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专家观点

《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言

乔治·勒费弗尔

【编者按】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874—1959）是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第三任教授。本文系编译，原文载J.-P.梅耶（Mayer）主编《托克维尔全集》（Alexis de Tocqueville,uvres Complètes,Paris,Gallimard,1952）第二卷。勒费弗尔此文深刻地剖析了托克维尔思想中的两面性及其根源，并认为这种两面性既使他富于洞见，也导致了他的许多失察。

此书首版于1856年，后面本应还有一两卷，因为托克维尔要研究的是当代法国的起源，打算一直研究到拿破仑时代结束［1856年2月6日，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整部书大概要写两到三卷[1]］。但这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好了，很快于1859年4月16日辞世。所以《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有一个未经编辑的部分，它经过整理编成本书的第二卷，以完整展示他的思想的特点。

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正如拉斯基在他为我们的新版《论美国的民主》写的精彩导言里所说的，这些指导思想在托克维尔去美国之前就酝酿成熟了。它们显示了一种高超的智慧，显示了作者的人格特征和他对自由的永恒的热情。“思想自由是神圣的”，他曾这样写道。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笛卡儿主义者，真正的法国人。不过他的思想也带有他的家庭出身、社会条件、他所见证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给他指出了方向，也中断过他的研究工作）的印记。拉斯基也说过，“托克维尔身上似乎存在着一种心灵和精神的永久分裂。”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史学研究对象——法国大革命，也有着许多矛盾的情感。

一

他出身贵族，属于科唐坦（Cotentin，在诺曼底地区——译注）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其一位名叫克雷莱尔（Clérel de Tocqueville）的祖先曾跟随威廉公爵征服英国，而托克维尔对他家族的这段光荣历史也一直是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感的。他甚至认定征服战争是中世纪所有贵族的起源。而且他一直特别怀念中世纪，怀念那个领主能像像国王一样统治其领地居民的时代。附庸对君主的忠诚，并不能消除他对卡佩家族历代国王——尤其是路易十四——剥夺贵族领地统治权行为的怨愤。所以，18世纪的一些贵族思想家，如布兰维耶、孟德斯鸠等，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影响很大。

另一方面，在母亲的家系中他还有一个著名的曾祖父，名叫马勒泽布（Malesherbes），曾担任高等法院大法官，因此托克维尔又和高等法院的穿袍贵族有很深的情感渊源。高等法院在历史上是常常跟法国绝对主义王权唱对台戏的，孟德斯鸠便是高等法院理论家的代表，他认为以贵族为主要代表的“中间团体”是对抗绝对主义的自由堡垒。孟德斯鸠因此很受托克维尔的推崇。

此外，他的家族虽然没有很大的地产，但曾有很多管理得很好的领地，所以托克维尔头脑里地主对佃农的父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觉得地产财富比动产财富高贵得多，他谈起农民来也比谈资产阶级兴趣浓得多。他显然像很多贵族一样不屑于经商，对于七月王朝金融寡头的统治也持强烈的鄙视态度。这说明他在心态上一直是一个传统的贵族。在他眼里，自由天然带有一种贵族气派，珍视自由是贵族特有的美德，其源泉则是封建领主的那种傲岸不驯的独立性。

特权和领主权利的废除损害了托克维尔家族，而忠君思想又使他们不能接受王权的垮台。托克维尔的父亲曾被当做嫌疑犯投入监狱，如果没有发生热月政变，就会像他的好几位亲戚和朋友一样被送上断头台了。波旁王朝复辟后，他为复辟王朝当过省长，他的几个儿子则当了法官。1830年革命与他们的正统主义感情相冲突，虽然托克维尔也向路易·菲利普[2]宣誓效忠并一度仍在朝内为官，而且从未反对过七月王朝，但从他当时的一些信件来看，他对自己的这些做法还是颇有些不安和懊恼的，这可能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在1848年会比较爽快地接受了共和国。

早年，托克维尔曾非常认同18世纪启蒙思想，以至于曾脱离天主教。他还长期反对教士阶层，直到研究了旧制度后才发现教士原来很不错，转而尊敬之。而且他在1848年经历的那些事，还有后来的一些经历，似乎又使他开始回归天主教。但从他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讲究实证、摈弃玄学公设的研究方法来看，他似乎还是一位深信实验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expérimental）的18世纪人物。他也热情洋溢地歌颂过1789年的革命者们，歌颂过革命理想主义，歌颂过法兰西民族的光荣，称只有这个民族才有能力发动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才能战胜联合起来的欧洲的进攻。这一切又说明他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物。

