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怎样把农民变成潜在的革命者
多纳尔德·马莱茨
【编者按】此文节选自美国学者、俄克拉荷马大学政治学教授多纳尔德·马莱茨（Donald J.Maletz）的文章《造就非公民：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关于行政集权的后果的讨论》（“Making Non-Citizens: Consequences of 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 in Tocqueville's Old Regime”），载《牛津学报》（Oxford Journals）第33卷，第2期，2003年春，17～35页。文章集中析述了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法国农民的嫉恨情绪及其根源的思考。
个人主义和现代专制主义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序言中，把“个人主义”和某种管理实践而非民主或政治平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被他描绘成专制主义的东西，能“激起”一些典型的个人主义感情，能使这些感情“不可抗拒，因为它拿走了公民们的一切共同的感情、共同的需要、全部的交流需求和全部的共同行动的机会。它把他们全都圈在了他们的私生活当中。他们已经倾向于互相分离——是专制主义在他们之间制造了隔阂，让他们相互间形同路人、冷若冰霜：他们被专制主义冻结了”。[1]
“专制君主”（despot）这个词引起的想象跟政治这个词一样古老。但是，正像“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同一样，托克维尔这里用的“专制主义”也是某种新的东西。“专制君主”可能对培养“个人主义”感兴趣，所以不再是旧式的暴君。这是一种新式的、更抽象也更非人格化的专制主义。这是一种看起来相当温良而进步的专制主义，因为它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可以被看作一种解放。托克维尔指出，一个用这种专制主义统治的由个人组成的现代社会可以获得很多卓越成就，也可能显得非常强大……一种现代专制主义可以提倡人权或反对贵族特权，它可以装出一副仁慈的“小学教师”的面孔，创造一种“有条理的、温柔的、平和的奴隶制”，人民在其中会相信自己是自由的，但也随时可以接受“行政专制主义”的摆布，就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结语部分所预见的那样。[2] 但有个东西是被这种制度断然排除在外的，那就是“公民”精神和心理素质：“……只要平等和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心灵和心智的水平就会永不停息地衰降。”[3]因此这种制度下不可能生成 “伟大的公民”或“伟大的人民”。
探索这两个平行的发展进程，探索这种现代“个人主义”和现代“专制主义”相互纠结的奇特情况及其带来的公民精神培育上的困境，正是托克维尔研究启蒙和大革命时代法国的中心目的。不过他最重要的主题不是大革命时代，而是此前的旧制度时代。显然与公民有别的“个人”，就是在这个时代中作为表面上温良和进步的“专制主义”的创造物而出现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心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早在1789年前很久就发生了这个问题。强大的动力来自旧制度攻击封建主义残余的野心，而旧制度攻击封建主义残余是为了在社会控制和管理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在思想上为法国大革命做过准备的那些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都希望在法国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就是说让所有法国人都成为有“公民”精神的人，这是在启蒙时代被唤醒了的一种极有生命力的理想。[4] 而他们所知道的公民精神，部分地来自描绘古典古代共和国的历史文献，部分地来自当时人们贯彻卢梭等人提出的共和理想的努力。但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又发现托克维尔对自己时代的看法和他的同时代人是相抵触的。他认为在革命前的那个时代发生的，不是严肃的共和主义的再生，而是这种共和主义的近乎彻底的失落。这个时代所兴起的政府模式为它的居民提供的，是某种迥异于真正公民精神的东西。《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讨论的主要就是这一新情况的发展和结果。
这一编是以讨论那群可能是这种现代化方案的主要获益者——即法国农民——开始的。法国农民这时已挣脱了封建主义的许多枷锁，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带着某种优越感来看莱茵河东边的那些德国和东欧的乡下人了，后者还处于近乎中世纪农奴的生活条件下。法国的农民和村民在托克维尔的这段分析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理由有多种。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是旧形式的封建制度下最受压迫的群体，但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也摆脱了封建法律强加于他们的某些最严重的负担。他们人数众多而且遍布全国，这就为城市革命者提供了某种关键性的群众基础，使他们得以最终将反叛烈火燃遍全国。最后，他们的状况在1789年革命前夜非常不好，这个情况有力地说明了发展中的现代国家所推行的方案的结果，以及这个国家用以造就一些人的方式，而对这些人来说，这个国家的运行将是最沉重的压迫。
