初几个月又猛涨起来：比起上一年春季，这一次来势要凶猛得多，波及的消费品范围也更为广泛。到2月，精制砂糖（1790年售价为24苏）卖到47～60苏，粗糖（1790年售价为12苏）卖到40苏，牛油蜡烛（1790年售价为15苏）卖到18苏半～20苏，咖啡（1790年售价为34苏）卖到40苏，肥皂（1790年售价为12苏）卖到23～28苏。结果引起了比上一年食糖暴动更广泛更持久的群众骚乱。巴黎各区全部或者几乎全部卷进了这次骚乱，它大概比革命中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清楚地标志着“贱民”和有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的冲突。这些有产阶级中包括曾经在雅各宾俱乐部作过演讲或者鼓过掌，或在国民大会中同山岳党同坐过最高一排椅子的极端民主派在内[5]。
星期日，也就是2月23日这一天，有两个妇女代表团到国民大会请愿，其中一个是洗衣妇组成的，她们抱怨肥皂涨价[6]；第二天便发生了局部**，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真正的爆发开始于25日早晨，**的形式是群众冲进杂货铺和蜡烛商店，强迫店主按照**者的规定降低价格。上午10点钟，从市中心的商业区——由伦巴底、格拉维叶和马尔舍等区[7]组成——开始，运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到全城各处[8]。从保存下来的警察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出它从这一区发展到那一区的路线。先从向东发展说起：刚过10点不久，运动就发展到公社大楼（市政厅），中午发展到结盟广场（罗亚尔广场）区，2点发展到兵工场区，3点发展到人权区，3点至4点之间到盲人收容院区，4点到蒙特娄区和武装人（马莱）区。同时，向北发展的情况是：运动在两点半发展到祖国之友区，5点到崩迪和白山区。向西的发展是：两点半到达法兰西警卫军区，4点到博物院（罗浮）区，7点到布特·代·莫兰（罗亚尔宫）区，8点到图伊勒里区，10点到共和（鲁列）区。运动可能从图伊勒里区越过国民大桥（以前的路易十六大桥）扩展到河左岸；不论怎样，格雷讷累喷泉区那天晚上8点到9点之间是有**的。第二天，在若干区里发生了一些较小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中心区的女商贩和圣马瑟勒郊区比厄富尔街的洗衣妇起了更显著的作用。但是25日离开巴黎到凡尔赛去的桑代尔早就动员了国民自卫军，很快便驱散了群众，恢复了法律和秩序。
这次运动的目标不仅指向食糖，而且同样指向全部其他杂货和殖民地产品。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有一个普遍现象是：城市这一区和那一区所规定的价格标准是显然一致的——所有这些都暗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一致行动。下面是**者最普遍需要的货物和他们订出的价格范围： 食糖，18～25苏；粗糖，10～12苏；牛油蜡烛，12苏；肥皂，10～12苏；咖啡，20苏。如果严格按照这些价格出售的话，我们将看到店铺老板所得到的货价大约相当于市价的五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但是，实际上，很少是这种情形。**者中间无疑掺杂有趁此大好机会进行抢劫的人——特别是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国民自卫军出动（有些自卫军甚至还参加**）。此外，在随之产生的混乱中，就是世界上心地最纯正的人也往往易于顺手牵羊，拿些货物，而不会交出钱来领一张付款收据。不过我们看到，圣马丁街一个杂货商交给警察下面这样一张收款和损失清单：
[img alt="" src="../Images/00002.jpeg" /]
这张账单表明货物出售后实收的货款差不多只有市价的五分之二。另一个杂货商， 罗亚尔广场区的皮埃尔·麦尔维埃能够证明他在价值1547里弗[9]的货物出手后收回521里弗15苏。但是这些店主是特别幸运的，其他店主有的只收到他们商品市价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少）——例如，阿尔西区的卡安从价值26 267里弗的货品上只收到2829里弗，法兰西警卫军区的孔马尔，被拿走的货物市价是27 043里弗，他费尽气力只收到了1158里弗4苏的“包在茶巾里的指券”[10]。
**还有其他一些显著的特征。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它们的主要牺牲者是大商人和批发商，一般认为这些人应该对囤积和促成物价上涨负责。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运动开始于格拉维叶和伦巴底区，因为这两区是这类商人的麇集地。但是当**向四周扩展以后，似乎就有些不分青红皂白了，小蜡烛商和杂货商的店铺也被殃及。例如，在盲人收容院区，警务委员开了一张25家杂货商的名单，其中有13家都受到了某种损失——有几家只损失了几里弗[11]。这里有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参加这些主要是对于高物价的自发的抗议的，不仅仅是很穷苦的人。根据目击者所引证的，有许多例子证明，的确有工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参加**：我们听到的有屠户的学徒、建筑工人、运水工人、码头工人、女商贩、厨师和家庭仆役，他们在全市各地区起了极其显著的作用；而在由于**而被捕的49个人中间，有28个人是各种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店主和工匠[12]。