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发生：远因、近因和导火线

琼·厄尔斯特

【编者按】原文题为“Tocqueville on 1789: Preconditions,Precipitants,and Triggers”，载切瑞尔·韦尔奇（Cheryl B.Welch）编《剑桥托克维尔研究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49～80页。作者琼·厄尔斯特（Jon Elster）系挪威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Robert K.Merton讲席教授，此文的特色在于指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些观点的可能的来源，并着重分析了托克维尔有关如何避免大革命的一些经验性思考。注释中的引文由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翻译。出自《旧制度与大革命》（后简称《旧制度》）一书的引文均据1866年的博蒙（Beaumont）版《托克维尔全集》译出，没有注明出处的页码索引都指此版本。为了方便读者，也标注了引文在普雷亚得（Pléiade）版《托克维尔全集》（后简称《全集》）的页码。本文所引《旧制度》第二卷笔记出自普雷亚得版《全集》，第三卷，319～1286页。

一、导言

劳伦斯·斯通谈英国革命原因时，区分了远因（preconditions,1529—1629）、近因（precipitants,1629—1639）和导火线（triggers,1640—1642）。远因“使某种形式的政权再分配几乎不可避免……但这些变化究竟将由和平演变、政治动乱或武装力量促成，都没有定数”。稍后，“15世纪30年代的近因使一场政治冲突由可能性变成了盖然性”，而导火线则是由“一连串短期的甚至是意外的事件提供的，这些事件将盖然性变成了确定性”。[1]他区分的那些日期，当然是有点武断，但还是能指示出观察家们——无论是在当时写作的，还是得益于事后认识的——在思考某个革命起因时的一些反思点。

人们可以试着在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中寻找类似的区分。[2]《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讨论了大革命的远因，那是在1439—1750年间发生的过程。近因是该书第三编的主题，发生于1750—1787年间。导火线则是在有关计划中的该书第二卷的第一编和第二编的笔记中讨论的内容，发生于1787—1789年间。尽管大致相符，这种分期却和他的分析不大对得上，因为他的分析指向一个更进一步的反思点，那是在1770年前后。在《旧制度》的第三编第一章中他指向1750（在18世纪中叶），认为这是一个分水岭，标志是某种抽象的哲学激进主义的出现和它的思想霸权。不过在那个时候，舆论的基调还是改革而非革命[3]。事实上，一位开明君主当时就有可能防止革命的发生[4]。但20年以后，舆论基调就变了[5]。托克维尔举了一个例子，即人民对1771年一些高等法院的被废黜事件的反应，并指出从那以后一场激进的事变就不可避免了[6]。

这种不可避免性的说法，总是很难解释清楚的。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到两个可能的“反事实”［这里作者在运用1982年美国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尼埃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提出的“反事实思维”原理分析问题。所谓“反事实思维”，指的是一种以与事实相反的另一种可能性为思考对象的心理活动。——译注］，而托克维尔实际上也是以这两个反事实为基础来思考的。按某种弱反事实思维，要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真实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谁都本来能做而实际上却没有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大革命的话，大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按某种强反事实思维，要是即使他俩都有不同的实际表现而革命仍然也会发生的话，这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说到路易十五，托克维尔断言尽管这位国王能在1750年左右发起一场和平的改革并防止革命，他也没有这样行事的性格[7]——这样说来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在1750年前还是比较弱的。当托克维尔认为激进革命只是到1771年的时候才变得不可避免，他心中一定因此有一个很强的感觉。然而当他也认为路易十六本可以做出一些预防性的决策以使事变进程变得不那么激进，[8]那么他一定是在以那个弱反事实为依据。因为所有这些有远见的选择本来都可以由出了名的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六来做出的。既然他天性如此，大革命就在所难免了。

由托克维尔的解释风格还接着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有点类似于马克思，托克维尔在意向解释和功能解释之间（见本文第三部分）、结构解释和事实解释之间（见第五部分）和解释与讽刺之间（见第六部分）摇摆不定。比起马克思来，他一定更喜欢做意向的、基于事实的解释，就像他对那种后来被称为“托克维尔效应”的现象的分析所展示的那样（见第四部分）。

