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夏尔总是独自一人骑着马到蒙马特高地附近的森林里去。谁也不愿意和刽子手一起打猎。森林后面，肉眼所及，有一大片菜园，而在南边，如果往巴黎方向走，就可以看到蒙马特圣皮埃尔修道院租用的简陋房子。园丁朱杰尔家的房子就坐落在一座小山丘上。他的家同时也是一个小客栈，夏尔有时会在那里休息。朱杰尔有两个女儿，玛丽-安娜和玛丽-吕斯，约莫三十岁。父亲天天坐在屋子前的一只摇椅里，或是睡觉，或是观察在他们家菜园里做工的园丁们。他的右首摆着一瓶土豆白酒，他准会在夜晚来临之前把它喝完。有时他会突然一跃而起，大步流星地走到某一个打工仔那里，给他示范该如何干活：“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好好努力，用心干你的活，这样时间才过得更快。”那些打工仔每次只是点点头，他们了解这个人的暴躁脾气。有时，如果酒喝得太多，他会直挺挺地摔倒在地，打工仔们设法把他抬出菜园。每次他都会非常生气，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不需要任何帮助。他的妻子个子矮小，喋喋不休地希望徒步旅行者到这里歇歇脚，简直让他们感到心烦，而绝大多数人只是满足于给他们的狗要点儿水喝。一旦这对老夫妻单独在一起时，他们不管为了什么事总能吵个不休。男人实在不是好斗的人，可女人却像只毒蜘蛛那样在他的摇椅周围偷偷摸摸地走来走去，企图唆使他反对某事或者某人。“让我太平一会儿吧！”他之后习惯这么说，然后到菜园里去了。“总有一天我会给你太平！”她在他身后嚷道，再一次将桌子收拾干净。在此期间，她会不经意地左右张望，往一只挡她道的狗的肋骨上使劲踩上一脚。狗吓了一大跳，汪汪叫着走开了。她讨厌狗，“它们只会拉屎撒尿。”她说。可要是没有了狗，她就无法醉心于她的宗教：打扫，再一次打扫。
那天看到夏尔时，她手里正拿着一壶水和一只杯子，然后将这两样物品摆在最外面的桌子上。这是夏尔特意挑选的桌子。他坐下来，陷入沉思地打量着一帮打猎者的到来。他甚至在这里也被排除在外，这一点深深地伤害了他。他愿意放弃戏剧和歌剧，尽管他觉得要做到这点不容易，可是马呀，狗呀，骑马到大自然中去呀，他不想放弃。可在这里，偏偏在这里，他依然是一个被社会唾弃的人。尽管女人们喜欢夏尔，可他几乎没有机会找到一个女人。因为只要他提及自己的职业，她们立马转身走人。他的职业令她们反感。虽然他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女人丹曼莉，可她已向他说得明明白白，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那层关系。他还一直想着她。即便他坐在这儿外面，从他的桌旁观察园丁之家的大门时。姐妹俩大多一起走出屋子。玛丽-吕斯很热情，脾气也好。她蓬乱的火红色长发和她坚强有力的步伐尤其引人注目。她和一个比她年长很多的工头结了婚，他的后背被沉重的田间劳作留下了痕迹。因为在野外劳动，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也是一个整天笑呵呵的人，乐于助人，喜欢唱歌，喜欢和打工仔闲聊。玛丽-安娜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她沉静，也和她的父亲一样具有天生的威严。和她亲近很难，因为她几乎不开口说话。谁也无法猜出她的心思。她虽然很苗条，但身材高大，目光异常敏锐。人们总是有一种印象，她想要说什么，可是无法说出来。她很愤怒吗？她会马上失去自制吗？她看起来大多时候很紧张。她提着一壶水过来时，脸上温情脉脉，充满妩媚，可当她一转身，以为没人看得到时，目光却立刻暗淡下来。她的眼睛重新变得咄咄逼人，满含威胁，似乎准备施暴，似乎她可以讨厌你，可以永远对你耿耿于怀。她好像因为有人把她生下来而感到伤心和愤怒。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有人把她生下来而感到伤心和愤怒，夏尔想。可她身上有某种东西在吸引着他，那是一种神秘的魔力。他在她身上感觉到的不是那种通常在女人身上感觉到的性的吸引，她并没有在他身上唤起猎艳的**。夏尔并没有渴望看到她**的身体，并且亲吻她。不，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那是一种莫名的魔力，这种魔力在困扰夏尔。有时他觉得好像他在她那里寻找慰藉，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丹曼莉。可她真的几乎一句话都不说。她似乎只对生意感兴趣。于是，夏尔在她那里买了水果和蔬菜，尽管他的助手格罗一看到食物几乎没有了任何招架能力。
