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大革命”与贵族托克维尔

施展[1]

孤独的托克维尔

19世纪40年代，国力蒸蒸日上的法兰西七月王朝，和谐的外表下潜流涌动。1848年1月29日，众议员托克维尔在议会中忧心如焚地说道：“你们没有以本能的直觉感到欧洲的大地又在颤动吗？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一股革命风暴正在欧洲刮起吗？人们不知道这股风暴起于何处，刮往何处，也不知道它会将谁刮走。”“当我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寻找是什么有效的原因导致统治阶级的垮台时，我清楚地看到导致这样结果的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偶然的或表面的原因。但请大家相信，使他们失去权力的真正原因或有效原因，是他们不配掌权了。”当时，被托克维尔指责为不配掌权的诸君，曾对他报以嘲笑。

这些人的嘲笑不是没有道理的。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七月王朝自1830年建立以来，已使法国恢复了大国地位，掌权者惑于纸醉金迷的社会外表，难免自得。虽然他们偶尔也能听到因过高的财产门槛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中产阶级的抗议声，但他们坚信经济的发展能够解决这一切问题。时任首相基佐——托克维尔曾就读于其门下——对抗议者说：“先生们，赶快发财吧，发了财你们就会成为选民的。”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复辟王朝时期勇敢的斗士，却在此时丧失了对于现实的敏感性。他在殚精竭虑地操心法国政治，同时压制着自由派反对政府的活动，一如早年压制他的诸位复辟王朝大臣所为。

托克维尔发言后不到一个月，2月22日，革命爆发了，仅三天时间，七月王朝便土崩瓦解。对此，托克维尔并未感到惋惜，相反，他相信法国已从浑噩中猛醒过来，将再造伟大。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国民议会的议员，并热情参与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当中。然而2月的革命只是摧垮了一个王朝，却并未解决法国深重的社会问题。同年6月，法国再次发生革命，但旋即被镇压，嗣后上台担任总统的是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托克维尔痛苦地看到，专制的力量重又回潮，而且此潮汹涌，他无能为力。虽然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外交部长，但一直有着政治抱负的托克维尔并无欣喜。1851年年底，拿破仑三世意图称帝，作为反对派的托克维尔被扣押。这很可能意味着托克维尔政治生命的结束，但此时他却终于感到放松了，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道，自己从未像被扣押的那段时间那般感到满意。也许是托克维尔终于从多年的“立功”还是“立言”的纠结中解脱出来，对于时代、对于政治彻底的失望，使得他反而可以笑对一切了。被释放后，托克维尔退出政坛，隐居乡间，开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此时，因革命而仓皇下台的基佐，也正隐居乡间研究英国革命史。这对殊途同归的师生，都要在对历史的沉思中发出比议会讲坛上更响亮的声音。

但托克维尔的孤单感似乎由此更深了。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之际，他无奈地对自己的妻子预言该书的命运：“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果然，该书在出版后短暂地热销了一段，随即遭受了冷落。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重新又被人发掘出来，到了近年俨然成为显学。人们重又开始惊叹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深刻洞察，重在他的引领下思考贵族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这位曾经的“国内流亡者”在逝后百年被卷进了一场他未必渴望的热闹。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曾提出，法国大革命始自1789年，但它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年限。革命的进程总是在动**和反复中，背离革命的目标。在孚雷看来，直到1876—1877年，共和主义者战胜了王党建立起第三共和国，使得法国有了适合于1789年革命理想的政体，既确保了公民平等，又确保了政治自由，革命才算终结。在孚雷所划定的革命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体会到，眼睁睁看着时代潮流朝向自己所预言的方向狂奔，拼力呐喊却不为世人所解的托克维尔，面对着一个时而动**、时而压抑的法国，会有何种孤独的心境。

托克维尔的孤独，在于他在一个喧嚣贪婪的时代，仍持守对自由的深爱。这种深爱源于一种古典意义上的贵族德性，源于对独立、崇高与尊严的执着。他看到了民主制度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未来，但无法容忍这种未来以自由的丧失为代价；他渴盼着参与到一种伟大的民主制度的建设当中，却总被一只无所不在的巨手抛弄，身不由己。最终他只得退到一个能够任由自己驰骋的世界，将他对自由的理解，对这只巨手的批判，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留给后世的知音。

贵族的自由与君主的一统

要说清楚托克维尔的呐喊与批判，我们就不得不围绕《旧制度与大革命》来仔细析解“旧制度”与“大革命”。这并不是个简单的语言游戏，而实在是因为我们对那段似乎熟悉的历史实际上相当陌生。

一说到法国大革命，国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是一场“推翻了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此说实大谬不然。真实的历史过程是，国王推翻了封建社会，建立了绝对君主制，亦即“旧制度”；而“大革命”则推翻了国王，建立了新制度。

