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高毅
最近，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公开推荐，一本以往在中国长期未受广泛关注的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爆红，登上了畅销书榜首：商务印书馆一个月就卖出了20万册，而且由于供不应求，社会上还迅速涌现出十几个新译本，真是一时间洛阳纸贵。
这一现象值得玩味。要知道这不仅是一本很专业的学术著作，而且还是一本在很多人看来很“另类”的书。首先，它的作者托克维尔是和马克思同时代的一名自由派贵族，这人的阶级立场绝对是成问题的，因为他不仅赞美、眷念中世纪封建时代的贵族社会，而且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其次，该书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而作者的观点又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他崇尚温和反对激进、崇尚自由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也许主要就是因为这种阶级立场问题，尽管这本书早已被西方学术界奉为研究法国大革命问题的必读书，它在我国长期却不为人所知，及至1992年，也就是该书问世136年之后，它终于被译介到中国来了，它的影响也一直限于学术界，十几年间仅卖出了两千册。然而转瞬间，这本书竟恍然变身、光芒四射，由一个本来只应该待在学者书斋里充当参考材料（如果还不是反面教材）的小册子，一下子成了一本超级畅销书！
这种怪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简单地把它归因于领导重视、上行下效显然是不够的；真正的缘由，恐怕还得从这本书本身去寻找。
下面我们就试着从专业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本不起眼的、一个半世纪前问世的小书何来偌大的现实魅力。
一 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何以引人注目
其实这本小书能在中国翻译出版，本身就是改革开放时代思想解放的产物。
关键是这本书涉及法国革命史，而法国革命史这门学问，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是和政治问题密不可分地搅在一起的。在法国，乃至在整个西方世界，法国革命史研究领域历来有左右派的分野，各自代表相应的政治营垒，双方论战不断，势不两立。尽管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完全站在旧制度一边的右派渐渐被淘汰出局了，整个法国革命史学界都接受了大革命的基本原则，由大革命中不同政治观点或派别衍生出的大革命史学左、右派的分野也仍在继续，而且同样斗得难解难分。当然，说今天的法国革命史学界还存在着左、右两大派，那只是个含糊笼统的说法，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说存在“多元性”也许更准确些，但在某种意义上，比如仅以对雅各宾主义的态度画线，左右两个阵营的分裂还是很显见的：大致上，左派肯定雅各宾专政的正当性，右派则只承认雅各宾专政之前那段革命的正当性。而且人们在讨论大革命问题时，也常常往时事政治上靠，比如英国伦敦大学的考本1954年以“法国革命的神话”为题开课，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坚持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否认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如法国图卢兹大学的葛德硕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帕尔默1955年提出“大西洋革命”说，把法国大革命看作大西洋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都被一些左派法国革命史家如勒费弗尔等斥为替西方阵营、北约组织张目的“冷战思维”。[1]总的说来，左派大革命史学基本上都是崇尚社会主义的，它认为革命越激进越好，甚至嫌雅各宾派的革命还激进得不够；而右派大革命史学则崇尚自由主义，反对雅各宾激进主义。
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宣传，这种宣传实际上是为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造舆论的，其结果是一种“革命崇拜”在20世纪中国的长期盛行。[2]所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历来比较“左”，它只接受崇尚激进革命的左派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知识界热读的都是克鲁泡特金、马迪厄（Albert Mathiez）等人的颂扬法国革命的历史著作，对勒庞攻击大革命时代群众运动的书只有像蒋介石那样的国民党右派兴趣浓厚[3]，法国右派史家马德楞（Louis Madelin）的《法国革命史》也曾在1928年被译介，但很快就引起了许多尖锐的批驳。[4]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长期流行的，更只是马迪厄、索布尔、曼弗列德等左派大革命史家的书，右派的作品根本进不了国门。
结果托克维尔这本书也就长期被关在国门之外了：因为它显然是一部“右派”作品。实际上，托克维尔本人就是个对中世纪封建割据时代深怀眷恋之情的贵族分子。他虽然承认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甚至承认大革命有了不起的历史功绩，并且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但他终究只认同温和保守的大革命早期，同时极端仇视群众，仇视激进革命，仇视雅各宾恐怖统治，而且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他还是个公然的、臭名昭著的反社会主义者、殖民主义者。这种人当然不能见容于极端崇尚革命、崇尚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中国。