法国农民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主义的压迫，很多人还获得了土地，所以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了。而且，土地所有权还变成了一种心灵上的积极期望，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条件，而且影响了他们的自我理解和他们的抱负。拥有了一些土地还使他们从农奴制下的解放得到了一种真正自治的性质。[5] 然而正是法国农民和西部德国莱茵兰地区解放程度最高的农民，对革命运动的态度最积极。托克维尔关于他们政治态度的看法，就是这个人们引用最多的观点：常常更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方，是人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的地方，而非人们受压迫最深重的地方。[6] 归根结底，旧制度的灭亡、大革命的爆发，及以后革命国家的创建，都应该被看作一个统一发展过程的几个相继的阶段，而这个发展过程的基础，便是大革命前一个世纪中现代化方案产生的种种后果。[7] 这个发展过程的症结，就是现代行政国家的出现及其对公民精神理想的无声的遏制，而这种公民精神理想正是现代行政国家倡导者最初的热望。
被抛弃的阶级
当托克维尔在考察了旧制度的统治方法后回过头谈农民的情况时，我们得知，他在开始他的历史研究的时候所谈论的农夫和村民已部分地从封建制度最严苛的法律下获得了解放，但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也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他们简直就是被完全抛弃了：乡绅和贵族，稍有点钱的都迁居到城镇去了，就像那些发了财的农民一样。但城市生活既可以是实际的也可以是心理上的。托克维尔发现，法国社会和政治的主要成分的离乡进城影响非常深远，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8]从文字的上下文来看，它指的是那些乡居贵族的人在心不在，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更一般的心理和社会的距离感，它加强了现存的种姓心态，或“集体个人主义”，一种“为我们熟知的那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准备了灵魂”的精神状态。
在这一章里用来描述农夫和村民状况的那些词对旧制度形成的批判，跟任何直接起来反叛它的人所说的任何话都同样尖锐。村民们被那些从他们旧有的世袭特权中得到好处的人抛弃了，但又成为一些新型“压迫”的对象。新的不公正（农民在其中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阶级”）是一种孤立和鄙视态度，比较起来它比封建时代的不平等好像显得人道一些了。而且，尽管封建制度的严格的法律形式已经废弃，但这些法律形式又在18世纪按某种不同的基础理论被重建了起来。强迫劳役制度（corvée）就被复活了。以前劳役是地方的、领主的，现在成了国王的了。它直接派自巴黎，延伸到一切被说成对国家意义重大的公共工程上。直接由贵族征收或代表贵族征收的赋税被保留了下来，即使贵族已经把他们的管理职能交给了中央政府的行政代理人。那些被强加了这些劳役和赋税负担的人不再有任何理由说贵族的免税特权是跟他们的管理义务相关联的。结果，托克维尔说，18世纪法国村民的状况在某些方面就变得比14世纪还要糟糕了。造成这种恶化的原因，与其说是要求服劳役的天数或必须承担的有法律义务的繁重工作，不如说是指挥他们的那种制度的彻底的非人格性。他们的劳役是由中央政府指派的，跟某位对他们负有义务也可能关心他们的福利的领主没有关系。
托克维尔还注意到一种更微妙的权力褫夺。就在“社会秩序以文明化著称”的同时，农民像中世纪农奴一样被弃于一种可怜的无人管的境地。他们身置工艺昌盛的18世纪却没有“实业”，他们生活在一个光明灿烂的世界却没有被开化。就连他们的农艺也被忽视了，一个英国农学家说法国的农业还停留在10世纪。然而即使这样，启蒙运动的怀疑和批判的思想还是传到了农村。关于农村中的旧习惯和法国盛行的文化潮流之间的反差，托克维尔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农民生活在这个穷困和孤立的深渊中。他们被保留在一个似乎已经被封闭了的和不可穿透的世界里。在天主教信仰被废除和教堂被不受抵制地亵渎之前不到20年的时候，看到在各教区调查人口的方法常常竟是下面这个样子，我真是惊讶莫名：牧师报告了参加复活节圣餐仪式的人数，然后加上一些假定有病的和未成年孩子的人数，结果就是居民总数。然而，时代的思潮已经从四面八方传到了这些可怜人的耳里，这些思想是通过一些曲曲折折的地下通道传到这些狭小、混沌而且常常是稀奇古怪的地方来的。但外界似乎还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9]
农民被从受压迫的过去解放了出来，但又没有被拉到新秩序中去。农民先是被解放了，然后又被使用、被抛弃了。他们被从新文明的一些核心运动中切割了出来，这些运动基本上都是属于城市、属于有钱人、属于替国家办事的官员们的。他们只是在名义上部分地属于这个政治秩序，尽管这个秩序自称是与平等权利和公民美德的思想一致的。他们和那些仍然有权向他们索要一部分资源并以父权主义的方式统治的人没有政治关系。
然而农民也不是真的在每个重要的方面都没人管。如果真让他们自行其是，他们可能就又过起他们的村社生活来了。村社这种形式的“结社，是那样完美地扎根在自然之中，以至于只要有人群聚集，它就会自我形成”。[10] 自治的城镇、村庄和教区在中世纪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共同体在封建法国常常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国”。[11] 这些地方自由的残余在托克维尔时代仍然为农夫和村民们所珍视，也是“所有公共自由中他们真正能理解的一种”。但是向这些更古老的政治习俗回归的道路还是被那种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阻断了。行政集权对所有外在于它的这些“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报以“强烈仇视”的官僚习惯。[12] 农民从封建制度下得到了解放，但他们很少能成为城里的自由的财产所有者，也不能成为乡镇的自治公民，还不能成为村社的社员，当然更不能成为前政治时代的自然人。他们结果只能成为前革命者。在托克维尔看来，他们的状况说明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体制推行的改革的双重效果：他们一方面得到了解放，一方面又被异化了。