可是，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他店主——有时候甚至还有资产阶级——也十分踊跃地利用杂货商不幸受窘的机会，派他们的厨师、仆人、学徒或帮工混在侵入杂货铺的群众中间，以非常有利的价格购买食糖、肥皂、蜡烛和咖啡等[13]。
我们很难判断这次**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预定的行动计划的结果。市议会、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大会中的各党派在承认物价上涨造成生活困难的同时，全都对**作最露骨的斥责，企图用“幕后有人指使”、反革命阴谋或者是政敌的诡计一类的说法来解释这次事件。例如这时还没有参加山岳党的巴累别有用心地说，“这是暗藏的贵族背信弃义的煽动”。为了加强他的论点，他坚持说糖和咖啡这类“奢侈”品不至于激起群众的愤怒；但是当他说出下面一段话的时候，便透露了他的成见，他说：
我们不要忘记了一切社会原则；因为在一切不再尊重私有财产的地方，我们是不会再看到社会秩序的[14]。
马拉的报纸曾经主张把一部分杂货商吊死在他们的大门口，也许是为了分散大家对于马拉的注意，山岳党和公社选中了格拉维叶区的“红色教士”雅各·卢，认为他是暴动的主要煽动者——如我们所见到的，格拉维叶区是这次**的起点。马迪厄也趋向于同意这种看法[15]。雅各·卢在此之前固然要求过对一切消费品实行最高限价，但是他的影响能够扩展出他本区以外到什么程度，是很难说的；而且，无论怎样说，也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证明他在这次事件中起过任何直接作用。
这次**并没有产生直接后果：2月27日警局督察处的报告力言食糖、咖啡、油脂、皮革、肥皂和板油售价仍然保持以前那种“过高”的水平[16]；但是公社却在3月4日趁机规定4磅重面包价格为12苏，并且用补助面包烘制商的办法维持住了这个价格水平，虽然其他消费品价格和工资都在增高[17]。然而，正如警察局以后几星期的报告所表明的， 当局继续提心吊胆地等候着不久的将来再爆发一次群众平价运动[18]。
但是，不久，又慢慢发生了其他问题，引起了骚乱。4月中旬面包一度缺乏，于是风传妇女要列队到市政厅和国民大会去抗议；圣端诺累街一家面包店被愤怒的妇女冲入，店里的东西大部分被抢走了。4月和5月，谣传女商贩和其他人等正在准备一场新的监狱大屠杀；从这时候起，竭力鼓吹迅速作革命裁判的马拉成了“贱民”心目中的英雄。5月2日，一万名非武装的圣安东郊区公民代表在国民大会前游行，要求为零星消费者的利益而控制物价；从凡尔赛来的妇女在国民大会吵闹，并且拒绝离开会场[19]。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大会才非常勉强地投票通过了第一道限制全国面包和面粉最高售价的法令[20]。
和过去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时，争夺权势的党派开始利用运动谋求私利并把它引向符合自己政治主张的道路。吉伦德党和山岳党的斗争已经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从吉伦德党企图把丹敦牵连进杜木里厄的叛国阴谋案中和接着逮捕马拉以及革命法庭对他的传讯看来，很明显，如果山岳党不及时下手的话，他们自己就会成为反对派的牺牲品。
然而，首先发难的并不是山岳党，也不是雅各宾俱乐部，而是以让·华尔勒和雅各·卢为首的极端革命忿激派这一个集团。忿激派企图推动巴黎公社和各区掀起一次不成熟的暴动。在离图伊勒里宫数步之遥的斐扬派平台上，华尔勒的讲演吸引了大批支持者；但是华尔勒的暴动委员会策划于3月10日发动一场群众性暴动的企图却流产了。它的目的是要清算吉伦德党领袖罗兰和布里索并处囤积者和投机者以死刑，但是雅各宾俱乐部、公社和圣安东郊区的坚决反对注定了它的失败[21]。不过忿激派仍然有它的信徒，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还有人谈到，有必要举行一次群众性暴动以清洗整个国民大会和控制所有必需品的价格[22]。
山岳党和雅各宾派的领袖们倒是不慌不忙的。他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增长了智慧；他们虽然和自己的敌手吉伦德党不同，愿意而且也能够利用群众运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他们决不想让运动的领导权转入旁人手中，不论是转入忿激派或者是转入艾贝尔手中，艾贝尔是《杜歇老爹报》的主编，他的影响正在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巴黎公社中日益增长。此外，他们还担心太早的起义会带来对于国民大会的过于严酷的清洗，经过这样清洗后的国民大会将无力抗拒无套裤党的各种经济要求；他们还担心暴动会带来一场新的监狱屠杀，因而使巴黎在各省的联合反对面前孤立起来[23]。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到4月初，他们准备提出自己的纲领，争取各区议会的支持（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其中大多数的支持）并从两种“极端派”手上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夺过来。于是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于4月5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公开号召各区去国民大会请愿，并“迫使我们逮捕那些不忠实的议员”[24]。反应很迅速：三天以后，崩孔赛耳区的一个代表团要求国民大会审判吉伦德党最著名的领袖微尼奥、加德、蒲佐等人；10日，它的邻区粮食市场区，更进一步地提出了22名议员的名字[25]，打算从议会中赶走这些人，这样做一方面能满足群众清洗这个不受信任的国民大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山岳党在议会内部获得起作用的多数。这现在已经成了口号， 围绕着这一口号形成了5月到6月的暴动。到4月中旬，48区中已经有35个区分别表示了它们对于这种主张的支持；巴黎公社同意群众的要求，5月19日邀请各区选派委员商讨实施办法。正是从这样形成的大会中，最后出现了组织和指导5月31日到6月2日的巴黎革命的中央革命委员会[26]。
