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克维尔

乔治·勒费弗尔

【编者按】此文（“á propos de Tocqueville”）原载《法国革命史年鉴》（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1955年冬季卷，总第141期，313～323页；译文略有删节。勒费弗尔在文章中批评了前苏联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以阶级立场画线、随便贬低托克维尔学术成就的论点。他强调了托克维尔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并认为他的个性与思想的基本特点——对传统贵族特性的迷恋、对大革命基本原则的认同、对原始史料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叙述史学的超越，可能正是他能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上做出旁人不能做出的独特贡献的条件。

一

苏联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在《历史问题》1954年第二卷撰文讨论托克维尔政治思想[1]。在第一卷里他曾撰文讨论弗斯泰尔·德·库朗日[2]的思想。

阿尔巴托夫说，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世家，忠于对其阶级的记忆，总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贵族心态，其《旧制度与大革命》多处有明证。对政治自由念兹在兹，他觉得贵族是政治自由的极其重要的堡垒，以至于如若毁掉了贵族，他都怀疑自由是否有未来。像19世纪的贵族作家们一样，他把封建贵族的堕落归咎于君主绝对主义，尤其谴责中央集权，认为它渐渐挖去了领主在村庄和外省行政权力的根基。王权把贵族削减到臣民的地位，实际上就促进了平等的发展，削弱了唯一有能力对抗中央权力的暴政的“中间团体”，从而破坏了政治自由。在这个意义上，1789年的革命完成了绝对君主制的工作，它主要是一场平等革命。然而，托克维尔却很难接受它，然后由此断定说今后主要问题就是保护个人财产，也就是民法典定义的财产。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贵族的剩余利益融合到了一起：财产的制度既然维持着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那就必须把各种惯例制度结合起来，以便以维持现存社会结构为使命的公权力保留在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从此就联合成为一个顽固的保守党了。这种权力的形式在他看来是次要的，就像蒙塔朗贝尔[3]一样，他承认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只要此共和保持为一种“贵族”共和。在1848年前很久，他就赞扬美国巧妙地保持了统治阶级的权威，并避开了一种人民民主的幽灵。按阿尔巴托夫的意见，就是这些思想最后使托克维尔成为这样的历史学家：他担心中小资产阶级会挑战“显贵”的统治，尤其害怕无产阶级的威胁。

从他采纳的观点来看，我认为他的表述总的来说是有说服力的，但很可惜，就像我批评他关于库朗日的文章时所说的，他还是那样喜欢用论战的风格来做历史研究，喜欢用一些会伤害争论者的词汇。但我仍需要补充说，从这位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有些说法值得考虑。在阿尔巴托夫批评的那些作家那里，阶级立场并不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还应考虑到激励他们的一些心态因素，也就是说要看到，一方面，他们像18世纪启蒙哲人那样，最关注思想自由的问题，总怕一种不受任何力量制衡的政治权力会实施书报检查；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为人类进步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因而坚持捍卫企业自由。无论他们是对是错，在我们这位历史学家看来根本无关紧要。阿尔巴托夫把他们要维护统治阶级权威的意向凸显出来是有道理的，但他掩盖那些能让人们感到他们的良知的动机，就不合适了。而我写作本文，主要目的就是要指出，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为什么会把托克维尔奉为历史学的杰出代表、尤其是法国革命研究的革新者。

我相信，阿尔巴托夫会反对说，他那篇文章没有谈托克维尔在丰富大革命史学方面的贡献的任务，所以我想的这些对他来说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这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历史学家的作品能够也应该按两种观点评价——一方面，它把知识完善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我将要说到的）；另一方面，他想对思想运动和在阶级冲突中发挥什么影响，或如他所言，人们努力要从他的研究结果中看出他会有什么影响（这正是阿尔巴托夫要展示的）。但正如我评价他的弗斯泰尔政治思想研究时所指出的，我认为好的研究方法，是这两种观点能相互兼容。不管人们怎样看托氏著作的所谓“影响”（那是一些与我们的研究工作无涉的想法所判定的），我们总不能让人感到我们认为托氏为我们的知识所做的贡献是可有可无的。

