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02
也正因为与农民有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距离感，这些乡居贵族在对农民的态度上渐渐变得像自己的管家一样可恶：“他认为佃农不过是债务人，对这些人他们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规或惯例属于他的东西都不放过，结果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以至于农民要用“燕隼”——猛禽中身量最小的一种——这一绰号来咒骂这些穷酸刻毒的家伙。[50]
托克维尔这里说的情况已经牵涉到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作“领主反动”的法国历史现象，只是在他那个时候学界还没有这种说法。所谓“领主反动”，按法国当代著名学者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1918—2007）所言，指的是乡居贵族在大革命前三十来年里为摆脱他们的经济困境，提出要恢复他们过去曾经享受过的种种早已被废弃了的封建权利，主要是各种税费；结果一些过时了的旧封建法规又重新生效，已经被遗忘了好几代的封建税费又被发掘了出来，并强迫农民不折不扣地缴纳。[51]
但当时法国农民所实际遭受的苦难还远不止于此。托克维尔进一步发现，不光是贵族抛弃了农民，资产者也抛弃了他们，其实整个国家都抛弃了他们：知识突飞猛进农艺却被忽视，政府只知加派军役徭役，饥荒袭来他们无人赈济，外出行乞还有骑警追缉……而这一切，在托克维尔看来都是法国贵族的“种姓化”或“寄生化”的后果，因为，“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52]
而且农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53]所以美国学者多纳尔德·马莱茨要说，法国农民在旧制度下“只能成为前革命者”。[54]厄尔斯特甚至认为法国贵族的那种“种姓化”或“寄生化”是导致大革命爆发的最重要的动因，因为“没有农民的仇恨，单凭资产阶级的嫉妒本身是不可能闹起一场革命的”。[55]
普遍的嫉恨情绪，导致了社会的普遍碎裂。托克维尔分析道：“这些可悲的特权使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充满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气扬”；首先是资产者与农民分离了，“在整个18世纪，没有什么比城市资产者对郊区农民的敌视和郊区对城市的妒忌更为显而易见的了”；其次是城市中资产者和下层市民也“几乎成了敌人”，因为前者一贯地勾结政府剥夺后者的政治权利，并从经济上残酷地剥削他们；而资产者本身也分裂成“无穷无尽的片片块块”，这些不同的团体尽管极端微小，仍在不断向细微分化，同时还变得越来越有个性，越来越好争吵，常常为一些无聊的地位、荣誉问题打得不可开交，比如箭城假发师团体会为让面包师居首位而拒绝出席会议，一个城市的部分显贵会因为会议接纳了几个手工业者而拒绝履行职务——“在这些小团体因自尊心而不断相互摩擦中，法国人固有的虚荣心变得更强、更敏锐，而公民的正当的自豪感却被遗忘”。[56]
法国社会就这样碎裂了，出现了千千万万只顾自身利益的小团体，盛行起一种托克维尔称之为“集体个人主义”的东西——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导致社会原子化的真正的个人主义，那只是因为那时的法国人还囿于传统，不懂得在不隶属任何团体的情况下该如何生活。而这种“集体个人主义”，作为现代个人主义的“精神准备”，在托克维尔看来危害性极大，实际上是“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迫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57]
这种由于嫉恨情绪的泛滥导致的社会碎裂，这种在几个世纪间一直形同路人或仇敌的紧张关系，终于使法国人无法在大革命时代真诚合作。托克维尔慨叹：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时，聚集到一起的三个等级“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的重逢只不过是为了厮杀”；甚至到19世纪中叶（即托克维尔写此书的时候），“他们虽已不在人世，但其嫉妒与仇恨还留在人间”。[58]
（二）“文学政治”的兴起与泛滥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的前三章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涉及的主要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些在托克维尔看来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负面影响的内容，它们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一些较为晚近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所谓“文学政治”的兴起。托克维尔发现，18世纪法国社会的一个既不同于法国以往时代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点，是文人（也叫哲学家或哲人）表现异常活跃，地位迅速上升，最终竟发展为政坛的舆论领袖。
这种法国文人的特点，托克维尔认为有三：一是文学修养极高而且社会影响也大（因为法兰西民族是欧洲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二是从不卷入日常政治、毫无政治经验，却又特别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三是他们讨论的问题全都大而空，什么社会的起源和原始形式、公民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之类，直至政治体制的基础，而且意见分歧严重，根本无法统一，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时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也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结果，一种被托克维尔称作“文学政治”的东西就四处泛滥开来，不仅程度不同地散布到当时的所有著作里，而且渗进了民众的头脑。[59]
托克维尔接着分析了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60]首要的原因是现实社会景象的荒谬：到处都是稀奇古怪、令人厌恶的特权和传统习惯，令作家们自然而然地向往古老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向往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去勾画新社会的蓝图。其次，作家们从无政治参与权，没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也没有给他们接受最基本的政治教育的机会，因而他们根本不懂现实政治，无知者无畏，他们就敢于大胆创新，并热衷于搞一些普遍的体系。最后，民众也一样没有机会参政和接受政治教育，一样不懂政治，加上他们饱受种种封建特权的侵害、对现实社会极为不满，故而极容易接受作家们抽象的反特权思想，于是——