其实当时整个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都一概拒斥托克维尔，比如苏联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就写过一篇批判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檄文”（刊登于苏联权威史学杂志《历史问题》1954年第二卷），把托克维尔定性为与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为敌的“顽固保守分子”[5]。托克维尔甚至因其贵族习气太重，而长期不能见容于19世纪末以后为民主浪潮所裹挟的西方社会，直到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思潮抬头，托克维尔才又重新受到一部分学者的重视。[6] 而且，这次对托克维尔的“重新发现”，其实也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思想界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思考和批判引发的，而这种反极权主义思潮本身，就有既反纳粹也反共的双重特点。
总之直到改革开放，中国人都基本上没听说过什么托克维尔。
然而托克维尔终究是难以被忽略的，因为他有一种奇特的复杂性，一种难以抗拒的思想魅力：即使他的一些言论会令你不快甚至愤怒，即使他的这些言论的确不恰当甚至全然荒谬，你却不可能断言他的话全是胡说，实际上他的很多方法和观点都是学术史上有奠基意义的重大创新，处处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而他的一些似乎是仅凭直觉说出的箴言警句，又往往能让你心灵震颤，让你拍案叫绝！
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 1874—1959）似乎就被托克维尔的魅力深深地攫住了。这位巴黎索邦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第三任教授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致力于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来解释大革命，也特别关注大革命时代下层人民尤其是农民的革命运动。尽管如此，他却没有简单地排斥信奉精英主义的贵族思想家托克维尔。他感到，对于像托克维尔这类学者，是不可以仅以“阶级立场（égosme de classe）”来论是非的，而应同时也看到他们的“心态动机（mentalité）”——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总要为贵族阶级的利益说话，但他们的思想仍染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像18世纪启蒙哲人一样，把思想自由看得重于一切，因而总对一种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心存恐惧，怕它搞书报审查；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我们的社会结构不错，为人类进步开辟的机会最多，因而一心要维护自由创业权”，而阿尔巴托夫那么随便地就把托克维尔打入了“另册”，说明他根本不在乎这些思想的对错：“阿尔巴托夫强调托克维尔他们总是想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这没错。但在批评他们的时候掩去那些曾令他们感到心安理得的心态动机，总是不合适的。”[7]
勒费弗尔深知托克维尔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托克维尔出生于诺曼底科唐坦地方的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父亲在路易十六宫廷卫队服过役，大革命时代差点被送上断头台，后来在复辟王朝时期做过省长。托克维尔家族的一位名叫克雷莱尔（Clérel de Tocqueville）的先祖曾跟随威廉公爵参与过1066年征服英国的战争，对这段“光荣家史”托克维尔一直深感自豪。他甚至认定征服战争是中世纪所有贵族的起源，而且他一直特别怀念中世纪，那在他看来是一个领主都能国王一样统治其领地居民的黄金时代。对于卡佩家族历代国王（尤其是路易十四）剥夺贵族领地统治权的行为，他则一直怀恨在心，即使作为附庸他必须效忠君主，也始终无法认同法国王朝的这种取消贵族地方权力的中央集权政策。另外，其曾外祖父、著名贵族自由派马勒泽布[8]的所作所为，显然也强化过托克维尔那种贵族特有的独立自由意识。托克维尔不屑于经商并鄙视七月王朝的金融寡头统治，则说明他一直没有放弃传统的贵族心态。[9]然而另一方面，勒费弗尔看到，托克维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贵族的阶级局限，因为他认同18世纪启蒙思想的某些重要的基本原则（主要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实证理性主义的原则等），而且曾热情洋溢地歌颂过1789年的革命者们，歌颂过革命理想主义，歌颂过法兰西民族通过发动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并战胜欧洲的联合进攻而赢得的历史光荣，“这一切说明他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物”；[10]尤其是他在1836年发表的那篇重要文章——《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11]其实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雏形，而其中作者对1789年建立的新秩序的拥护态度根本是不容置疑的。[12]
身为贵族的托克维尔，何以会认同启蒙思想的某些基本原则，并对法国大革命持这种至少是部分肯定的态度？勒费弗尔的解释很别致。首先，他认为那是因为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都重视自由和财产，而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通过迫使封闭的贵族和资产阶级融合成一个新的显贵阶级，重建了保障自由和财产的正常条件；其次，他强调在托克维尔的思想意识里，有一种对“急公好义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崇拜，托克维尔认为这种精神是应然意义上的贵族所特有的品德，是“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而他之所以鄙视民众、怀疑民主，也正是因为他觉得民众因循守旧、贪图安逸，会损害个人自由、抑制发明创造并窒息英雄主义。[13] 也就是说，托克维尔称颂法国大革命，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其中有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令他激动。