我们要想知道各区议会进行这些准备工作的经过是很容易的，但是，关于巴黎“贱民”对于这些发展有什么反应，组织者采取了什么步骤吸引他们给予起事以积极的支持，我们知道的就很少。不过，他们正在得到这种支持，似乎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知道，食物涨价已经使“贱民”感到惊慌，他们已经提出了不仅要控制面包和面粉，而且要控制所有重要消费品的价格与供应的要求，忿激派有时就是他们这方面的代言人。山岳党对于这样的方案虽然并不热心，但主要的反对正如一切聚集到议会中上层旁听席那些人自己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来自吉伦德党和它的国民大会中的支持者。物价在继续上涨，4月和5月的警察报告反映了群众的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雅各宾派所倡议的清洗国民大会可能促使对于囤积者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从而保证物资供应[27]。同时，也有迹象表明：雅各宾派及其支持者正在利用俱乐部和群众团体来取得男女“贱民”的支持。例如，一个警察局密探在5月13日向内务部长报告说：
妇女们坚持要求22个议会议员退职，并且希望男子给她们以支持[28]。
5月29日我们听到伟人祠区的一个前雅各宾派书籍装订工人说：
最无耻的是，有人竟要使圣日讷维叶教堂区那些在区议会会场外和会后聚合到一起组织成为俱乐部的全体工人们来代替资产阶级。[29]
在紧急关头到来时，我们将看到，革命组织者有一种更切实有效的办法，来保证自己的武装支持者不致因为担心工作时间受到损失而脱离队伍；但这只是最后一分钟才采取的措施，对于在事变发生以前取得支持上并没有起作用。
同时，暴动或多或少是按着计划发展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在5月29日一直开会；第二天晚上，公社正式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一位过去的海关职员安利奥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此外又决定在各区成立一支由无套裤党组成的两万名革命民兵，在服役期间，每人每天发给饷银40苏[30]。31日清晨3点，警钟敲响了，关卡被封锁了——这是重大事件发生时必然会有的前奏曲。但是，这天是一个工作日（星期五），到这时为止，响应的工匠和工人并不多，所以国民大会感觉他们所受的外力压迫比较小，能够争取时间，并把这一不可避免的请愿转交给新成立的公安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报告。然而中央革命委员会决定加速步伐：6月2日，星期日，它派遣国民自卫军的忠实部队，加上无套裤党分遣队的支持，包围了图伊勒里宫。议员们企图勇敢地冲出宫去，但在他们发现每一个出口都被堵死之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屈服于暴动者的各种要求之下。29名议员和多数党的两名部长被软禁在住宅里[31]。食物价格问题暂时还没有谈到，但是山岳党已经达到它当前的目的了。
吉伦德党议员被驱除，和巴士底被占领及图伊勒里宫被围攻一样，主要是通过有组织的军队进行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不能希望从警察的报告中看到暴动者的面貌[32]；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胜利者和死伤者的名单作为线索。不过，关于各区为了这次事件而特别征召和武装起来的那些队伍的人数和组成的情况，我们从各区和巴黎省公安委员会[33]的通信中得到了一些印象；这些信件是关于因参加民兵以致失掉工作的那些人请求发给补偿费问题的讨论。例如，我们知道31个区送上来的要求发给补偿费的数字为114 291里弗[34]，还有两个区另行申请[35]，在这些区里边，以下各区所召集起来的无套裤党的队伍人数最多：
蒙特娄区
2946人
圣母山区
1438人
盲人收容院区 2039人
崩孔赛耳区 1400人
红十字会区
1458人
伤兵院区
1358人
格拉维叶区
1457人
玻宾库尔区 970人
在总数22 000多名的申请人中，圣安东郊区差不多就占6000名，实际上居于首位，而圣马瑟勒郊区——天文台区的申请者为907名，菲尼斯太勒区为660名——似乎起的作用比较小。但是在这方面无须深究，因为这些统计数字缺陷很大[36]。诚然，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各区募集的无套裤党人的数目；但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全部武装人员中占多大的比例。
我们固然有理由肯定以上列举的数字指的都是无套裤党人——虽然不一定就能肯定他们分别属于哪些分遣队，但我们不能分清哪些是作坊老板，哪些是帮工或工资劳动者，也不能分清哪些是城市贫民，哪些是店主和独立的工匠。不错，在少数情况下，我们看到了这种区别：在新桥区13个申请者名单中，在工匠和店主中间发现了一个烟草工和一个店员；我们看到，在伤兵院区第五连中，有一个农场主（作为一个巴黎人这是很少见的职业！）为他自己和他的两名助手安排了一个轮流服军役的日程表[37]。此外，在团结区所召集的武装力量中，至少也有相当数目的帮工，因为5月31日黎明它曾经决定所有作坊一律停工，并命令“全体工人”分别向他们所属各连报到；不过，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小雇主和普通工人[38]。