“您想要把这全部东西都吃掉吗？”她微笑着问。她似乎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不错，如果事关生意，她甚至能够微笑。
“这是这一带最好的水果。”
她抬起下巴，有点大大咧咧，自高自大，然后低声说：“我不相信您的话。”
“我很少看到你爸爸醒着。”夏尔突然说。他想转移话题。
“他睡得多，”她说，“要吃饭了我就叫醒他，等吃完饭他大多又睡去了。老人就是这样，他已经八十多岁，这是两种人生。总有一天他不会再醒来，永远地睡去。”
狗们狂吠不停。它们都是些耳朵很长的白色猎狗。那六个猎人正向园丁之家骑来，狗们急匆匆地跑在他们前面。玛丽-安娜暂且不理会夏尔，等着狗们过来。它们兴高采烈地在她身旁蹦跳着。她跪下来，以便更好地和狗们亲热一番。一只狗开始舔她的耳朵，让她觉得好玩极了。她似乎认识这些狗，也很喜欢它们。夏尔还从未碰见过这样的人。一个人怎么只是对着狗们充满朝气，却对人类那么冷若冰霜？或许问题出在他身上吧。或许她知道他是刽子手。是啊，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夏尔骑上马，慢慢出发了。他从那些打猎者身边走过。男人们默默地打量他，谁也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仿佛想要用他们的目光驱逐他似的。夏尔明白自己以后不用再在这里出现了。他们肯定向玛丽-安娜透露了他的职业，胡扯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故事。倘若自己不希望单身、没有孩子，那么对他来说唯一可能的就是娶一个刽子手的女儿，或者是来自双门街的玛丽-让娜·贝库。夏尔决意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他想另找一个骑马散步的地方。
夏尔回到家，便将蔬菜和水果交给助手格罗。格罗问夏尔那位女店员是否很漂亮，说是每次出门打完猎，他都会把那么多的商品带回家，可以马上自己摆个货摊了。
“她很漂亮。”他稍后说道。他站在厨房里，看着格罗将蔬菜在木盆里洗净，“可她沉默寡言，你摸不清她的态度。”
“要是想懂得姑娘们的心思，你得仔细瞧瞧她们的爹妈。”格罗大笑。
“她父亲是一个好心肠的家伙，在家里他说了算，有点好酒，但所有的老年人大概都喜欢这个。可她母亲是个泼妇，总是唠叨个没完没了。”
“那么，”格罗问，“她像谁？”
“从体格上看，很像她爸。”
“您别搞错了，先生，因为有些人常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也许她有父亲的体格，却有母亲的泼妇脑子。而且您想想吧，等到姑娘变老，年轻时任何细微的性格特点都将会放大。您现在得到的并非是您在二十年以后会拥有的东西。”
夏尔把肩上扛着的两只兔子放下摆到桌上。“给我们做兔子肉吃，格罗。我又需要好好吃顿肉了。”
“时间太晚了，先生，今天我们有鸡肉。”
巴雷、菲尔曼和德马雷进入厨房，坐到桌旁。他们已经饥肠辘辘了。几个男人默默无言地吃着晚餐，喝着掺过水的红酒。那天晚上，每个人都感觉到家里空****的。家里缺少一个女人。夏尔的沉思让所有人不再吱声。谁也不想用任何一句愚蠢的废话引发巴黎先生将不满情绪发泄到自己身上。夏尔下定决心寻找一个女人。他想要一个女人，想要好几个儿子，也想要女儿，为何就不能有女儿呢？
夜里睡不着觉时，夏尔总是弹琴，而且是在午夜时分，他的助手们知道刽子手在饱受煎熬。可不久，钢琴和他一样发出不和谐音。但因为他肯定还想继续弹琴，于是叫来了德国管风琴制造商托比亚斯·施密特。他家的钢琴就是他制作的。
托比亚斯·施密特性格沉静而谨慎，整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由音乐和他发明并设计的奇特机器组成。和所有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人一样，他不仅仅拥有才华。夏尔对此人早有耳闻，这个将来某一天有望成功地保存食品的人想要的是征服世界。他研究蒸馏法和含树脂的胶水，人们可以用这种胶水密封玻璃容器。他约莫四十岁，独自一人生活在圣母大教堂后面的一个老厂房里。他骨瘦如柴，几乎已经谢顶。他的脸始终苍白而毫无血色，因为他营养不良，几乎从不离开那个黑漆漆的厂房。他是夜猫子，是一个喜欢刻苦钻研的人，自从发明液压机以来，他声名鹊起。他唯有一次对刽子手职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总得有人做这事，先生。”音乐将这两个男人紧密相连，他们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不需要很多的言语沟通。施密特调好音，他俩并排坐在琴凳上弹琴。弹完琴，两个人还不忘在厨房里喝上一杯葡萄酒。共同弹奏的音乐犹如一顿丰盛的晚餐，让他们感到过瘾极了。
