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礼仪文明

老北京人多礼，在这一点上最无愧于“礼义之邦”的“首善之区”。通常在说到这“多礼”之后，不免要感叹世风日下。这并不总是遗老情怀。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凭吊流逝中的文明，也应能表现现代人的豁达气度的吧。

礼仪文明是北京魅力的重要来源，并曾构成过北京人形象的重要侧面，是其外在形象亦是内在气质。老舍曾不无自豪地写到过，北京城中“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他的作品中商人固不失斯文，近郊农民也因蒙教化而与别处气质不同。礼仪规矩并及于鸟类：“别小瞧这养鸟儿，自老年间就很讲究个章法呢！”（《红点颏儿》）北京到底是北京，即使骗子行骗也能骗得不胜风雅，彬彬有礼。《那五》中使主人公上当吃亏的，就是这种京产的骗子。鲁迅新编故事《采薇》里的强盗，不也十足京味？这里或者也有礼的妙用。

北京人的多礼，也缘于满族、旗人文化。“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四世同堂》）。汉民族有礼仪文化的悠久传统，北京市民却要向旗籍人学“规矩礼路”!传统社会因自身闭锁而更有同化力，如对上文中提到的老王掌柜，对进城谋生的祥子，对近郊农民。文化犹之陶轮，其塑造人的力量是巨大的。人们说习染，说耳濡目染，用了更古老的说法，曰“渐”。由风（习尚）而造人，因人而成风，到了后来，不必借诸训练，文化环境即实施“教化”。这也是典型的高度发展了的乡土社会。

礼仪文化的功用在这里也如在别处，最终在于使人类彻底脱出荒野，纳入农业文明。作为治道、统治术，则在有效地“牧民”，使其失掉犄角和利齿，驯顺守分。“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篇》）。乡土社会中成熟的臣民都极明于“分”。北京话有“应分”。守分，不逾分，不作非分之想、非分之求，是做人的基本原则。“礼”于是进入了最日常的思想行为。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本分），依循社会、公众认可的生活轨道，其结果是社会的稳态、常态。在人，“分”多半指其社会地位（社会伦理秩序中的位置）而非社会职业。“守分”并不包含现代职业要求，也不能无条件地转换成职业道德。这里的“分”多半是先天的、出诸社会的强制性安排，是社会结构中个人被派定了的地位、角色。所以才叫“应分”，须“守分”。

人各安其位，是当道者的愿望。经了习染、教化，也会成为普通人的本能。洋车夫小崔受了大赤包的羞辱（“大赤包冷不防的给了他一个气魄很大的嘴巴”），他不肯还手。“北平是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的身上”（《四世同堂》）。你悲愤于小崔的不争，却又会想，人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不也是进化的结果？

进入了普遍人生的礼，其意味给复杂化了，不再适于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判断。北京人极讲“体面”，老舍也常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心爱的人物：“李四爷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体面”（《四世同堂》），回民金四“又多么体面”（《正红旗下》）!“体面”在这里，形容人的美，仪容姿态的美。《我这一辈子》中落魄前的“我”体面，《正红旗下》里年轻的旗人后代福海体面。这些都是北京人中的漂亮人物。人物的“漂亮”总令人喜悦。汪曾祺笔下卖烤白薯的也自不俗，因为人精神，体面：“白薯大爷出奇的干净。……他腰板绷直，甚至微微有点后仰，精神!蓝上衣，白套袖，腰系一条黑人造革的围裙，往白薯炉子后面一站，嘿!有个样儿!就说他的精神劲儿，让人相信他烤出来的白薯必定是栗子味儿的”（《安乐居》）。