然而，亨利·卡尔弗认为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各区武装公民中无产阶级所占的比例[39]。他的论点是根据下列假设：要求工作损失赔偿的申请者一定是手头无钱的人，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中央革命委员会在国民大会中提出这项计划的用意，无疑是每日40苏只发给那些如果不发，参加革命就会给他们带来困难的人[40]；并且，公社在要求各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提出名单的时候，强调只限于确实需要补助的那些人[41]。有些区严格遵守了这项指示[42]，但有些区——由于种种原因——竟没有这样做；我们发现这些区统计的名单中不仅有“贫穷的义勇军”“不太宽裕的公民”或者“每天做工的公民”，而且还有店主和雇主——包括伤兵院区的农场主葛勒，甚至不加区分地开出整连的名单[43]。
在这同时，食品和物价问题仍然存在。5月到6月的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物价的上升与指券价值的盘旋下降和从前一样在继续。6月，指券降低到票面价值的36%，8月又跌到22%[44]。从革命初期以来，熟练帮工的工资可能增加了一倍，可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却超过了这个数目——在6月和9月之间，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快，下面的比较数字可以说明：
[img alt="" src="../Images/00003.jpeg" /]
这张价目表所不能显示出来的是引起群众突然爆发出愤怒的物价陡涨。六月革命刚过一星期，就有对杂货商和肉商再发动一次总攻击的风声。几天以后，面包房门前又排上队；甚至警察局密探也说有必要对富有的店主和批发商的贪得无厌加以制裁：“广大群众才是唯一应该从革命当中获得利益的阶级。”[45]6月25日和28日之间发生了肥皂**：这类事件之一是，在25日，圣拉扎尔街的群众截住了一辆载有10箱肥皂的大车，按20苏一磅的价格在街上出售肥皂，警察只有站在一旁看着，无力进行干涉[46]。同一天，雅各·卢代表哥德利埃俱乐部向国民大会呈递一份请愿书，攻击山岳党不能让穷人吃饱饭，因此在国民大会中被哄下台来。虽然面包缺乏情况在7月间稍稍稳定了一些，但8月和9月又继续发生：这几个月里，在因破坏公共秩序而被捕的各类人中，我们发现有若干由于辱骂国民自卫军或在面包房闹事而被拘押的工资劳动者和小店主[47]。
9月4日和5日的“暴动”接续发生，巴黎公社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将其置于卵翼之下[48]。早晨5点，“暴动”开始于市政厅北边的大教堂区和圣阿瓦区，工人们是从工场和建筑工地被招呼出来的。同时，另一起示威游行似乎发生在陆军部附近的林荫大道，艾贝尔的一个助理——万森的办公处就设在那里。示威者一面高呼着要面包，一面向格累夫广场前进[49]。公社的领导人艾贝尔和硕默特最初想用一套动听的言辞把他们骗走；但在艾贝尔的提议下，大家同意他们可以在第二天上午11点重新集合，到国民大会去，要求对囤积者和政治嫌疑犯采取严厉措施；雅各宾派也答应参加。当天下午，公社命令所有作坊于第二天停工，以便老板们和帮工们都能参加游行示威。但是，假设我们因此就和丹尼尔·古林一样认为9月4日的“暴动”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事情[50]，那我们应当注意到，公社在同一次会议里还下令集合一部分军队来驱散为面包和增加工资而游行示威的建筑工人[51]。
虽然4日最初**的主要动因是物价和物资供应问题，可是在5日示威游行时发表的许多演讲中，它们似乎又一次被轻易地忘掉了。不过却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 各区一星期内只能开会两次，贫穷的无套裤党人每次到会可以领40苏的补助金；要拘捕嫌疑犯；要把拖延已久的“革命军”建立起来，这支军队作为恐怖时期的有力工具，要保证巴黎附近乡村对这个城市充分供应食粮和肉类。但是，当前的问题仍然存在，危机一直没有平静下来[52]。国民大会在试行了并且讨论了各种其他办法之后，终于在群众压力下屈服，于9月29日通过了有名的普遍实行最高限价的法律，限制大批生活必需品以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服役的价格[53]。
因此而产生的新问题是将来的事情。就目前说，店主、师傅和帮工们都热烈欢迎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最高限价。一个内政部的密探这样写道：“人民都欢迎国民大会关于重要生活必需品限价的法令。”[54]雅各宾派和无套裤党的联盟似乎很顺利，至少在巴黎，这种联盟是共和国第二年建立革命政府的基础。
[1] 然而，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以前，住在由别人供应家具的房屋以及公寓中的工人和其他人似乎还不能参加选举（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20，对开本第53页）。妇女和家庭仆役当然仍然没有选举权。
[2]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公社》（La Commune du 10 ao?t 1792），第267页；汤普逊：《法国革命》，第297—298页。
[3]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8卷，第395期。
[4] 斯·埃·哈里斯：《指券》（S.E.Harris，The Assignats ），1930年哈佛大学版，第102页。