总之，托克维尔作为贵族，既有鄙视民众的精英主义的一面，又有崇尚“急公好义的英雄主义”的一面，还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的一面。而所有这些特质，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他对自由的“无限热爱”。他实际上一贯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是一切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条件。他的三部主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1848年革命回忆录》、《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都是在探讨一个问题：如何在现代民主社会保障自由？尤其是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尽管学术性很强，但同时也是一篇反专制、争自由的战斗檄文。当然，托克维尔这种热爱自由的**，主要因其浓烈的鄙视民众的精英主义，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引起“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之类的质疑。[14]然而人们也不难看到，也许正是托克维尔的这种“贵族自由主义”，使他在政治上常常处于与人民群众敌对的立场的同时，又能慧眼独具，不仅能在现代民主社会尚未确立之前就洞察到了这种社会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端，而且能对现代化进程中何以会出现法国大革命之类巨大震**的问题，做出许多只有他这种迷恋传统的“法国贵族”才能做出的深刻分析。
托克维尔的复杂性其实还远不止这些，还有其他方面的多种表现，其中勒费弗尔很重视的一点，是他是一个有着深厚的社会学功底的历史学家。其实托克维尔在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前一直做的都是以现存社会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兴趣只是在1848年革命之后才萌生的，而他的史学研究也由此很自然地带有“数不清的社会学印记”。也许正是这种社会学功底，使得托克维尔的史学研究别具一格，乃至非同凡响：一方面特别讲究研究的专深和实证，热衷于从档案馆、图书馆甚至一些市镇的文件储藏室中搜寻地籍簿、部门报表和征税册等文献资料，一方面又一举突破了实证史学的叙述传统，致力于用人们不得不依赖的各种自然的或集体的因素——如王权反对贵族的斗争和中央集权化不可抗拒的发展，经济演进的各种社会后果，法兰西民族的个性特点，等等——来解释历史事件。托克维尔不仅深知这些因素的复杂性和它们的影响的矛盾性，而且极为重视经济的社会影响，并尤其重视阶级分析方法。比如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明确断言：“人们可能会用一些个人的事例来反驳我，可是我谈的是阶级，只有阶级才能被写进历史。”他还写道：“一旦阶级之间发生了战斗，没有哪个政府不会在这种暴烈的阶级冲突中垮台。”——在列举了托氏的这些言论后，勒费弗尔不由得慨叹：“这可都是些正式发表了的文字啊！”在他看来，这说明托克维尔即使不曾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也很可能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文献的影响。[15] 勒费弗尔还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之所以能成为“迄今最漂亮的大革命史研究著作”，主要就是因为它对“叙述史学”的超越。[16]
勒费弗尔之后的另一位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马塞尔·莱因哈特（Marcel Reinhard, 1899—1973），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托克维尔的复杂性。作为左派大革命史家，他感到相对于作者1836年的那篇文章，《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发生了明显的倒退，表现为资产阶级的作用被淡化、启蒙哲人的影响被贬斥等，但他也没有就此简单地否定这本书。相反，他认为该书的价值是独特而非凡的，并认为其关键原因，是托克维尔作为历史学家，有一种其他历史学家所没有的随笔作家式的敏锐而细腻的直觉。莱因哈特指出：“托克维尔的文字开始时像随笔，但渐渐地就成了历史著作……托克维尔在他的书里经历了一个从随笔作家到历史学家的渐进转变过程。”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莱因哈特解释说，那是因为托克维尔不要写叙述性的历史，只想做“研究”，而要研究就不能不参考历史学家的作品，因为只有历史学家才有深邃的历史构想能力，才能把握时代的“精神”，可当时这种历史学家并不存在，所以托克维尔就只好自己来了—— “就旧制度而言，相关的历史作品有严重的局限性：历史学家们都忽视了18世纪的各种制度惯例、法律、风俗和社会各阶级，所以托克维尔要做的，一方面要思考各种问题，一方面还要研究各种文献。”[17] 莱因哈特还看到，作为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遵循的是一种“从假设到文献资料，又从文献资料到一般观念”的“双重方法”，并以法国人的“精神”为其研究的重点，而他的根本假设则是“坚信人的自由，坚信人类群体的力量与独立性，坚信在历史的任何时刻都存在选择的可能性”，而要重建这种可能性，就必须认真仔细地考察真实的史料。当然，由于史料浩如烟海，托克维尔只能满足于抽看一些标本，否则他无法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可是这样一来，到历史学对专深博学的要求越来越高的19世纪末，托克维尔就显得不大像个历史学家，而只能算是一个天分极高的随笔作家了，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史学专深化的高度发展，“洞察力、历史感、观察缓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统御事件的能力——一句话，随笔作家托克维尔的种种天资”，才又大放异彩，成为优秀历史学家的必备素质。[18]