我将这样展开我的分析。在简要谈谈史学史的第二部分中，我将指出托克维尔的一些思想可能来自他的先驱，或它们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在第三部分中，我要讨论托克维尔关于大革命远因的观点：1750年左右的绝对君主制。第四部分集中谈大革命近因，它们在1787年之前使大革命渐渐变得呼之欲出。第五部分讨论引起大革命的暴烈转向的一些事件。第六部分是阶段的结语。

二、斯塔尔夫人和约瑟夫·德罗兹

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及其先导事件的精彩分析有几个先驱。他大概熟悉斯塔尔夫人的《思考法国革命》，并肯定熟悉德罗兹的《路易十六时代》，因为他对德罗兹“非常重视”（set great store by him）。[9]两书都长于政治心理分析，而现在我们看到托克维尔的书也是。读过它们，我们可以得知哪些大概是常识，而托克维尔的分析的新意又在哪里。下面是一些托克维尔的观点已经由两位作家说过的例证。还有一些例子可参见注释。

1.《旧制度》第二编的中心思想是法国贵族违背了两个能在公众眼里证明他们的特权的合法性的潜在契约：服军役以享受免税权，[10]为农民提供公益以享受封建税费。[11]斯塔尔夫人十分清楚第一项违约，[12]对第二项违约也知之甚详。[13]

2.第二编的另一个关键论点是旧制度不同等级内部[14]和之间[15]的自下而上的嫉恨和自上而下的轻蔑的弥漫式结合。德罗兹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雄辩的，在他谈到旧制度中的“轻蔑的瀑布”[16]的时候，或谈到凡尔赛的贵族们幻想着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轻蔑态度让第三等级屈服的时候。[17]

3.在第二编中托克维尔说王朝在对待批评的政策方面，在双重意义上推动了自己的垮台：一方面允许各种危险的抽象观念的自由讨论，一方面又禁止对于政府行为的建设性批评。[18]前一项政策，在他看来，像是某种保险阀（safety-valve，缓和紧张状态的手段）或安慰奖。[19]德罗兹在注意到同样的悖谬的时候，还对有关激进思想的宽容政策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说那与其说是因为官员们在搞马基雅维利主义，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轻佻率性。[20]

4.在第二编中的一段引人注目的评论中，托克维尔指出贵族们对官员们通常态度冷漠，但当官员们来求贵族的时候，贵族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21]对这一点，德罗兹也有非常相似的评论。[22]

5.尽管在第三编中托克维尔承认高等法院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他也指出这些高等法院有更多的权力抑善而不是抑恶。[23]用德罗兹的（相同的）语言，它们有更多的权力作恶而不是行善。[24]

6.第三编（以及为第二卷所做的笔记中）一个中心观点是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下，行政权力不断地失察，看不到它们的折中办法会适得其反地损害它们设想的目标，这个观点托克维尔运用于让步[25]和镇压[26]政策。斯塔尔夫人谈到在网球场宣誓那天的镇压性的折中办法[27]。德罗兹提到一些因为没有在各自的方向上走得足够远而产生了相反效果的让步[28]和镇压[29]措施。

7.第三编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特权阶级对于人民的态度缺乏首尾一贯性，是一种同情和轻蔑的混合物。[30]德罗兹也有同样的看法，并且像托克维尔一样（但涉及的是一种不同的行为），琢磨出这种态度也导致了缺乏首尾一贯性的实践。[31]

8.在为写第二卷所做的笔记中，托克维尔强烈认为人们不能同时勇敢地反对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32]成功地抵抗了国王之后，制宪会议就不能同样坚决地与巴黎人民作对了。再一次，我们发现德罗兹也有同样的评论。[33]

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些例证反映了斯塔尔夫人和德罗兹对托克维尔有直接影响，或证明这三人只是表达了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我感到，在第3点和第8点指出的那些相似性是那样的引人注目和特别，以致说有直接影响而非共同原因是讲得通的。但最重要的是，即使当我们发现他的观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们仍应该小心，不要说那是托克维尔的首创。他曾是极其富有创新性的，即使拿掉一些不属于他的创新点，还有许多创新点留在那里。而倘若托克维尔的确从他的前辈那里借用了某些观点，谴责他没有做注解也是荒谬的。托克维尔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以一位贵族和历史学家的骄傲来写作的，他要掩去他的足迹、拆去他搭脚手架的材料。

三、“我们只依靠可靠的东西

（On ne s'appuis que sur ce qui résiste）”

