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性态度

这标题会令人以为本书作者小题大作。但写在京味小说中的北京人，的确可以看作中国人的某种标本。

市民与农民，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自然是在这个概念含义的较低层次上。他们生活的世俗、物质性质，他们面对的生存问题的具体琐细，他们所处社会经久而厚积着的经验、常识，以及教养、知识水平的限制，都有助于造成关心基本生存注重实际的“现实主义”。祁家人津津有味地听农民常二爷说乡下生活，说农事，因为那是些“紧紧与生命相联，最实际，最迫切的问题”，也因为他们自己原本“实际”。他们干活吃饭，作艺吃饭，在这上头玩不出花活来。这几乎是小民的全部生活，其中有小民的真理。老北京人管衣食之资叫“嚼谷”（如说“奔嚼谷”）——有多么的亲切实在!

京味小说作者在多数场合，无宁说欣赏这种讲求实际的态度。他们从这里看出了对于知识分子空谈玄想的嘲讽。小民的人生叫他们感受到生命的朴素与坚实。这里或有被知识者遗忘（或曰丧失）了的一些基本的生命体验。

市民的后代是在那个最世俗的世界里开蒙的，不但那五、索七的后人，而且如《立体交叉桥》里的侯家儿女。这世界拥有那样丰富的经验与常识，积存了无穷世代的人生教训，在走出胡同社会之前，他们还迈不过这些去。索七的后人金玉宝拿自己与哥哥的境遇、遭际比较，而后选择自己（邓友梅《索七的后人》）；侯家老二也在与哥哥、哥哥那一代人的比较中选择自己（《钟鼓楼》）。他们的认识可能是歪曲的，却循着市民人物通常的认识道路。这儿没有思辨哲学、形而上的位置，思想材料是直接生活；认识活动则在其每一环节都力求落到实处，实实在在的衣食住行。这固然有可能使他们切实，却也同时会使他们委琐。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最初都是被用了最切近而可靠的经验塑造成形的。

京味小说本身又负载了多么丰富的人生经验——你读一篇《我这一辈子》看!被作者如此汇集起来的经验，由不知多少小人物花费了“一辈子”积攒而成。那些经验并非都有正面意义。小说人物“我”说起“市井真理”时，也一再用了揶揄的口吻。但那仍然是些经验，其中有小民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洞见。

京味小说作者以庄严的笔墨写市民小人物的自尊，以同样庄严的笔墨写他们尊重实际的理性态度。较之别的作者，他们似少一点知识分子的“迂”。《圆明园闲话》（苏叔阳）中，工人出身的棋友以棋道说“人道”、“世道”，用了市井间朴素的政治智慧，开导浩劫中“走背字”的教授：“你这个人呐，死心眼儿。眼下是双车封河，你那车马炮都受着憋呐。多看两步棋呀，你不是有本事嘛？本事窝在肚里也烂不了，早晚有施展的一天。这不，你一抽车不就逢凶化吉啦？干什么也如是，一盘棋儿，至于愁得你老把眉毛绾成个大疙瘩？”——北京人因久历沧桑，在静观中养成的通达。“多看两步棋”使他们身居台风眼处而能保有几分超然。这态度曾使他们在当年北京“闹学生”（学生运动）时冷眼旁观，却也会使他们在时世变易、人事迁流中，表现出寓于智慧的稳定。

理性态度更在日常生活中。《钟鼓楼》里的小厨师在父母双亡后清扫整理了屋子，“沉着地等待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作者一再写胡同青年的“冷静”、“沉着”。实际而冷静的姿态使这些凡庸人物叫人敬重。同一小说还写到“热恋”中的女孩子听到对方应允给自己买表后，“冷静”地问：“你有那么多钱吗？”这未免煞风景。即使写到这儿，作者也极力节制嘲讽。对于物质可能性、生存条件的极其冷静、郑重的估量，是这一文化圈中的文化，它本身并不就鄙俗。老北京人不乏风雅的找乐，不也跟对条件的掂量联系着？

市民式的“实际”又的确有其讽刺性。《钟鼓楼》写薛家要过门的儿媳妇：“她就是这么个不仅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并且量着天和地的尺寸办事情的人。”“实际”的讽刺意味当然也更在如爱情这类场合。〔7〕“……同许许多多搞对象的人一样，在双方基本相中了对方以后，他们便双双在公园遛弯儿，一遛二遛，渐渐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比走在一起的时候多了，又渐渐地不光是说话，而进入到身体接触的阶段——那最最初级的阶段，便是互相抓着手腕子看对方的手表，当然不是看几点几分，而是边看边问：什么牌的？值多少钱？谁给买的？走得准不准？……”