看来是金子终归是要发光的。托克维尔这本名著在我国经多年拒斥终被接受，既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四个核心概念
诚如莱因哈特所言，《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种随笔式的史学作品。它文字平实、流畅而优美，并无太浓的学究气。尽管如此，非专业读者读起它来仍不大容易，因为这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准备。而相关的专业知识，择其要者，应为本书涉及的下面四个核心概念。
首先是“旧制度”。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都把革命前的法国唤作“旧制度”，这和我们把1949年之前的中国唤作“旧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但我们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把革命前的社会称为“旧制度”或“旧社会”的，1640年发生的英国革命和1775年发生的美国革命，就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称革命前的社会政治制度为“旧制度”的习惯，只是从1789年发生的法国革命开始形成的。
“旧制度”主要指的是1789年大革命前法国一种存在了两三百年的号称“绝对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所谓“绝对君主制”，是一种类似于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的中央集权制度，它兴起于15世纪末的西欧各国，并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1643—1715）达到了巅峰形态。
法国王朝政府实施的这种中央集权化，剥夺了大部分地方贵族的行政管理权，但同时又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其中最根本的，是一种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教士、骑士和平民这三个等级的社会等级制度。该制度是在中世纪期间按天主教神学理论设计的：教士被尊为第一等级，是因为他们负有引导人们的灵魂升入天堂的职责，这在天主教西欧自然是最重要、最崇高的事业；骑士，是以君主为首的武士阶层，通常意义上的军功贵族，承担着为上帝的光荣而战的军事职能，因而贵为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平民，则包括了第一、第二等级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其职能是从事生产活动以满足第一、第二等级的物质需求。三个等级的情况都相当复杂，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变得越来越复杂，表现为各等级内部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阶层或集团，如教士等级上下层的境况有天壤之别，下层教士虽贵为第一等级，实际地位跟第三等级无异；第二等级也有类似的阶层分化，并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军功贵族（即所谓“佩剑贵族”）的文职贵族（叫做“穿袍贵族”）集团；第三等级内部情况就更复杂了，上有工商业资产者，中有自耕农、小工商业者，下有佃农、雇工和仆役等。另外，这种三等级划分其实也就是两等级，即特权等级和无特权等级的划分：第一、第二等级属于特权等级，他们仅占人口的不足2％，而他们享受的特权，除了各种残留的封建特权之外，还包括拥有大规模地产而不用缴纳财产税，以及国家高官显爵的垄断权，这就使占人口98％以上的广大无特权的平民处于非常悲惨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所以，由于这种封建残余的存在，旧制度法国社会呈现的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的金字塔结构。但托克维尔却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反复强调，这时的法国已经是一个“平等的”甚至是“民主的”社会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托克维尔那种独特的民主观。托克维尔承认，在18世纪末法国，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原则仍然支配着政治社会。法国不仅有建立在等级划分基础之上的贵族制，而且贵族占有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为国家服务的人必须是贵族，没有贵族身份的人很难接近国王，而这种等级制原则是渗透在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的。但托克维尔又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很久以来法国就在向民主迈进，表现为教士丧失信誉，贵族贫困衰落，第三等级财富和知识日进，领主大地产瓦解，中等财富激增，同时启蒙思想在公开流行、深入人心，并认为这一事实足以表明，法国已是欧洲真正最民主的国家。[19] 他还强调说，18世纪末的法兰西民族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少大贫大富和大弱大强，平等理论已在人民的思想中扎根，人民虽然在服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但他们的这种服从中仍掺有某种独立自由的个性，他们绝不会真正服从一个不值得尊重的政权，所以自由精神在这里仍然生机勃勃，这个社会是“民主的”。[20] ——由此看来，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是一种非常模糊的、以趋势为判断标准的东西，它把一个趋于人人平等的社会看做是趋于民主的社会，而趋于民主的社会也就是民主社会了。而这实际上也就告诉了我们，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是一种动态的演进过程，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现代化进程”。