这句话是诗人弗朗索瓦·安德留对拿破仑说的。它可以用来概括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里的一个主要思想。[34]简言之，他认为法国历代国王在削减贵族的政治权势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以致当路易十六需要贵族来抵抗革命的时候，他们都无能为力了。只有在法国西部，那边的贵族抵制了国王的召唤没有去宫廷，他们才能驰援国王。[35]事实上，行政权力毁掉了所有中间团体，以至于它连处理一个一般性的危机时都不能指望得到任何人的帮助。[36]

贵族虚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免税特权使他们与资产阶级产生了隔阂[37]。由于他们不承担同样的税务，这两个阶级就少有共同利益了，也很少有机会采取统一行动[38]。此外，免税是一种可见的特权象征，它能点燃资产阶级的怒火。作为“特权瀑布”的一部分，按德罗兹的意思来说，资产阶级几乎像贵族和资产阶级发生了隔阂一样和人民发生了隔阂[39]。尽管托克维尔没有使用“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这种说法，从他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他归咎于历代国王的一种策略。[40]然而正像我们从齐美尔（Simmel）那里知道的，[41]C可以从AB之间的负面影响中获益这一事实，并非自动就是蓄意的“分而治之”的证据。某种偶然的第三者获益（third-party benefit）也即“tertious gaudens（渔翁得利）”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托克维尔提供了任何能说明更蓄意的或马基雅维利式的论点的证据没有呢？

托克维尔对“三合一”结构（如国王—贵族—人民）的兴趣，是他早年就有的。在1828年致博蒙的一封信里，他就提出了一种更常规的三者关系的思想，认为法国国王先是和人民（les communes）结盟以摧毁贵族，然后自己又在1789年被人民摧毁。[42]《旧制度》中的讨论是比较微妙费解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信服的。对贵族而言，免税特权似乎事实上把物质利益和差异的象征价值结合在一起了。“特权者强烈要求并大体上得到了这一结果：当仍然被征税时，他们将被列在一份与一般人有别的名单里……对贵族而言，希望他们的名字不被和平民列在同一张纸上受玷污，这一点是和让他们承担的相当低的税额模糊化的好处连在一起的。”[43]循着托克维尔的意思，人们可能会说免税的价值主要是象征，因为一个佃农纳的税会减少领主所控制的地租。[44]无论是通过其物质效益还是象征效益或两者一起，免税都很有可能引发“精英碎裂的自杀性后果”。[45]只是问题仍然存在——托克维尔有没有说明，这种碎裂与其说是一些为其他目的而采取的行动的一种无意的副产品，还不如说是国王们有意造成的？

除了分析免税特权对于贵族的影响之外，托克维尔还叙述了这种免税特权的起源——就是说，贵族“怯懦地”将免税特权当做一种贿赂接受了下来，国王通过这种贿赂就可以在不召开三级会议的情况下强征新税。[46]在探讨这一点之前，先让我点出托克维尔赋予国王不想召开三级会议这一点的非同一般的因果上的重要性。捐官制（venality of offices）也被归咎于国王的这种愿望，[47]就像高等法院的政治意义一样。[48]在每种情况下，托克维尔也提到国王向法国人隐藏对他们的真实压迫的本质和程度的需要。这个论点不止含有对功能主义的某种暗示，就像他关于政府作为一种“安慰”而允许批评宗教的论点（前面讨论过）和关于免税特权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的论点（现在我就来说说它）中有这种暗示一样。

在功能解释里，人们引证某种行为模式（对某人或某事）有益的结果来解释那个模式，既不表明这个模式是用提供这些好处的意向创造的，也不暗示结果可能用以维持其原因的某个反馈环路。[49]当没有得到其中任何一种方式的支持时，那所谓的解释就是错的，因为它不排除好处会以某种偶然的方式产生的可能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用“第三者好处”这个用语解释冲突的行为又不排除这一认识，即后者可能属于那种“渔翁得利者”的类别。严格说来，托克维尔没有提供关于免税特权的一种功能解释，因为他的确将一种“分而治之”的意向归咎于国王们了。然而，由于他并没有提供这一意向的证据，这就很难不让人认为，他只是臆想了那种要从事实上的事后（ex post）的好处中获益的事前（ex ante）的意向，把“它在那之后而来，故必然是从此而来（post hoc,ergo propter hoc）”和“何人得益（cui bono）？”结合了起来。

