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发生：远因、近因和导火线02
六、结论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最大的学术成就。《论美国的民主》虽然也充满了引人注目的有持久价值的远见，结构却很糟糕，而且常常自相矛盾。才气纵横、辞藻华丽但也散漫无形，这终究是一位年轻人的第一本书。而他的这部法国革命研究就不一样了。这本书很成熟，思维练达。托克维尔用讲细节的方法来说明一般性思想的本领是惊人的，表现得就像是旧制度的一个字符阅读器。德罗兹在时代上更近些，所以他可能对旧制度是怎样运行的有更好的本能理解，但他终究没有托克维尔那种强大的概括能力。
托克维尔分析的主要毛病是它常常过于主观。在意向解释和功能解释之间摇摆不定，他费尽心机地要在一些更可能是政治斗争的偶然或附带结果的东西里发现意义。这种倾向的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有关国王怎样通过给贵族免税权来获益的分析，但在他关于各种为“抚慰”这个或那个集团或向被压迫者“隐藏”压迫的现实而设立的制度的表述中，也能看到这种倾向。托克维尔有一种敏锐的讽刺感和一种对社会解释的高超的感悟，但当他将两种东西混淆起来的时候就会摔跤。
[1] 《英国革命的原因，1529—1642》（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6），127、135页。
[2] 托克维尔对1640年革命与1789年革命之间关系的简评，参见《全集》，第三卷，343页。
[3] “临近1750年，全体国民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还表现得不如经济学派那样迫切。由于国民们已经不再运用政治自由，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以至观念也已消失。他们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243页；《全集》，第三卷，192页）
[4] “假如当时有个见识和性情皆如腓特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怀疑他会在社会和政府中完成许多大革命所实现的重大变革，不仅不会丧失王位，而且会大大增加他的权威。”（同上书）
[5] “20年后，形势改观：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现在法国人的精神中，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吸引人。”（同上书）
[6] “我想，从这个时刻开始，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245页；《全集》，第三卷，193页）
[7] “有人说路易十五最能干的大臣之一德·马肖尔先生曾模糊地预感到这一思想，并向他的主上建议。但这类事业是不能根据建议决定的；只有当人们能够想出这类事业时，才能去完成它们。”（243页；《全集》，第三卷，192页）
[8] 托克维尔至少列出了五项预防性决策。第一，在第一次显贵会议上就主动宣布赤字，而不是等到被要求这样做。托克维尔将此列为路易十六的主要错误之一：“他召集显贵会议以求解决财政问题，却没有预见到显贵们会要求了解财政信息，并且他还认为不需要透漏赤字的数量也可以得到帮助以消除这笔赤字。”（《全集》，第三卷，1135页）第二，在召开三级会议时，“使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翻倍并让三个等级共同表决”。在这种情况下，“各领导阶级本来会提前适应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在同时感受到王朝和第三等级的压力之后，他们会从一开始就领悟到他们的无助。这时他们就不会再拼命战斗以维护一切，而只会做些努力以争取不失去一切了。”（同上书，497页）第三，全面推广多菲内省采取的三级会议代表选举方式，即“三级会议代表全由选举大会选举产生，这样每个贵族的选举人中都有资产阶级，而每个资产阶级的选举人中也有贵族，而且三个代表团中的每一个，在保持自己的等级特性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同质化了。通过以这种方式选举代表，三个等级就有可能达成某种和谐，即使不至于融合成一个单一的会议，至少也会在未来的三级会议里议事的时候不会有太激烈的冲突。”（同上书，497～498页）第四，从一开始就采纳一院制原则和普遍适任资格（universal eligibility）。“倘若从一开始就只有组成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当选议员的单一的议会的意向，就有理由相信会有许多贵族和教会土地所有者在农村当选议员，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安全得多的议会了。”