“您应该结婚，我的朋友。”施密特突然说。
“那您先结吧。”夏尔哈哈大笑道。
“我和我的机器结婚，和液压机、钢琴、管风琴以及谁也没见过的机器结婚。问题是，我不知道机器究竟好不好，因为我往往在人家还没需要用上的时候就把它们发明了出来。唯有对长期储存食品的问题，我倒是信心百倍。有些航海家把玻璃瓶带到船上，可遗憾的是，瓶子常常在大海上碎裂。不过要是我能将蔬菜和水果储放在铁皮罐头里，那将不仅帮助人类安然度过歉收之年，而且还能根本性地改变战争。哪怕直至世界的尽头，人们都可以计划好各种战役。因为时至今日，战事中断，更多的是被腐烂的食品而不是被敌方士兵牵制。只要行李箱里放上罐装食品，任何军队都可以漂洋过海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将来还会有世界性大战。”夏尔说。
“如果一种思想一开始很特别，它是得不到支持的。可您真的应该找一个女人。您并不适合单身。您的职业够艰难的了，您需要一个在家里等着您的女人。”
“我知道，”夏尔回答，“但对一个刽子手来说，要找到一个女人并不容易。”
“它未必是爱情，”施密特说，“它也可能是理智。我知道您喜欢孩子，需要有后代。因此您需要一个女人。”
夏尔想好好考虑一下。
数日后，他收到记者高萨的邀请，相约在双门街的那家妓院见面。蓝衣女子玛丽-让娜在入口处恭候他，陪他踏进玻璃穹顶的大厅里。
“您找到您的白马王子了吗？”夏尔好奇地问道。玛丽-让娜挽着他的胳臂，脸上焕发出梦幻般的光芒。“是的，他是杜巴丽伯爵。他给我制订了伟大的计划——他要把我介绍给国王做情妇，他希望藉此可以改善他在凡尔赛的地位。国王已经年迈，可如果我这么做，下半辈子就可以高枕无忧，再也不需要丈夫了。为何我就不能每天早上给这个老人**呢？我觉得这比大白天想要多次和我交尾的年轻公羊们更好。另外，您的职位，先生，请允许我这么说，也真不是好受的。”
夏尔禁不住朗声大笑。从某个方面看，这种注重实际的头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他还是警告她：“没有贵族头衔，凡尔赛的大门不会为您打开，小姐！”
“伯爵希望我嫁给他的弟弟，那样我就成了杜巴丽伯爵夫人。”
“哦，听起来不错，杜巴丽伯爵夫人。”
“您有什么心愿，先生？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夜晚。”
“我和记者高萨有约，”夏尔轻声道，“他在吗？”
“他就在您身后。贝库女士，他现在归我了。”高萨哈哈大笑，玛丽-让娜行了个干脆利落的屈膝礼离开了。“您过来。”高萨低语道，领着夏尔走到一个有着石门拱的木门前。夏尔心存怀疑。“您相信我。”高萨咯咯笑着。
他们一起爬下旋转楼梯。呻吟声和**笑声从楼下传至楼上。
“他喜欢有人围观。”高萨耳语道，然后眨眨眼。他小心地将沉甸甸的黑色门帘拉到一边。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间拱顶地下室，没有任何装饰，就像一间地牢，或者更像一间刑讯室。这不禁让夏尔想起了达米安。有一只大十字架固定在墙上。一名年轻男子被绑在十字架上，全身**。这人年龄和夏尔相仿，身材苗条，相貌堂堂，头发呈深黄色，从那闪闪发光的蓝眼睛里看出他是一个十足的恶棍。此人脸形瘦削，面色苍白，嘴角流露出冷嘲热讽之意。他看起来轻松愉快，无拘无束，当女人的鞭子抽打他时，他笑起来很享受。
“那个被绑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多纳西安·阿尔方斯·弗朗索瓦·德·萨德侯爵，他在为他的色情小说汲取新思想。另外一个人，是弗龙萨克先生，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儿子。”夏尔又要想走，可高萨把他拉住了。“我们这里是一个隐蔽的大家庭，您可以参与进来。谁也不会出卖您。”
两个戴着黑色面具的**姑娘松开十字架上的萨德，强迫他跪下。
“您邀请过我了吗？”夏尔问道，然后转过身来。他爬上螺旋楼梯，想找到出口，可高萨追上了他，说：“我有话跟您说。我们找个安静的小角落喝杯香槟吧。您是我的客人。”他向一个姑娘示意，伸出两只手指。很显然，他是这里的常客，大家都认识他。他俩坐在两张厚实的皮沙发椅上。在他们之间摆着一张小桌子。高萨密谋似的向前弯下身子。“先生，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理性的文化。去基督化必须走在它的前面，因为一个理性的人不需要上帝，他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神圣的太阳可以取代上帝，太阳是一切宗教的源泉，因为太阳是光，上帝之光，它是最高的本质。您对用最高的本质的祭礼取代我们的神像和守护圣徒有何看法？我们从此以后要崇拜大自然，我们赞美大自然。可是我们为此必须毁灭僧侣，否则他们就会企图驯养最高的本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种密谋吗？”夏尔怀疑地问道。他心里明显感到不舒服，他不想把自己卷进去。