他们讲究“实惠”，他们的生活理想也因充满了实际打算而处处都敲得结实。人类寻求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寻求终极真理和具体生存的合理性，为此用去了几千年。他们毕竟不能满足于仅仅饱暖地活着。讲求实惠也许更是胡同里新市民、市民后代的文化特征。你也已看出来，上述人物与安乐居中老派酒客神情不同。从来就有找乐的北京人，和更讲实惠的北京人。许地山的《春桃》或不足称京味小说，小说中的春桃却也是胡同里的基本居民——被“生存”的大题目拖住无暇风雅也不解风雅的底层市民、粗人儿。

经验的积累即得世故。较之农民，市民的确更少天真气。祁家人的自我感觉在这一点上很合于实际。农民的天真源自环境的单纯，和因闭塞而造成的蒙昧，塑造出市民性格的则是另外的条件，尤其皇城周遭。世故是天真的克星。老舍小说中，张大哥这个人物是市民世故的集大成者，即使在热诚助人时也运用世故，奇妙的倒是世故并不就消灭了热诚。在张大哥，那是一份做人的聪明，以至做人的艺术。张大哥就那么极其艺术地活着。《茶馆》中王掌柜是比张大哥更生动的“艺术”，世故使这个人从头到脚艺术化了。邓友梅笔下的小客店店主及金竹轩一流人物，无不具备这种聪明，寓世故于热诚，藏机灵于厚道，应付人事天然地有种从容潇洒。所谓“北京风度”不也在这样地造成着？所应注意的还有，这份聪明在正派市民那里，决不等同于市侩式的精明。前者出于顺世与自保，无损于人的。这是一点非同小可的区别。在德行上，这种世故的对面是书生式的迂，而非愚（为精明所算计的“愚”）。不妨认为张大哥式的热诚里有市民的天真，未被世故一股脑儿压死的天真。这又是俗极而雅的例子。上述人物在作品中不但不招嫌而且见出可爱者也为此。

活在京都，尤其在云谲波诡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他们也不能不世故。《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说：“我只能说这么一句话，这个人民，连官儿，兵丁，巡警，带安善的良民，都‘不够本’！……在这群‘不够本’的人们里活着，就是个对付劲儿，别讲究什么‘真’事儿，我算是看明白了。”“还有个好字眼儿，别忘下：‘汤儿事’。……”是怎样得来的一份世故!正派市民的世故里，有这种阅事太多见事太明的悲愤沉痛。看透了，又无可奈何。专制政治下小民以其渺小，所能造出的也只能是些“世故”。这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人被社会不公正销磨掉，被社会以其更大的世故消化掉的故事。读这小说，主人公的穷愁潦倒还不是最可痛心的，真让人不寒而栗的倒是他终于得到的那些个经验、世故。因为其中映照出的，是社会肌体随处发生着的溃烂。作者让你看到，被如此造成的世故非即良知，倒像是用来戏弄良知的。它腐蚀着主人公的纯良品性，在另一篇作品里，则使农民祥子失去其农民式的清新；使他们苟活，以抹煞自己，求得对社会的顺适。能造出这样的经验、世故的，才是真正可怕的社会。

讲求实际、经验的理性态度，阻止了市民（中国人）堕入信仰主义。“敬神如神在”，“未知生，焉知死”，是孔老夫子的一份世故；“信则有，不信则无”，是普通小民的见识。执著世俗人生的人们本质上是“非宗教性”的。据清代笔记，北京城曾极多寺观。有关记载中更生动的，却是借寺观举行的市民娱乐活动；以娱神的名义娱人自娱，以至老北京诸种庙会充满了世俗欢悦。这也是乡土中国随处可见的喜剧性现象。《烟壶》写老北京中元庙会（盂兰盆会）的热闹：法鼓铙钹齐鸣，灯烛与明月交辉，“整个京城变成了欢快世界，竟忘了这个节日原是为超度幽冥世界的沉沦者而设的”。中国人或缺乏言语的幽默，却从不缺乏这类行为的幽默。这里也有历史久远的民间智慧，可会意却不必说破了的。

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宽容（如儒道互补，释老并存），发达的相对主义思想因素，理论思维（由观念到表达）的模糊性，影响于国民性格，即易于容纳、“化解”，难有根本性的怀疑究诘；易于变通，难以坚执。其积极的方面，不容易造成宗教偏执，又因得而失，少有作为“偏执”的底子的认真，少有追究终极的狂热和理论的彻底性。通权达变，在市民生活中，更成为自我保存的手段，造成因循退守的市民性格。