摆脱了旧的束缚，接受了来自上面的行政监护，从科技进步中得到了一点残羹剩饭，他们生存在一种奇特的无政治意义的世界中。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自我管理，因而他们也不能获得任何自我管理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民主的无革命发展是非常必要的。[13] 他们时刻都有可能受到当代政治学说的各种抽象理论的激励，但目的何在呢？托克维尔注意到农民至少已经把一套技巧学得滚瓜烂熟。他们被强制到国王的军队中服役，因而已完全掌握了武器的使用。对于那些对农民的状况置若罔闻的资产者，托克维尔报以这样的讽刺：“只有在他们把武器放到他们（农民）手里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激活了一种他们所不懂的**，这种**他们既无法限制也无法领导，所以他们在做了这种**的煽动者之后，就要做它的受害者了。”[14]
“分而治之”的后果
这种制度的根源，首先可以在“惯例制度的缓慢而恒常的活动”中找到。托克维尔所说的“惯例制度（institutions）”指的首先是前革命政府的行政运作方式。[15] 正是这种别人都不大注意的行政集权的方法，创造了一种“分离心态”，产生了孤立和不信任的气氛，这种气氛使大革命的酝酿变得极其容易，也使有效的公共生活在18、19世纪法国的创造变得极其困难。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曾把“结社的学问”描述为民主的“母学”。这种学问，或艺术（就像他在几页后称呼之的），是所有其他民主学问或艺术的根基。[16] 当这种学问或艺术得到了适当的应用，它就会培育出指向共同目标的行动。结社的特别好处就在于：“在所有民主的民族中，结社必须占据那些被条件的平等所消融了的强有力的个人的位置。”[17] 托克维尔绝不是想说蓬勃发展的结社活动将重建封建主义这种不平等的制度。结社这种民主的学问所关涉的毋宁是创造一些能激励个人承认共同利益并为之工作的条件。为共同利益而与其他人结社不仅有益而且能教育人，能促使人们认识到对个人重要的东西可能是一种带有更普遍意义的公民的或人类的利益。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前法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培育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观点。“事实上，我刚刚描述的［在旧制度法国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弊端、错误和致命的法律损害，都是我们大多数国王所实行的分裂人民以便对他们实行更绝对的统治这种艺术所生成、延续和发展起来的。”[18] 旧王朝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有关分裂和隔离社会成员的方法，以令他们不可能在一起思想和行动，从而至少在理论上更易于被统治。
对革命前夕法国的悉心研究，还让托克维尔看到了一种惯例制度的深刻影响，而这种惯例制度，那些被更打眼的王朝和贵族的社会威望所迷惑了的人是很难注意到的。这个惯例制度就是一种以御前会议为中心的行政管理制度。御前会议是国王的咨询机构，是由一个“总督”团体组成的，这个总督团体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的主要统治集团。御前会议是——
一个全能机构。它是最高法院，因为它有权推翻所有普通法院的判决；它是最高行政法庭，所有特别的司法案件最后都要由它裁决。作为政府会议，如国王高兴，它也拥有立法权。它讨论并颁布法律，确定和分派赋税。作为首要行政会议，制定约束政府官员的一般规则也是它的事。它决定所有重大事务，监督下属权力机构。条条大路通御前会议，所有政令均源自它。御前会议通常是静悄悄地和秘密地行事的，权力很大外表却不显赫。它本身也不出名，实际上一直为侧畔的王权荣耀所遮蔽。它权力极大无所不管，同时又籍籍无名，很难为历史所注意。[19]
然而就在御前会议及其代理人的权力统辖着所有行政事务的时候，某种封建主义的东西仍然滞留在那里。贵族的政治作用被严重削弱了，但却没有被消灭。御前会议行政事务浩繁，按照其逻辑本应要求一并清除法国社会和政府里一切残余的封建成分。从御前会议的行政职能来看，贵族的特权，首先是贵族的免税特权，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尽管如此，王朝及其代理人们缺乏扫除这些封建残余的意志或权力。特别是，在相信必须通过行政手段来统治的时候，王朝又从不希图取消贵族的特权，或许是担心这种对平等的诉求可能会使王朝本身陷入麻烦。过时的封建结构的残余因此继续在法国占有一定的位置。贵族从对他们的领地的大多数事务和人员负有责任的封建领主，变成了这样一群人，他们作为行政机器侧畔的一个统治力量是没有意义的，但仍然保有一些重要的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特权。最重要的特权是免纳人头税的特权，以及把负担强加于那些以前曾是他们的农奴或佃户的权利。这些令人恼火而且最终还显得特别沉重的负担，乃是封建秩序的一个重要的财政余留。它们与管理的义务没有关系，所以它们比那些被带到新时代的古老特权显得更严重一些，因为他们的基本理由已经消失了。“政治意义已经消失，仅财政部分保持了下来，而且常常有大幅度的增长。”[20]
托克维尔这样描述了这种行为的结果：国家的管理方式改革了、现代化了，“封建主义仍然是我们整个民事制度的主要特色，而它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了”。[21] 王朝及其工具——行政团体或官僚集团，成了唯一有意义的统治机构。这种新制度是随封建主义的衰落而产生的，但是在它事实上从内部革新了封建主义的同时，它却又没有把这种改革公开地一以贯之地做到底的意愿、办法或远见。
在这种情况下，旧制度的管理方法论就成了某种“分而治之”之术。严重的阶级分裂本是封建主义的固有特点，但与此同时，这种阶级分裂又和各种强迫不同地区、等级和阶级在必要时共同行动的政治惯例制度并存着。例如，过去的一些自由乡镇曾为某种共和实验提供过机会。“直到17世纪末，我们还看到［乡镇］在组成一些小型共和国，那里的领导人由所有人民自由选举产生并对这些人民负责，那里的市政生活是公共的和积极向上的，那里的城市仍为它的权利而骄傲并非常珍视它的独立。”当“选举被普遍废除”的时候（1692年的事情），政府对这些政治习俗显得毫不在意。[22] 尽管举行选举的权利偶然被返售给城镇作为提高岁入的手段，这些城镇显然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独立，并随之丧失了实施民主自治的机会。从19世纪中叶的观点出发，托克维尔总结道：旧制度飞扬跋扈的父权主义那时变得如此之强烈，以至于——