训练出这一种仪态的，就有北京城的礼仪文明。“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5〕仪式一旦娴熟，也会如入化境。在上文中的洋车夫小崔，礼是习惯性克制；在文化更熟的北京人，则是姿态行为以至整个人的艺术化。这才近于理想境界。《正红旗下》写大姐，“她的不宽的腰板总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请蹲安的时候，直起直落，稳重而飘洒。只有在发笑的时候，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仿佛喘不过气来，笑得那么天真可怜。”你觉出了作者本人对人物的赞赏爱怜。同书中福海二哥的请安，更是一种行为艺术，足以令人为了欣赏形式而忘了内容。“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脚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儿还礼，并且暗中赞叹：我的儿子要能够这样懂得规矩，有多么好啊!”大姐二哥，都是“熟透了的旗人”，不但动合规矩，而且美得如出天然，使你忘记了那种礼仪的繁缛，不合理，压抑人性。老舍写福海，不免解说太多。《茶馆》中的王利发掌柜更是活的礼仪大全——自然是生意人的礼仪大全，其完备性在这一方面无以过之。只不过也因此，礼也就显出了它本身的讽刺意味。

韩少华在《少管家前传》里，写少管家礼数上的精细周到，竟也流露出与老舍相似的欣赏神情。这福海式的漂亮人物也如福海，动止中节，一言一行都像有尺寸管着，却又极自然，似乎不假约束——也是传统社会做人的理想境界。到了这境界，礼仪行为即艺术化了。由技术而艺术，极人工反近天然，做人圆通之至倒令人不觉其圆通，“礼”于是乎成为“其人”的一部分，使人物尽善尽美，无可挑剔。

外在规范化为生命活动的自然节奏，是礼内在化的过程。这才真合于制礼者的初衷。由这种标准看，大姐二哥未见得已臻极境。那小说中另有一个不大起眼的人物，父亲，不如上述人物“漂亮”，甚至显出几分“拙”，却似更能体现这种文化对于人的要求。在父亲，礼并不表现为应酬的潇洒利落，而是渗透于性情且由内而外地弥漫在眉宇间的宁和之气。对此人物，作品着墨不多，省俭的描写却更能动人。“有人跟他说话，他很和气，低声地回答两句。没人问他什么，他便老含笑不语，整天无话可说。”每逢姑母发威，“骂到满宫满调的时候，父亲便过来，笑着问问：‘姐姐，我帮帮您吧!’”

“你!”姑母打量着他，好象向来不曾相识似的。“你不想想就说话!你想想，你会干什么？”

父亲含笑想了想，而后象与佐领或参领告辞那样，倒退着走出来。

这儿更有温煦气息，一片温煦中对于命运的顺从，因顺从而得的心灵的宁静和谐：更是礼仪化的人生态度，心灵状态。外在的行为规范势必影响到普遍心态，经由不断调整，渐次达到内外一致、表里相谐；由外而内与由内而外交互作用，由此造成一种人格，一种人生境界。古城式的和谐宁静正是经由发生在个人那里的如上过程而酿成。“礼”参与设计了北京与北京人。

在活的人生实践中，有些素来为人所诟病的礼仪行为，也因情境而宜分别阐释。礼仪作为外显行为，其内心依据从来因人、因人际关系有诸种不同的。至于北京人间的应酬，则因含有对于人情极细心的体察与体贴，易于酿成“魅力”，引人怀念。礼仪甚至有可能出自人的内心需求，对人际和洽的需求。在看似“纯形式”中，包含有丰富的情感内容。

我在这里想到了王蒙《杂色》中所写主人公对边疆民族礼仪行为的情感体验。“这种美好的，却又是千篇一律的礼节，换一个时候，也许叫曹千里觉着有些厌烦，有些浪费时间。……但是，现在，在这个天翻地覆，洪水飓风的年月，在他的心灵空空****，不知道何以终日的时候，这一次又一次的问好，这一遍又一遍的握手，这几乎没有受到喧嚣的、令人战栗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的影响的哈萨克牧人的世代相传的礼节，他们古老的人情味儿，都给了曹千里许多缓解和充实。生活，不仍然是生活吗？”他的《在伊犁》诸篇一再描写了由维族哈萨克族人与北京人相似的交际应酬中体验到的人生温暖；这也应当是异乡人在老北京人中间所能感受到的。我在读那一组作品时一再想到，这位作家对于伊犁的文化认识（如对其礼仪文化和语言艺术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了北京文化的熏染？一个有高度教养的知识者以他乡为故乡岂是偶然的!