回到被贵族“怯懦地”接受了的免税特权的授予，我们看到托克维尔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可敬的意向叙述，这种意向叙述根本与“分而治之”无关：国王把免税权作为贿赂给予贵族，这样他就无须再开三级会议了。作为一种附带的解释要素，托克维尔指出当查理七世首次建立所有国民都须缴纳的人头税时，要贵族也缴纳这种税那就是很危险的了[50]，尤其是这种税会被用于反对他们[51]。这又是一个可敬的意向解释，但它并不能支持这个故事，因为按照这个故事，国王们给贵族免税权是为了破坏他们的政治权力。事实上，托克维尔把问题复杂化了，他一度曾强调这种免税权是对那种损失的一种“安慰”，[52]由此颠倒了因果关系链。

对贵族的兵役义务的免除，发生在设立人头税的同时，而这人头税贵族也不用交了[53]。按照某种观点，查理七世在1439年创立一个全国税和一支由这个税给予财政支持的国家军队，那是现代法国的开端。然而托克维尔却强调免除贵族的纳税义务和当兵义务的灾难性后果。诚如我们所见，免除贵族的人头税，防止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任何联合行动。免除贵族的兵役义务，则是另一个含毒的礼物。[54]不再承担公共服务了，贵族也就失去了他们的能量，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装饰物。个别地看，他们可能显得更伟大了，但集体地看，他们已经玩完。[55]

这里，我们应认为公共服务包括为地方农民提供各种公益——尤其是法律、秩序和饥荒救济，以及供养军队以勤王。就在国王民军在后一职能上取代贵族的时候，国王的总督及其代理人（subdélégué）在前一职能上取代了领主。同时，就在免税特权激起了资产阶级对贵族的妒忌的时候，贵族从地方政府的撤离也激起了农民对他们的仇恨。[56]

这两种情绪，妒忌和仇恨，形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中的社会心理学的核心。[57]尽管他的词汇有点前后不一贯，[58]我想他的论点的主线大致如下所示。如若在攀比的情绪和互动的情绪之间做个区分，[59]妒忌便会落到前一范畴而仇恨则会落到后一范畴。因为，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很少有机会发生互动，后者倾向于妒忌前者而不是仇恨前者。相反，农民和领主之间的恒常而密集的互动[60]则容易产生仇恨而非妒忌。在两种情况下，情绪都是从贵族方面没有任何义务的情况引发的，因为只有这种义务才能使他们所享受的免税特权和封建税费具有正当性。[61]

因为有这些强烈的情绪，难怪农民们会烧掉他们的城堡，第三等级会灭掉他们的特权。在这方面，法国在欧洲国家中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德国资产阶级可能会对因为获得财产、高级职位或进入宫廷的进路是不平等的而非常妒忌贵族，[62]但他们却不会因为不平等的赋税负担而妒忌贵族。事实上托克维尔还引用了他的一位德国对话者的话表明，德国贵族一旦停止服兵役，他们就必须缴纳一种新税。[63]（其他地方他提到相似的新税征收在法国也应该是合适的[64]）由于德国贵族参与地方行政工作，所以人们就没有理由憎恨他们了。[65]在英国也没有产生妒忌的土壤，因为享受免税权的其实多是穷人而非富人[66]，同时那里也没有产生仇恨的理由。[67]

这种论述应该很完美了，只可惜它有一个重要的漏洞：法国国王的总督（或他的下级官僚）为什么会在地方行政机构取代领主？这事又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实际上《旧制度》中谈到总督时，都只是谈它在18世纪的职能，而完全不提这个官职是怎样在16世纪创设出来的。不过表面上也说得通，托克维尔把领主权力的削弱和1439年敕令规定的领主人头税[68]和私军[69]的废除联系了起来。于是我们就要问：托克维尔是不是把他对贵族衰落的解释不必要地复杂化了？从查理七世往后，法国历代国王一直在试图削减贵族的权力，每一步都是受贵族仍把持的权力所迫。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历代国王肯定也在贵族之间挑拨离间让他们互相争斗，但说国王们向贵族们提供免税特权以使他们和资产阶级互相争斗，却是牵强附会、没有根据的。更为可能的，就像托克维尔自己所说的，国王们让贵族免税是因为国王们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强迫贵族纳税的地步。稍后，这种免税很可能也能给国王带来了好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是一种“渔翁得利”的机制而非“分而治之”的机制。