旧制度法国正处于这种“现代化进程”之中。那是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最初阶段，是一种“原发型”现代化，它与后来的“后发型”现代化可能有诸多差异，但在本质上却并无不同。所谓现代化，无非是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或理性化、物质生产手段上的工业化和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的一种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原发型现代化，尤其是它的早期阶段也即旧制度法国所处的阶段，其间现代化的各个要素都尚未最终成型，还在酝酿或发展的过程中，但发展趋势已经显现。习惯于从长时段看问题的托克维尔于是便把旧制度法国归于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并将它大体上等同于“民主社会”了，尽管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在这里其实连影子都没有。
其次是“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了。但它也是学界争议最多的历史事件之一。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于它的评价历来是政治取向的显示器。一般都认为它爆发于1789年夏，虽然也有不少人（其中便有托克维尔）认为它在1787年就随着“贵族的反叛”开始了；至于它何时结束，那就聚讼纷纭了：有的说结束于1794年雅各宾专政垮台，有的说结束于1799年波拿巴执政府成立，有的说结束于1802年波拿巴任终身执政，有的说结束于1804年拿破仑称帝，有的说结束于18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彻底崩溃，还有的说结束于1830年7月革命。如果说从大革命开启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民主化潮流这一点来看，那么也可以说它到今天都远远没有结束。
但我们还是需要先将法国大革命局限到法国这个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这也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大革命”的本义。关于大革命的主旨，尽管也有许多争议，但这一点恐怕是最少争议的，那就是要为法国的现代化进程“清障”。
法国并不是第一个需要通过革命来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国家。在它之前，如果撇开过早的尼德兰不说，至少还有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先例。但较之英国和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有一个特别显著也最受争议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非同寻常的激进性或暴烈性，表现为它对平等有一种狂热和近乎彻底的追求，以至于招来国内外整个欧洲贵族势力的围攻，而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革命者不得不一步步实施了最广泛的民众动员，甚至一度顺应民众要求搞起了“恐怖统治”。结果，虽然阻滞法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封建障碍被彻底清除了，但法国人民为之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不仅牺牲了大量的生命和财富，而且还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饱受种种激进革命后遗症的折磨，包括承受专制政治和革命冲动之间的反复震**。
正是由于高扬了平等和人民主权等价值，法国大革命才产生了比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更重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影响，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民主化大潮的源头。但法兰西人民为之承担的民族牺牲终究值得重视。尤其是在民主化正在向纵深发展、自由人权问题日益受关注的今天，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性及其负面影响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人甚至开始否定这场革命本身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认为最好的革命是像英美革命那样的“小革命”，法国大革命则是一场时代错误，而且如果当时的政治领袖们决策正确，这种革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21]
热切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当然也不喜欢激进革命，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却远非这样简单。他显然非常喜欢1789年，喜欢大革命初年的革命者，称此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人权并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谈到后来的革命进程，他则叹惋由于发生了一些事件、错误和失策，使革命者“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按：指拿破仑）的平等仆役”。[22]他还使用过“残忍”、“前所未有的最大动**和最可怕的混乱”、“最不人道的革命”等字眼来形容大革命。[23]但是，托克维尔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全盘否定大革命的激进年代，因为他曾盛赞法兰西民族在其中表现出的“革命理想主义”，并自豪地宣称唯有这个民族才有能力发动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并能够胜利地抵御联合起来的欧洲的进攻。[24] 看得出，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是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的，而他对大革命的“恨”，主要还是它过于惨烈，以及它引发的“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为拿破仑独裁创造了机会。[25]