[5] 关于详细记载（主要是根据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中巴黎各区的警察报告），参看乔冶·鲁德：《1793年2月25、26日的**》（“Les émeutes des 25.26 février 1793”），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0期，1953年，第33—57页。
[6] 亚·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45—146页。
[7] 不幸的是，这三个区属于在整个**时期没有保存下任何审讯记录的30个区之列。但是，从警察局和监狱登记处以及警局督察处的一般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14个区的一些情况。
[8] 参看1793年2月27日巴黎公社给国民大会的报告：“骚乱突然猛烈地爆发了；从发生骚乱的中心以闪电一样的速度蔓延到本市各边缘地区。财产遭到了侵犯。”（国家档案馆文件：C 247，第360号，对开本第36页）。
[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5，对开本第265页。
[1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59，对开本第92—94页；153，对开本第78—81页。
[11]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240—241页。
[12] 有证据表明被捕的人数实际上要多得多；但是有关文献（和市政厅以前保管的大量其他资料一样）一定是在1871年大火中焚毁了。
[13] 我们在1775年的粮食**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当时，许多小农利用“群众平价”的机会，以只有市价五分之二左右的低价从较富裕的“农户”手中购买便宜麦子。
[14] 《高等法院档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 ）（第1集），1789年至1799年、1868年至1914年巴黎版，80卷本，第59卷，第272—274页。
[15]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39—161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
[17] 皮·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Paris pendant la Terreur ），第1卷，第9页，注1。从此以后，面包价格一直到1795年冬天都不再成为问题（参看后文第十章）。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关于1793年3月1、4、7、18日的报告）。
[19]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4月4日，4月5—8日，4月15—16日，5月2—3日，5月14日的报告）。
[20] 《高等法院档案》，第64卷，第56—57页。
[21]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340页。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3月11—16日和4月16日的报告）。
[23]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333页。
[24]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第25卷，第294页。
[25] 《箴言报》（Moniteur ）（重印），第16期，第100页。
[26] 关于详尽的叙述（但稍有偏颇）可参看普·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P.Sainte-Claire Deville，La Commune de l’an Ⅱ），1946年巴黎版，第42—76页。
[27]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4月到5月的报告）F7 36883，第2号卷。
[28]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4月到5月的报告）F7 36883，第2号卷。
[29] 阿·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A.Schmidt，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867年至1871年莱比锡版，4卷本，第1卷，第330页。
[30] 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16号卷。
[31]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341—342页；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77—97页。
[32] 然而警察们当时正在注意带刀或带手枪的妇女，人们怀疑她们当时正埋伏着以伺机袭击毫不疑心的右派议员。人们猜想她们这样做是出于克累勒·拉刚布的“妇女革命会”的鼓励。从两名劳动妇女——一名是5月3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附近被捕的，另一名于6月2日在图伊勒里宫外被捕——的审讯上，我们知道这样一些情况（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90，对开本第562—563页；138，对开本第476页）。