在英国，贵族继续发挥着制衡王权的作用。尽管贵族在法国没有那样的作用，但还有其他一些制度能起同样的作用，尽管不那么完美。三级会议很早就停开了，不能起有效的制衡作用，但（按托克维尔的说法）又引进了两个制度可以发挥这个作用，这样国王们也就无需非开三级会议不可了。根据他的分析，捐官制[70]和高等法院[71]，说明了一种今天被称作“次优原则”的现象——也就是“较多但不是全部最适条件被满足的情形必定甚或可能优于较少最适条件被满足的情形这种说法并不正确”。[72]应用到现在这个情况，并假定专断的国王政府、高等法院和捐官制都是一些“次优制度”，该原则仍认为这些制度中只要有了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的存在就可能会把事情变得更好而非更糟。尽管托克维尔是以观察家的身份说这些话的，这个制度的参与者们可能也会赞成他的，至少是部分地。捐官制从未在其受益者的圈子之外得到过很多人的支持，[73]但高等法院却渐渐被视作抵御专制主义的一道屏障了，[74]由此它才能在大革命前夕扮演过那么一个为时不长但十分关键的角色。

四、“托克维尔悖论”

在社会科学里，“托克维尔悖论”指的是这种观点，它认为主观不满（因而革命的可能性）和不满的客观原因可能是以逆反的形态互相关联的。[75]在《旧制度》中，托克维尔提出了这个悖论的两个共时性说法和一个历时性说法。在第二编的开头，他问法国的封建负担比德国轻，为什么大革命在法国而不在德国发生。[76]这个悖论的解决，正如我们所见，是在德国贵族仍承担着行政职能，这使他们享受的封建权益合法化了。没有农民的仇恨，资产阶级的妒忌本身是不可能闹起一场革命来的。

在第三编第四章中，托克维尔提出，这个悖论的另一个共时性说法可以在法国自身内部看到[77]。爆发革命的法兰西岛各地区享受着比西部各地区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轻的赋税，可偏偏西部还成了反革命的堡垒。[78]托克维尔对这一悖论的这个版本的解决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托克维尔能引证这一事实，即在法国西部（就像在德国一样）贵族仍在承担地方行政职能。另一方面，他又有点莫名其妙地诉诸该悖论的一种历时性说法，说首先，境况越好，法国人就越感到它难以忍受。[79]尽管这说法本身可以有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两种解读，得出这一论点的讨论却明显地有利于后一种解读。然而，他接着又继续用全书中最有名的一段话来重新陈述这一悖论，大意是革命常常发生在人们的境况由坏变好而非由好变坏的时候。[80]尽管从上下文看，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历时性的说法，但它却是以误导性地等同于在它之前并紧挨着它的那个共时性说法的方式陈说出来的。没有理由说托克维尔虚伪，但他这里显然脑子有点罕见地不清楚了。

我们还是集中注意力来看看那种历时性的悖论说法吧，首先把它当做这个较大的问题即“政府应该怎样回应一种实际的或可以预见的危机”的一部分来研究。概括地说来，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回应：预先排险，让步，温和镇压，严厉镇压。聪明的办法是——预先排险，在人民的要求表达出来之前满足他们，或给予比人民的要求更多的东西。路易十五[81]和路易十六[82]在这方面都严重缺乏思想上的素质。严厉镇压则要求有决定性，而这种决定性他们也没有。尽管托克维尔没有提到路易十六对让他的臣民流血的那种著名的反感，他还是提到了18世纪王朝一般都有“态度果决行动温和（fortiter in modo,suaviter in re）”的倾向。[83]所以政府只剩下了两个选择：或让步，或温和镇压。诚如我们所见，“折中办法”（德罗兹），“有限约束”（托克维尔），“少许自由”（托克维尔），“小改革”（德罗兹），这类举措常常都会与初衷背道而驰，效果适得其反。特别是激怒民众而不是安抚民众的让步倾向，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那种历时性悖论：每个要求获得满足之后，都会有更多的要求产生出来，直至能够吸纳这些要求的制度崩溃。

