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

百多年的“近代中国”，乱多于治，可以说没有十年的安稳日子；与两千年“传统中国”的治多于乱、总有一千多年的安定适成鲜明对照。过去许多人爱说中国是睡狮，发展停滞，似乎不很高明。但睡狮初醒，似仍类虎落平阳，外遇强权，尚难自保；内则试图“取而代之者”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一般老百姓，恐怕还不如发展停滞时那样宁静。20世纪前期更是中国变化最剧烈的时段，不仅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层出不穷，思想界其实也是新人辈出，又均未能形成持久的影响。

近代中国何以久乱而不治？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一个文化、社会、思想的重心。章太炎在1918年注意到：“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重要的是，“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间主干之位遂虚”。[1]约一年后，胡适也感叹说：“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能保住盛名。”[2]他们两位堪称各自那一代人的翘楚，当时的文化立场颇不相同，却在大约同时注意到同样的现象。其所见虽是民初之事，揆诸后来的历史，这个现象基本是持续的。

且章、胡二氏自己，亦在此循环之中。君不见太炎说此话之时，他本人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诸贤都还在壮年，却不得不让年少的胡适“暴得大名”。[3]的确，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有时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的事。曾开一代风气的“新党”代表梁启超，就是在很短时期内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摒弃，不得不反过来“跟着少年跑”。[4]

胡适就曾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也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5]以温和著称的胡适如此，激进者自不待言。而胡适不久也重蹈梁氏的覆辙。他得名后不及十年，亦旋即被一些也想西化但更年轻的新知识菁英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梁叔莹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6]其想法和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

到1932年，胡适对于近代中国始终乱哄哄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知道了没有大家敬仰的“人物”在，乃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的表象，大致与章太炎达成了共识。那时他认识到：中国那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7]

近代中国何以久无社会重心？胡适以为是因为中国离封建时代太远，对君主制的信念又为堕落的清季朝廷所毁坏，再加上科举制使社会阶级太平等化，人民穷而无资产阶级，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势力的知识阶级等。这些见解大多有些道理，但也不免有些“隔”。且其所说的科举制度，恐怕正是过去两千年之所以能有社会政治重心的重要基础条件。

太炎的认识更为深刻。在他看来，这是因为近人“不习历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满”。盖“历史之于任事，如棋谱之于行棋”。晚清从曾国藩到张之洞，对历史知识，素所储备，故尚能得力。民国人不习历史，恰如不习谱而妄行棋，则“成败利钝，绝无把握”，遂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8]章氏所说的历史，其涵盖远比一般人所认知者更广大，约略即在清季爱说的国粹，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化。

近代中国读书人因文化竞争失败，竞相学习西方，从西学为用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正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故。自身的立脚点一失去，就出现了国中人物“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现象。因此，国无重心的状态，不能简单从任何一个方面解释，而当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及西潮冲击之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大框架中进行探讨，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社会结构的变迁可能引起思想的转变，而时人心态变化也可以反观社会的变动，后者尤可弥补现存社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

简言之，那是一个整体失范的时代，中间主干之位的空虚是全面的。其结果，不论思想还是社会，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趋势。[9]在思想方面，中国读书人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在社会方面，居四民之首的士向知识人转化，而知识人也在社会意义上逐步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是一个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