不管怎样，他在1836年发表的那篇文章[3]表明他显然是拥护1789年建立的新秩序的。这篇文章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雏形，而且格调更加鲜明。

他的贵族传统和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协调起来，可能和这两件事物有两个共同原则有关。这两个共同原则，一是自由，一是财产，或者说一是反对专制主义，一是提防民众威胁。没有贵族就没有自由，但贵族的基础有多个：出身、财富、知识。在中世纪，贵族权利以出身为基础，教士权利以知识为基础，两者的权利又都是靠财富维系的。在18世纪，许多既非贵族也非教士的人掌握了财富和知识，于是在第三等级中就有了“一个像是贵族的一些自然成分但又和主体相分离的群体”。大革命的爆发是因为贵族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封闭的种姓；通过迫使它和资产阶级融合为一个新的显贵阶级，大革命就为对自由和对财产的尊重重建了正常的条件。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民主”能否保障这个条件的维持。民主对托克维尔来说究竟是什么呢？正如拉斯基所说的，托克维尔是在一些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但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他也没有把民主同政治自由分离开，所以他像1789年的贵族们一样，基本上是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词的，也就是说，民主意味着“民”（démos）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可以说民主意味着代议制度。从此，问题就转到了选举制度上，而托克维尔在这方面的态度也和基佐一样明确：必须坚持纳税额标准，普选权绝无可能。《论美国的民主》最后两卷显示出的那种悲观的怀疑态度，就来自对民众的担心：他预见到他们会攻击财产权，但他比同时代人看得要远得多——他担心民众会下意识地带来因循守旧的风气，从而损害个人自由、损害研究和发明的个人主义精神；他还担心他们特有的那种追求安逸的倾向，认为这种倾向完全跟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的倾向一样，会窒息急公好义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在贵族和知识分子看来是最为珍贵的，是人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显然他是在担心民主会把人们带向白蚁冢那样的社会。

他对1848年2月24日的革命反应强烈。比如他的《回忆录》里就有这样的话：“看到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手中掌握着整个这座巨大的、充满了财富的城市，这真是一件非同一般而且极其可怕的事情。”保护财产于是成了当务之急，“我总是以为，二月的革命运动……只能通过在巴黎发动一场大战役……才能把它刹住……这场大战役还必须越早打越好。”所以毫不奇怪，托克维尔只对12月2日政变之后的一些迫害行为感到厌恶，而对于六月屠杀他是既不反感也无歉意的。在波拿巴专政毁了他的政治生涯的时候，他当然不会相信新暴君关于保护财产的许诺。他评论道：1848年的统治阶级跟1789年的制宪议会正相反，显得特别有能力来捍卫他们的权力。波拿巴消灭自由的行为支配了托克维尔的评价，他实难原谅那些用公民投票批准了这种行为的群众。

归隐之后，他就开始了他的大革命史研究。这时他的精神状态应该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之后泰纳[4]的精神状态差不多。专制主义的再现激发了他对这种现象的痛惜：贵族被专制主义连根拔掉，而资产阶级却通过跟专制主义合作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来保护自由和财产。《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专门研究大革命的起源，全书的内容都是按他1836年那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来安排的。

二

直到此时，人们还只知道托克维尔是一个社会学家，其研究对象是现存社会。然而，这时他已经对过去产生了同样浓厚的研究兴趣。

像1836年那篇文章和《论美国的民主》一样，《旧制度与大革命》乃至他的那些工作笔记，都带有数不清的社会学印记，只是他的这种社会学已经在屈从于历史学的要求。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支配人们的各种自然的或集体的因素上。在描述美国时，他认为地理条件的作用特别大；在法国，他最重视的因素有：王权反对贵族的斗争和中央集权化的不可抗拒的发展，经济演进的各种社会后果，民族的个性特点（这里他还没来得及研究民族性的起源问题），等等。他非常清楚，这些因素都是极其复杂的，它们的影响也是互相矛盾的，历史运动正因此而带有辩证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社会影响和阶级斗争在他眼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很多人在他之前就在关注这些问题：按饶勒斯的说法，巴纳夫就提出过雏形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当时流行的西斯蒙第和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也一定开阔过托克维尔的眼界，即使他可能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不过，在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的生活圈子已深为形而上学复兴所浸染，宗教习俗的回归更是来势汹汹，这种氛围是不利于他摆脱唯灵论解释而关注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只是我们仍看到，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还是在坚持关注社会经济问题，他那些讨论继承制度社会影响的文字已经成为经典；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和他为写续篇而做的笔记中，也有无数相关的例证。