二

无可争议，托克维尔总对他的祖先能在他们的领地上对其居民行使领主权力的时代有怀旧之情，对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系统地削减这种领主权的君主们满心愤恨，尽管他对王权仍保持着某种忠诚，因为王权只要同意重视贵族的权利就有正统性，他就愿意归附。他对这种王权的忠诚是真心的，所以路易十六和查理十世的垮台会令他十分伤心。

在领主对于君主的独立性中，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对政治自由和地产的迷恋的起源，这种迷恋曾让他饱受谴责。地产对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贵族有了地产就有了抵御王权侵害的武器。他看上去还是一个有地的“乡下人”，而这位被资产阶级剥夺了财产的贵族后裔永远也改不了他对动产和工商业的蔑视。

但是，他所受过的教育，还是使他成为了一位18世纪的人物。在源自贵族的政治自由中，他加入了思想自由——他认为这是个“神圣的东西”。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笛卡儿精神，深深地附着于实验理性主义，却对经济自由毫无兴趣。对于政治势力和教会的思想审查他也毫无兴趣，更有甚者，他受过的教育后来留给他的，似乎无疑也只剩下了一种天命自然神论（déisme providentialiste）了。只是到1848年的时候，当死神临近时，他才渐渐恢复了天主教信仰。

最后，他受英国影响很深。这方面他的家族传统可能对他有先定性影响：其祖先曾跟随征服者威廉在英国南征北战，因此英国对他来说犹如第二祖国。托克维尔在英国找到了一种适合他的制度：一种授予贵族以头等地位的政治自由；一种满足于享受由财富和王室恩惠给予它的好处并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它的骄矜，但既不要求公共负担的法律豁免也不向上流资产阶级关闭等级门户的贵族。不应忘记，托克维尔个人身上是没有那种在法国贵族中十分常见的排他主义的：他“下娶”一位英国平民姑娘为妻，他评价大陆贵族时没有什么好话，都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尽管他有种姓的骄矜，他却承认权利上的司法平等，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1789年，他持贵族中的自由派少数的立场。

所以他接受新社会并非纯粹源于机会主义。他不仅在描绘美国民主时不反对它的原则，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也有一些类似的描述，这说明他对民主的赞同是有信念支撑的。我们看到他说第三等级时带有西哀耶斯的腔调：“第三等级单独看来，就已经具备了一个民族的所有要素，或者干脆说，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它竞争性地存在于特权等级侧畔，但没有特权等级它也可以存在，它是自足的。”[4]而且在另一些地方，他曾承认那些启示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概念中的一个概念的正当性：“根据现代的概念、民主的概念，而且我敢说那也是自由的正当概念，每个人，假定都已经从自然中为了自我导引而接受了必要的知识，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平等的而且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独立于自己的同类而在一切只与他自己有关系的领域生活，并自我调整自己的命运。”[5]我们还应想起他的一些直到最近才出版的文稿。除了这本我们都读过的书之外，他还打算写一些有关大革命和帝国的书，相关的材料已经准备得很好了。还有一些由托克维尔伯爵先生贡献的文件，安德烈·雅尔丹（André Jardin）先生从中抽取的精华部分已经编成了一册《旧制度与大革命》重印本的附录[6]，其中有一些为1789年的革命者、革命理想主义和法国人民大唱赞歌的文字，说只有法国人民才有能力做出这么伟大的事业并胜利地击退联合起来的欧洲的进攻[7]。

仍然很显见，托克维尔的思想中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他把两者调和起来，希望出现这样一种政府，其中旧贵族和上流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保卫财产，那是作为他们优势地位的基础的生产手段。但他的那些贵族伤感并没有湮没他在谈论1789年时所表现出的热情。