（同上书，561页）第五，在三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一个改革方案，而这个方案直到7周后才宣布。“若是这件事是在两个月前做的，事情肯定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一段时间，于是大革命——我相信它是不可避免的——就会以某种不大一样的方式发生，而且不会带有阶级斗争的狂热印记。”（同上书，570页）有关那种“不可避免”的东西的两处引证暗示的是，深刻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大革命的暴力却并非不可避免。
[9] 安德烈·雅尔丹（André Jardin），《托克维尔传》（纽约，法勒、施特劳斯与吉鲁出版社，1984），484页。
[10] “贵族已经免除了为战争支付的大量钱财，但是贵族保持免税权，而且这种权利大为增加，这就是说，他们在失去职务的同时，保住了补贴。”（118页；《全集》，第三卷，119页）
[11] “如果法国农民仍归领主统治，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45页；《全集》，第三卷，78页）
[12] “如果法国贵族仍然是纯粹的军人，人们可能会出于崇敬和感激而更长时间地容忍其优势地位。”热尔曼娜·德·斯塔尔（Germaine de Sta?l，即斯塔尔夫人），《关于法国革命的思考》（巴黎，塔朗蒂埃出版社，2000），145页。
[13] “法国贵族既非英国的那种靠贵族出身担任的治安法官，也非德国那样的封建领主。”（同上书）
[14] “这些可悲的特权使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充满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气扬”（138页；《全集》，第三卷，131页）。在关于德国的笔记中，托克维尔自忖：“法国不同起源的贵族之间存在着鄙视和嫉妒的情绪，这里有吗？”（《全集》，第三卷，321页）
[15] “贵族授封制度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无限地增加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新贵族引起了从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从而加剧了仇恨。”（133～134页；《全集》，第三卷，128页）
[16] “有……某种‘轻蔑瀑布’似的东西，在等级之间自上而下地流泻，到了第三等级也没有停止。拥有一个小法庭的法官蔑视商人，恰如商人蔑视工匠。”约瑟夫·德罗兹（Joseph Droz），《路易十六统治的历史——一个可以预防或引导革命的年代》（“路易十六”原文误为“路易十四”），（巴黎，雷努阿尔出版社，1860），第一卷，81页。
[17] “宫廷贵族满脑子都是伤害第三等级的自尊和压服第三等级这两种轻佻的念头。”（同上书，第二卷，129页）
[18] “只要人们不恶意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或者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95页；《全集》，第三卷，106页）
[19] “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同上书）
[20] “散播对某些行政行为的明智的评论比出版犯罪的文字要困难得多，因为前者冒犯了有权的人，而后者则为他们提供了消遣。”（德罗兹，第一卷，63页）
[21] “贵族自己常常就是一些热切的求恩者……一般来说，贵族称呼总督为‘先生’，不过我注意到，在求恩书中，他们也像资产者一样，总称总督为‘大人’。”（104页；《全集》，第三卷，112页）
[22] “佩剑贵族与起源不那么古老的穿袍贵族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前者总以他们曾为国家洒过热血而自豪，对于行政官员和平但也体面的职能则只报以少许的敬意。但是，当有必要乞求法官的恩惠时，谁都会当即向法官点头哈腰，无论法官的头衔是什么。”（德罗兹，第一卷，79页）
[23] “高等法院是唯一负责代替各种政治团体的机构，但它非但不能防止政府作恶，反而常常阻止政府行善。”（238页；《全集》，第三卷，189页）
[24] “作恶的时候高等法院很有权势，因为它的抵抗常能煽起民众的狂热情绪；但行善的时候它就软弱无能了，因为‘御临法院’和流放总能击败它最公正的努力。”（德罗兹，第一卷，109页）
[25] “在一场革命的开端，这种（不给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的做法无不失败，它不能使人民满意，只能激发人民的怒火。”（213页；《全集》，第三卷，175页）