与王蒙上述情况相似，老舍当写到知识分子人物在困厄中受到京郊农家“有礼貌”、“热心肠”地款待时，他对北京文化的过于愤激的批评变得有几分游移。因为这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

也许应当说，没有了老北京人丰富到极点的礼仪性语言，也就不足以造成北京的方言艺术。〔6〕“多谢您了，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别着了凉您哪!”（邓友梅《双猫图》）“您这位还想听我说？”“您在这儿听是不？”“您又棒锤了不是？”（《北京人·二进宫》，着重号是我加的）敬词、委婉语词、使语气委婉的疑问句式，无不显示出富于人情体贴与分寸感的人际关系。“礼”在这日常语言与语境中，“世故”亦在其中。再没有比化入语言习惯的礼俗更为普泛化的了。

这里说到“世故”与“分寸”。礼仪行为在作为人际交往方式时，通常既有情感含量，又表现为关系衡度与自我行为制约。人们所批评的虚礼的“虚”，也因了上述成分的复杂性。礼仪行为在王利发（《茶馆》），有纯粹的应酬周旋，亦有真诚的体贴关照，真假虚实都有，且未必总能区分得清楚（甚至在施礼者本人）。“您知道，旗人老太太们，是最讲究面子的。有点子什么新鲜吃的，愿意街坊邻居尝一口，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辘轳把胡同9号》）。

亲切而又适度，才合于礼。北京人的礼仪文明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乡俗人情。这里又有“分”。讲求“分际”，明于限度，也得自人类在进化中的自我塑造。在这一方面敏感细腻的程度，通常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化成熟的程度。这里且不去说人类为这种进化所支付的代价，进化中的失落。

“体面”不止在仪态，这字眼儿还包含有自尊感，人的自尊自重。“体面”关心的更是人在其他人眼中的形象，是一种借助他人的肯定才能成立的自我评价。乡土社会的心态，向来注重环境反应、社会眼光。但关心他人眼光的“体面”确也出于自尊感。祥子当着被践踏时，最令他痛苦的，是他精心维持并引以自傲的“体面”的丧失。老北京人极其自重自爱，也由于礼仪文明的熏陶。乌世保在绝境中问自己，一问是否吃得了苦，二问是否忍得下气，三问“气或能忍，这个人丢得起丢不起呢”？（《烟壶》）这第三问，才是最要命最绝望的一问。苦吃得，气亦忍得，“人”却万万丢不得。《鼓书艺人》（老舍）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为尊严而挣扎抗争的故事。被那个社会贱视的艺人的尊严又特具敏感性。有人说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或许受了本尼迪克特论日本文化的启示。知耻近乎勇，士可杀而不可辱。正派北京市民在这一点上亦可说“咸近士风”。

在小民，自尊自重包含有价值态度与人生信条，半由文化熏染半由切身经验中来。老舍与其他京味小说作者在写到类似情境时，笔端总流泻着庄严的感情。落魄到作艺维生的小文夫妇气度“是这么自自然然的不卑不亢”。他们所操为“贱业”，却不自轻自贱。难能的就在这“不自轻自贱”。在别人面前，他们“表示出他们自己的尊傲”，极其“坦然”，坦然到令有狎玩之心者感到压迫。《话说陶然亭》中的几个老人，在云雨翻覆的年头，只是“各自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练自己那一套功夫，不比往日用力，也不比往日松懈，一切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样”。这持重也表现着特定情势中人的尊严，不趋附不苟且不为威压所动的一点风骨节操。令作者们肃然起敬的也是这骨子里的“尊傲”。手艺人的自尊感更出于行业传统。“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是市民，尤其小手工业者、手艺人的信条。他们的自尊也建基在职业尊严上。《烟壶》中说买卖人“讲的是和气生财、逢场作戏”，而“手艺人自恃有一技之长，凭本事挣饭吃，凡事既认真又固执，自尊心也强些”。这也是传统社会的手艺人性格。老舍、汪曾祺都善写这种性格且写得动情。