三

不论谁想到大革命史学初兴时，都不会否认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伟大创新性。对于托克维尔的前驱们如米涅、梯也尔、米什莱而言，大革命都是在1789年开始的，并认为最大的责任者是第三等级——在米涅和梯也尔看来是资产阶级，在米什莱看来是人民，即民族的整体，它像法兰西一样，以一种神话般的人格矗立于世。托克维尔清楚地看到贵族对于大革命有创始作用。实际上，就像历史所记载的，没有三级会议的召开大革命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如果不是贵族，那么是谁迫使路易十六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的呢？换言之，用夏多勃里昂的话来说，大革命是由爱国者开始的，由平民结束的。所以它开始于1787而非1789。而且，如果托克维尔出版了他准备的第二卷的话，我想象他会设一个第一部分即“贵族反叛”（这题目马迪厄后来采用过），或“贵族的革命”，这叫法我感到更贴切。托克维尔注意到历史会平行地改变社会的面貌，而且历史在一种贵族制度下的自我书写，其方式一定不同于在一种民主制下的自我书写[8]，换言之，无论赞成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历史学家总会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把他珍视的概念投射到过去的事件上；但我们都会认为，一个好的批评者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眼下这个例子却表明，这种倾向在当时情况下却让托克维尔得以看到那种不同的取向会让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最后，如托克维尔在这里没看走眼，那是他的贵族之“思想母体”（idée-mère）——认为绝对君主制挖去了贵族的老根，绝对君主制和贵族之间冲突不断，所以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会表现为法国旧历史的最后一幕——的逻辑结果。

然而，如果在他的书里，大革命的原因在第一讲里表现为政治的，我们却不能就此断言他只看到了这一点，因为社会的转变及其经济原因也没有逃脱他的视野。贵族的衰落不单单源自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发展，主要原因其实还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引起了财富的再分配，并继而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商业、工业、金融使资产阶级得以变富，资产阶级就购买了官职和土地，农民也存了钱买了不少土地。贵族则相反，越来越潦倒。但托克维尔看到，“贵族和财富的持续分离，是一种吐火怪兽，它在一段时间之后总会达到前者的毁灭或两者的混合的结果”。[9]也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大革命通过突然的变化，完成了那个涵盖了法国整个旧历史的演进过程。

托克维尔既看到了大革命深刻原因，也看到了大革命的直接原因，那就是旧制度最后几年的经济危机。不过他把这些经济危机像当时的人那样仅仅归咎于1786年的法英商约，却是错误的。由1788年的歉收和粮食贸易的完全自由化引起的饥荒，1789年的严冬——“这种自然的事故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10]

我还想补充指出，通过把三级会议召开和王权与贵族的决斗联系起来，托克维尔为系统解释大革命的起源指明了方向。无论那个向压迫它的旧制度发起攻击的新兴阶级拥有怎样的力量，当盲目自私的统治阶级也向本来是捍卫其利益的堡垒的中央权力开起火来的时候，新兴阶级取得斗争胜利的可能性一般都会加大的。

四

然而托克维尔并不把自己仅仅当作法国革命的专家，他的历史工作的概念会令我们所有人感兴趣。我同意，他的这个概念并非全新。孟德斯鸠的思考，伏尔泰《论风俗》中的思考，以及基佐关于法国和欧洲文明的那些著作，都在这方面有贡献。总而言之，在运用一种类似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当代的伟大事件的时候，如果这方面有一位能者，他的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他就会成为现代历史学的一位大师。

直到1856年，托克维尔都只以社会学家著称：在动身去美国的时候，他的兴趣基本上还只限于了解现存社会。但对过去的研究这时也已经深深地吸引住他了，可以肯定在他眼中，能够揭示现实社会人类行为中的一些恒常因素的历史研究，对于社会学来说和当代社会调查总是同样重要的。他做历史研究非常讲究利用大量原始史料，曾在档案馆、图书馆中搜寻到大量的一手资料，并尤其注意搜集那些有助于用统计数据来分析地产分割的文献资料；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在一些市镇的文件储藏室里找到了制宪议会下令制作的各区报表和征税册。他曾含蓄地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专深的史料研究，就没有历史，而为了驾驭事实，首先就得尽一切可能去建立事实。——他应该为这些话而享有盛誉！