“有一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建立了法国共济会，暗中举行会议。他们头上戴着红帽子，太阳神密特拉的帽子。密特拉是史前时代的猎人之神，也是所有宗教的起源，他代表着神圣的大自然。法国共济会的成员们相信所有的人生来平等。我们相信自由、博爱和平等。”
“您希望来一场革命吗？”夏尔问，“或者您只是想检验一下我的立场？”
“不，不，”高萨拒绝道，“我当时在法庭上观察过您。有人委托我和您取得联系。您是刽子手，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您有勇气、毅力以及透彻的分析问题的理解力，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女子也可以加入法国共济会，因为在将来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利。”
“我会好好考虑，高萨先生。”夏尔说，以便结束他们之间的对话，好迅速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别考虑太久。您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有些东西正在巴黎酝酿。任何暴风雨都有它的预兆，巴黎先生。我已经看到了最初的预兆，它已经出现在空中。”
夏尔决心再也不踏进这家妓院一步。他曾经也下定决心再也不会骑马远足到那家园丁之家，可现在他又来了。他说服自己，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地区。骑马到蒙马特附近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射死了一只狍子。回家途中，他在园丁之家停下来。他的狗需要喝水。没有人在。可有一些人聚集在漫无边际的菜园里。他认出玛丽-安娜·朱杰尔，她显然在忙着给大量的季节工人进行指导。他将自己的马拴上，并且确定那只死狍子已被固定住。他在屋子前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
没过多久，玛丽-安娜来了。她走到夏尔跟前，问他是想喝杯水还是喝杯酒。夏尔请她来杯酒。喝杯酒不会损害到他的计划。
玛丽-安娜拿着一瓶酒回来，在夏尔对面坐下，说道：“我父亲上周去世了。”
“上周？”夏尔重复道，“太遗憾了。”他们开始无声地喝酒。
玛丽-安娜沉思地望向远方。她似乎喜欢这种甜蜜的忧伤之痛。夏尔放下杯子，她匆匆地对他看了一眼。她想把目光重新伸向远方，却是在夏尔身上停住了。“人不可能永远活着，”她像是在自言自语，“现在我们喝着他最喜欢的红酒，他一直把这红酒小心珍藏，只在特别的日子里才拿出来喝。这大概是所有好酒的命运吧。它们总是太宝贵、太昂贵，人们不会出于毫无意义的理由去喝它们。正因为如此，它们最后由它们的继承人喝了，出于毫无意义的理由。”
“这个理由或许不是那么毫无意义，”夏尔说，稍后又问道，“你还从未考虑过结婚吗？”他睁大眼睛和颜悦色地注视着玛丽-安娜。
她尴尬地笑笑。“有时会想，”她说，“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派一个人给我。现在他夺走了我的父亲，或许会派某个人到我这里来。”
“假如上帝派某个人给你，你会认出他来吗？”
“我不知道。上帝一定还会给我一个信号，否则他派某个人到我这里来真的就毫无意义了。”
夏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一定会向我求婚。我从未注意到有人喜欢我。如果是喜欢过我的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我总是要多年以后才知道。而且我一直待在我的菜园中间。”
“那你从不渴望爱情吗？”
“可是先生，您上这儿来，可不是为了和我进行这种离谱的对话吧？”
“本来就是。我想问你是否可以设想和这样一个人结婚：这个人和你的身份不般配，他老实本分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可他也同样不符合任何一个人的身份。”