毫无疑问，他把王权强化和中央集权发展看作贵族衰落的主要原因。但他也看到贵族的贫困化在其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贵族和财富是不可能长久地处于分离状态的，到一定时候总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是贵族灭亡，要么是贵族和财富混为一体。”然而，资产阶级变富了，平民获得了土地并购买了官职。在谈到农民的时候他还特别强调地产的再分割。他注意到，大革命在巴黎地区比在旺代地区更受欢迎，是因为较之旺代地区，巴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先进得多。莱茵地区对大革命的反响特别热烈，是因为那里农民的状况与法国农民相似——“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他说。谈到民主制度的前景，他更是洞若观火：“那些相信不同时在市民社会引入平等就可以在政治领域永久地实现完全的平等的人，在我看来是犯了一个危险的错误”；不平等会让富人联合起来“并在国家里造就一个特殊民族，而这个特殊民族总能获取统治它身处其中的那个大民族的权力。这将对民主政府造成极大的损害。”思想界的从属地位是免不了的，因为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的；荣誉的概念在贵族那里跟在资产阶级那里不是一回事；法学家、王朝官员等人还是“民主政治的自然的首领并为他们阶级的利益服务”；革命思想绝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旧制度的景观启发了第三等级的作家们的头脑，然后这些作家就成了这些革命思想的解说人。更新的见解在这里：历史的概念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贵族制度下写历史的方式肯定跟在民主制度下写历史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把大革命前几十年中的繁荣列为大革命的原因之一，认为这种繁荣通过加强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他还看到了这样一些因素对大革命爆发的重要推动作用：比如他归咎于1786年英法商约的实业危机，比如1788年的歉收造成的饥荒，还有1789年冬季的严寒——“这个大自然的偶然现象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托克维尔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多次强调。在谈到“燕隼”式乡居贵族的寄生生活的时候，他补充道：“人们可能会用一些个人的事例来反驳我。可是我谈的是阶级，我认为只有阶级才能被写进历史。”另一处他又写道：“一旦阶级之间发生了战斗，没有哪个政府不会在这种暴烈的阶级冲突中垮台。”——这可都是些已经正式发表了的文字！若托克维尔确实不曾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当时的社会主义文献中还是有很多文字能够引起他的深思的。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章节，题为“贵族是怎样从实业中产生的”，托克维尔在那里指出：大型企业老板们无所不能的力量，终有一天会用一种新的形式重建一种维护他们利益的封建制度。然而，把他的这些话和他在《回忆录》里写的那些话对照起来看，我们会发现第二共和国期间的那些事，尤其是二月革命在有产者中引起的恐慌，确实影响了他对这段历史的解释。

三

拉斯基曾援引圣伯夫对托克维尔的这一看法：“他什么都没了解到就开始思考了。”换言之，他在登船赴美之前就已经有既定的想法了。我们应将此理解为这时在他的思想中，一些要解决的问题正在清晰化，一些可能的答案也正在草拟中，而他的调查则将使他得以从中筛选出正解。

拉斯基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即它涉及的是托克维尔思想中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一方面是由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决定的，另一方面又源自他思想上的独立性。这种两面性解释了为什么在他的大革命研究中，某些事实会被他赋予决定性的意义，而另一些事实又被他忽略了。

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后，我们肯定会得出这个结论：大革命的起因是王朝的中央集权政策，而大革命的后果又是这种中央集权政策的加重。这就是托克维尔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使托克维尔得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绝对主义的敌意也是贵族活动的一个恒常的动因，而不应仅归咎于第三等级。他也清楚地看到，是贵族启动了大革命，而且直到1788年秋，作为全民意愿的自由一直在缓和各等级之间的冲突，正像人们在多菲内省清楚地看到的那样。要是他写出了书的第二卷，其第一章的题目可能就是“贵族的革命”，其中会谈到这场贵族革命将以1788年9月23日的高等法院决议为标志获得昙花一现的胜利，并得出结论说法国革命由此终结了旧法国的历史，接下来它又会引发新的革命。要是贵族的忧虑能引导智慧的话，那么智慧就会克制住这些忧虑，并用一种不会让反革命高兴的方式阐明实际情况——这里，托克维尔甚至已经毫不客气地把伯克打发掉了。