为什么一次让步会产生更多的让步要求呢？一般说来，那可能是因为这个让步会诱使公民的信念或偏好（或两者同时）发生变化。一方面，答应一个要求可能会提供有关政府的决定的新信息，并支持这样一个信念，即进一步的要求也会得到肯定的回应。在第三编第四章里，托克维尔没有用这种机制来解释，虽然他在其他地方用了它来说明为什么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的恢复对于王朝来说是断了回头之路。[84]另一方面，满足某个既定愿望的改革同时也会唤醒另一些潜在的愿望。这就是托克维尔的回答。[85]关键的思想，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言里已经表述过[86]，就是人们对在他们看来是作为自然或社会秩序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的坏事不会有怨言。不过，一旦一件这样的坏事被消除，类似的坏事就会纷纷显得可以消除因而也就不可容忍了。一种认知的变化（坏事不是不可避免的）激发了动机上的变化（坏事是不可容忍的）。尽管这种论点看起来都适用于预先排险和让步的办法，我们或许也能注意到预先排险的做法并不意味着缺乏决心。为了让托克维尔能自圆其说，我们不妨设想让步做法之所以会导致自我毁灭，是由于某些信号性的效应的结合，以及诱发了偏好的变化。

按照这个论点，是改善引起了不满。按照另一个论点，改善和不满都被认为是同一个原因的结果，这个原因就是增长了的经济活动。因为个人不断发展的财富和国家财政联系得是那样密切，[87]公共部门的彻底失序使越来越多的必须去应付这种失序状态的个人产生了挫折感。[88]托克维尔对于个人投资者或企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和他关于农民和领主之间关系的讨论有某种相似性。农民对领主的仇恨与资本家对官僚的愤怒，与其说是由领主和官僚强加给农民和资本家的客观负担引发的，不如说是由农民和资本家跟领主和官僚之间的经常性的互动所生成。

最后两个段落处理了托克维尔作为从属于历时性悖论的要素引证的三种抱怨中的两种：即涉及自由与金钱的抱怨。[89]一些弊端的废除带来了更多的而非更少的痛苦；增加了的繁荣也带来了更多的而非更少的不满。把这种悖论的逻辑运用于第三种抱怨，即涉及平等的抱怨，我们想他可能会说，随着社会走向平等，由不平等引发的不满也会越来越严重。有两种方式来理解这个观点。第一，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看法，据此在一个层面上增长了的平等会在那个层面上使不平等显得越来越不可容忍。[90]第二，有一种“身份不协调（status inconsistency）”说，据此一个层面上的增长了的平等会在另一个层面上使不平等显得越来越不可容忍。例如，如果职业选择上的身份障碍还是恒常性的，甚至在经济条件越来越平等的时候却日益僵化，富有的平民就会越来越感到挫败。在第二编第九章的草稿里有关于这个想法的一个暗示，[91]尽管托克维尔没有告诉我们这种紧张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导向个人努力（例如，让富有的平民寻求封贵），以及它将在何时激发集体行动（例如，激起废除贵族的要求）。

第三编第五章没有讨论通常所理解的“托克维尔悖论”，但讨论了旧制度的创制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早些时候我曾提到托克维尔关于1750年的一个明智的预先排险政策可能就会防止大革命这一论点。在第三编第五章里他举出了从1789年之前的几年间出现的各种旨在减轻人民苦难的公平措施——那都是一些并非在人们的要求下被迫采取的措施。[92]不管这些措施本身可能有多么聪明，它们的提出方式却是相当愚蠢的。特权阶级们公开承认他们对农民的苦难负有责任，好像他们在打算制造骚乱而不是要制止它们。[93]他们在受伤（感）上又加上了侮辱，还在提及他们打算救助的一些人的时候使用轻蔑的语言，[94]好像这些需要救助的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似的。这样，大革命的近因就包括了一些并不亚于反动企图的旨在改善民众生活状况的预先排险企图。

五、大革命的导火线

托克维尔是否真的解决了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最后一章标题所示的问题——“大革命是怎样从它之前的事情中产生的”，是可争议的。也许可以作出这一论断：在第二编和第三编给出的原因和近因条件下，要激发大革命就太容易了，以至于按照或然性法则，这种事从道义上看是肯定要发生的。但托克维尔却不想只做出某种结构主义的解释就算了。他还打算在第二卷中超越大革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必须发生的论点，指出大革命发生的实际方式。在为《旧制度》第二卷第一编和第二编所做的笔记里，托氏谈及从1787年的显贵会议到1789年年底发生的许多事件，并简单地谈到了1790年夏天的事情。那些逗弄人的思考片段提供了某种解释的一些元素，但并没有提供什么“思想母体（idée-mère）”。