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这样，每种公众热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下层社会已被文学政治所裹挟，上层社会又如何呢？托克维尔看到：本来应该是舆论领袖的贵族阶级，因为失去了政治上的统治权而不再有领导舆论的信誉，结果眼睁睁地看着作家们夺走了他们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而更令人吃惊的是，贵族在被作家夺去了精神领导权之后，却反过来懵里懵懂地追随作家而去——
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
可见贵族也已为文学政治所裹挟了。何以贵族变得如此麻木不仁？托克维尔将此归咎于“自由的体制”的阙如，而这所谓的“自由的体制”，其实就是公共自由或政治自由，就是公众自由讨论现实政治问题的权利。不让人们享有这种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人们就无法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托克维尔对此提出了这样一个相当有力的论证：
但是，我们已亲眼见到那么多场革命的残迹，就更觉奇怪：在我们的先辈的头脑中竟没有暴力革命这一概念。人们既没有讨论过也没有设想过暴力革命。公共自由不断给稳如泰山的社会一次次轻微震动，每天提醒社会可能覆灭，必须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渊的这个18世纪法国社会，却毫无即将倾覆的警告。
翻阅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的陈情书，又令托克维尔进一步确信：由于根本意识不到社会即将倾覆的危险，整个法国社会这时都已经被文学政治裹挟而去，因为所有的等级都在主张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改革问题，都在主张对旧世界来一个彻底的决裂：“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危险的革命”已经在所难免。
其次，18世纪法国文人的另一个在托克维尔看来特别有害的特点，是他们对宗教怀有极其强烈的敌意。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托克维尔再次显示了他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洞察力。他发现，18世纪法国文人的非宗教精神，较之流行于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非宗教精神，乃至较之法国以往各时代对既存宗教的攻击，都要显得狂热和彻底得多，而且还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其一，是因为教会构成了法国文人酝酿中的革命事业的特殊障碍：教会的治理原则和作家们要在世俗政府中实行的原则相抵触；教会尊崇传统而作家们反传统；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而作家们只信赖个人理性；教会讲究等级制而作家们要平等。由于当时还远远做不到让政治社会和宗教社会分别用不同的原则来治理，所以要变革国家制度，首先必须摧毁教会制度。其二，教会本身当时还是首要政治权力，而且由于它和专制王权沆瀣一气，总以宗教的神圣性来掩护王权的罪恶，所以它也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令人厌恶的，攻击之肯定会令民情激奋。其三，教会是旧制度法国书报检查机构的中坚力量，一直是作家们的仇敌。其四，法国国王保护教会的热情远不如保护自己政府的热情，对反教会作家的迫害常常只是走走形式，“仿佛不是为了勒令他们停笔，而是激发他们继续写作”。[61]
总之在文学政治浪潮的冲击下，法国教会饱受磨难，终至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扫地。这一现象令托克维尔深感震惊，他慨叹：所有的人都懂得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唯独18世纪的法国人对此毫无意识。他感到非宗教运动在法国产生的后果，与其说是使人心堕落或风尚败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至于竟做出了大革命那样“奇特的极端行为”。[62]
最后，托克维尔还把大革命“以平等压自由”的弊端归咎于18世纪法国文人的著述活动——不过这里涉及的“法国文人”，在他看来已不是“哲学家”，而主要是一批常常被称作“重农学派”的经济学派——“经济学派在历史上不如哲学家有名；他们对大革命发生的贡献大概少于哲学家；然而我认为，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才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63]
托克维尔认为同哲学家比起来，经济学派的理论显得“更接近事实”一些，但在要和过去彻底决裂这个理论的基本点上，他们和哲学家并无二致：
经济学派对往事抱着极大的蔑视。“多少世纪以来，国家一直被错误原则统治着：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罗纳说道。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们投入了工作；任何古老的、在法国历史上似乎牢牢扎根的制度，只要它稍微妨碍他们，不利于他们计划的匀称，他们便要求一律废除。[64]
事实上，“大革命后来废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们攻击的特定目标，在他们眼中没有哪种制度可以得到宽容。相反，可以作为大革命本身创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们预先宣布并热心鼓吹的；人们很难从中举出哪怕一种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65]
但经济学派的理论仍有自己的显著特色，这个特色在托克维尔看来，就是极端强调平等，并不惜以平等压自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够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66]