“这一定是一种很奇特的职业，如果这个人真的爱我……”
“那就是我，小姐。”
此刻，两个人脸上红彤彤的，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了。
“我打中了一只狍子，”夏尔没有任何拐弯抹角地说，“我这就回家去，我的助手巴雷会取出狍子的内脏。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在明天早上把最好的狍子肉捎给你。里脊肉。我相信你会把它做得很好吃。”
“只有您随后跟我和我母亲共进晚餐，我才会答应。”
“好，”他说，“然后我就可以马上跟你母亲提向你求婚的事了。”
“您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她问。
“嗯，我是巴黎刽子手。”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
1765年1月20日，夏尔-亨利·桑松在蒙马特圣皮埃尔教堂迎娶比他大六岁的玛丽-安娜·朱杰尔。他快到二十六岁了。外面正是冰天雪地的景象。夏尔不知道自己结婚，是出于爱情，还是出于理智。他喜欢亲近玛丽-安娜，喜欢她沉静而温柔的举止，这种举止总是充满迷人的忧伤，可以唤起怜悯之心。他渴望她的拥抱，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应该保护她，还是要从她的怀抱里寻找安宁。她话不多。有时他觉得好像她更想和养在院子里的狗说话。看起来好像她和那些猎狗达成了默契，它们使她显得非常快乐。她另外一个爱好就是药草和菜园，她照料它们很有耐心和爱心。她也喜欢夏尔，全身心地喜欢，但用的是她自己的方式。她做他喜欢吃的饭菜，哪怕他回家再晚也总是等着他。一旦对他有渴念时，她就把房间里的窗户遮蔽起来，径自躺在**。他黑灯瞎火地摸索着扑到她的身体上，热烈地亲吻她。她似乎很喜欢这个，可他不敢亲吻她的下体。她将下体视为不洁之物。总之她给他一种印象，似乎她为自己的**感到羞耻。她达到**时，只是发出低沉的呻吟声，而她的指甲却深深地掐进夏尔的肩膀。有一回，他早上站在院子里的水槽前，她一脸惊讶、完全蒙在鼓里地问他的肩膀究竟怎么回事，是不是老鹰突袭了他。夏尔先是以为她在开玩笑，可玛丽-安娜并不懂得幽默，不喜欢谈论她的情感。可他们常常**。夏尔学会了对此一声不吭。这简直是黑暗中的一种神圣的性行为。
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两个人兴高采烈。整个生产过程却非常艰难。是一对双胞胎，哥哥亨利，大个儿，差不多有五公斤重，弟弟加布里埃尔，却是一个瘦弱的婴儿，体重过轻，两只脚奇怪地弯曲着。助产士说这个会慢慢好转，可是一切没有任何好转。他的脚始终像不成形的镰刀那样，当亨利早就迈开两腿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时，加布里埃尔只能用四肢爬行。这对玛丽-安娜打击很大。她以为是自己不中用。她感觉自己丢了脸。夏尔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他爱他的两个儿子甚于一切。可玛丽-安娜和加布里埃尔的关系却是莫名地疏远了。她不愿意接受残疾的事实。
“你没有责任，”夏尔反复地说，“并不是每棵树都像蜡烛那样生长，这是天性使然，玛丽-安娜。我们有了两个儿子。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可玛丽-安娜高兴不起来，而且她悄悄地指责这个无辜的孩子长着一双畸形的脚。她没有把它表达出来，可谁也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玛丽-安娜继续力图成为完美的家庭主妇和妻子，用她的厨艺宠爱夏尔。可她不愿再和他同房。一开始她总是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到最后他才明白是她不想再和他上床了。她太担心自己再次怀孕了。
“或许这就是诅咒。”一天晚上，等到孩子睡觉了，和夏尔一起喝红酒时，她喃喃道。他起先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恍然大悟。很显然，她无法摆脱这个念头。“因为你是刽子手。这不会带来好运。我母亲警告过我。她说上帝会惩罚我们。”
“我不再那么确信，是否上帝可以计划一切。一旦碰到所有的人，一个人很快就会失去概括能力。”
“别再说讽刺挖苦的话了！”她嚷道，重新给自己的杯子倒上酒。
夏尔从她手中拿走杯子。“这是葡萄酒，玛丽-安娜，你现在别再喝下去了，赶紧上床睡觉吧。”
“我爱喝多少就喝多少。”她怒骂道，从他手里夺回酒杯。
