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政治”何以成为可能——对托克维尔的一点批评
乐启良[1]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古拉格群岛》法文版的面世而导致苏联神话的除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越来越多的法国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的幻想，而转向社会的民主改良方案。在激进主义受到自由主义猛烈冲击的同时，捍卫自由价值的托克维尔取代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成为部分法国知识分子的新偶像。英语世界研读托克维尔的热潮更是汹涌澎湃，那里自命为新托克维尔主义者的大有人在，如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就宣称，其鼓吹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灵感主要源自于托氏。[2]
如今，托克维尔的风潮已经吹到中国。尤其是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3]由于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坊间热读的“宝典”。人们惊叹托克维尔的远见卓识，试图从他身上探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良方。毋庸置疑，鉴于托克维尔对现代民主的深刻洞见以及对民主弊病提出的诊治良方，托克维尔值得任何关心中国民主改革事业的人的重视。
然而，国人如因此而陷入对托克维尔的盲目崇拜，窃以为也大大不可。实际上确实已有不少人，认定托氏掌握了民主政治的全部奥秘，转而把“**”等政治灾难归咎于卢梭、马克思等人倡导的激进思潮。我感到如此简单的思维是错误而危险的。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隆曾经是一位坚定的新托克维尔主义者，但他也为当代法国人言必称托克维尔，而不谈卢梭、孔德、马克思、霍布斯或洛克的现象感到震惊，并呼吁青年学生尤其不要盲目跟风。[4]罗桑瓦隆的冷静观察，同样适合“托热”盛行的当代中国。
何以不能迷信托克维尔？因为托克维尔在许多问题上是有偏颇的，如我们在阅读他时不多长几个心眼儿，不注意剔除他的一些偏见，那就不仅会导致对近代法国史的误读，而且有可能对现代民主产生误解，进而影响我们的民主改革事业。
在拙文中，笔者将结合自身对法国史以及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理解，谈谈托克维尔的文学政治观，并指出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文人何以成为社会的良心？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大革命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埋葬了旧制度，奠定了新社会。虽然他不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创造性，宣称从未有过比它“更强劲、更迅猛、更具有破坏性、更具有创造性的革命”，但是他并不认为19世纪的社会主要是大革命的功绩，相反，被人称为旧制度的波旁王朝才是新社会的主要创造者，因为“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5]换言之，是旧制度而非大革命创造了民主的社会基础。
也许就是基于这一理由，托克维尔没有对法国大革命的宣传者与发起人给予重要的评价。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认为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以及革命者所发挥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在托克维尔看来，他们不懂政治，却热衷于改革；缺乏行政经验，却喜欢空谈治国；罔顾现实的社会，却沉湎于虚构的社会；抛弃现行的法律、惯例、习俗，却想代之以一个简单、协调、一致与理性的理想国。更可怕的是，他们竟然挑战宗教的权威，处心积虑地掏空宗教的基础，致使非基督教的倾向在普通民众的心中日益滋长。[6]对他而言，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文学政治，它由迷恋抽象原则的文人发起，由反宗教的民众推动，其结果自然不能令人称心如意，它最后拥抱革命恐怖或者独夫专政亦在情理之中。
既然民主的社会在旧制度已经孕育并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令人扼腕的大革命，或者如托克维尔本人所言的文学政治？
在托克维尔看来，文学政治的罪魁祸首是波旁王朝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自由的消亡。他指出：由于中央集权的高度膨胀，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的手中。”[7]在《论美国的民主》里，他分析了一个与之有着密切关联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不偏爱普遍、一般的观念？他的回答则是美国人能够享有政治自由，因为“美国人是一个一直由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的民主的民族”。[8]
中央集权的膨胀以及政治自由的缺乏，固然能够解释法国文人对政治现象的无知，能够解释他们对抽象原则的迷恋。但是，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在18世纪的法国，精神权威的领导权为什么不是落在别的有文化教养的社会阶层而是落在文人的身上？要知道，在18世纪中叶，高等法院的法官，中下层的神职人员依然深得民心，[9]甚至国王本人亦还深孚众望。