[26] “当时对教会敌人的那种不完全的约束，不仅没有减少他们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长起来……作家受到的迫害只能引起他们的抱怨而不能使他们战栗；他们被束缚了手脚，但这种束缚只会激起抵抗，却不能令他们屈服。”（224～225页；《全集》，第三卷，181～182页）另参见《全集》，第三卷，483页，此处将政府与高等法院斗争的特征概括为“暴力的使用只限于激怒而从无意于引起恐惧”。本文第五部分还举出了更多的例证。
[27] “危险只明显得足以令他们感到鼓舞，而非真实得令人们胆怯而投降。”（斯塔尔夫人，148页）
[28] “布勒特伊……高调宣传了一些微小的改革，其效果不但不能平息人们的诉求，反而使这些诉求变得更加强烈。”（德罗兹，第一卷，315页）
[29] 当路易十六试图禁止内克1784年关于财政管理的著作时，政府“采取的折中办法并不能阻止读者去满足其好奇心，而只是向他们证明了能够取悦他们的东西令政府不悦。”（德罗兹，第一卷，369页）1789年8月4日采取的措施，“试图平息人民的怨愤，结果却更加激怒了他们”。（同上书，第二卷，312页）
[30] “〔人民〕已经成为他们同情〔即贵族会议的同情〕的对象，但仍然是他们蔑视的对象。”（271页；《全集》，第三卷，209页）
[31] “在早期不阻止团体的形成……反而允许集会规模扩大……事情越发展越过分，直到引起对劫掠的恐惧。而后军队得到了开枪的命令，这让民众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不断被告知军队不会被用来对付他们。这种维持秩序的奇特方式源自那时十分常见的对人民的蔑视，这使人难以相信这种被称为慈善活动的**是害怕的理由，这也阻挠了强硬措施的实施。”（德罗兹，第二卷，71页）
[32] “每个议会都受制于产生它的思想环境。1789年的制宪议会被赋予了与贵族制和专制斗争的任务，它精力充沛地对付这些敌人，却不能对抗无政府状态，它并没有准备好与之斗争……个人很少具有交替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做出巨大努力的能力，而议会则几乎不具有这种能力。向一个方向猛烈发动的能量妨碍它在另一个方向的进步。”（《全集》，第三卷，610页，也可参见该书604页）他还犹犹豫豫地声称，1848年的制宪议会“专为对抗无政府主义而召集”，大概是为了解释为何这个议会没能阻止路易·拿破仑攫取权力。然而，他断言其曾外祖父马勒泽布曾为路易十六抵抗人民，又为人民抵抗路易十六。参见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Fran?oise Mélonio），《托克维尔与法国人》（巴黎，奥比埃出版社，1993），9页。在其他地方，他采取了一种说教的态度：采取拉里-托朗达尔（Lally-Tolendal）的解析来标明1789年7月议会的失败，谴责大众暴力是“制宪议会最大的错误，或者说，是其首恶”；他还说，“从那一天起，它就注定只能服从而不能下令；巴黎人民变成了君主。权力迅速转移到制宪议会手中，却仅仅是为了与人民一起终结……如果（实际上不可能！）它曾感受到人民的势力和影响力，它应该既抵制君主也抵制人民，将革命的领导权保持在自己的手中。”（《全集》，第三卷，576页）
[33] “许多人都是半个勇士：一些人勇敢地对抗专制，另一些对抗无政府主义。很少有人能够怀着同样的献身精神同时进攻这两个祸害。”（德罗兹，第二卷，271页）然而他也注意到“拉里-托朗达尔既同专制斗争，也同样与无政府主义斗争”（同上书，269页）。他也可能同样引用克莱蒙-托奈尔（Clerment-Tonnerre）的说法：“你们不愿意服从武装起来的专制主义，那你们就服从混乱？”《旧导报重印本》（巴黎，1840年后），第一卷，400页。
[34] 实际上他在第二卷笔记中为这种效应作了详尽的（尽管语法上有些晦涩）陈述：“在亨利四世时代，王公们、大领主们、主教们，以及富有的资产者……能够……限制他们所引起的运动并且支持君主，即使他们本有可能反对他。在路易十六治下，这些同样的阶级……能够引起群众**，却不能担当领导。”（《全集》，第三卷，467～468页，根据此书1134页的页边注释做了修改）
[35] “有一个总督回复这个问题的信件保存了下来。他在信中抱怨他省内的贵族不愿在国王身边尽义务，反而甘愿和农民待在一起。请特别注意这点：这里谈到的省份乃是安茹；这就是后来的旺代。唯有这些据说拒绝向国王尽义务的贵族，后来拿起武器，捍卫法国的君主制。”（182页；《全集》，第三卷，155～156页）
[36] “在饥馑的年代……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想一时恢复被它摧毁了的那些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但无人响应，它通常惊异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剥夺生命的。”（194～195页；《全集》，第三卷，163～164页）