只要晚上一喝酒，她到第二天早上都提不起精神，直叫人受不了。她四处乱吼，几乎不再关心自己的孩子。亨利和加布里埃尔大多躲在药房里。夏尔结束了研究工作之后，便带两个孩子到客厅。那里摆着钢琴。他让他们坐到凳子上，教他们弹琴。亨利学琴的兴趣不大，可加布里埃尔却被这架乐器发出的旋律迷住了。于是，他们俩晚上开始合奏，而玛丽-安娜则坐在黑魆魆的厨房里喝酒。她不需要光，她像种植植物一样种植她的忧伤。
夏尔感到万分诧异。他拿孤独换来了地狱。他越来越频繁地睡在药房里，因为一大清早就被卷入某些好斗的对话中，他会感到厌烦。每一次和解的尝试结束于反反复复的责备中，而她最精彩的论断就是，夏尔对加布里埃尔畸形的脚是负有责任的。夏尔可以忍受妻子各种各样的责骂，日复一日的喧嚷，不要命的酗酒，可他无法忍受加布里埃尔和亨利在家里听到他们母亲的话。他知道动物有时会把它们的孩子赶出家门，而这种事发生在人类中间，他觉得很新鲜。他越发投入更多的精力关心他的两个儿子，开始在药房里为加布里埃尔的脚设计滑轨。他做了一个皮制支架，可以让他的双脚摆正位置，并且提供足够多的支撑。亨利为此很兴奋，帮弟弟扶起来。他一连几小时和他待在院子里，努力教他学会走路。渐渐地，他们敢走到外面的马路上去了，可石子路高低不平，而有的路上缺了好多石子，害得加布里埃尔在马路上难以走动。他觉得坐在琴旁最安全，更何况还有哥哥的鼎力相助。
这种处境对亨利而言绝非易事。他母亲反反复复地想使他相信，他对弟弟的残疾负有责任，因为他在母亲的子宫里占据了太多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再把母亲的话当真，而一旦生气，他就会说，无论是加布里埃尔，还是他，都没有表达过生下来的愿望。这句话更加刺激了玛丽-安娜，她气呼呼地说道，是他们的父亲要对这一切承担责任。他使她怀的孕，不，是强奸了她。因为他从来没有问过她是否想要孩子，所以这就是强奸行为。亨利从此以后远远地躲避她。加布里埃尔没机会回避，他索性逃避到音乐中，对音乐产生了敏锐的感觉。他隔三差五地请托比亚斯·施密特上家里来，让他给钢琴重新校音。玛丽-安娜不喜欢这个德国人。她认为他的工作和音乐本身一样毫无用处。可夏尔在这方面不肯迁就。他几乎放弃了他在药房的研究，腾出自由时间关心加布里埃尔。一旦加布里埃尔有需要，他马上会叫来托比亚斯·施密特。
一天晚上，跟往常一样做完工作，施密特又和夏尔一起喝上一杯酒，他说道：“巴黎先生，我看到加布里埃尔的滑轨了。我们可以把滑轨做得更好些。请让我试试吧。这不会花费您一分钱。我们必须加重皮鞋的分量，让脚后跟拥有更多的支撑。我父亲做过鞋匠，他曾教过我一些手艺，可我对发明新生事物有着更浓厚的兴趣。但我会看脚。我没有把这个活荒废掉。加布里埃尔有一只弯曲的平足、弓形足，此外还有一只扇形脚。我们应该给他定做一双特别的鞋子，可以从鞋子里面把他脚的位置抬高。只有这样，他才能站得更稳。”
夏尔点点头。
“可这样我就得求助一名鞋匠，”施密特说，“这就要花点儿钱了。”
“这个没关系。”夏尔回应道。加布里埃尔的脚可以恢复正常，这个念头让他激动不已，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
那天晚上之后，玛丽-安娜尽可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而格罗开始重操旧业，干起了厨师的行当。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和患病的母亲在菜园里度过。一天早上，她从娘家回来，夏尔知道她母亲去世了，尽管玛丽-安娜一句话都没说起过。她退回至卧室，关上窗户，在黑暗里出神。他只是偶尔在夜里听到她的脚步声，那是她到厨房拿酒的时候。她在自己阴森森的世界里徘徊。夏尔认为这一切很快会平息。可情况并非如此。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数日之后，她离开了昏暗的房间，关心起她家的狗来。她觉得夏尔没有能力给他们的狗喂食。她大多坐在院子里，和她的四条腿动物呢喃细语。然后，她在药草和菜畦之间巡逻，拔掉这边的一株坏死的叶子，或者给那边的植物浇点水。若是夏尔踏进院子，她就会摆出一副充满不屑的愤怒的面孔。如果哪一只狗想要迎候他，她就会发出制止它的某个命令。然后她会暗自窃笑，因为狗听了她的话而没有向夏尔问候致意。可尽管如此，狗们还是对他不停地摇头摆尾。夏尔有几次试图跟她说话。可她不愿意。他问自己，是否她有病。脑子有病。