我们知道，法国启蒙运动中的重农学派本是以倡导对工商业活动“自由放任”著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其实还是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启示者，只是在经济自由时代政府应采取什么形式和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上，他们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尖锐对立：重农学派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但应在政治上维持某种“中国式”的“合理专制”，而亚当·斯密他们则认为唯有代议制政府才能反映和促进市场自由。[67] 托克维尔在这一点上则是和后者完全一致的。他承认重农学派在推动贸易自由方面的贡献，但紧接着就批评道：“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他们却丝毫未加考虑，甚至当政治自由在他们的想象中偶尔出现时，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予以排斥。”[68]重农学派对政治自由的排斥，在托克维尔看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设置任何对于中央政权的“平衡力量”，比如相关的“评议会”和地方自治政府；二是主张以公共教育为防止政府滥施权力的唯一手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看到了这些经济学家言说的文学政治本质：
……按照魁奈的说法，“如果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不可能存在”。他的另一位弟子说道：“人们对政府滥施权力招致的灾难感到震惊，便想出了无数全然无用的手段，却忽视了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有关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续不断的公共教育。”他们就是想借助这些文学性的胡言乱语，来替代所有政治保障。[69]
重农学派比起哲学家来还是注重实际一些的，因为他们当中有不少达官显贵，那都是些实际的参政者甚至当权派，比如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杜尔哥（Turgot，1721—1781），就曾在1761—1774年间做过利穆赞省总督，后来还当过海军大臣、财政总监。那么为什么他们也这样稀里糊涂、不懂政治自由的重要呢？托克维尔认为这当然还是王朝长期错误的行政集权政策导致的恶果：
政治自由在法国久已废除，政治自由的条件与效果是什么，人们差不多已忘得一干二净。况且，那些遗留下来的不成形的残迹，以及似乎用来代替政治自由的种种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怀疑，并常常产生对它的种种偏见。那时尚存的大部分三级会议形式陈旧，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纪，因而远远不能有助于社会进步，只能起阻碍作用；各高等法院是唯一负责取代各种政治团体的机构，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恶，却常常阻止政府行善。
在经济学派看来，想依靠所有这些旧工具来完成他们想象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已经成为这一革命主宰的国民来实现他们的计划，这个想法同样不能使他们满意；因为怎样才能使如此庞大、各部分之间联系如此紧密的改革体系为全体人民所采纳和履行呢？让王朝政府为他们的计划服务，这在他们看来更容易、更适当。[70]
所以托克维尔认为[71]，经济学派实际上已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绝对王权的思维定势思考问题。他们毫不在意国民能不能成为“公民”，一心只关注办事的效率，而且他们发现法国现存的政府机构，尽管问题很多，但毕竟已彻底告别了中世纪，取缔了国内的种种自治势力，因而“在一瞬间就能完成改变国家整个状况的改革”了，何不加以利用呢？当然在利用之前，还必须先对这个政府加以改造，使它成为能够“遵照基本秩序的准则进行统治”的机构，而一旦国家完成了这种职能转变，那就必须授以“无限权力”，包括“以某种方式培育国民”的权力——
国家应依照某种预先树立的楷模来培养公民精神；国家的义务是用某些它认为必要的思想充实公民的头脑，向公民心中灌输某些它认为必需的情感。实际上，对它的权利没有限制，对它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界限；它不仅使人们改邪归正，而且使他们彻底转变；也许只有国家才能将人培养成另一种人！“国家随心所欲造就人们，”博多说。这句话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理论。
熟悉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人已不难看出，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所设想的这种“国家”，正是后来的雅各宾派试图在大革命中建立的、被人们称为“民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它被19世纪的托克维尔称为“特殊形式的暴政”，[72]还将被20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称为“极权主义”。
批判了经济学派之后，托克维尔又捎带着批判了一批更另类的启蒙哲人——以摩莱里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看得仍然很准：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以平等压自由”方面比经济学派走得更远——后者只是幻想利用无比强大的政府来改变社会的形式，而前者则想利用同一政权来毁灭社会的基础。[73]比起经济学派的学说，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文学政治色彩自然更为浓烈，而问题的根源，显然还是旧制度王权的“行政集权”造成的政治自由的长期阙如。
（三）王朝政府行政集权的自毁效应
对于托克维尔关于中央集权不必行政集权的批评，旧制度时代的法国国王们若地下有灵，一定会怒火中烧：法国不比英美，不搞行政集权国家能统一起来吗？！
的确，由于中世纪法国贵族割据势力过于浩大，行政集权是国家统一的不二法门。实际上尽管历代国王奋斗了数百年，直到大革命爆发，法国的国家统一也远没有真正完成，即使在其巅峰时代——路易十四时期，也还有四分之一的国土游离于王权掌控之外。
所以旧制度法国王权不能不对以贵族为代表的一切自治性的“中间团体”保持高度警惕。为了强化中央政权，政府宣布任何结社活动均属违法。托克维尔描述道：“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74]由于不能自由结社，社会就只剩下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趋于原子化了。又由于当时的法国人还不会过真正的无团体的生活，于是便出现了前面所说的那种“集体个人主义”——一种追逐特权、不讲公德的畸形结社方式。