严格说来，“封建专制”是个极有误导性的概念。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是反专制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专制的一种制衡；而专制的就一定不是封建的，它是对封建的一种压制。所谓封建，是指名为君主属下，实则散居多地、封土建邦的各大贵族，他们自行其是，甚至时不时地还要反抗君主的统一之努力的一种制度。大贵族向下也会分封自己的封臣，要命的是，一方面次级封臣和大贵族之间也可能有那种虚与委蛇的态度，另一方面次级封臣只有效忠其直接领主的义务，而无效忠国王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想要专制，完全是不可能的，国内的法律、行政秩序皆支离破碎。所谓的专制——严格说来应该叫做绝对君主制，则是国王想方设法削平独立的贵族，令其俯首帖耳，由直属于国王的一整套行政官僚体系取代一个个贵族领地各自为政的分散统治，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实际上，正是这种国家的政治统一，才使后来大革命的发生成为可能。

可见，封建制意味着贵族阶层拥有政治上的核心地位。中世纪欧洲社会通行的三个等级划分制度，即将所有居民划分成教士、贵族（君主是第一贵族）和平民的制度，有三个特点：其一，第一和第二等级也就是教士和贵族等级是高贵的特权等级，第三等级是卑贱的非特权等级；其二，特权等级人数很少，一般只占人口的2%，其余的人口皆属非特权等级；其三，特权等级和非特权等级之间，具有相当强的封闭性。这种差序等级制度，固化了人与人的差别，在今天看起来很荒唐，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经济发展缓滞的封建时代，它往往也是对弱者的一种保护。

封建时代最主要的财富和力量都来源于对土地的占有，作为大地产主的贵族，便是社会中最强有力的人。如果没有等级差异，所有人都平等竞争的话，穷人将失去一切，也无法得到任何保护。但是贵族制度内含一种对所谓骑士风度的要求，该种伦理要求他们慷慨大方，急公好义，反抗暴政，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贵族的身份和力量是其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而不是其鱼肉乡里的工具。可以想见，这样一种超拔豪迈和对普遍公义的追求，除非是天赋超群者，一般都是以该人天生没有生存焦虑感为前提的；若有那种焦虑感，则他通常都会本能地从个别利益出发而漠视总体，难以“心忧天下”（能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者，便是那种少而又少的“天赋超群者”了）。贵族由于其血统确保了他的高贵地位，天生没有生存焦虑感。于是，贵族阶层便天然地成为政治德性的担纲者与社会公义的宰制者，成为反抗专制者的领袖。不可否认，贵族当中的庸鄙者也所在多有，但这种庸鄙是为所有人所不齿的——身为贵族，岂可像升斗小民一般蝇营狗苟；身为贵族，就意味着一种荣耀和一种责任，意味着一种对于伟大的追求。

雨果的小说《九三年》末尾处，描写了反抗革命的旺代叛军领袖朗德纳克侯爵，在自己性命危在旦夕之际，却情愿主动返回燃着熊熊大火的城堡去救出三个孩子的生命，哪怕自己因此注定会被革命军抓获也在所不惜，就是这种贵族精神的精彩写照。

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对贵族伦理有着一种细致的感受。他写道，贵族这个“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托克维尔对于“品德”、“心灵”的强调，正是贵族制的精髓。若无伟大的心灵，便难称贵族；若无贵族，则社会的精神也会堕落。对托克维尔来说，心灵的伟大与独立，正是他所珍视的“自由”最为根本的动力。

然而，时代的变迁却侵蚀着贵族的心灵与精神。随着地理大发现，来源于贸易与掠夺的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它们脱离了土地的限制，横向地带来了财富在欧洲不同地区间的重新分配，纵向地带来了财富在不同阶层间的重新分配。封建时代缓滞的经济与稳定的社会结构被冲破了，传统的贵族阶层因此也陷入重重困境，受到来自上下两个方向的冲击，走向了末路。

自下而上的冲击来自平民阶层当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逐渐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形成了出身于第三等级的一种新型“贵族”。这些人开始无法容忍血统贵族人为地刻意强加的身份差异，力图取得平等地位。自上而下的冲击来自一直在试图打击桀骜不驯的贵族的国王。过去，财富只来源于土地，国王的直属领地并不比贵族大多少，于是双方势均力敌；如今，财富的来源多样化了，国王相较于贵族可以更容易地从金融家那里借贷以装备起大规模的军队，还可以建起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动员社会资源。于是法国的贵族们终于在路易十三、十四朝代被击败。原本有着巨大号召力的大贵族们现在都被路易十四聚拢到凡尔赛宫，日日欢宴，夜夜笙歌。路易十四发明了各种虚衔加于贵族头上以示宠爱，贵族们则想方设法要在国王跟前露上一面以获垂青。高傲的灵魂被虚妄的追求所腐蚀，挖空心思取悦国王的贵族不再有兴趣照顾乡梓。国王的官吏——他们都是服从一套中央集权体系的精明能干的事务性人才，不需要有独立的思考，只需要有执行的效率——取代了贵族在传统时代所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国王的一统大业遂得实现。贵族被彻底地架空，与社会不再存在有机联系，不再有资格作为政治德性的担纲者。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王）让贵族保持飞黄腾达的外表，却从贵族手中夺走人民的心——权力的真正源泉”。