几个月之后，她突然又开始大发脾气起来，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越来越频繁地和邻居吵闹不休。之后她又指责夏尔爱她太少，可当他想要柔情似水地抚摸她时，她又畏畏缩缩起来，好像他得了瘟疫似的。玛丽-安娜这种可怕的转变让夏尔感到很伤心。他没有料到情况会是这样。他无法理解的是，他竟然要用自己的独身来换取这样的东西。玛丽-安娜越来越需要她的妹妹，尽管她经常和她吵架，因为遗产。夏尔觉得在他们的婚姻中唯一可能真正引起争执的问题却并没有成为问题：刽子手的职业。她对他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拥有良好的薪金就已足够。她永远挣不够的就是金钱。她把金钱慢慢积聚起来。她并没有享受到金钱的快乐。就连那两个茁壮成长的孩子，她也没有享受到。夏尔爱这两个孩子甚于一切。他愿意为了他们把这个工作再好好做一段时间，让他们将来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他来说，两个儿子的幸福要比实现他自己的梦想更为重要。不久，亨利要比他的同龄小伙伴明显高出许多。他喜欢到塞纳河游泳，喜欢和夏尔一起骑马远行和打猎。他真的为父亲感到自豪，感觉越来越依赖父亲，因为母亲的冷淡很伤他的心。她从来没有像对待自己的狗那样拥抱或者亲吻自己的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完完全全从夏尔手里失去了她的两个儿子。
亨利对父亲的职业越来越饶有兴趣。他看到鲜血未曾感到过烦躁不安。血不会比一摊酒更令人可怕。要是巴雷在院子里取出一只猎获的狍子的内脏，他会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个究竟，而他的同学则害怕地用双手挡住脸。姑娘们对亨利痴情，因为他长得英俊，有男人味，肩膀很宽，因为日复一日的游泳使他的臂膀坚实有力。
加布里埃尔没有宽大的肩膀。托比亚斯·施密特花了数月精心制作专用鞋、鞋垫以及护腿支架，使他外出自由活动成为可能。但他几乎不利用这种新的自由。他已习惯和一名同龄的邻家姑娘一起坐在钢琴旁弹琴。多年的残疾使他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宅男。尽管他的身体不便已被部分排除，但他的恐惧依然存在。他害怕大的动物。他大概从未碰过马的鼻孔。他也害怕水，回避江河和其他湖海。他觉得只有在家里的钢琴旁才安全。
亨利第一次提出将来也想做一名刽子手时，夏尔几次从夜里惊醒，全身大汗淋漓。他想到那重诅咒又回来了。玛丽-安娜支持亨利的打算。夏尔不是完全能肯定，她说这话是出于信念，还是仅仅为了让他恼火。因为和她去世的母亲一样，玛丽-安娜最近已习惯于始终代表对立的观点。她好斗成性，对她而言让她吵上几天架或者干脆一声不吭，没有任何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她似乎并不觉得受苦。因为她的内心没有任何愤怒。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合她的心意，这个从前如此忧愁伤感的女人现在可以马上咆哮如雷，如果觉得吃得不对胃口，她就可以摔盘子或者将饭菜扔到院子里去。有了玛丽-安娜，他们家里仿佛有了一座活火山。她恐怕从没有说过自己过得不好。不，她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担忧，不必饱受饥饿之苦，她有四条狗，她喜欢它们胜过一切。这些日子里，巴黎在忍饥挨饿，一个人还能想要更多吗？
玛丽-安娜不需要任何人。如果一家人和助手们一起在大客厅里用餐，她几乎不说一句话。有时，她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夏尔看，他感觉看到了杜布奶奶的目光，他感到毛骨悚然。可是夏尔退缩得越多，玛丽-安娜就越是蛮横地揽下已经空出的领地，实施一种不逊色于杜布奶奶的暴政。夏尔安慰自己，总有一天他的儿子亨利将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夏尔重新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药房和他的病人身上。他的助手们承担起了家里越来越多的工作。玛丽-安娜对此很反感。她重新开口说话了，提到钱的事。夏尔乘机改善了家庭的气氛，使他们的关系正常化了。玛丽-安娜似乎需要孤立的时间，才能重新找到自己。这段时间显然也有助于她接受加布里埃尔残脚的既成事实。她又开始做饭了，为夏尔、亨利、加布里埃尔和助手们赞美她的厨艺而高兴。可是，夏尔结束工作，晚上很晚回到家，搂住她的腰身，想亲吻她时，她却把头别转过去。她禁止任何身体上的亲近。夏尔感到很伤心。他不明白玛丽-安娜究竟怎么了，有什么恶魔闯入了她的灵魂，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第二天早上会遇到哪一个恶魔。夏尔无奈之下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一天晚上，他在药房的沙发上发现了他的枕头和被子。从现在开始，他们开始分房睡了。两个人的疏远迅速加剧。夏尔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而玛丽-安娜在完善她的纪律意识，若是有人哪怕仅仅在萌芽状态搞乱了这种纪律，她就会大发雷霆。夏尔好说话，不喜争吵，他都统统接受了。他的好说话成了她的优势，谁也不能反对她。她剥夺了所有人发表言论的权利。