1.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

这些团体在引发大革命方面的作用主要是暴露了行政权力的脆弱。甚至在政府提出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措施的时候，人民都支持那些拒绝批准这些措施的人。显贵们在第一次集会上反对卡隆纳废徭役、废贵族免税权和国内关税的建议时，也受到了人民的欢迎。[95]当国王在1787年准许多菲内以一种非常民主的方式召开省议会的时候，拒绝为此背书的这个地区的高等法院也得到了人民的赞扬而非批评。[96]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说，在政治上，对一个建议者的好恶会引起对他的建议的好恶而不是相反。[97]

2.多菲内的事变

在大革命的争夺导火索中，托克维尔极其重视多菲内省发生的事情。如刚说过的，直到在被高等法院压制下去之前，拟议的1787年会议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民主形式。一年以后，维齐尔的这个影响巨大的会议达到了三个等级中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一致，[98]这部分地是由于这个省使用的税制没有人头税个人免税权的规定。[99]他们的团结的一个结果（或迹象）便是三级会议代表选举中的“交叉表决”制的采纳。[100]按照这个制度，一个等级的代表将由所有三个等级的成员们联合选举，就像三级会议召开的时候，第三等级要求任何等级的代表的资格应由三个等级联合审查一样。托克维尔说，要是这种选举制度被普遍采纳了，三级会议达成一致就容易一些了。[101]由于三个等级在其他地方都分裂得很深，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偶然现象。

3.特权等级的分裂

大革命成功的一个原因的确是特权阶级直到为时已晚的时候才开始合作。《陈情书》已经展现了“自杀性的精英碎裂”，这一点我前面曾提到。[102]在那个被托克维尔称作“阶级斗争的时代”之中，这种精英的碎裂变得“非常迅猛”[103]而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前特权等级内部和之间的冲突都曾对政府有益，现在这些冲突都变得对政府有害极了，可以令政府垮台。[104]不过托克维尔在讨论高级教士和低级教士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有点自相矛盾。他断言内克1788年12月27日给国王的奏折有在主教和教区牧师之间制造分裂的意思，但又说从他们后来的和解来看，这个决定没什么要紧。[105]但在其他地方托克维尔曾承认低级教士在围绕资格审查而进行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106]那是在由什一税的废除、教会财产的没收和教士公民组织法促成团结之前很久的事了。

4.路易十六的折中办法

前面讨论过的国王政府诉诸让步性和镇压性的折中办法的倾向，这个时期一直存在。在关于1788年12月27日奏折的评论中，托克维尔断言其最灾难性的一条措施，是让第三等级的代表数等于第一第二等级代表数的总和，却又让究竟按人头还是按等级表决的问题悬而未决。在他看来，要是或坚守旧形式（按等级表决），或强制推行新制度（按人头表决），国王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他做的妥协比两个极端办法都危险。[107]发现这种折中改革导致了一场以第三等级宣布他们自己就是国民议会和网球场宣誓而告终的**之后，路易十六在6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曾试图强行贯彻他自己的方案。就在那次会议之前[108]和之后[109]，他曾试图用各种小手段吓阻代表们，而这些小手段的效果也全都适得其反。

5.资产阶级的作用

依据安茹的代表们致他们选区的信函，托克维尔断言说，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很久，资产阶级就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加速了后来实际发生的那些事变的发生。[110]这种说法显然是打算反驳那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三级会议召开和它自我演成国民议会之间的六周时间对于这种变形的发生具有关键的意义。托克维尔这个非常笼统的说法很难为这个单一的史料所支持，此外它还和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很难兼容：托克维尔认为迟至1789年3月，穆尼埃都天真地相信即使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加倍了并按人头投票了，第三等级还是会被特权等级轻易地压服的（这个想法被称为“疯狂的幻想”）。[111]要是第三等级没有通过这六周独立议事的机会巩固了自己的力量的话，服从的旧习惯就一定破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