[37] “所有这些将人和阶级加以区别的措施中，捐税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并且，可以说，使不平等与孤立二者变得无可救药。”（132页；《全集》，第三卷，127页）
[38] “自从这两个阶级不再平等地缴纳捐税之后，他们便几乎再没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议问题，再没有任何原因使他们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着费事去将他们分开：人们已用某种方式，剥夺了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与愿望。”（同上书，也可参见《全集》，第三卷，410页）
[39] “这个资产阶级的一切所作所为中，最突出的是，他们生怕将他们与人民混同，并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摆脱人民的控制。”（139页；《全集》，第三卷，131页）
[40] “我刚刚描述的几乎一切罪恶，几乎一切错误，几乎一切致命的偏见，其产生、持续、发展，实际上均应当归咎于我们大多数国王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200页；《全集》，第三卷，167页）。在第二卷笔记中，我们看到“只有通过分裂各阶级，并让他们各自沉浸在其独有的偏见、嫉妒和仇恨之中而相互孤立，如此国王才能每次只对付一个阶级，从而获得不受限制的权力。”（《全集》，第三卷，485页）。在关于英国的笔记中，他写道，在法国，“国王们出于解决可追溯到13世纪的财政问题的目的，想出了向拥有封地的平民征收一种特别税的办法。正是他们最有效地阻止了地产主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贵族成员，使法国形成了种姓而非贵族。”（同上书，342页）
[41] 《社会学》（伯林，邓克与洪布洛出版社，1908），82～94页。
[42] 国王“召集平民帮助他，与他们联合，领导他们，共同摧毁封建制度，却最终在1789年当他发现自己与平民面对面遭遇的时候，自己也被吞噬了。”（《书信选集与回忆录，1814－1859》，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3，122页）
[43] J.马尔可夫（J.Markoff）：《封建制度的废除》（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6），171页。也可参见德罗兹，第一卷，40页：“当局核实平民的收入并严格地征税，却满足于贵族申报的那些总是很低、有时还错得离谱的数目。”
[44] “不平等尽管很明显，其外表却大于实际；因为贵族本人免税，却得替佃户交税；但在这方面，人们看到的不平等比起人们感受到的不平等，更为有害。”（131页；《全集》，第三卷，126页）。相反，他同意西耶斯的说法，废除什一税只会让领主得利。紧随1789年8月4日之夜，“西耶斯发表了一篇演讲，他认为废除什一税而不是简单地宣布什一税可赎回，非常明显是送给大地产主的一份厚礼。我认为这篇演讲没什么可批评的。”（《全集》，第三卷，596页）
[45] G.夏皮罗（G.Shapiro），J.马尔可夫：《革命要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284页。
[46] “我敢断言，自国王约翰被俘、查理六世疯癫而造成长期混乱、国民疲惫不堪之日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147～148页；《全集》，第三卷，136页）
[47] “这套机构恰恰是为反对它们而建立的；它的产生绝不是要召开三级会议，而是要在法国人的眼皮下，将捐税乔装打扮，而不敢向他们显示其真面目。”（157页；《全集》，第三卷，142页）
[48] “由于想逃避三级会议的监督，于是大部分政治职能转到了高等法院手中，结果在政府中造成司法权的混乱，这对良好的秩序危害极大。必须假装提供若干新的保障来代替被剥夺的保障；因为法国人能够耐心地忍受专制政权，只要这政权不暴虐，但他们从不愿意和它直接面对，因此，在专制政权前面设立某种虚假的障碍，虽不能阻止专制政权，至少起点遮掩作用，这样做当然是明智的。”（同上书）
[49] J.厄尔斯特（J.Elster）：《解释技术变革》（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第二章。
[50] “当国王第一次凭借自己的权威征收捐税时，他懂得首先必须选择一项看来不致直接损害贵族的捐税；因为贵族在当时是与王权敌对的危险阶级，他们绝不会容忍损害他们利益的革新；因此国王选定一项他们免交的捐税，他选择征收军役税。”（149页；《全集》，第三卷，137页）
[51] 在为《旧制度》第二卷所写的笔记中，托克维尔第一次引用杜尔哥的话：“查理七世时期开始设置固定的领薪水的国民军，正是在这个时期，军役税开始形成固定的计税基准”，他还补充说，“雇佣军队的目的是制服或至少规避贵族，因此自然而然地，为了给这种变迁铺路，国王并不要求贵族支付这笔用来对付他们的钱。”（《全集》，第三卷，413页）