但王朝政府的这种高度行政集权，是否真能强化中央政权呢？托克维尔认为恰恰相反，高度行政集权给政府带来的，只能是无可救药的脆弱性。《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在各个角度论证这一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手握重权的国家行政官们根本不通治国之术。托克维尔指出：那些长期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没有政治经验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骇异的是——
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管理、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枝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75]
我们已经熟悉的杜尔哥，在托克维尔看来就是这种无知政治家的典型。他居然在1775年向国王进谏，建议搞一种“不给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的“代议制”，即每年在国王周围召开为期六周的代议制议会，这种议会没有任何实权，只提供咨询，不表达意志，“这样，王权就会得到启发但不受阻碍，公众舆论将会满意，而无任何危险。因为这些议会无权反对国王的必要行动，万一——尽管不可能——它们不听话，国王陛下永远是国家主宰”。托克维尔援引了这一例子后讥讽道：这种做法在革命临近尾声时搞搞还行，因为那时国民累了需要安宁，可以心甘情愿地任人欺骗，“但在一场革命的开端，这种做法无不失败，不仅不能使人民满意，反倒使人民愤激。自由国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这一点，堂堂的行政官杜尔哥却一无所知”。[76]
由于治国无术，王朝政府犯错误是家常便饭，而且很多错误都可能招致全国性的灾难。也就是在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著名问题。他看到，在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长期衰败、停滞的经济开始趋于活跃，每个人都在努力发财致富，政府也在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努力创造条件，于是“公共繁荣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77]然而与此同时，“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走向革命”。[78]——于是，我们又看到了“托克维尔悖论”的第二次表述。
但是托克维尔这次对这个“托克维尔悖论”的解释，却似乎出了一些问题。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如巴黎周围的法兰西岛旧财政区，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相反，在旧制度保持得最完整的一些地区，如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这些西部地区，农民对大革命的反抗却最激烈也最长久。但在解释这个反常情况的时候，托克维尔却似乎忘却了他前面关于法德农民状况比较的言说，转而诉诸这样一种想象：“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79] 这种心理解释可能也有一定道理，但总觉得还是有点空洞，不如把原因归结为法兰西岛贵族失去了统治权后还享有封建特权、西部贵族则是在没有失去领地统治权的情况下享有封建特权来的恰当。而如若能进一步点到当时的“领主反动”对农民造成的侵害，这种解释就更有说服力了。
但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还是王朝政府因治国无术而造成的财政管理不善在导致大革命发生方面的作用。他这样指出：20年来，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但它大量举债却总是无力还债，导致财政管理不善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于是债权人们开始联合起来向政府发泄怨愤，“随着这种不满者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被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广大的中产阶级——包括食利者、商人、工业家等，如今急切而坚决地要求对整个财政系统进行彻底革命，而根本想不到一旦深深震撼了政府的这个部门，其余部门就将全部垮台。一场浩劫于是不可避免：“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将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80]
其次，托克维尔强调了王朝政府的“低效”给自己带来的脆弱性。
王朝政府事无巨细一把抓。托克维尔描述说：到18世纪末，在任何边远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都要由总督亲自监督其开支、制定规章、选定地址，创办乞丐收容所也必须告知总监所收乞丐的姓名以及进出的准确时间；早在18世纪中期，委托给大臣们的细务就漫无边际，没有他们什么事也办不了，而为了做到身居巴黎而能领导一切、洞悉一切，必须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结果行政程序慢得惊人，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通常需要两三年才能获准。[81]
托克维尔还发现这种政府特别爱“折腾”：它并不懒惰，十分勤政，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只是它的积极性常常毫无结果，甚至反而有害，比如新规则会飞快地一个接一个更替，常使官员们无所适从。[82]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不行禁不止：托克维尔看到，国家法令在执行中无不受到重重变更，政府允许人们援引例外而不按自己的命令办事，结果条规看起来强硬严峻，执行起来却松软疲沓，如1757年国王关于严禁反宗教或反现行制度出版物，违者处死的条例，实际上形同废纸，根本阻止不了伏尔泰威临文坛和启蒙思潮的盛行。[83]
再次，中央政府因具有全能外观而被赋予过重的社会责任，也极易受攻击。