因此，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提法不是为什么18世纪法国会出现文学政治，而应当是国王、高等法官以及神职人员为什么会在18世纪下半叶突然丧失了民心？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旧制度末年改革的停滞不前，导致法国民众的失望、冷漠甚至怨恨。1770年至1771年期间司法大臣莫普改革固然是路易十五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此举也可以结束旧制度法国司法体系的杂乱无章，起到推进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伏尔泰才坚定地站在国王和莫普的背后，公然宣称：“我相信国王是对的，既然必须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门的雄狮下面卖命，因为它生来就比我强壮有力，也不去投奔只和我同类的鼠辈。”[10]然而，在法官们的一致抵制下，莫普主导的司法改革戛然而止。1776年，重农学派的杜尔哥（《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为蒂尔戈）在担任财政总监后，积极推行谷物自由贸易、禁止酒类专卖，取缔行会管事会以及取缔强制性的道路徭役等符合法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但也由于法官们的阻挠、国王的软弱、教会的自私等因素而被迫中断。莫普、杜尔哥等人旨在挽救波旁王朝的改革的相继失利导致旧制度的尖锐矛盾长期积压，以至于积重难返。因此，加速波旁王朝灭亡的，并非改革，而是改革者没有把改革落到实处，或者在触及自身特权的时候，总是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并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改革。在旧制度末年，主事的大臣走马灯似地更换，远比改革的切实推进更引人瞩目，也更容易让民众产生对死抱特权不放的政治精英的仇恨。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社会现状日益感到不满、对政府主导的改革渐趋丧失信心的民众，在哲学家和文人的辛辣批判中获得了安慰，逐渐把他们看作是社会的良心，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文人、哲学家们在不知不觉中树立了威望，并且最终得以在大革命中实践了其倡导的原则。
二、文人为何会迷恋抽象的原则？
托克维尔概括了18世纪法国文人的共同特征，认为他们是抽象原则的鼓吹者。他们不卷入日常政治，也无意于政治权力，“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力，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者习俗的合法性，谈论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11]在托克维尔及其信徒的眼里，启蒙哲学家以及后来的革命者迷恋抽象的自然法，置现行的法律、习俗、道德与宗教于不顾，只会导致建立一个“理想国”或者“哲学家的天城”。[12]
事实上，托克维尔对18世纪法国思想界的认知有失偏颇。在1689—1789年期间的法国，并非所有的文人都是抽象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论的信徒。从历史、习俗、宗教去寻找政治改革的合法性的人绝不在少数。譬如，笃信绝对君主制的理论家们和贵族自由的捍卫者如费内隆（Fénelon）与布朗维利埃（Boulanvilliers）纷纷从历史去探究支持，前者坚持自从墨洛温王朝以来，国王们便是人民的庇护者，因为他们致力于结束贵族制引发的封建割据状态，而后者则强调国王及其大臣们总是妄图建立专制，妄图打破国王、贵族与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契约，扼杀了政治自由。[13]孟德斯鸠也是贵族自由的支持者，他指出英国人的自由诞生于日耳曼的森林里，“从日耳曼人那里汲取了他们的政治体制的观念”。[14]不难想象，君主制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可以从往昔的历史中找到各自需要的答案。而且，在旧制度的法国，拥有特权的等级、机构、团体不计其数，他们也都竞相效尤，诉诸历史、风俗、道德、宗教以及现行的法律，以证明自身特权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围绕逝去的历史和现行法律、风俗或道德的争论，对迫在眉睫的改革而言，毫无裨益。相反，它们只会成为改革的阻力。
职是之故，哲学家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布朗维利埃、孟德斯鸠们的做法，认为唯有在理性、公正、普遍的法则之上，才能建立全新的社会。重农学派的信徒达尔让松（d'Argenson）表示，世界不应当由羊皮纸和既定权力来统治，而应该由清晰的理性来统治。[15]不过，最具典型的代表当属以哲学家自居，后来成为大革命重要领导人的西耶斯神甫。西耶斯认为，旧制度的改革方案，绝不可能存在于故纸堆之中，“我们都知道，愚蠢的学究总是自信满满地批判探本溯源、追寻社会技艺之原则的哲学家。对于有益的、卓有成效的思考而言，皓首穷经的博学和庸人懒汉的作品一样，毫无价值；由于志趣，也由于智慧，哲学家对记载我们先辈的错误的大事年表全无兴趣；然而，庸才却费尽心思，事无巨细地记载所有的历史；他把阅读与抄写的能力看作是高贵的品德，看作是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16]西耶斯表示，如果凡事都诉诸历史，都讲事实，那只会陷入专制主义的陷阱，只会助纣为虐，而不能为人们提供“独立于专制主义、批判专制主义的真理”。对于那些妄图从过去寻找未来的人，西耶斯不无嘲讽地说道：“罔顾18世纪的进步，却固守14世纪不放，这算哪门子的社会秩序呢？”[17]
所以，西耶斯旗帜鲜明地主张，18世纪法国人应当有勇气去探究适合自己一代的“社会技艺之原则”，应当把民族还原为“身处社会联系之外的个人，或像人们所说，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将之从“人为行使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18]无论这些束缚来自宗教、历史、习惯、风俗，还是来自家庭。在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制定过程中，西耶斯甚至毫不介意有人将革命者倡导的学说斥为形而上学。相反，他对这种“形而上学”还颇有些自鸣得意：
当人们第一次谈论为法兰西制定的国民宪法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证明立法权属于国民而不是国王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把三级会议的代表视为真正的代表，并由此得出最有用的真理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第一次区分制宪权并依据宪法组建权力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敢于在以自己不是特权者为耻的时代攻击特权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在谈论等级的比例时，突然抨击等级制度，认为它是所有国家里最会制造骚乱最有危害的荒谬，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追问第三等级是什么，其回答似乎也是形而上学。当人们在2 600万的居民却抵不上20万人的国家里，宣扬人身的平等、民事权利的平等，宣扬同样重要的政治权利平等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说一个自由的民族是由公民而不是由诸侯和领主组成时，当人们开始为公职竟然能被看作一种财产时感到震惊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喊出了“国民议会”的名称，当人们认为它比“法兰西三级会议”更为妥当时，这是形而上学。当变成了普通代表第三等级代表自视为国民，并组建国民议会时，这是形而上学。在不到一个月前，人权宣言是什么？形而上学。如今把税收的征缴和各级的国民代表联系起来又意味着什么呢？一种准形而上学，但是，它们总有一天会不再是形而上学。[19]