[52] 参见本文152页注⑤。
[53] 除了本文148页注①的引文，还可以引用这个说法，“谁都知道，军役税最初是用来供国王购买士兵以免除贵族及其附庸的军役的。”（189～190页；《全集》，第三卷，160～161页）。根据G.皮科特（G.Picot）在其五卷本《三级会议史》（纽约，伯特·富兰克林出版社，1963［1888］，第一卷，321～331页）中的说法，查理七世1439年法令禁止贵族蓄养私人军队，但看起来并未免除贵族的军事义务。
[54] “法国贵族阶级坚持要同其他阶级割离；贵族终于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让其他阶级去承担；他们以为免于这些负担，他们就保住了他们的威严，开始时看来确实如此。但为时不久，一种看不见的内脏疾病就缠住了他们，他们日益虚弱，却无人过问；他们的豁免权越多，家境却越贫困。”（199页；《全集》，第三卷，166页）
[55] “法国的特殊点在于，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可以说，肢体靠死亡的躯体致富。贵族阶级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是贵族却越来越多地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130页；《全集》，第三卷，125～126页）
[56]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的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至仇恨对象消失以后这种**依然如故，简直无法熄灭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44页；《全集》，第三卷，78页）也可参考本文138页注①。
[57] 德罗兹也曾明确地做出这种区分：“上等阶级繁复的特权使第三等级怨恨不已，不过他们的情感中仇恨并不多于嫉妒。”（德罗兹，第一卷，85页）
[58] 比如，他提到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46页；《全集》，第三卷，79页）；他也提到对旧制度法规的“嫉恨”（《全集》，第三卷，392页）。也可参考本文141页注⑥和本文160页注①。
[59] J.厄尔斯特：《心灵炼金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第三章。
[60] “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扰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而当他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身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46页；《全集》，第三卷，79页）
[61] 关于嫉妒：“如果人们注意到，贵族在丧失其古老的政治权利后，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这种现象为任何欧洲封建国家所未见，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的特权显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无怪乎法国人一看见他们心中便燃起民主的愿望，并且至今不衰。”（301页；《全集》，第三卷，225页）关于仇恨：“封建制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却仍然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制度。由此，它被削弱了，却引起了比之前更加强烈的仇恨。”（同上书）
[62] “一般来说，他们不能购买骑士地产，也不能在民政部门中获得最高职位。他们也无陛见资格，这就是说，除极少数情况外，他们不能去宫廷，家庭成员绝不能随同前往。像在法国一样，随着这个阶级一天天更有教养、影响更大，这种低下的地位便更伤害人心……对贵族特权的怒火在法国曾大大促进大革命，在德国则酿成了最初对法国大革命的赞赏。”（339～340页；《全集》，第三卷，249页）
[63] “一旦他们不再用自己的钱为战争付账，他们就被征收一项税款……以专门用于替代其军事义务。”（《全集》，第三卷，322页）
[64] “如今，这项唯有贵族必须缴纳的特别税，与他们所享有的不服役的特权（如果他们不想服役的话）结合在一起，因为贵族甚至他们的男仆都不受国民军法规的支配。由此，解除这项负担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一笔附加费还是正当的。”（同上书，414页）