这个由旧制度的君主建立起来、又为革命所发展的庞大而又无所不在的中央集权官僚机制，就是托克维尔要批判的那只巨手。传统贵族所秉有的那种骄傲而庄严的独立精神，在历史上曾内化为法兰西民族的自由精神，但在中央集权的压制下损耗严重。

自由的传统贵族承担着地方治理的社会责任，他们既可能成为抗衡专制君主向地方无尽需索的力量，也会在君主遭逢危险之际成为勤王之师。健康的贵族制使得法国具有多个中心，中央集权制则将巴黎变成了法国过大的头颅。一旦巴黎遭际倾覆的威胁，则其他地方再无能够驰援君主的力量。

但在大革命时代，人们看到法国国内仍存在着一些能够驰援君主的力量——雨果所描写的旺代贵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旺代贵族势力的存在，显示了法国旧制度时代中央集权的有限性。诚如托克维尔所见，旺代正是旧制度下中央集权制未能有效渗透的地方：面对王权的逼人高压，旺代贵族傲然不驯；而一当国王遭逢危难，旺代贵族便伸出了援手。

民主的大势与自由的基础

但旺代贵族的努力毕竟有悖于时代大势，托克维尔对此洞若观火。他对朗德纳克侯爵之辈可能多有赞叹，但他也清晰地意识到时代潮流的不可抗拒。还在1835年，托克维尔刚入而立之际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的上卷中，他就写到，“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在民主大势面前，贵族的乡愁情绪只不过会化作一种自私自利的复辟冲动，这是托克维尔所不喜的；他思考的是如何有可能在民主社会中仍然保证那种出于独立心灵的自由的存续，因为这是维持一个社会之伟大的前提。他想要的绝不是复古，而是如何有效地开新。

法国大革命带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许诺，毅然与旧制度相决裂，要开创一个幸福的新天地。但托克维尔却发现许多大革命的思想和习惯实际上源于旧制度。革命法国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化、精密运作的官僚体系，它为整个欧洲所钦羡。这套官僚体系对社会的渗透近于无所不至，试图依照理性来对社会进行完整的改造，来剔除叠床架屋的传统与习惯，来为个体公民提供安全与保障。但这些努力并不是在革命后才出现的，它是旧制度的产物，只不过革命法国要以更大的力度来实行它而已。于是托克维尔便要质疑：何以在旧制度下，这套体系名为“专制”，在新制度下，便会名为“自由”呢？

他在对革命前文人的轻浮逻辑的考察中得出了答案。旧制度末期是启蒙学者的黄金时代，他们影响甚大，甚至国王也乐于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托克维尔辛辣地批评这些人，说他们以为“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他们鼓吹着激进的变革，但是“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深受启蒙学者影响的革命者怀抱着对理性的推崇与对简洁的热爱，却带来了巨大的动**；为了恢复秩序，在同样的精神指导下，他们又自然地倾向于接过旧制度留下的官僚体系，只在上面加个民主的帽子，以为这会带来理想中的平等与自由。但它在新制度中会强化公民个体的依附性，对真实的自由、更进一步对民主社会是极为有害的，即使其外表看上去光鲜不已。“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托克维尔更看到，文人与革命者昧于真实的政治社会这一可悲状况，正是旧制度下过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运作的逻辑结果。贵族和资产阶级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官僚系统中那些精明强干的人，却由于只能作为行政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而欠缺一种普遍性视野，他们都对于治国这门科学一窍不通。他指出，“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那么，在一个已然困顿的社会当中，未来重建自由政治制度的基础何在？托克维尔在多处都曾提到过的结社自由、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等，毫无疑问是必需的制度前提。但要想使这些制度拥有持久的生命，还需要一种精神要素，那就是人们对于自由的热爱。“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起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

总之，在托克维尔看来，健康的民主社会，需要人人具备热爱自由、崇尚独立的品德，具体到法国，就是应该让古典的贵族精神外化为法兰西的民族性格。托克维尔很清楚，经过法国大革命，血统贵族已确定性地化为明日黄花，但未来社会的希望，却仍在于古典贵族精神的生生不息。

[1] 施展，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