西耶斯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启蒙哲学家或者法国革命者对普遍的、抽象的、理性的原则的迷恋，并不完全如托克维尔所说，是因为他们不能介入现实政治，缺乏治国的经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意要和处处渗透着特权思维、团体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的现实保持距离。对政治、党派与利益的超然，恰恰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今后社会建制的目标与方向。
三、全盘否定文学政治的社会恶果
文学政治对18世纪的法国而言，拥有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即是最好的证明。于是乎，我们禁不住要问，像托克维尔这样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强调文学政治的负面影响？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保守意识形态作祟，因为出身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始终摆脱不了对激进革命的恐惧。我们都知道，文学政治几乎是所有保守派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否定法国大革命乃至一切激进民主革命的杀手锏。大革命刚刚爆发，英国的埃德蒙·柏克就认为它是哲学家阴谋集团的产物。[20]法国的巴鲁埃尔神父（Augustin de Barruel）在督政府时代也抛出了类似于柏克的论调，坚持革命是共济**谋的结果。[21] 在19世纪末期，著名历史学家依波利特·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里也仍在重弹柏克和托克维尔的老调，对抽象政治进行猛烈抨击，认为革命时期的无政府状态皆肇始于此。[22]在20世纪中叶，雅克布·塔尔蒙则把极权主义民主的根源归咎于卢梭等人。[23]
不过，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托克维尔独特的民主观。托克维尔对民主的理解不同于当时的保守派、自由派或共和派，他们大都从政治的角度，或多少或将之和普选制相挂钩。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定义则不同。尽管托克维尔从来没有给民主下过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但是在他的眼里，身份的平等、个人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平等的个人主义几乎就是民主的代名词。他认为，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而身份永不停止的平等化就像是上帝的意志，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24] 在他看来，七百年多年以来的欧洲社会和法国社会都在遵循相同的逻辑，社会的各个阶层如国王们、僧侣阶级、法学家、商人与哲学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推动了身份平等的发展。换言之，身份平等化的潮流是支配西方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与之相比，政治、宗教、法律、商业或者文学艺术都是次要的因素，或者说，它们也在不知不觉地推进了身份的平等化。[25]有鉴于此，他才会断然宣称，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波旁王朝已经为民主创造了社会基础，而法国大革命不过是“创造了大量派生的、次要的事物”。[26] 这种看法，显然忽略了大革命的个人权利原则和旧制度中央集权所催生的奴性平等个人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没有认识到大革命政治文化在法国创造的政治断裂。
所以，对大革命时代文学政治的全盘否定颇有不妥。实际上，这种全盘否定文学政治的观念的流传，已经对法国乃至世界的民主发展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一方面，它导致了反智主义思潮在19世纪法国的风行。大革命结束后，反文学政治的论调甚嚣尘上。复辟王朝建立后，反智主义和教权主义合流，在法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启蒙、反理性的逆流。天主教会的学校往往忽视或者有意忽略物理、化学、社会学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当代史学。在这种畸形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在走向社会时，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19世纪著名的学者厄内斯特·勒南这样批判了教会学校施行的教育的荒谬性：“19世纪的历史与文学思想是我们老师最为忽视的东西……他们诚惶诚恐地避免提及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幸亏有学校的门房，我才了解到帝国的存在。”[27]
另一方面，反文学政治的思潮还导致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严重衰降，并进而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工具化或御用化。譬如，拿破仑就把以西耶斯为首的革命理论家斥为“意识形态家”（空论家）。圣西门也把启蒙哲人和革命者贬为“形而上学家”（玄学家），认为工业家必然取代哲学家，成为新社会的领袖。圣西门的工业家治国论，实际上开启了现代社会“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先河。苏联更是把此种做法推向了极致。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即只重视工科，而扼杀人文学科。不仅如此，社会上为数不多的人文学者，只能接受权力的招安，成为领袖的御用文人或者歌功颂德者。任何拥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视为社会的另类，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批评、规制、监禁、流亡甚至屠杀。