托克维尔指出，18世纪的法国中央政权尚未发育成熟，还没有具备它后来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体，却因所有中间政权机构的被摧毁而成为人们眼中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首先一些形形色色的改革家，虽目标各异，但都试图借助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而这种认为国家全能的思想也没有仅停留在书本里，它们渐渐渗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化作了社会习俗。大家都认为，若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甚至种田人都相信，若农业得不到改进，责任主要在政府，因为政府既不提供足够的咨询，也不提供足够的帮助。确保公共秩序的责任也唯有政府能够担当。所有人都出于个人需要向政府求助：农民要求赔偿他们的牲畜或房屋的损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政府帮他们开发土地；工业家恳求总督给予垄断特权；制造商则常以买卖不景气为借口通过总督向总监申请救助或贷款；一些大贵族都会常常致信总督申请延期或免除他们必须承担的某些税务。一旦发生饥荒，所有人都会向总督要粮食。每个人都会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甚至季节气候异常，都会被认为是政府的错。[84]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很难维持其公信力，而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最后，高度行政集权还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个危险的首都——巴黎。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七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85]，它无疑是旧制度行政集权自毁效应的一个关键表征。
托克维尔首先指出，政府的性质是首都对国家其他部分的政治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而由于长期、高度的行政集权，巴黎从规模到重要性都在不断发展，到大革命发生时它已经吸取了全国的精华，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实际上已经成为法国本身。
巴黎的这种扩张其实早就引起了政府的恐惧，国王们在17、18世纪还曾颁布大量旨在阻止这个城市扩张的敕令，但终究未能成功。“这些君主越来越将整个法国公共生活集中于巴黎城内或巴黎郊区，而他们却希望巴黎维持小规模”，这哪儿可能！
伴随着全国公共生活向巴黎的集中，外省的地方自由权利渐趋消失，所有人都只能唯巴黎马首是瞻，以至于制宪议会竟能一举废除法国所有的旧省份，重新把王国划分为83个部分。所以，巴黎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获得，是以外省的政治自治地位近乎彻底的丧失为条件的。
与此同时，巴黎完成了由消费之都向制造业之都的转变，其中的某几个区里聚集起大量的工人（实为手工业者，也即大革命时代的无套裤汉群众），而这一情况的出现，恰恰还得益于路易十六在这些区（主要是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推行的打压行会的特殊政策。
熟悉大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情况对于当时的法国王朝是多么危险。诚如托克维尔所言，行政集权和巴黎对于全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乃是大革命的“主因之一”。
一方面，首都成为国家主宰，其中还驻扎有一支即将成为首都主宰的无套裤汉大军；另一方面，外省政治自由近乎彻底的丧失，又使中央政权在社会上已找不到任何可靠的支点——因为社会的普遍碎裂，已使这个社会“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86]了，这当然意味着首都的一场骚乱就有可能颠覆这个中央政权，而一旦中央政权倾覆，在没有任何其他权威替代的情况下，自然是天下大乱。
四 结语：托克维尔解说的局限与启示
透过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如何引发大革命的这一套解说，我们首先可以感到，托克维尔这个人是真诚的，但也的确很“右”。
他深爱他出身于其中的那个法国贵族团体，尽管那主要并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其实他那种对自由的热爱，本身也是和一种深入到他的骨髓里的“贵族传统”密切相关的，因为真正的贵族，在他看来都必然是崇尚独立自由的。所以他认定只有在有贵族团体存在的情况下，自由才有保障，贵族是自由的天然堡垒。
但他所热爱的贵族，实际上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或者说只生活在中世纪，因为在他的现实生活中，这种贵族已经不存在：到“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很久以来就不存在那种能使君主为之震慑、能向君主要回一部分治理权的贵族了”[87]。而对于这种已经丧失了贵族精神的“贵族”，他是绝难予以认同的。
他认为导致法国贵族堕落的罪魁祸首，是旧制度法国历代国王，因为他们的行政集权政策，夺去了贵族对自己领地的政治统治权，同时也就剥夺了他们的政治自由，把他们降为跟第三等级一样的王朝臣民。也许他关于王朝行政集权与大革命之间内在关联的揭示的确有点道理，但他总为贵族享有领地统治权的中世纪唱赞歌，却常常无视那个时代的黑暗面，终归是有问题的；而他疏于思考旧制度法国王朝行政集权与政府集权一把抓这一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只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君主们的个人野心，似乎也反映了同样的阶级局限。
实际上，即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贵族的阶级局限，能够承认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是勒费弗尔所说的那种“18世纪人物”，他也仍然只属于偏重自由价值的“启蒙右翼”，是一位典型的精英主义者，一贯坚信社会只能由拥有足够的财产和知识的优秀分子来领导。
