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散淡神情

本章所谈北京人各面原是不可分拆的，拆开来只是为着说的方便。比如“散淡神情”与“理性态度”。因而述说就难免于重叠。这里所谈的情态在我们也不陌生，我们已在考察北京人“生活的艺术”时瞥见了。我们只是不满足于那限于论题的较为单纯的目光，还想由这神情中读出更多的东西，读出其与北京人的性格诸面的更内在的联系而已。当然，为此再做一番审视确也是值得的。

《那五》中写那五去访打草绳谋生的老拳师武存忠：“那五生长在北京几十年，真没想到北京城里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家，过这样的日子。他们说穷不穷，说富不富，既不从估衣铺赁衣裳装阔大爷，也不假叫苦怕人来借钱，不盛气凌人，也不趋炎附势。嘴上不说，心里觉着这么过一辈子可也舒心痛快。”

戒奢、戒贪，守分安贫；戒骄、戒谄，自尊自爱；无余财无长物，淡泊自甘。不但是自足生态，而且有自足心境。因上述诸“戒”与这自足，即活得朴素宁静而尊严。武存忠是邓友梅提供的理想市民的形象，作者所持标准，与汪曾祺的刘心武的以至老舍的又何其相似!《钟鼓楼》的作者欣赏小厨师对付生活的那份自信沉着，欣赏小园林工人“那种对名利的超然态度，以及那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然而以之为“某种八十年代新一代才会出现的心态”，却并无太多的根据。传统与现代的衔接方式本是多种多样的，其间并无绝对分界。

如上所说，“散淡”作为心态是道德修养的结果，既得道后的内心境界，由内而外现之于眉宇间的神情意态。作为其支撑的，除上文已经说到的理性精神，克己、节欲等等之外，更有老派市民的功利观念。

财产，说得更白一点儿，钱，是传统社会洁身自好的人物素所讳言的。这甚至被作为一种道德态度，赋予极严重的含义。“咸近士风”的北京市民人物在京味小说作者笔下，并不就染有这洁癖。北京人与写北京人者在这一点上各有一份通脱。胡同居民是实际的，也不能不实际。他们无法像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那样一味飘逸、清高。祁老人与其孙子祁瑞丰品性不同，却都有“最切实际的心”。一条小羊圈，不切实际的只有钱家，在小说中被用来体现与市民人格相映照的传统书生品格。但用笔太过，欲显示其清高脱俗反让人觉着矫情。倒是讲实际的凡庸市民形象更易于接受。

由讲求实际到追求功利，在京味小说所写北京人这里，并无逻辑必然性，前者意谓不空想不妄求，在实践中还与道德自律、自足心态等关联着。京味小说写市民的“实际”，或也为了让人感到，难得的是这最实际的生存中的散淡？更其难得的，又是商人的散淡。老舍笔下“老字号”的生意人往往意态安闲。这里有曾在北京留连过的人们所不能忘怀的北京城“老字号”的特有魅力。

老绸缎庄三合祥是首旧体诗，是铜锈斑斓的古鼎，是一册宋版或元版书。它似乎不是买卖，它只是一个回忆。“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伙计们安静的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的打着哈欠”（《老字号》）。用了现代人的眼光，小说所写当时的新式买卖固然低俗得可怕，而如此“肃静”的三合祥也不像买卖。却又是这闲散肃静，使整个商业情调见出古旧高雅，在最可能鄙俗的所在泛出一层诗意——自然也是旧体诗的诗意。

这些人不超功利，义、利之间却自有一份通达，并以此作成生命中的平衡。有此余裕，才有可能讲求趣味、“生活的艺术”，于日常琐屑衣食劳碌间存留一份真情。这样的北京人使得老北京少有暴发户的虚骄与势利，也鄙视这种虚骄与势利——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古雅的旧木器是不能以使用价值论的。这也曾经是令暴富的市侩与老牌商民自惭其形秽的文化。

风度教养使老派北京人“实际”而又有可能避开市侩气。京味小说作者在其创作中，也是将市民习气与市侩气极其严格地区分开来的。正派市民不轻视商业与商人，却对买办气与市侩气有天然的嫌恶。这二气与市民道德最不相容。因而丁约翰与冠晓荷（《四世同堂》），被其邻人们视同异类。这却不等于说作者们以为胡同里没有市侩。没有市侩，不但不成其为北京，也不成其为其他人群、人的社会（原始部落也许是仅有的例外？）。衙门里有小赵（《离婚》），胡同间有冠晓荷、祁瑞丰（《四世同堂》），“四海居”有小力笨，“总想揪住条龙尾巴也能跟上天去”（邓友梅：《“四海居”轶话》）。值得注意的是，京味小说写例外为显出常态。小市侩是作为正派市民的衬映而存在的，市侩气更使得正宗胡同文化见出味儿的纯正。作者们对于市侩气的敏感与嫌恶，亦出自与老派市民相通的价值感情。

神情散淡的北京人为他们的优雅付出了代价。

京味小说写老北京人的财产观念。“北平人的财产观念是有房产。开铺子是山东山西——现在添上了广东佬——人们的事。”“只有吃瓦片是条安全的路”（《离婚》）。《正红旗下》写旗人的财产观念：“在父亲和一般的老成持重的旗人们看来，自己必须住着自己的房子，才能根深蒂固，永远住在北京。因作官而发了点财的人呢，‘吃瓦片’是最稳定可靠的。”〔8〕中心思想是稳定而非赢利〔9〕，他们惧怕风险投资。他们的闲雅即使不是以“非功利”也是以“非竞争”为条件的。这闲雅因而显着脆弱，神情中的那散淡也极易失去。