总之，在我看来，文学政治在18世纪法国的出现，固然和托克维尔所批判的中央集权的膨胀与政治自由的消亡密不可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旧制度的法国到处充斥着特权和不公。文学政治的核心特点，终究还是对自由与平等的热切追求。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抨击文人对理性的、抽象的与普遍的原则的执着追求，因为超越党派、利益、历史、宗教和道德的批判正是他们的天职所在。让文人回归现实、回归理性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政治自由与社会平等的理念在社会中生根发芽，在每一个公民的心胸激**回响。这或许是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提供的最大教益，这也是托克维尔毕生追求的目标。
[1] 乐启良，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 罗伯特·帕特南的汉译作品主要有：《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992年即已译为汉语，并由著名法国史专家张芝联先生作序。（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
[4] “ Entretien avec Pierre Rosanvallon,Sur quelques chemins de traverse de la pensée du politique en France ”, Raisons politiques,No.1,février 2001,pp.49-62.
[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311页。
[6]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二章。
[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36页。
[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5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 爱弥尔·法盖指出，神职人员在18世纪依然深得民心，1789年自由色彩最为浓厚的陈情书多出自于他们之手，并且在革命之初与资产阶级齐心协力；唯有在复辟王朝以后，反教权主义才在民众当中真正流行开来。（Emile Faguet, Politique et moralists du dix-neuvième siècle,tome III,Paris: Bovin ＆ Cie Editeurs,p.98.）
[1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00页。
[1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74～175页。
[12] 参见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3] 对于绝对君主制的拥护者及其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参见：Jaques de Saint-Victor, Les raciness de la liberté: Le débat fran?aise oublié 1689-1789,Paris: Perrin,2007.
[14]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1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5]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Acton,Lectus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Batoche Books,1999,p.12.
[16] Sieyès,Vues sur les moyens d'éxecution don't les représentants de la France pourront disposer en 1789,Paris,1789,p.28.
[17] Konrad Engelbert Oelsner, Notice sur la Vie de Sieyes,Paris,Librairie Maradan,L'An Troisième,p.12.
[18] 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9] Sieyès,Préliminair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aise.Reconnaissance et exposition raisonné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UK: Pergamon Press,pp.7-10.
[20] 参见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117～119、146～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1] Augustin de Barruel，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Hambourg,5 Vol.,P.Fauche,1798-1799.
[22] H.泰纳认为，法国革命者不过是启蒙哲学家的蹩脚学生，从不怀疑其立法原则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他们既不提供客观的事实，也不作准确的论证。甚至，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们之所以站到台上发表演说，乃是为了处理实际的事物。”（Hippolyte Taine,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la Révolution,tome 1,Paris,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1888,p.161.）
[23] 参见雅克布·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2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5] 参见同上书，上卷，4～5页。
[2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311页。
[27] Ernest Renan,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jeunesse,Paris:Clamann-Lévy,1923,pp.1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