在旧制度下，就像今天一样，法国已经没有了城市、乡镇或大小村庄，没有了医院、工厂、修道院或学校，所有可能对自己的事务有某种独立意愿、或自由管理自己的利益的团体都不复存在了。那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将法国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如果那时父权主义这个蛮横无理的词汇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实际情况其实早已是这样了。[23]
随着共同体自治被取消，教区和乡镇内部的分裂也加重了。由于它们还保留着某些地方权力，它们就倾向于建立某种寡头制，把富人之外的影响统统排斥出去。新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拿走了曾在自由乡镇和许多乡村教区以自治共同体形式行使的职能，并禁止各种新的自治形式的出现。它希图成为一种控制、赏赐、发展动力、统一和标准化的源头。它培养起一种搞“统计学”的趣味，并启动了派发各种“预先印好的表格”让各省下级官员填写的传统。它展现了那种将成为所有强大的行政体系的共同倾向的东西：一种力图制止一切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团体活动出现的野心。结果，便是“一种为那种我们都熟悉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准备了道路的集体个人主义”的创生。[24] 新制度的结果是社会所有层面的非政治化，以及管理责任向行政精英的转移。
[1]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trans.Alan Kahan,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8，下同）87页。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trans.George Lawrence，Garden City,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Anchor Book,” 1969,下同）也注意到了个人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关联，但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参见该书有关法国的“导言”，15～16页。另参见本书中有关古典古代后期专制主义的评论，以及关于“多数暴政”的那个著名的章节，314、246～261页。个人主义和现代专制主义的关联在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58,下同）中得到了非常深入的阐释，参见311～323页。卡尔伯格注意到马克斯·韦伯将“原子化”看作“官僚理性主义的而非民主主义的一个结果”[Stephen Kalberg,“Tocqueville and Weber on the Sociological Origins of Citizenship”,Citizenship Studies 1 （July 1997）: pp.199-222]。
[2]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691～692页（比照735～736页）。托克维尔关于这种新型的温柔专制主义的第一次评述出现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的结论性章节里（690～702页）。危险在那里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和现代民主相联系的，并非特指美国式民主。
[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88页。
[4]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承认革命者的动机中有这方面的因素（85～86页）。
[5] 比照有关在法国觉醒的“新发现的个人财产权的可能性”的评述（《论美国的民主》，10页）。关于财产权的心理影响，也可参见有关遗产“平均分享”的规则对“土地所有者的灵魂”的影响的评论（《旧制度与大革命》，52页）。
[6] 比照《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章中，关于走向革命的20年间法国日益增长的繁荣和政府的改良主义热忱的描述：“人们会说，法国人发现他们的境况越是改善就越是难受……一场革命摧毁的制度几乎总是比这个制度之前的制度更好些，而且经验告诉人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自我改革的时候。”（《旧制度与大革命》，222页）。也可参见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4页；和戴维斯（James C.Davies）,“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Feb.1962）: pp.5-19。
[7] 被托克维尔称作“旧制度”的东西很难说清楚。他曾说到那是一个需要十代人的工作来完成的摧毁贵族和封建制度残余的长期过程。孚雷说，在标准史学著作中，“旧制度被认为是有终无始的”，而“大革命是有始无终的”。（孚雷：《解释法国革命》，trans.Elborg Foster,Cambridge: CUP,1981,3页）。
[8]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0页（“une sorte d'absentésme du cour”）。
[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9～190页。