但也许正因如此，他能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在一些明显的偏见和谬误的侧畔，提出一些包括大革命传统史学在内的左翼学术所未能提出的富含某种另类智慧的洞见，主要表现为对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政治文化上的某种历史关联的深刻昭示，而这种昭示，对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在笔者看来，《旧制度与大革命》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实际上在对“如何避免革命”这个问题做一些开创性的思考，并试图通过探讨法国大革命这个典型个案来揭示一些历史教训，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革命动**指出某些可能的路径。这种研究，应该说是符合人类社会的正常要求的，也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而它恰恰又是左派大革命史学最薄弱的方面。左派大革命史学往往只讲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不可避免性，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阶级斗争激化不可避免，而从不会考虑如何避免革命的问题，仿佛任何相关的思考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托克维尔是右派，又极珍视思想自由，故而能够随心所欲浮想联翩。他其实也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表现为他承认社会经济运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时代发展的决定意义，那是长期的社会学研究为他准备下的理论功底。因而他能承认革命有某种历史正当性，也能承认已经发生了的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只是由于他同时还“坚信人的自由，坚信人类群体的力量与独立性，坚信在历史的任何时刻都存在选择的可能性”[88]，他不承认革命的绝对不可避免性。他指出旧制度时代种种在他看来是大革命的直接或间接导因的做法和行为，其实就是在告诉人们，只要大家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就有可能避免未来的革命。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要旧制度时代的法国人不犯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些错误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作出别样的选择终究还是可能的。
我们在文中择要讨论的托氏有关旧制度何以引发大革命的三条思路，其实归根到底无非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只有政治自由，也就是让公众能够自由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才能造就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才能促进社会团结，才能让真理掌握公众，才能让政府更强大、高效而良善，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发生革命的动**。托氏这条道理究竟对不对，只能由读者自己去评判了。
尽管中法在民族性上存在着诸多相似性，当下中国的问题和旧制度法国的问题终究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我们的腐败问题可能主要是贪污受贿、权力寻租，这和旧制度法国特权等级的种姓寄生和王朝政府的昏庸无能就不是一码事，故而简单地比附是不可取的。不过透过种种差异，我们仍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相通之处：因为我们毕竟也有一些特权集团，有不少垄断性的特殊利益；我们也有行政集权和政府管理不善的问题，它们引起的不满情绪也正在社会蔓延；我们也有政治发展落后于社会变迁的问题，以及社会变迁将完成未完成所造成的旧秩序残余更令人难以容忍的问题。此外我们还有一些旧制度法国尚未发生或尚未凸显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特权阶层大规模侵吞国有财产，比如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比如商业欺诈、有毒食品、环境污染……这些问题在导致民众嫉恨情绪方面的严重性，比起旧制度法国的那些问题不仅毫不逊色，也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彻底治理这些弊端？《旧制度与大革命》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 * *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我国著名法国史学者张芝联先生引进中国的，本来只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法国革命史研究，没想到20年后竟引起了颇大的社会反响。老先生若泉下有知，当为之欣慰：历史学终究是轻视不得的！
但很快就又有一些信息传来：很多人反映这本书不好读，读不懂。难怪，这书虽然不大，文字也不很艰涩，但终归是一本很专深的学术著作；而且它还不像一般的历史书，因为它不讲故事，专讲道理。这就需要读者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准备。于是我们这些做法国史专业研究的，就感到有了一份社会责任，感到应该为帮助社会公众读懂这本书做点什么。
眼前这个文集，就是这种责任感的一个产物。
因为有张先生打下的基础，北京大学历史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法国史研究、尤其是18世纪法国史研究的首要重镇，从这里陆续走出去的博士，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专家群体，正朝气蓬勃地活跃在国内一些主要高校和科研部门的相关岗位上。此外这里的研究生乃至本科生中，也还有不少新的专家苗子在成长。说到要搞一个《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文集，大家自然都很踊跃，很快就交来了一堆稿件。篇幅有限，只好精挑细选，最后定下了八篇“国内学人评论”。
书编完后，心下仍忐忑，感到这种从专业角度做的学理阐释，恐怕仍不能满足大部分公众的理解需求。但我们实际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了，唯愿这个文集能构成相关知识传播链条中的一个有用的环节。对于文集中一些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的存在，我想那是一种不难理解的现象，法国革命史学本来就是复杂多元的。限于认识水平，有的文章（包括本导言）的观点不免有些问题，这可能会引起争鸣，不过能争起来倒也真是好事。至于文集中可能存在的史实或翻译上的错谬或疏漏，责任当然在我，诚望方家批评指正。
2013年4月22日，北京蓝旗营
[1] Cf.Philip Daileader and Philip Whalen, ed., French Historians: New Historic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1900-2000,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pp.424-425；Chris Evans and G?ran Rydén, Baltic Ir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iden : Koninklijke Brill NV, p.26.