老舍笔下的漂亮人物，都由自信与自尊撑持着，那自尊也就铸进了气质风度（“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的风度）。自尊使人高贵，提升着小民的人生境界。人们感受到的北京风度气派，即半由此构成。“老字号”体面的失败（《老字号》），镖客沙子龙体面的没落（老舍《断魂枪》），体面、尊严浓重化了传统技艺、商业没落的悲剧意味，使其呈现于文学时弥漫着感伤与凭吊的气氛。在市民人物，这份“尊傲”则有助于避免俗媚——通常市民文化中最致命的病象；如《四世同堂》中棚匠刘师傅的凛然之气，小文夫妇的雍容气派，闲雅神情，尊严态度，礼仪文明使古城于优雅中更添了尊贵。

北京人作为北京人的自尊，又与“北京人意识”联系着。他们不止尊爱自己，也尊爱属于自己的古城。这扩大了的个人尊严感，也是北京人文化性格与北京风度的一部分，看似非关礼仪文明却又由礼仪传统节制着。最令老北京人自豪的，就是比别处人更懂礼仪。祁老者即使日本兵临城下也不能不做寿，因为“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四世同堂》）!

正如古代自居为“中心”的华夏民族，以文化优越的眼光看待“夷狄”，老派北京人也因袭了类似的文化中心意识，以至善良热心的张大哥不能不用了悲悯的态度对待老李，因为“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离婚》）。这种夸张了的尊严感源于封闭，封闭才“只此一家”。上述文化优越感是乡土社会中的普遍心态。

老舍笔下北平人的文化自豪是无限的。白巡长，“他爱北平，更自傲能作北平城内的警官”。祁瑞宣，“平日，他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以上见《四世同堂》）。谁又说老舍本人没有这种文化自豪？在《四世同堂》里，那自豪竟像是满到要漫流出来。自傲于“北平人”，才不惜用了带点天真的夸炫调子：“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北平的菊种之多，式样之奇，足以甲天下。”北京人的文化自豪是如此地富于感染力，以至《京华烟云》的作者也无意间分有了这心态，尽管他实在是个“外乡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感情在有教养的北京人，比之别处人倒是少了一些地域文化心理的狭隘，更基于民族自豪感——或者也是无分民族、国家的“京城人”的共通品性？

处在乡土社会，且是乡土社会中的模范地区，北京人决不缺乏等级意识。礼仪因对象场合所作的种种区分中，即有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传统人格中固有的文化偏见。老北京人少了一点商业竞争中的势利，传统社会却另有其势利，如对于身份（亦一种“形式”）的注重。出身歧视、行业歧视（行业内部又讲究“师承”、“门户”）即出于这种势利。《钟鼓楼》中的人物为此而贱视“大茶壶”的儿子；落魄的乌世保总不能忘自己是“它撒勒哈番”，即使在囚中，也不肯失“旗主子”身份（《烟壶》）。到乌世保画内画、烧制“古月轩”这会儿，戏剧艺人在京城还被视为“贱民”，不许进内城居住呢。

下层社会并不能天然地产生平等思想。即使卖苦力如车夫者，彼此又岂能平等!“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骆驼祥子》）。专制社会沿袭了几千年锻造得极其精致的等级制，以对权势的崇拜（至少是敬畏），造成普遍社会心理。从来有“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北京市民亦不能外。即使老北京模范市民祁老太爷眼中的小羊圈胡同各家也有差等。他“不大看得起”隔邻的大杂院，“所以拿那院子的人并不当作街坊看待”，“对其余的五个院子的看待也有等级”（《四世同堂》）。但你在这里须留心，这位老人持为标准的不是经济地位，而是“品类”。他敬重斯文，注重德行，因而对穷愁潦倒的诗人和干粗活的李四爷都不乏敬意。这种人物评价上的尊重实际顺乎情理，又是注重形式的反面，与市民的形式主义互补。