[1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62页。
[1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4页。托克维尔说这些是由欧洲传输到美洲殖民地的政治形式（同上书，129页）。关于早期美洲殖民地的这些共和国，参见《论美国的民主》，44页。
[1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31、139页。
[1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70页；比照参阅《旧制度与大革命》，179页，托克维尔在那里指出，在旧制度下被人们享受的“自由”使法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无能于”用一个提供了“法律的自由与平和统治”的制度来取代这种制度。也可参见Judith N.Shklar关于另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企图的评论［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美国公民精神》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55］。
[1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1～192页。农民和贵族在这个新兴秩序中的激烈对抗，似乎可以说明黑格尔下面这个断言的所指：“市民社会呈现奢靡和短缺共存的景观，其中也可看到两者所共有的物质和道德的退化。”Philosophy of Right（《权利哲学》）,trans.T.M.Knox，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185。
[1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1页。
[1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517、521页。
[17] 同上书，520～521、516页。
[1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91页；有关王朝策划的尚未正式施行的改革因这种分而治之的统治术而胎死腹中的一个例子，可参见237～238页；勒福尔看到，现代极权主义力图消除社会中一切形式的“内部分裂”并在其中创造“同质性原则”（Claude Lefort,The Political Forms of Modern Society: Bureaucracy,Democracy,Totalitarianism（《现代社会的政治形式：官僚制，民主制，极权主义》），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86,pp.297-298）。当然，这种反“分裂”是反阶级分裂，但也是反其他形式的结社。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它的目的是要造就那种没有社会关联的个人，以便让他们直接面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同质性原则”实际上要求的正是那种已经在旧制度的改革努力中表现出来的分而治之的艺术。这种艺术既有可能让人们彼此相似，又有可能强化他们之间的隔阂。参见梅洛尼奥（Fran?ois Mélonio）和孚雷（Fran?ois Furet）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写的导论（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rans.Alan S.Kaha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28-41）。
[1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19页。关于1787年改革这种行政制度的一次未成功的企图，参见该书第三编第七章。这里托克维尔注意到，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一旦完全确立，要改造之，要实行较多的地方自治，将是极其困难的。
[2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15页。
[21] 同上书，117页。另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Cambridge: CUP,1989，下同）,第二卷第四章。
[22]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4～125页。
[23] 同上书，131页。在The Myth of American Individualism （《美国个人主义的神话》，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78-80）一书中，谢恩（Barry Alan Shain）看到新英格兰的叛乱活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些对地方事务建立中央的和帝国的控制的企图引发的。比照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八卷第六章，116页：“……当人们逐渐移除那些既存团体的特权或城镇的特权时，王朝就腐败了。”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Tocqueville （《托克维尔传》，Oxford: Oxford,1994）也注意到托克维尔早期的兴趣是研究其祖父（原文如此）马勒泽布抗议王权破坏地方自治的行为（3～4页）。也可参见沃林（Sheldon S.Wolin）,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lds （《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Princeton: PUP,2001,pp.230-240,565-568）。
[2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