[65] “在德意志，在王公们已摆脱贵族对国家一般事物的控制的各个部分……他们还是给贵族保留了大部分农村管理权。”（41页；《全集》，第三卷，76页）
[66] “18世纪在英国享有免税特权的是穷人；在法国则是富人。在英国，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146～147页；《全集》，第三卷，135页）
[67] “英国是由那些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进行管理和统治的。”（37页；《全集》，第三卷，75～76页）
[68] 149页和《全集》，第三卷，137页简单、间接地提及。
[69] 149页注②更加间接地提及。
[70] “为了千方百计捞钱，政府出售了大部分官职，因而自己也就失掉了任意封官免职的能力。政府的这一欲望大大地妨害另一欲望：它的贪婪与它的权欲相冲突。为了办事，它被迫不断地使用那些并非它自己制造而它又没能力捣毁的那些工具。结果它的最专制的意志，经常在实行中变得软弱无力。公职这种古怪而有害的结构成了抵挡无所不在的中央政权的一种政治保障。这就好比一道堤防，尽管歪歪扭扭、建造得很低劣，却能分化它的力量，缓和它的冲击。”（162页；《全集》，第三卷，144页）
[71] “法院不正规地干预政府，这经常使行政事务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有时倒成了个人自由的保障：正所谓以毒攻毒。”（172页；《全集》，第三卷，150页）
[72] R.G.利普西（R.G.Lipsey）、K.兰凯斯特（K.Lancaster）：《次优理论》，载《经济研究评论》，第24卷，11～12页。
[73] “正是出于这种对金钱的需求，加之又不愿向三级会议索取，于是使卖官鬻爵制度应运而生，这种现象世所未见。由于这种出于理财思想的捐官制，第三等级的虚荣心遂在三个世纪当中得以保持不衰，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获取官职。”（155页；《全集》，第三卷，140～141页）
[74] “1771年，高等法院被废除，这同一公众，以往经常为高等法的判例所苦，这时看到它的死亡却深感激动。仿佛高等法院一倒，这最后一道能够约制国王专权的障碍就倒塌了。”（244页；《全集》，第三卷，193页）
[75] 参见R.布东（Boudon）：《相对受挫感的逻辑》，见J.厄尔斯特编:《理性选择》，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6。
[76] “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33页；《全集》，第三卷，71页），接下来通过对比法国和德国而解释了这个论断。
[77] “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257页；《全集》，第三卷，201页）
[78] “人们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定会很容易断定，正是在临近巴黎的地区，人们对旧制度进行了最早也最深刻的改革……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257～258页；《全集》，第三卷，201～202页）
[79] “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同上书）
[80]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259页；《全集》，第三卷，202页）
[81] 参见本文139页注①。
[82] “1776年1月21日的法令是关于消灭野兔的。这份敕令的绪言和主体都是路易十六本人所写，他将此敕令拿给杜尔哥看，并说，‘你认为我自己不工作吗？’这个可怜而杰出的国王，就在他被送上断头台之前17年的同一天，在这样一场大革命的前夕，从野兔着手开始改革。”（《全集》，第三卷，407页）
[83] “18世纪的君主制统治下，刑罚虽然形式骇人，几乎总是温和的。人们宁愿使人畏惧，不愿使人受罪；或不如说，人们由于习惯和冷漠而专横强暴，由于气质而温和。”（283页；《全集》，第三卷，215页）。虽然这段评论是针对刑事司法而言的，但它也同样适用于对温和镇压的偏好。
[84] “国王……召回了高等法院，取消了印花税和土地税……如果国王希望保持旧王朝的国王权威，这正是他所不应该做的。从那一刻开始，各种形式的让步就不可避免了。”（《全集》，第三卷，1141～1142页）
[85] “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259页；《全集》，第三卷，202页）
[86] “人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另外的社会状态，从来没有希望与他们的领袖平起平坐……如果那些上等人仁慈而公正，人民会热爱他们；人民会顺服于他们而不觉得艰辛、屈辱，就好像俯首于上帝所加诸的那些困境一样。”（《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戈德哈默译本，8～9页）