《清稗类钞》“农商类”记有清代北京商人为消弭竞争而采取的极端手段，读之令人心惊肉跳：

烧锅者，北方之酒坊也。京郊有争烧锅者，相约曰：“请聚两家幼儿于一处，置巨石焉。甲家令儿卧于石，则乙砍之。乙家令儿卧于石，甲砍之。如是相循环，有先停手不敢令儿卧者为负。”皆如约，所杀凡五小儿。乙家乃不忍复令儿卧，甲遂得直。

京师有甲乙二人，以争牙行之利，讼数年不得决，最后彼此遣人相谓曰：“请置一锅于室，满贮沸油，两家及其亲族分立左右，敢以幼儿投锅者，得永占其利。”甲之幼子方五龄，即举手投入，遂得胜。于是甲得占牙行之利，而供子尸于神龛。后有举争者，辄指子腊曰：“吾家以是乃得此，果欲得者，须仿此为之。”见者莫不惨然而退。〔10〕

最多礼最讲礼让风度优雅神情散淡的北京人也会有此残酷之举!这里又有京师较之别处更易于发达的帝王思想，即使商业经营中也要“定于一尊”。

《清稗类钞》所录不具备史料的可靠性，如上材料却应有社会心理的真实性。上引文字间的血腥气也令人见出“竞争”这一种事态在北京商人心目中的严重性。惧怕竞争，由于退守的生存哲学、“习惯”的强大力量、小生产者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均平理想，以及和谐宁静的审美的生活趣味。西方近现代文学中的小镇人物也有类似心态。美国中产阶级曾经把“超过别人”视为道义责任，“义”（新教伦理）之所在；胡同居民却从来被教以知足、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这不只是哲学，也是经验。老舍笔下的祥子，即吃亏在了“要强”上。萧乾小说中的车夫则因争强而招祸，因为他忘了这市井间的理儿：“别混得那么孤。放开点儿想。都是凭力气换饭吃，还是齐点儿心好呵。”这里的“齐心”又决非职业合作。对“分”、“度”的强烈意识不鼓励无厌求索，更不鼓励冒险犯难。因而那种散淡安闲，又是以牺牲生命冲动、牺牲进取精神为代价的。在这种文化空气中，“争”非但不明智，而且不道德。

对于竞争的恐惧，当着近代商业资本大举袭来时，不能不演成更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北京市民比之别处更敏感于异质文化的魅影。面对外来商业文化咄咄逼人的势头，老北京商人中不肯或不能变通者，除了退避，惶恐，庄严悲怆的殉道姿态，软弱空洞的道德义愤，别无善策，不能招架更无力还手。这因而是注定要萎落的优雅。

无论“老字号”在末运中的悲剧性庄严，还是市民社会通行的道义原则，都不能阻挡一个竞争时代的降临。《钟鼓楼》里被竞争扰得方寸全乱的戏曲演员，把目光投向鼓楼墙根下那一方平静的老人岛：“人生也真有意思，没长大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闹；越往大长，差别就越显，人跟人就竞争上了；可到老了的时候，瞧，就又能差不多了，又一块儿玩，一块儿聊……”

联系于北京文化批判的意向，老舍对北京人的这一份优雅一向心情复杂。感慨于燕赵遗风的日见稀薄，与好勇斗狠的蛮荒民族相比，太少了刚健清新的气息，他称这文化为“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四世同堂》）。他尤其嫌恶形似散淡的无聊。他以为那“什么有用的事都可以不作，而什么白费时间的事都必须作的文化”造成了“无聊的天才”。〔11〕散淡却又常与无聊联系着。一个医生，在病人生死关头也不忘扯闲篇。“他的习惯是地道北平人的——在任何时间都要摆出闲暇自在的样子来，在任何急迫中先要说道些闲话儿”（《四世同堂》）。

当代作家纵然与老舍情感态度文化评估有别，也仍然看出了老派市民散淡情态中日渐浓重着的落寞。商品经济的发展，胡同居民间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利欲由人性禁锢中的释放，无情地瓦解着市民精神传统，颠覆着他们的宁静世界。传统的生活艺术及其所体现的审美的人生态度，遇到了追求实惠以及追求豪奢享受的社会心理的挑战。即使“找乐”的老市民们与他们的后代，也不再拥有与享用同一种生活艺术。对此，陈建功与刘心武的小说都有描写。普通市民感受更直接的，是商业文化对胡同古朴人情的侵蚀，和对古老价值感情的嘲弄。《老槐树下的小院儿》、《没有风浪的护城河》，或深或浅地写到了这一点。

**裸的利益打算在家庭关系中造成的裂纹，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修补的。正是市民文化本身出现的破缺、倾斜，使散淡神情难以维持。天堂与地狱有时仅一步之遥。以传统文化材料构筑的过于精神性的安乐世界一旦不复存在，原本琐屑的生活即迅速堕入鄙俗。《立体交叉桥》推出时，其中有些情景几乎引起生理上的不适感。市民式的实际可能是一种理性，再走一步即会成为破坏市民文化最烈的东西。因而可以说，市民文化包含着对自身的破坏倾向。

当代京味小说对“散淡”的留恋，谁说不也因意识到了其在流逝中？如此脆弱的文化本应分有这种命运的，“那一天”的到来或迟或早而已。却仍然可以指望这神情这优雅姿态重新出现在北京街头，只是神情后面一定蕴有别样的精神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