所以托克维尔没有简单地否定法国大革命，也没有非历史地侈谈大革命的可避免性。实际上整个《旧制度与大革命》，都只是在讨论大革命的远期的和中期的原因，当然这些讨论也预示了大革命的某种“可避免性”——“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托克维尔在书的末尾如是说[26]，只是这种“可避免性”与大革命前夕政治领袖的决策似乎并无关联，因为到那个时候才考虑如何去避免革命，其实早已来不及了。[27]
托克维尔此书的第三个核心概念，应是“中央集权”。想来一提到这个问题，身处第二帝国时期写《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托克维尔一定是百感交集，对旧制度以来法国种种“专制政体”的旧恨新仇会一齐涌上心头。实际上完全可以肯定，关于“中央集权”问题的思考，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最重要的“思想母体”（idées-mères）之一，其中凝聚着托克维尔对旧制度法国王朝政府全部政策“失误”的深刻批判。
实行中央集权、消灭地方封建割据以建立统一的主权民族国家，是西欧中世纪末期出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它理应被视为一种进步，因为全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由此肇始的。而托克维尔对于这种中央集权，也是大体上持肯定态度的。
但托克维尔对中央集权也有他的独到见解。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一部分第五章，曾以其特有的贵族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和观察问题的细腻风格，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这样指出：
实际上有两种性质非常不同的集权，对此必须分辨清楚。
有些事情，诸如全国性法律的制定和本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是与全国各地都有利害关系的。
另一些事情，比如地方的建设事业，则是国内的某一地区所特有的。
我把第一类事情的领导权集中于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人的做法称为政府集权。
而把以同样的方式集中第二类事情的领导权的做法叫做行政集权。
这两种集权有些地方界限不清，但从总体上来观察它们各自管辖的对象时，便不难把两者区别开来。[28]
不难看出，托克维尔这里所说的“政府集权”，指的是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权者，对一切涉及国家主权的事务（包括国家的统一、秩序和对外关系）的掌控，而他所说的“行政集权”，则是中央政府以国家主权者的名义，对国内一切局部性和地方性事务的掌控。
对于这两种集权，托克维尔褒贬分明：“我绝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会生存下去，尤其是会繁荣富强。但我认为，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29]他以中世纪欧洲的情况为例对政府集权必要性的论证，显示了他对其贵族阶级局限性的一次可贵的超越：“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出现了种种苦难；不仅行政权，而且统治权，都被分掌在许多人之手和被分割成许多部分。由于完全没有政府集权，结果妨害了当时的欧洲各国生气勃勃地奔向任何一个目标”。[30]但他在这方面着墨并不多，而对于行政集权何以会窒息公民精神这一问题，他则从方方面面说得非常详尽，其中不乏这样的心理描绘：行政集权下的国民会“认为自己的外来移民毫不关心当地的命运。他们对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均未参与，甚至并不去确切了解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只是感到了变化，或偶然听到了他人讲述某某事件而已。更有甚者，他们对自己村庄的遭遇、街道的治安、教堂教士的处境，都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这一切事情都与他们毫无干系，应由被他们称作政府的强大的第三者管理……”总之，在这样的国家里，“虽然尚有百姓，但已没有公民”。[31]
所以，托克维尔对中央集权的肯定，其实仅限于对政府集权的肯定。而且他还认为，这两种集权虽然相互帮助、彼此吸引，但绝非不可分离，事实上英美都是实行政府集权与行政分权相结合的，那才是正确的中央集权的典范。[32]
相反，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时代欧洲大陆的中央集权实行的都是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的结合，其中法国更是最突出的典型，而导致大革命的种种社会弊病，其实都是由此发端的。
托克维尔政治哲学中与“中央集权”观念息息相关的另一个观念，是“政治自由”——《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第四个核心概念。
托克维尔所说的“自由”通常都是“政治自由”，即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参政议政权，包括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托克维尔对这种自由的珍视和热爱，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随处可见，实际上构成了他政治思想的灵魂。
生活在早期现代化社会里的托克维尔，凭借既是传统贵族又是深受启蒙思潮影响的“18世纪人物”这种双重身份所赋予他的特有敏感，对于“政治自由”在势不可挡地走向现代的社会里的特殊重要性，似乎有一种比他的几乎所有的同时代人都要强烈得多的深刻感悟。他看到，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相互间再没有传统社会里的那些“种姓、阶级、行会、家族”之类的任何联系，大家都只关注个人利益而完全不讲公德；而热衷于以行政集权为手段来实现政府集权的“专制制度”又在大行其道，这种制度非但不与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倾向作斗争，反而通过剥夺人们的政治参与权，通过一种“分而治之”的办法夺走人们的“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把他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之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冰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这是一个多么腐败、萎靡、堕落、可怕的社会！那么怎样才能阻止这种沉沦？托克维尔认为别无他法，唯有自由——