市民由于其社会位置和所属社会的文化传统，往往无师自通地发展了安时处顺保生全身的顺世哲学，“吾将处材与不材之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一类处世方略。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张大哥们），那甚至不是方略，而是人格内容，使他们成其为他们自己的东西。由于实际生存方式与教养，他们决不可能如庄子极尽形容的“至人”、“真人”、“神人”那样超然物外作“逍遥游”，他们只能在顺世中为自己赢得一点层次不高的“自由”，因无往不合于圣训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张大哥一类市民中的圣贤俨然得道；他们通常是社会中没有理论主张的“秩序派”，承认既成秩序，承认权威，承认人世间尊卑贵贱的伦理秩序，知分、守常，以此作为安全的代价。倘在乱世，更以和其光而同其尘，使自己有效地消失在人群之中。市民的理性态度，他们的现实主义，也集中在上述方面。

庄子哲学谈人对于自然、人对于社会的双重适应；被市民所发挥的是人对于社会的顺适（“顺时而应世”），骨子里则是中国式的宿命思想、命运观。“一块喝酒的买了兔头，常要发一点感慨：‘那会儿，兔头，五分钱一个，还带俩耳朵!’老吕说：‘那是多会儿？——说那个，没用!有兔头，就不错。’”（《安乐居》）老吕圣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可这样也就有了市民的迷信，鬼神迷信以外更普遍的迷信。祥子在这一点上还未获得北京人的资格，他太相信自己的“要强”与耐劳。同在不幸中，《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就聪明得多：“……至于我的时运不济，只能当巡警，那并非是我的错儿，人还能大过天去吗？”这点道理在成熟的市民，是如同“人要吃饭”一样简单明了的。他们的信条是“命里有八尺就别攀一丈”、“退一步海阔天空”（《索七的后人》）。他们苦乐随缘。因而老牌北京人有理由看不上老李、祥子式的“死性”；“死性”的反面是活泛，心里“透亮”。“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我这一辈子》）。

顺适为了自保。在成熟的北京人，顺适并不如人们从旁设想的那么痛苦，那往往是心安理得的；因与作为一种德行的“自律”联系着，使人享有知足者的安宁与快慰。《晚饭后的故事》（汪曾祺）的主人公心里很透亮：“一个人能吃几碗干饭自己清楚，别人也清楚。”云致秋更有其一套活人的道理：“我曾问过致秋：‘你为什么不自己挑班？’致秋说：‘有人撺掇过我。我也想过。不成，我就这半碗。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够。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挑班，来钱多，事儿还多哪。……这样多好，我一个唱二旦的，不招风，不惹事，黄金荣、杜月笙、袁良、日本宪兵队，都找寻不到我头上。得，有碗醋卤面吃就行啦！”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明白人”，虽然有乡愿气味。

他们不但戒之在奢，戒过分的消费，而且也戒心理上的奢求、奢望。这儿又有市民的消费心理。如上文“生活的艺术”中你所看到的，他们讲的是与身份地位相称的消费——身份地位的衡量中，未始没有衙门文化、官场价值对市民意识的渗透。

因有限条件更因有限欲求，他们不奢望也不易堕入绝望。“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钟鼓楼》里那个不懂“爱情”的女孩子也不懂这个。“可她知道，自己够不着人家那个生活标准，痴心妄想没有用，白坑害了自己。”“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人，因而用不着去同他相比。”这一种“理性”、实际精神，使他们避开了精神痛苦。他们明于理想与现实的分际。即使乌世保这种“悠闲自在”惯了的旗人，“也有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一面”，落魄到“蹲小店与引车卖浆者流为伍”，非但不绝望，还能保有那点雅趣（《烟壶》）。他们有一套**自解的逻辑。“……就是‘四人帮’时候受点罪，可受罪的又不是咱一个，连国家主席、将军元帅都受了罪，咱还有什么可说的？”（《寻访“画儿韩”》）知足中往往有类似的运思过程。这又是典型的小民、草民心理：将相尚如此，况我辈乎!