[87] “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261～262页；《全集》，第三卷，204页）
[88] “1789年，国家欠债近6亿里佛，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像当时一位财政家所说，他们和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将他们的怨恨一齐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者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愤怒。”（同上书）
[89] “人们的心智已经变化了，他们对所缺乏的东西有了更加清醒的意识并因此而更加难受，即使他们的苦难的总量比以前更少。他们的敏感程度增长的速度比苦难缓解的速度更快。这同样适用于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和对金钱的欲望。”（《全集》，第三卷，1073页）
[90] “当一切条件都不平等时，任何不平等都不会令人厌恶；然而在普遍均质化的情况下，即便最轻微的不同也令人震惊。均质化越严重，不平等迹象就越不可忍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戈德哈默译本，795页）
[91] “有这么一个老生常谈：权利的不平等没有随着大革命的临近而变得更严重，但由于实际条件平等的凸显而显得更不可容忍。对此我还要补充一句：较之以往任何时候，这时的权利不平等在某些方面都变得严重了许多，而且其性质也变得可怕了许多。”（《全集》，第三卷，1110页）。最后这一条评论或许就是针对1781年那条关于军官职位的更严格的限制性法令而说的。
[92] “应当承认，在法国，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这一点在1789年以前十年当中尤为明显。”（269～270页；《全集》，第三卷，208页）
[93] “这等于是通过叙述各人所受的苦难使他们激愤起来，向他们指出罪魁祸首，并告诉他们这些人为数很小，不足为惧，从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273页；《全集》，第三卷，210页）
[94] “但是很奇特的是，就在他们关心人民的明显表示中，他们却不时加进公开蔑视人民的话语……上基耶内省议会热烈地为农民的事业申辩，但称这些农民是无知粗野的人，是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杜尔哥曾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讲起话来也是如此。”（271页；《全集》，第三卷，209页，也可参考377页）
[95] “所有这些措施与时代精神都是一致的，却都为贵族所反对或延误。然而政府不受欢迎，贵族却得到了公共舆论的支持。”（《全集》，第三卷，469页）
[96] “尽管做了这样巨大的妥协，国王和大臣们却极其不受欢迎；而反对这个决定的高等法院，却得到了人民的狂热支持。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虽然这个巨大的妥协可能会使第三等级成为政务的绝对主人，做出了这个巨大妥协的大臣却被人民所厌恶；而高等法院反对实施这个在当时来说十分民主的法律，却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同上书，507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97] “在政治中，通过一项措施的本质价值来判断其给人的印象，无论动机如何，这种做法总是错误的。一项措施的影响力首先取决于提出它的境遇，尤其取决于提出这个措施的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不会成为一门科学，甚至不能成为一门艺术的原因。在政治中，无法找到固定的规则，甚至不能找到取悦人民的规则，人们只能做那些他们自认为有用的事情。当机缘巧合使得政府受欢迎时，人们则乐意在其治下遭受苦难。但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即使它做好事也会让人觉得痛苦。”（《全集》，第三卷，1136页）
[98] “在某种意义上，维齐尔会议是向所有人发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看见的信号，表示这种新型议会已经发生了，以及它可能产生的效果。由此，阿尔卑斯一个渺小省区的遥远角落里发生的事情，对整个法兰西都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微小事故突然成为主要事件。它使那些曾经只被一小部分人所看见的事受到普遍关注，向每个人展现了权力的实际所在，并由此在一瞬间决定了成功。”（同上书，485页）。最后一句话不见于普雷亚得版《全集》，出自《旧制度》，见《托克维尔全集》，伽利玛尔出版社，1951，第二卷第二册，78页。