[33] 这是起义以后已经清洗了华尔勒和他的党羽的前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新名称。
[34] 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7号卷。
[35] 崩孔赛耳区的一份个别的通知声称，6月2日该区曾有1400名男子武装起来（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11号卷）：新崩纳区为了供应“武装弟兄”，在6月1日曾从11家面包房征集了490个4磅重面包，6月2日从4家面包房征集了213个（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7，对开本第45页）；该区坚持曾经送上清单，但委员会可能把它弄丢了（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7号卷）。蒙特娄区关于供应食品给本区“贫穷的义勇队”有更详细的清单：我们发现，他们在6月2 日征集了56个4磅重面包、44.5磅腊肠、30磅乳饼等，共值542里弗8苏（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73，对开本第92—93页）。
[36] 例如，除去没有呈送统计数的15区而外，伟人祠区只送上33个连中20个连的统计，博物院区承认只报告了一部分统计数字（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20，对开本第52、54页；BB3 80，第7号卷）。
[37] 这位农场主安排他自己出勤一次，他的两个工人出勤共4次（同上）。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07，对开本第22页。
[39] 亭·卡尔弗：《各区参加1793年5月31日—6月1日—6月2日运动的情况》（H.Calvet，“La Participation des sections au mouvement du 31 mai-1er-2 juin 1793”），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5卷（1928年），第366—369页。
[40] “凡是无法牺牲工作日来为共和国服务的工人，每人每天发给40苏津贴”等规定（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16号卷）。
[41] “把所有入伍而需要帮助的人造出名册”（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17，对开本第14页）。
[42] 参考粮食市场区、蒙特娄区和人权区的统计名单（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5号和7号卷；F* 2497，对开本第29页）。
[43] 参考伟人祠区、新桥区和博物院区的统计名单（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20，对开本第52、54页；BB3 80，第7号卷）。后一区的说法是，“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得到津贴，但却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得到一份。”
[44] 哈里斯：《指券》，第166—176页。
[45]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1470（6月7—10日、14日、16—17日、25日、27—29日的报告）。
[46]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6，对开本第329—330页。再参看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226—227页。
[4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7（阜尔斯监狱登记簿），第367—375页。
[48]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22页以下。埃·索罗：《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中的工人》，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4卷（1937年），第436—447页。
[49] 这天，在面包房门口曾逮捕了若干人（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39，对开本第134页；139，对开本第96页；208，对开本第143页）。
[50] 德·古林：《共和国第一年的阶级斗争》（D.Guérin，La Lutte de classes sous la le République ），1946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130页。
[51] 《箴言报》（重印），第17卷，第577—578页。
[52] 参看国民自卫军和警局密探9月份的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F7 36883，第1号卷；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56—210页。
[53] 《箴言报》（重印），第17卷，第775—776页。
[54]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