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权势转移：从西学不能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近代中国之所以久乱而不治，西潮冲击是一个主要原因。而其渊源，尚更在西潮东渐之前。龚自珍在道光年间，已指出中国本身思想文化重心由京师向山林的倾移。他在那时写的《尊隐》中，便注意到“古先册书，圣智心肝”及“人功菁英，百工魁杰”等，均已“不留京师”；于是那里的有识之士既贫且贱，而“豪杰益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孔子早就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只要天下有道，士人就应出仕。而龚生此文竟名为《尊隐》，俨然影射彼时已是天下无道，故士人流向山林，致国失重心。

这样看来，中国之衰败，不待西潮冲击已经开始了。但近代更重要的思想权势转移，无疑是士人面临西潮的全方位**击，被迫做出反应，从而引出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思想的大变化。就思想文化而言，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是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在文化竞争方面是有备而来，中方则是在竞争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时人所称的“学战”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可以说是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在失去文化立足点后，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造成思想界群龙无首、不知所趋的局面。

由于中国士人在文化竞争中的失败，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渗透逐渐由中国知识人来起主要的作用。早在1891年，康有为已指出当时士人“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10]到1895年，严复就认定所有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故通通可说是“无用”，皆应暂时“束之高阁”。[11]而且，正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特别是他把进化论化约成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简单公式，最后说服了许多中国士人。有此理论，强力就成了最好的说服手段。既然中国屡被战败，则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国人从以前不以成败论英雄到承认败即是劣，其价值观念已基本转到西方一边。西方在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一点上已基本成功，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在中国士人心目中已经确立了。

一旦中国人承认自己文化低劣，则为了自救，除了学习西方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形下，自以为“野蛮”，主张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的固有文化，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其结果，便是出现一种“新的崇拜”：新即是善，旧即是恶；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而新又是西方式近代化的代名词。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翻译为“从新主义”[12]，极具象征意义。

一方面，新旧之争始终是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新旧本身已成价值判断的基础，守旧一派不仅不能成为主流，也确实提不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们很难从复旧（已经失败的旧）中展现出一个比当下更好的未来。新文化运动可能是最后一次显著的新旧之争，此后思想界稍具代表性的论战，基本都是新与新战；在所谓思想界，旧派已大致失语。

鲁迅的一次描述，最能表现旧派的失语。他在1926年回忆说：自己少年时读《天演论》等新书，就有本家的老辈说他不对，并示之以许应骙参康有为变法的奏折。可知清末还有“老辈”试图与趋新者争夺下一代，但显然不成功。鲁迅在引用了“臣许应骙跪奏”后说，“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13]以当年抄书背书的习惯，鲁迅很可能是故意这么说。但这一手法恰揭示出目前教科书、通史甚至专门论著中的现象——在这些叙述里，我们都看到反对变法的许应骙（时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转任礼部尚书），但他具体说了什么，则大家并不十分关心，几乎也像鲁迅一样，一句都不引用。

许应骙在那份奏折中引用了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的一个判断：“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14]他对此表示赞同，无意之中却点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近代趋新形成风气甚早，且已落实在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之上。人莫不思“上进”，既然可以“自炫”，可以“牟利”，可以“弋名”，西学在当时的社会功用实在不小。如此流风所播，故有黄远庸后来所描述的现象：“乔木世臣、笃故旧绅，亦相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15]可知趋新的持续，正是晚清的大趋势。

而新旧势力的消长和竞争，又以辛亥革命为一个大转变。最主要的变化即是新旧之间的攻守之势变了。过去是因为旧的不好，所以要新。林白水于1902年在《杭州白话报》的一段话说得简单明了：

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16]

辛亥革命后，就完全反过来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明白指出：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7]

为了拥护新来的西方民主与科学，中国传统的一切差不多都要反对干净了。“五四”新文化人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取向，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

那时在北京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就注意到中国这一尊西崇新的大趋势。1921年6月30日，杜威在北京各界给他送行的大会上，谈其对中国的印象，“青年方面呢，都渴望新思想”，而“毫无守旧的态度”。而在知识阶级中，“就是年长的人，也很肯容纳新的思想，与青年有一样的态度”。杜威指出：“全世界无论哪一国里，要找这一群青年，恐是很难的。”换言之，中国读书人无论少长，其趋新已达世界少有的程度。[18]