然而，夏尔离开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他并不渴望其他女人，他在药房里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因为玛丽-安娜从不踏进这个房间一步。她坚定不移地避开他所能逗留的任何地方。倘若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她就请德马雷转告。有一次，那是在一个复活节星期一，在喝了两杯红酒后，她有了一丝多愁善感的举动，用食指碰了碰夏尔的肩膀。这已经是她表现出来的最大程度的**和好感了。
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遇到这种处境使他苦恼。在执行完艰难的行刑之后，回到家里，还要感受这种冷漠，真是不容易。在那些万分沮丧的时刻，夏尔怀念起自己的父亲来。可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于是他到父亲的长眠之处圣罗兰教堂寻找他。最后一排的椅子后面是墓穴。石板上面没写上任何字。可夏尔知道父亲的残骸在其中一块石板下面，他可以在这里清醒地了解自己的想法。他想，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他保持平衡的朋友。这个人可以是一个一语不发的朋友，甚至是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他不必回答什么，只要在那里就好，有了这样一个人，你就可以想象着和他说话，倾听他的劝告，即便这些劝告也是由那个人自己杜撰出来的。但一个人必须能够用言语理解自己的痛苦，可以因此向一条河、一匹马、一只木制十字架、一本日记本或者一棵花椰菜诉说自己的痛苦。唯有你能够用言语理解自己的痛苦时，这种痛苦才会保持一种外形，你就像对待一块黏土那样对它进行加工。因为答案也隐含在每一个痛苦里。夏尔深以为然。
一个无家可归者，在一块石板上打盹。看到夏尔时，他吓了一跳。
“你知道，谁埋葬在你下面吗？”夏尔问他。
“一个虔诚的人，先生，他从来不会不给任何施舍就从我身边走开。”
“他究竟给你多少？”
“一镑。”那名乞丐说。
“那我同样也乐意为之，”夏尔说，随后给了他几枚硬币，“先父一定愿意这么做。”
年迈的乞丐这才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原来正是乐善好施的刽子手让-巴蒂斯特的儿子。“先生，”他埋怨道，“普罗大众死于饥饿，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难道上帝仅仅是国王和贵族们的上帝吗？”
“无可奉告，”夏尔说，“或许上帝已经匆匆离去，不知道去了哪儿。”
夏尔卖掉了地狱街的房子。他现在快五十岁了，想为自己重新准备一个单独的住房。另外一个原因却是：他想卖掉房子赚点钱留给加布里埃尔。他们搬进了新圣让街。新房子没有旧房子大，但也有一个院子，和古罗马的前院类似，从右首可以到达大厨房和客厅。而在左首，有一个独立的入口通往接待室，夏尔就是在那里给他的病人治疗。接待室后面是药房，再后面就是实验室，基本上不允许任何人进入。院子入口的对面依次有地下清洗室、仆役室、家禽棚、工具棚以及木材间。二楼，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为夏尔、亨利和加布里埃尔以及助手们的卧室。玛丽-安娜则拥有自己的房间。
夏尔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在新的地方感觉挺不错。可巴黎的经济境况日益萧条。最近几年的冬天过得非常艰难，收获的庄稼大多腐烂了，面包又贵又紧俏。非常紧俏。巴黎人食不果腹，群情激愤。路易十六国王和挥霍成性的王后——可憎的奥地利女人玛丽·安托瓦内特，贵族和僧侣：谁也没注意到民众的愤怒。直至那一天的到来，让-路易·卢沙尔本该在那一天痛苦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