但事实上他又超越了这一点。因为他并不想写一段叙述式的历史。他致信朋友：“我似乎是在指明事实，是在顺藤摸瓜，但我主要想做的却不是叙述。”[11]无可争议，这也正是他的前人们有局限的地方。正是由于超越了叙述，《旧制度与大革命》才成了一本迄今最漂亮的大革命史研究著作。

由于拒绝了叙述，托克维尔也就避免了只用事件参与者的心理来解释事件的做法，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人们所不能不依赖的各种因素上。他能意识到这些因素的复杂性和各种矛盾的影响。他特别重视经济的社会影响，认为经济因素的意义非同一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在多处谈到阶级斗争的作用。在描述“燕隼”的行为的时候，他还补充道：“人们可能会用个人的情况来反驳我，可我谈的是阶级——只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12]另一处他还有这样的话：“人们都是先有自己的阶级，然后才有自己的观点。”[13]还有：“一旦各阶级开始战斗，所有的政府都得在暴烈的阶级冲突中灭亡。”[14] 他关于大革命直接原因的分析，就是对最后这个命题的论证。

尽管他这样思考问题，他却也总是试图用经验科学的方法来做历史研究：“我学着医生的方法，在每个极度衰弱的器官里探寻生命的法则。”[15]“居维叶说，在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人们可以通过某个部分来重建整体。通过同样的分析工作可以了解大部分支配一切事物的一般规则。”[16]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命题，这些命题涉及的一些决定论公设，对于科学研究和所有人类事务都是不可或缺的。“贵族政治的诞生和维持并不是偶然的，这些贵族政治如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是由一些固定的法则支配着的，而这些法则是可能被发现出来的。”[17]“大革命本身也是从它之前的事物中产生的”；[18]没有它“旧的社会大厦也会崩塌，不论何处，或早或晚”。[19]所以托克维尔有一个很有名的特点，就是他一直坚持认为历史是有延续性的，却又从不给予理论上的明确阐述。这个观点如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人们就会忽略他也曾说过，在演变的过程渐渐地会发生一场突然的剧变，这种剧变是内嵌于延续性的，其中有延续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但这种剧变也会赋予延续性某种新的取向。实际上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决定论和宿命论并非一回事。他断言人是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错，每个人的生命线路都是神划定的，大家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但在这个广阔的范围内，人是强大而自由的，民族也是如此。”[20]不过这种对神的提及，并没有在决定论和超验自由之间建立和谐，于是我们在托克维尔那里又看到了两种相互抵触的思潮；他不能满足于这一看法：由于自己的身体结构和聪明才智，人是自己历史的本质要素。

[1] 参见《法国19世纪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Luttes sociales et idéologies politiqu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In-8°），195页。新批判出版社，奥古斯特-布朗基大道，巴黎13区。

[2]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法国古希腊罗马史专家，据梅耶说，他的著作《古代城市》深受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影响。——译注

[3]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贵族，印度学家。——译注

[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巴黎，1952，44页。

[5] 同上书，62页。

[6] 托克维尔全集的新版已经由J.-P.梅耶着手编辑。国家教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与他合作。第一卷含两册，有关美国的民主，已在1951年出版，拉斯基为之写了导言。第二卷出版于1952年，也含两册，第一册由乔治·勒费弗尔写导言，第二册涉及由雅尔丹收集整理的一些手稿。很有可能阿尔巴托夫都不知道这些书。

[7] 同上书，第二卷第二册第二部分第四章，文本6、9、11。

[8]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89页。

[9] 雅尔丹编：《关于米拉伯侯爵的笔记》，在附录的末尾。

[10] 参见我们的第二卷，第一编第六章，注a和该章的整个结尾部分；也参见第三编第一章第11号文本。

[11] 给Kergolay的信，参见梅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传》（1948），104页。

[1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79页。

[13] 参见我们编的第二卷，第二编第二章第八文本。

[14] 参见我们的第二卷，第一编第五章。

[1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73页。

[16] 同上书，58页。

[17] 同上书，45页。

[18] 同上书，第三编第八章标题。

[19] 同上书，96页。

[2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