另一方面，认同新秩序的托克维尔还直接驳斥了他的反对派的一些论点。他说，1789年的革命者们既不打算废除君主制，又不打算容许无政府状态，也不打算摧毁宗教。专制的和封建的制度是不可避免地要灭亡的，但我们的编年史表明，革命也是可以避免的。既然国王已准许由三级会议决定税收而原则上同意告别绝对主义了，那么现在只要贵族接受公民平等就足够了，而能从这种公民平等获益的，就像英国的情况那样，也只是第三等级中最富裕的那帮人而已。如果贵族拒不接受公民平等，那么就会有一个能干的政府把这种公民平等强加于它，并由此掌握对事变进程的控制权。托克维尔在谈贵族时是很谨慎的，但他的观念也很明确：他认为逃亡贵族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对于路易十六及其近臣，他毫无同情之心，他们的无能，像社会的民主化演变一样，令他产生了 “宗教式恐惧”。天主教教士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如果说第三等级最后还是要拿他们开刀的话，那是因为他们享有一些很特别的特权，因为贵族攫取了教会的高级职位和教会岁入的绝大部分。但托克维尔也谈到了法国天主教会的特点，认为法国天主教在18世纪和大革命期间遭受磨难，是因为它的教士们曾利用宗教为自己谋求世俗权力。聪明的做法是捐给他们一笔独立基金，而不是把他们变成国家公务员，因为成为公务员后，他们就会向罗马寻求支持，而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发展也有削弱他们的民族情感的危险。后面这些意见不管有多大意思，也都是些次要的东西，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托克维尔发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特征：追求平等。

托克维尔的天才就在这里。他身为贵族，却皈依了现代社会：正是这种双重取向使他得以对大革命的起源和性质做出如此有力的揭示。他所受过的教育，他的文学、哲学和法学修为，可能在其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的贵族传统起的作用更大。尽管大革命在他看来首先是一场争取平等的革命，他的这部著作却是围绕自由以及中央集权给自由带来的危险这些问题展开的。资产阶级领导了大革命并从中攫取了主要的好处，然而此书大部分文字论述的却是贵族的衰落，而第三等级的各成分，包括农民，只占了一章的篇幅。关于资产阶级财富起源的分析只字未见。热情讴歌自由的托克维尔甚至还从来不提经济自由，而他那个时代正是经济自由的后果在蓬勃显示的时代。而且他的思想运动研究也完全忽略了数学和实验科学的进步。

不过也正是在他的研究主题——中央集权的发展——这一方面，他的家庭出身的影响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对王朝提出的主要指责，就是它剥夺了贵族的地方权力。“贵族就是靠管理村庄来为自己的权力打下根基的，然后贵族才能用这种权力来领导国家。”贵族何以被剥夺了权力？托克维尔似乎认为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卡佩家族历代国王的野心。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正确地提到，国王们为实现自己的这个图谋曾和民众结成联盟。他也看到了小民百姓都宁要中央政权不要贵族政权，虽然贵族已经在财富上让他们依附于自己了。但托克维尔对第三等级的深层动机——即杜绝领主权力的滥用和长年不断的封建战争——绝口不提。他至少可以利用一下他关于英国的知识，说说在那里掌权的贵族通过圈地运动赶走了佃农，而在法国，甚至农奴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王司法机关也就是王朝中央集权的保护，没有被逐离土地。