[2] 参见高毅：《法国革命文化与中国20世纪革命崇拜的确立》，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1月号。
[3] 参见孙隆基：《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 ＆ 1911》，第八节，载《二十一世纪》，1994，6月号，94～51页。
[4] 参见端木正：《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在中国》，见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22～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5] Cf.George Lefebvre, “A propos de Tocqueville”, in Annal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No.141, Octobre-Décembre 1955, pp.313-314.
[6] 参见张芝联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写的序言。一般认为是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重新让学术界（主要是法国学术界）认识到托克维尔思想的重要性的[Cf.Serge Audier, éd., Tocqueville retrouvé.Genèse et enjeux du renouveau tocquevillien fran?ais, Paris, édition de EHES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Vin （Conrextes）, 2004]。 实际上，在被人们认为“没有社会主义”的美国，托克维尔一直都还是很吃香的，甚至享受着类似“国父”的殊荣，他的《论美国的民主》在那里一直被知识界奉为经典；但在自己社会主义风气较浓的祖国，托克维尔就没这么走运了， 即使在被雷蒙·阿隆“重新发现”之后，到2005年他200周年诞辰时，法国电视台仍没有为此做一分钟的节目，国家级报刊《世界报》也只为此发了两篇文章，头一篇的作者Nikolas Weil提问：“今天我们还能是托克维尔主义者么？”数周后才有Andrés Fontaine著文回答：“别了，托克维尔！”（Jean-Louis Beno?t, “Tocqueville un destin paradoxal”, in Bulletin Mémoires vives, No.29, décembre 2009.http://www.cfqlmc.org/bulletin-memoires-vives/derniere-parution/456）。
[8] 马勒泽布（Guillaume-Chrétien de Malesherbes, 1721—1794）曾任高等法院大法官和国家图书出版行业的总管，一辈子特立独行，对法国启蒙运动起过重要促进作用，有过保护狄德罗《百科全书》免受查抄的著名业绩，最后因在大革命中为受审的国王路易十六辩护而命丧断头台。
[9] Cf.George Lefebvre, “Introduction d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Ouvres complètes, éd.sous la direction de J.-P.Mayer, tome II, Paris, Gallimard, 1952, pp.10-11.
[10] Cf.George Lefebvre, “Introduction d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Ouvres complètes, éd.sous la direction de J.-P.Mayer, tome II, Paris, Gallimard, 1952, pp.12-13.
[11] J.-P.梅耶编，也即1992年商务印书馆译介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附录二。
[12] Cf.George Lefebvre, “Introduction d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Ouvres complètes, éd.sous la direction de J.-P.Mayer, tome II, Paris, Gallimard, 1952, p.13.
[13] Ibid., p.14.
[14] 参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读书》，1999，第1期。
[15] Cf.George Lefebvre, “Introduction d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Ouvres complètes, éd.sous la direction de J.-P.Mayer, tome II, Paris, Gallimard, 1952, p.25.
[16] Cf.George Lefebvre, “A propos de Tocqueville”, in Annal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No.141, Octobre-Décembre 1955, p.321.
[17] Marcel Reinhard, “Tocqueville historien de la Révolution”, i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No.161, Juillet-Septembre 1960, pp.257-258.
[18] Ibid.,pp.263-265.