平等感就在这里出现了。出于礼仪文明，自尊大度，写在京味小说中的古城市民确又更富于朴素平易的平等感。传统社会轻商，写在小说里的市民以及写小说的作者对于手艺人、商人的尊重即属于平等感。汪曾祺《晚饭后的故事》里主人公由学唱京戏而营商：“卖力气，做小买卖，不丢人!街坊邻居不笑话他。”这种见识却也植根于同一“传统社会”。

有礼仪文化传统和上述平等感的北京市民，在京味小说中，有一种与农民间别致的关系。张大哥视不通世故的知识分子老李为“乡下人”，小羊圈祁家人对于本来意义上的乡下人，京郊农民常二爷，却很有些亲昵。北平人的教养是使人远离乡野的，这山野之人却像是唤醒了他们渺渺茫茫的记忆，其一言一动都令他们欣喜。虽有城内城外之别，既与常二爷同属于乡土中国，深刻的精神联系，仍使北京市民较之上海弄堂中人更贴近土地些。“久住在都市里，他们已经忘了大地的真正颜色与功用；……及至他们看到常二爷——满身黄土而拿着新小米或高粱的常二爷——他们才觉出人与大地的关系，而感到亲切与兴奋。”欣赏那稚拙、朴野的，既出于文化优越感，又出于对丧失了的“本真”的文化怀念。能欣赏这山野般的清新，欣赏这野趣中的童趣的，又从来是传统社会里更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人。祁家人因“文化过熟”，才看常二爷如看儿童；老舍写常二爷亦用了相似的态度。不一定最朴素却极亲切，与大观园中人看刘姥姥的眼神不同，也与近代商业都会中人看乡下人的着眼处不同。平等感即在这对人的审美评估中。与土地的联系是由礼仪文明隔断的，审美地接续这联系却又靠了得自礼仪文化的教养——生活逻辑就有这样曲折。

我已尽我所能地谈过了北京城礼仪文明中魅力所在的各面，这些方面曾因笼统的文化批判而被忽略已久。未及展开的一面对于认识北京人的文化性格几乎同样重要，即北京人礼仪文化的讽刺性。

传统文化的礼，形式本大于内容，到得封建社会油尽灯残，形式之膨胀更为前所未有，以至但有形式而无内容，种种怪现状生焉。见之于清末民初笔记稗史，笑料百出，令人绝倒。如吊丧者但知号咷，“往往号毕而不知没者为何人”。文过于情有如此者。朝考殿试专重书法，“惟以字之工拙分甲乙”，则又是文胜于质的极端例子。凡此固然是照例的末世景象，亦与八旗礼俗之繁细有关。京城贵族，借礼俗以造作威仪，小民则因近官而习于官样官派，偏重形式较之别处难免变本加厉。

有清一代，其盛时，把封建文化的精美处发挥到极致；其衰也，则把封建文化的变态畸形，种种荒唐怪诞不合理，也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加深了清王朝覆灭的喜剧性。一个王朝到了这份儿上，其臣民也不能再正儿八经地对待它，“现形记”、“怪现状”一类作品宜其出世。集中表现着传统社会恶性发展了的形式主义，暴露着封建文化的贫乏空虚的，正是礼仪文化。

老舍在不经意间，曾把北京礼仪文化的诗意方面呈现得特别动人，他对于此种文化的讽刺性，也比之别人揭示得更深刻，且服从于北京文化批判的自觉意图。有关的讽刺性描写最夸张而富于动作性的，是《茶馆》中松二爷的形象。类似的嘲讽在他的作品中俯拾即是。“张大哥爱儿子的至诚与礼貌的周到，使托人情和请客变成一种艺术”（《离婚》）。“这群人们的送礼出份资是人情的最高点，送礼请客便是人道”（同上）。令人疑心礼多亦因了人情的稀薄。