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互相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也就是说只有在能够享受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成为情操高尚、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真正的公民：“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可能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和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33]
在一个没有公民的社会，会发生什么呢？那自然是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包括法国大革命那种恐怖的社会动**，也就是说长期的无公民社会状态（在托克维尔看来，历时数百年的旧制度法国就是这种社会的典型形态），会让一种在有大量公民存在的社会里可以期待的和平改良，逐渐变得毫无希望，以至于社会的进步和转型只能借由一场巨大的民族浩劫，并在由此引发的长期的反复震**中，去痛苦地实现。其实《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头到尾想证明的，无非就是这个道理。
三 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何以引发大革命的三条基本思路
有了前一节所讨论的那些核心概念知识做铺垫，《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基本思路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大体说来，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如何引发大革命的解说，有下面三个要点。
（一）旧制度下“嫉妒”与“仇恨”情绪的普遍滋长及其社会后果
按照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理论，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革命的发生，根本上是源自一种强烈的阶级仇恨，这在我们的知识界也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了。而托克维尔革命发生学的特点，是很细腻地从引发大革命的“仇恨”情绪中，分解出一种“嫉妒”情绪，并通过关于这两种情绪时分时合、时疏时密的交互影响，以及关于王朝政府如何自觉不自觉地推动它们滋生与蔓延的政策分析，更加具体而微地阐释了大革命发生的心理原因，这在克服简单化和概念化方面，无疑是比传统史学高出了一筹。
从托克维尔的分析来看，导致“嫉恨”情绪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世纪后期以来出现的两个历史发展进程。
其一是经济方面的，表现为资产阶级和贵族在财富上的此消彼长从而趋于平等。按托克维尔的说法，这一情况是在14世纪初之后慢慢开始的：1302年法王腓力四世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开始了法国历史上的“等级君主制”时代，“资产阶级和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仇恨；但是他们仿佛仍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但在随后的若干世纪中，法国贵族不断贫困化，他们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流向资产者和农民。托克维尔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这一情况，其中1750年的一份文件中的证言最为生动：
（弗朗什-孔泰）这个地方的贵族非常和善，但非常贫穷，他们既骄傲又贫困。同他们过去的境遇相比，他们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能证明四代宗亲为贵族的人……它每年一次，在总督莅临下，召集会议。他们一起用餐和做弥撒后，各自回家，一些人骑着驽马，另一些人徒步。你会看到这种集会多么滑稽。[34]
托克维尔还看到，贵族的贫困化与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丧失有很大关系——因为不再能够统治其领地上的人民，他们渐渐失去了“治理的习惯和精神”， [36]而关于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 1927—1997）有一个很精彩的解释，他说：
托克维尔指的可能是，贵族被王权剥夺了政治特权之后就和土地——他们的力量和财富的基础——自我疏远了。贵族最富裕的部分由于对农民不再有用，加上为国王的权力所吸引，他们就进了城，过起了跟资产阶级一样的生活。最贫穷的贵族则卖掉了土地，尤其是那些不再带有对当地居民的统治权的土地，仅靠一些残存的领主权利和地租生活。这样贵族就既失去了财富也失去了权力，或者说既失去了权力又失去了财富，而从中获利的则是比典型贵族富有许多倍的资产阶级。[37]
而说到贵族政治权力的丧失，也就牵涉到了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那是一个与上述经济进程同步发展的王朝政府中央集权化的政治进程，它一步步地剥夺了贵族的领地管理权、外省的自主权和城市的自治权，使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人都成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王朝臣民。