严复以为，近代中国士人对于新说的态度有二：“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究其原因，就是对中国的传统学问，“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真知”。一句话，关键还是心中“本无所主”，所以表现出进退失据的现象。[19]换言之，如果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也就难以为用。钱穆指出：中体西用虽然是晚清士人的共识，但当时的人“实在也并不知道中学之体是一个什么体。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结果“西学为用”也不能成功，实即体用皆空。[20]

中国文化失败最具象征性的现象，即是从20世纪初到现在，国人对于“国粹”的内容仍无定论。实际上，“国粹”一开始更多是由思想界的“非主流派”提出的（那时的主流仍是康、梁，特别是梁启超），且从未得到完全肯定（尽管所谓国粹派，其实也是部分由西方思想武装起来的）。近日海峡两岸出版物中，“国粹”一词已极少出现。偶尔提到时，如非贬义，也多半类似博物馆中的青铜古镜，只能引起念旧的幽思，却不能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

如前所述，章太炎正是以近代中国人不习“历史”——即传统的失落——来解释国无重心的现象。民初“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局面的形成，即因略有所成之人皆“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故其得势就像“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自然不能持久。[21]也就是说，国无重心的原因，正在于得势的风云人物已不能把握中国文化传统。

另一方面，这一比喻也提示了社会变动与思想权势转移的互动关系。清季民初社会政治都呈乱象，所以“盛雨”频仍，“暴起一时”的人物确实不少。盛雨之下能否成潢潦，有时也不完全因个人的胸襟学养。太炎自己的“历史”知识，当世或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时“暴起”，民国建立后几年间，就不但没有成潢潦的迹象，反已有过时之虞。章氏在民国后的思想界，基本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在政界就更不必说了。尽管他自认长于论政，其涉应世变，亦一向“专恃历史之力”；且其对于民国时局，更经常“苦心直言”，唯听者却“多不见信”。[22]

唐德刚先生曾说，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与现实的社会变动相配合，要主观客观“里应外合”，才能产生大的影响。[23]但以“历史”知识武装起来的太炎思想，那时似乎就与当下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里应外合”不起来。可知章氏所说的“历史”，要大家都习才行。曾国藩、张之洞的时代，全国大多数士人都还未失其“故”，所以他们尚能占据中心。入民国，则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已不习“历史”，即使如太炎等少数人习之，也不能形成今人所说的全国性思想言说（discourse）。少数人所习的“历史”不为大家所接受，自然不能占据那空虚的中间主干之位。余家菊稍后观察到：

全国是非淆乱，大小颠倒。只有势力上的趋炎附势，没有真值上的佩服钦仰。得势则剧盗可以受万众的膜拜，失势则党魁不免为党徒所笑骂。中国十年之乱，非由于武人跋扈，非由于政客播唆，乃由于无一能领袖群伦之人；非真由于无人能领袖群伦，实由于群伦不肯为人所能领袖。彼此年龄相似，势力相似，德望相似，于是不肯相下、群雄不并立的现象，大之如一国的政治中心，小之如一校的学生集会，无不皆然。[24]

在政治方面，社会学教授许仕廉到1926年也有类似的观感，以为“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25]但余家菊的观察更为深刻，即在无人能领袖群伦的表面现象下，隐伏着政治、思想、学术等全方位的典范转移——由于全社会都不习章太炎所说的“历史”，即使有各方面的人才，“群伦”也不肯为人所引领。

而全社会都不习“历史”的现象，无论有意无意，均体现出一种思想权势的转移。张之洞曾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26]关于中国政治与学术关系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典型的表述。由此看去，思想权势的转移不但是民初国无重心这一整体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思想权势转移本身，又与社会权势的转移相关联。世运明晦、人才盛衰所反映的，正是社会的变迁。

中国人既然六七十年来一直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说明中国的社会重心是到近代才没有的。章太炎对中国失去重心的解释虽颇为深刻，仍只见到问题的一面，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失去重心的现象，还须从其他方面去认识。前引胡适对近代中国一事无成的解释，虽不那么妥帖，却已提示了新的诠释途径，即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原因。这个问题近年由余师英时做出了进一步的解答，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人的社会大转变。[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