[19]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2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0] 同上书，306、155页。
[21] 这种言论近年来很流行，网上俯拾即是，择其要者，可参考朱学勤的许多文章，还有李泽厚、刘再复20世纪9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
[22]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32页。
[23] 同上书，225、234、237页。
[24] Cf.George Lefebvre, “Introduction d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Ouvres complètes, éd.sous la direction de J.-P.Mayer, tome II, Paris, Gallimard, 1952, p.12.
[25] 参见北京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41页。
[26] 同上书，242页。
[27] 挪威《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专家琼·厄尔斯特指出：“也许可以认为，在第二编和第三编给出的远因和近因条件下，要激发大革命就太容易了，以至于按照或然性法则，大革命的发生已在所难免。”（Jon Elster, “Tocqueville on 1789: Preconditions, Precipitants, and Trigger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 edited by Cheryl B.Wel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1.）
[29]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97页。
[30] 同上书，98页。
[31] 同上书，103～104页。
[32]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97～98页。
[3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34～36页。
[3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17～118页。
[35] 同上书，119页。
[36] 同上书，118页。
[37] Fran?ois Furet, “Tocqueville and the Old Regime”, in Robert M.Schwartz and Robert A.Schneider, ed., Tocqueville and Beyond, Essays on the Old Regime in Honor of David D.Bien, Newark :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2003, pp.43-44.
[38]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49页。
[3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8～159页。
[40] 同上书，69页。
[4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6～127页。“军役税”是一种最能体现贵族免税特权的按收入征收的直接税。法国贵族因有无偿服兵役的义务（其实这种义务早已虚化）而一贯无须缴纳军役税。国王自从王权强化到可以不用召开三级会议来征收捐税之后，便一直通过加征军役税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中央政府财政需求，这样可以避免引起贵族发难，比如可以避免挑动贵族要求召开三级会议以削弱王权。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富人免税、穷人交税”的荒谬现象，而且仅由穷人承担的军役税扩大得很快，不久就增加到开始时的十倍，由此极大地加剧了捐税不平等的现象。同上书，137～138页。
[42] 同上书，142页。
[43] 同上书，130页。
[4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39页。
[45] 同上书，128页。
[4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69～72页。
[47] 厄尔斯特认为，在社会科学里，“托克维尔悖论”的意思是，主观不满（包括革命的可能性）和不满的客观原因可能是以逆反的形态相互关联的。Cf.Jon Elster, “Tocqueville on 1789: Preconditions, Precipitants, and Trigger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 edited by Cheryl B.Wel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8.
[48]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64页。
[49] 同上书，第二编第一章。
[50]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7～158页。
[51] Cf.René Rémond,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1750-1815, Paris, Edition du Seuil, 1974, pp.72-73.勒内·雷蒙，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5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64～169页。
[53] 同上书，154页。
[54] Cf.Donald J.Maletz, Making Non-Citizens: “Consequences of 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 in Tocqueville's Old Regime”, in Oxford Journals, Vol.33, No.2 （Spring, 2003）, p.26.
[5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31～134页。
[57] 同上书，134～135页。
[58]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45页。
[59] 同上书，174～175页。
[60]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75～179页
[6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6～188页。
[6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8～190页。
[63] 同上书，193页。
[64] 同上书，194页。
[65] 同上书（引文参照法文版有所校勘，中文版中的“本月”应为“本身”）。勒特罗纳（Letronne, 1728—1780），重农学派成员之一，魁奈的学生。
[6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4页。
[67] See Elisabeth Fox-Genovese, “Physiocracy”, in David Miller et al.,The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373.
[68]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5页。
[6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5页。
[7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6页（其中“最高法院”改为“各高等法院”系根据法文版原文“les parlements”做的校勘）。
[71] 同上书，196～197页。博多（Nicolas Baudeau, 1730—1792），法国神学家、经济学家、报人，重农学派的信徒，曾办刊物《公民历书》（éphémerides du citoyen）在法国和欧洲大力传播重农主义。
[7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7页（“特殊形式的暴政”系据法文原文“forme particulière de la tyrannie”翻译）
[73] 同上书，198～199页。
[7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03页。
[75] 同上书，179～180页。
[7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0页。
[77] 同上书，204～207页。
[78] 同上书，209页。
[7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10页。
[8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12～213页。该书第三编第五、六、七、八章的讨论都能特别显示王朝政府的治国无术，此处不赘述。
[81] 同上书，101～102页。
[82] 同上书，105页。
[83]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05～106页。
[84] 同上书，106～110页。
[85]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11～115页。
[8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71页。
[87] 同上书，281页。
[88] Marcel Reinhard, “Tocqueville historien de la Révolution”, i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No.161, Juillet-Septembre 1960, p.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