常识加本分，形之于风度，即有稳健；稳健也体现着价值态度与认识特征。在张大哥一流市民，更是出于自觉的自我形象设计。“……北京人四平八稳惯了，搞选举、排名次一向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小说评奖之类国内外惯例相反，不选前三名，也不排前五名，偏是四名。‘四大名医’、‘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吃丸子也要‘四喜丸子’。……”（《烟壶》）这或许也出于古老的数字迷信？种种市民意识的矛盾，无不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正面与负面相互补充互为表里，才构造出完整的北京人的。

“顺适”毕竟并非天性。我在下一节中要谈到的“散淡神情”，是道德自律、顺适的结果，经努力达到的人生境界。“顺适”常常是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努力于自律、克己。归结到一个字：忍。《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回忆学徒时的挨打受气：“现在想起来，这种规矩与**实在值金子。受过这种排练，天下便没有什么受不了的事啦。”在非常之人，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足成大器。忍在小民，则是其生存之道。到得“忍”近乎天赋，如祁家老太爷那样，人才被环境塑造成功。

“达观”即无不满不平。纵有不平不满，世故既深常识过多见事太明的人们，总是难以行动的。人类史上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从来赖有不计利害的人物造成。市民小人物与这等大事业无关。“北平人与吸惯了北平的空气的人……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敢伸出手去的”（《四世同堂》）。近郊农民“虽然有一辈子也不能进几次城的”，既在心理上“自居为北平人”，就“都很老实，讲礼貌，即使饿着肚子也不敢去为非作歹”（同上）。“自居为北平人”竟有如此强大的约束力。也许正因此，市民才一向选择侠客义士作为理想人物的？这里亦有一种补偿心理。古城仍保留有燕赵慷慨悲歌的遗风，胡同间也偶有侠义人物。市民通俗小说中这类英雄几无篇无之，老舍作品中也常有其更世俗化的形象，以补老派市民性格之不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义侠之士在市民文学中，即使并非作为人格理想，也体现了行动愿望，其中含有市民对于自我缺陷的意识——这也不失为一种实际精神的吧。

知足方能“保和”，“保和”才足以“全生”。凡此，都是有经验为证的。市民自觉地依着经验，依着想明白了的道理塑造自己，塑造自己的后代。京味小说对此写得最精彩的，如张大哥依据中庸信条对儿子的人生设计。“张大哥对于儿子的希望不大——北平人对儿子的希望都不大——只盼他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稍嫌过了点劲，中学的教职员又嫌低一点；局子里的科员，税关上的办事员，县衙门的收发主任——最远的是通县——恰好不高不低的正合适。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毕业，而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理想的儿子。作事不要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些个字，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这是传统社会小公务员、小职员的人生格局与人生理想。

节欲、自律使老派市民不贪鄙（决不会像张天翼笔下那批欲火中烧诡计百出的衙门动物那样）。节欲与自律也使他们平庸。老舍心爱的人物往往庸常，如牛老者（《牛天赐传》）：“……他不自傲，而是微笑着**：‘老牛啊，你不过是如此。’自然他不能永远这样，有时候也很能要面子，摆架子。可是摆上三五分钟，自己就觉出底气不足，而笑着拉倒了；……假若他是条鱼，他永远不会去抢上水，而老在泥上溜着。”老舍笔下偏是这类人物叫人感到可亲近。胡同社会是庸常人格的养成所。老舍对于冠晓荷、祁瑞丰一流人物的把握或失之于浅，但在有一点上却是独到的，即在这烂熟的文化中浸泡既久的，即使为恶也难有大气魄。由常识、世故养不出英雄豪杰，也养不出巨奸大猾。造得出后者的，也该是更有旷野气息的文化。

庸人社会、庸人政治亦为这种文化空气所造成。老舍写过因无用而成大用的庸吏；虽地位悬隔，气息却是与胡同相通的。老舍善写庸常，也未必不爱他笔下的牛老者们，却又是这庸常使他沉重。《离婚》让你感到，“张大哥人格”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影响着整个北京人的世界。同书还以知识分子老李对于这力量的拼命抵拒，强调着其作为文化力量的强大，其对于人的渗透力与支配力。这作品，以及这以后的其他作品，出于对上述现象的焦虑，老舍把思想焦点集中在传统人格的批判与改造上。

关于北京人的理性态度，我们由肯定面说到否定面，由积极启示说到消极含义，仍未见得说出了其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历史过程中的复杂性。痛快的议论，斩截有力的判断固然动人，却并非总能说得清楚真实的。这里需要的，仍是一种细致的分析与体察。乌世保当清亡之际对新现实的顺适，小文夫妇、常四爷、福海在个人命运因历史转折而经历剧变关头的从容镇定，他们的求生渴望与生存能力，毕竟是让人敬重的。中国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与古老的城市文明，赖有这些凡庸小民而建设起来。凡庸中的智慧，软弱中蕴有的力，顺适中的自尊自爱自强——这也才是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