但这也不是主要之点。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把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区分了开来，认为政府集权好，行政集权糟。他认定政府集权和行政分权是可以兼容的，可是又不认真解释这两种原则是怎样和谐共处的，也许在他看来只要贵族承担起落实两者的职责，两者的协和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民族的其他部分对此又会怎样想呢？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会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好像在1789年，整个民族一致赞成中央集权，因为贵族制度既已被废除，中央集权自然凯歌高奏。这显然是个错误，而这并非托克维尔的错误，因为在书的末尾部分他还写了这样的话：“随着政府的绝对化，中央集权也就完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首先，人民革命的那些最突出的特点，我们在他的书里一个也找不到：第三等级并没有只决定今后由它的代表们来领导国家，它还决心亲自管理地方事务，而制宪议会也顺应它的意志，把新的外省组织彻底地非中央集权化了。然后，对于中央集权化后来的重新出现，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解释；仅仅说大革命通过统一王国和废除特权为中央集权化开辟了道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法国人这时要重新中央集权化，而在1789年的时候他们却满腔热情地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就像把以前的中央集权化完全归因于国王们的野心一样把这时的中央集权化完全归因于波拿巴的野心，我们的社会学家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事实上，托克维尔翻来覆去就是想告诉人们：贵族曾经是自由的堡垒，而在民主时代要保持自由，就必须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统统交给显贵来掌管。可是托克维尔忽略了法兰西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矛盾，或者说他没有看到法国人实际上是倾向于行政上的非中央集权化的，而如若他们在大革命中常常放弃行政非中央集权化，那只是因为他们碰到了一些紧急情况，比如有外敌要入侵，比如有人要从内部肢解国家，这时他们就需要有非常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消除这些威胁，而在这个时候搞行政非中央集权化就不合适了，因为它会削弱中央政权。特别是当国内反革命势力召唤外敌入侵并为配合之而煽起内战的时候，迫于内忧外患，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更是势在必行。此外还应知道，这种危险对于法国是时刻存在的，因为法国是大陆国家，有着跟英国这个岛国非常不同的地缘政治情况。可以相信，要是托克维尔能像关注大革命起源和革命初年那样关注革命政府的话，他会很容易地认识到战争在诸历史因素中的重要性，因而也就不会像泰纳那样，在描述雅各宾派的时候，撇开战争不谈，结果肆意把雅各宾派说成是一群魔鬼附身的狂徒。但是，在托克维尔的笔记里，恐怖时代只占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显然，他的思想取向决定了他只对制宪议会和波拿巴的历史关联感兴趣，也许共和二年的民主插曲像是一次令他恶心的“农神节”[5]，而1848年的二月革命就曾令人们担心过它的荒诞回归。

大概他也注意到战争的问题，看到连绵不断的战争逐渐加强的军队在大革命中的影响和作用，后来又导致了将军们的崛起。这个问题涉及他对拿破仑上台的解释。他也可能承认战争造成的牺牲影响重大——它引起了厌倦情绪并诱使法国人在督政府后期接受了专制主义。但是，1793年民族危难重新激活中央集权化从而让救国委员会得以重权在握，1799年行政权的强化（这在雾月党人看来是保卫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必要手段）也带来了同样的后果，这些情况托克维尔就没有谈到。

应该承认，无论是作为社会学家还是作为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人生活中的战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都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缺陷。在这方面，不能肯定托克维尔曾对拿破仑体制有过中肯的评论。在他笔记里，他似乎只谈专制主义。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借助波拿巴的保护攫取行政权力。但是，他虽然认真地记下了法国人当时都不愿回归旧制度这一情况，却只字不提民法典，可是正是这个法典保存了制宪议会的主要社会成果并保证了国家的世俗化。尤其是托克维尔好像都没有看到拿破仑的军事独裁部分是因为捍卫大革命的需要，没有看到这种独裁还通过它的军队扫灭了欧洲许多地方的旧制度。

必须指出，上面这些保留意见即使还有些道理，那也是不能让托克维尔这部著作赢得的尊敬消减的。其实这些意见只能令我们更加痛惜他的早逝，痛惜这种早逝剥夺了这部书尚在酝酿中的后面几卷的问世，因为毫无疑问，随着他的研究和思考的不断深化，他还会进一步丰富他对大革命史的综合认识，尽管这种综合认识现在就已经使他卓然成家了。

[1] 参见博蒙编：《托克维尔全集》第七卷，386～387页。

[2] 1830年革命建立的七月王朝的国王。——译注

[3] 即《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旧制度与大革命》附录二。——译注

[4] 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又译丹纳，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写过《现代法国的起源》和《艺术哲学》等名著。——译注

[5] Saturnale，古罗马节日，时间在冬至前几天，其间奴隶和他们的主人互换角色，共同狂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