但这个中央集权化进程的主要冲击对象，显然还是贵族集团的传统政治权利：“没有国王特准，贵族不得十人聚会商讨任何事务”[38]——托克维尔似乎是很随意地提到的这一事实，其实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明证。托氏还从一般的意义上这样谈论过这一问题，其中也活灵活现地揭示了王权和贵族之间传统的紧张关系，以及绝对君主制时代国王们对地方贵族分裂危险挥之不去的惧怕心理：
确实，君主制最后三个世纪中，使贵族与人民分离，将贵族吸引到宫廷进入仕途，这差不多一直是历代君主的主导思想。特别是在17世纪，当时贵族还令王权生畏。向总督提出的种种问题中还有这样的问题：“你的省里的贵族愿意留在老家还是愿意离开？”[39]
我们已经知道，正是这两个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平等化”效应，使旧制度法国成了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民主社会”。但这种“民主社会”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畸形、毫无凝聚力的社会，因为其中到处弥漫着“嫉恨”。所有的人都不满，但嫉恨情绪最强烈的，主要还是贵族、资产者和农民这三个群体。
然而陷于贫困和失去政权的贵族自己，也深为平民所嫉恨，而这完全是王朝对交出了政权的贵族阶层的某种“补偿”政策造成的。在书的第二编第一章里，托克维尔陈述了大量有关事实。他指出，在中央集权化的时代，贵族传统特权中的政治部分消失了，只有金钱部分——主要是免税权和各种封建权利——保留了下来，而且有时还激增；[40]而所有贵族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免税特权，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一直在加强，比如贵族一贯免纳的军役税就从查理七世时期的120万里佛增加到路易十六时期的8000万里佛，从而大幅度加重了免税特权的分量；而由于免税特权又是身份高贵的特殊表征，极受尊崇，所以也特别令人嫉妒，以至于法国在捐税问题上的不平等在整个欧洲显得特别明显，而“当资产者和贵族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捐税摊派征收都重新在他们中间画出一条清楚明确的线——阶级的界限”。[41]
这种捐税问题上的严重不平等，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法国资产阶级贵族化的进程——有财力的资产者都倾向于“捐官入贵”，而这方面的机会实际上也越来越多，因为大量富人免税难免常常造成国家财政吃紧，政府只好另辟蹊径敛财，其中一个重要门路就是设置各种新官职卖钱。“财政越拮据，新设职位就越多，而免税或特权是所有新职位的报酬；由于是出于国库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因此这样设置的官职多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是完全无用，或是反而有害。”[42]托克维尔举证：仅自1693年到1709年这十几年里，所设职位就达4万之多，而“资产者对于担任这些职位所抱的热情真是前所未有。一俟他们中间有谁自觉拥有一笔小小的资本他便立即用来购买职位而不是用于做生意”。[43]而且特别令人齿冷的是，堂堂王朝政府竟然毫无诚信，售出的官职会常常旋即收回，然后又推出一批新官职出售——
终身赐予的各种特权时时都可收回。假如有谁能怜悯那些因愚蠢的虚荣心而造成的痛苦，谁就会同情这些不幸的受封贵族的命运，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他们被迫一次又一次花钱购买空洞的荣誉或不公正的特权，尽管他们已经多次为此掏钱。路易十四就是这样取消了1692年以来人们取得的全部贵族头衔，其中大部分还是他亲自授予的；要想保住头衔唯有重新掏钱，敕令说道，因为所有这些贵族头衔都是出其不意地弄到手的。80年后，路易十五也如法炮制。[44]
在免税特权加剧了资产者和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同时，贵族领主们在农村里保留的各种封建权利也加剧了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第二编第一章里，托克维尔对旧制度法国教俗领主各种损害农民的封建权利作了大概的列举，包括少数省份的多种道路通行税，集市税和市场税，领主的专有狩猎权和养鸽权，磨坊、烤炉、葡萄压榨机和公牛垄断权，土地转移和变卖税，什一税、土地的年贡、地租以及现金和实物税等。托克维尔还专门提到，所有这些封建权利在整个欧洲到处都存在，而且大都比法国更沉重，只是其他地方农民对它们的仇恨都远不如法国农民强烈。何故？托克维尔的解释是法国农民的地位，较之欧洲其他地方的农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法国农民现在既已变成土地所有者，又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做了土地所有者就要直接承担什一税、地租和形形色色的盘剥，自然多了不少受挫感；而当领主不再是统治者，他们也就不再替农民办事，不再承担“确保公共秩序、主持正义、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这些传统义务，那么他们这时还享受本来是作为这些服务的报偿的封建特权，也就毫无道理了。结果，封建制度的“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46]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所谓“托克维尔悖论”[47]的首次表述：大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48] 而托克维尔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很明确：大革命之所以没有在像在18世纪末德国那样普遍保持着农奴制的地方爆发，而偏偏在农民都成了自由土地所有者的法国爆发，纯粹是因为德国的领主还在承担着管理农民的行政职能，他们享受封建权利因此也就有了理由。[49]
其实，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法国农民还陷入了一种更深刻的困境：他们感到被社会完全孤立和抛弃了。托克维尔在书的第二编第十二章谈到了这一问题。他描述说，从17世纪初起，贵族就开始逃离乡村，到18世纪这一现象普遍化，农村里只剩下一些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小贵族，但尽管仍留在农村，他们“人在心不在”，和身边的农民在感情上拉出了极大的距离，成了一种“心灵上的不在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