在讽刺性场合，礼往往与“面子”有关（老舍抗战时期的剧作之一题为《面子问题》）。祁老太爷在艰难时世坚持做寿为了面子；祁瑞丰“愿意作真奴隶，而被呼为先生；虚伪是文化的必要的粉饰”；“一个北平人是不妨为维持脸面而丢一点脸面的”（《四世同堂》）。还有谁读不出这文字里的沉痛!至于旗人文化，更将注重形式极端化了。八旗贵族纵然大架子已倒，也仍要维持气派与排场，倒像是气派、排场之类更加性命攸关。且愈到亡国之际，礼仪愈繁缛——“排场”又是一种心理补偿。大姐婆婆穷而要买奇贵的王瓜大樱桃，“只是为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气派与身份有关，她还非打扮不可”（《正红旗下》）。那五即使潦倒不堪，也依然讲究“臭规矩”：“他是倒驴不倒架儿，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人到了这样即成病态，入骨很深的一种病。其心理背景中，又有中国式的“群体意识”，首先顾及“观瞻”的那一种。

出于“气派与排场”的考虑，人的仪态的美也会被用作纯粹装饰。《正红旗下》中的大姐被塑造得极其完美，一举一动都“够多么美丽得体”，却又美得凄凉，惹人怜惜，因为这份禀赋才智浪费在了最无价值的礼仪往来、人情应酬上，甚无谓也。可怜的尤其是女人。“这种生活艺术在家里得到经常的实践，以备特别加工，拿到较大的场合里去。亲友家给小孩办三天、满月，给男女作四十或五十整寿，都是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至于婚丧大典，那就更须表演得特别精彩，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有价值的人与无价值的人生场面，人的美和这种美的无意义消费，礼仪的塑造人与压抑、戕害人性——作者的心情在这里不能不变得复杂了。

老舍毕竟不是张天翼，即使嘲讽，用笔也不失温厚。这倒也不全系于风格，另有对北京、北京人、北京文化的一份温情在节制着。《正红旗下》写家宴上的礼让：“‘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坐!’‘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仍然是人情，却夹带了习惯性的虚伪。这也是传统社会礼俗中常见的喜剧性场面。写上述场面，老舍用了微讽，终不能如张天翼的刻薄、谑近于虐。不妨花费点篇幅录张天翼写类似场面的一段文字以为比较：

华幼亭一面要挣开那两双邀请着的手，一面不住地欠着身子：

“呃呃呃，决不敢当。我比季翁小一辈，怎么敢……”

“你比我小一辈？”

“季翁听我说，听我说，”他又退了一步。“刘大先生你是认得的吧？”

“刘大先生？——没有听见过，哪个刘大先生？”

“哪，这个是这样的：刘大先生是我们族叔的同年，我叫起来是个年伯。而刘大先生教过王省三的书。王省三——季翁见过的吧？”

“不认识。”

“是，是，大概没有见过。……王省三跟丁家祥是结了盟的。丁家祥照他们丁氏谱上排起来——则是仲骝二太爷的侄孙。……算起来——季翁恰恰长我一辈。”

那两叔侄稍为愣了一下，重新动手拖他。茶房恭恭敬敬站在旁边，怕他们会溜掉似的老盯着他们。几个冷盘端端正正摆在桌上，让那些苍蝇在那里爬着舔着。……

——《在城市里》

到得他们讨价还价互用起诡计来，也这么起劲、顽强、不肯让步。

当代京味小说中不乏类似内容。《钟鼓楼》所写婚礼场面就集中了旧礼俗的讽刺性。两代作家也都写到知识分子处此文化环境感到的窘迫、尴尬；以知识分子性格与市民性格的反差，强调着北京人文化传统改造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