[99] “在多菲内，军役税是按地产而非按人头核算的。因此贵族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地方那样与第三等级为敌，也不需要在那么多问题上让渡平等。”（这一条评论在普雷亚得版《全集》不得见，出自《旧制度》，见《托克维尔全集》，伽利玛出版社，1951，第二卷第二册，74页，注释一）
[100] J.厄尔斯特：《交叉投票》，载《政治哲学期刊》（待刊）。
[101] “如果一定要采取共同投票的方式，多菲内的做法没有在其他地方推广是很不幸的，因为在那里，所有等级的代表都由三个等级共同选举，这种做法可以促进达成一致。”（《全集》，第三卷，531页）。也可参考本文139页注②所引497～498页的引文。在另一个地方，他注意到在《什么是第三等级？》中，西耶斯“拒绝了所有人选举各个等级代表的想法。这个在多菲内得到了实施并且可能被视为一个可以接受的、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国家很快地混合成一个共同的大众的交易的想法，被西耶斯有意地拒绝了。”（同上书，54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103] “当我谈到阶级战争时代、清楚地阐明这种分裂是多么的令人眩晕的时候，直到大革命简化了这种阶级区分，并在同一社会区隔的各种各样的居住者之间重建和谐为止，不仅资产阶级与贵族为敌，小贵族也在攻击大贵族，低级教士也在攻击高级教士……”（《全集》，1147页）
[104] “没有什么比各种阶级之间的仇恨、嫉妒更能……助长专制。但其前提条件是，这种仇恨和嫉妒只不过是一种苦涩的、平静的情感，它刚好足以阻止人们互相帮助，但还不足以刺激他们揭竿而起。一旦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爆发了，没有哪个政府不会倒台。”（同上书，497页）
[105] “这份文件也明确显示了紧随这份奏折而颁布的选举法是被蓄意设计出来的，其目的是让本堂神甫成为教士等级的主要代表，并在主教与其教士之间制造一场分裂性的内部战争。但这个选举法没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对教士的攻击很快就使得这个团体加强了内部团结。”（同上书，546页）
[106] “三个来自普瓦图的本堂神甫寻求对其代表资格进行身份验证。其中一个代表其团体发言：‘我们来到这里，由理性之炬引导，由对公共利益的热爱指引，与我们的公民同胞一起就职。’（很明显，这些本堂神甫的年龄比他们的教堂年龄还大）。他们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从拱顶上掉落的石头。”（同上书，567页）
[107] “最终，最重大的错误，即按人头投票的问题，正好浮现为主要问题，按照一种有利于第三等级的方式辩论，引起了他们的希望和**却又悬而未决，换句话说，这是所有可以想象的进程中最糟糕的一种。如果国王事先已经明确地指定了按人头投票的规则，平民就很难再提出这种要求。如果国王事先已经下令按等级投票，特权等级也很难产生扭转潮流的希望。大革命还是会发生的，但很有可能会带着一种平静的精神，经历平稳的转变。然而，激起了按人头投票的希望却又不批准它，这肯定会引发第三等级的攻击和特权等级的抵抗。换句话说，它必定会突然使改革转变为暴力革命。”（《全集》，546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108] “同样的权力姿态与不完全的暴力和鄙视混合在一起。”（同上书，569页）
[109] “政府的温和压力非但没有消融国民议会的意志，反而激怒了他们，使他们逐渐地采取了自己做主的态度。”（同上书，570页）
[111] “我们发现穆尼埃专门用了一章来消除人们的担心。人们担心的是，即使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增加一倍并按人头表决，贵族和教士仍然能够统治议会。既然贵族的对手们也被贵族的重要性和力量蒙骗了，我们怎么能奇怪贵族的自欺欺人呢？”（《全集》，550页）。然而，这个说法与他自己关于将三级会议转变为国民议会的辩论的下面这种论述是不一致的：“当时有人要求（就三级会议转变为国民议会的主张）进行投票表决，60或80个反对者强烈地坚持（将此表决）推迟两天。在这个会期，会厅里的辩论已经渗入了暴烈的行为方式。那些要求推迟表决的人被大声斥责为叛徒……由此看来，即使在独立的第三等级内部，也存在着一个少数派，他们虽然人数很少却非常坚决，这本可以使两类等级，即使在共同投票的情况下，也保持权力的平衡；或至少可以减缓（大革命的）速度并减轻其后果的严重性。”（同上书，567～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