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裂：托克维尔笔下旧制度的致命弊病

庞冠群[1]

在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托克维尔如同医生一样探寻着旧制度灭亡的病因。他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中央集权制扼杀了地方自治，巴黎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领导一切；又如抽象的“文学政治”深入人心，作家引领舆论。不过，托克维尔认为“在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迫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却是整个社会的高度分裂，他称之为“阶级分裂”或者公民的分裂。[2]吊诡的是，与这种分裂相伴而行的是社会中不同阶层日渐趋同的现象，而且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趋同的进程加重了社会的分裂。笔者认为托氏关于社会分裂的论断是我们理解旧制度危机的关键所在。

一、旧制度下的社会分裂症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二章着重分析了这种社会分裂，其中包括：贵族与资产者的隔离，资产者与城市下层阶级的矛盾，贵族及资产者与农民的分离，贵族内部以及资产者内部的四分五裂。总之，法国社会分裂成了一个个彼此漠不关心的小团体，变得支离破碎。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疏离以及上层阶级对下层人民的漠视。

先来看看贵族，托克维尔指出法国贵族“带有光彩夺目的标志，易于辨认，而且为非贵族所憎恶”（128页）。这种光彩夺目的标志其实就是金钱权利和荣誉特权。法国贵族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他们对领地居民还征收大量名目繁多的杂税。至于荣誉性特权，托克维尔只笼统地说道，“这就是爵位、公共场所中某些确定座位、穿戴某种服装、佩带某些武器”（284页）。具体而言，贵族可以拥有体现其家族地位的纹章，可以佩剑（甚至可以佩剑进入国王的书房），可以使用火绳枪。[3]触犯法律时，贵族免受鞭刑，即便处决也是施以斩刑而不是具有侮辱性质的绞刑。[4]贵族有权在房顶上树立风标，以使其宅邸与众不同，他们在当地教堂中可拥有专座，此外还拥有狩猎权和饲养鸽子、兔子的权利（这几项权利时常糟蹋农民的田地）。[5]正是这些特权使贵族显得光彩照人，也使他们同社会的其他阶层相隔离。与金钱特权相比，荣誉性特权并非仅具装饰作用，实际上，法国旧制度下的贵族对这些荣誉特权的迷恋程度完全超出今人的想象。托克维尔通过研究大革命前贵族等级的陈情书发现，“贵族虽然对许多权益表现极其随和，却拼死固执于他们的荣誉特权”，有些陈情书甚至“要求给贵族颁发一种从外表即可认出的特殊标记”。[6]总之，法国贵族坚持要与其他阶级隔离。

旧制度下的资产阶级主要包括律师、医生、官员和食利者，他们虽不具备贵族那样的荣耀，但因其受过教育、拥有相当的财富并可以避免从事体力劳动而享有一定的声望。[7]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些资产者已经成了像贵族一样骄傲的“假贵族”，而且拥有使之“与人民大众不幸分离的各种各样的豁免权”（152页）。的确，资产阶级也是享有特权的，一些资产阶级享有免交军役税的权利，同时也免于各种公共负担。[8]同时资产阶级是不安于现状的，他们希望在社会的阶梯上向上攀登，因此受到贵族蔑视而仇恨贵族的资产阶级，又一心模仿贵族。对于此二者的冲突，托克维尔是这样描述的：

资产阶级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他们不需要贵族，反对贵族；贵族既不愿把资产阶级当作合伙人，也不愿把他们当同胞；贵族不久就发现资产阶级乃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其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9]

这两个阶级之间虽然存在诸多矛盾，但对于人民的漠视却是一致的。托克维尔指出，“在资产者眼中，甚至和他们一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民也变得陌生起来，几乎成了敌人”；“这个资产阶级的一切所作所为中，最突出的是，他们生怕将他们与人民混同，并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摆脱人民的控制”（132页）。乡村的资产者与贵族都千方百计地抛弃农村，致使农民完全与上层阶级相隔离、相分裂。

旧制度下的社会分裂不仅表现为阶级的分裂，实际上每个社会集团内部都不断地析分。托克维尔以城市中的显贵为例刻画了这种极端的分裂现象：

在一座小城市的显贵当中，我找到的不同团体竟达36个以上。这些不同团体尽管极端微小，仍在不断向细微分化；它们每天都在清洗内部可能存在的异质部分，以便缩简为单一元素。有些团体经过这样一番痛快的清洗，成员已缩减到三四人。[10]

城市中的头面人物就这样“分成无穷无尽的片片块块”，乡村居民的情况也完全相似，托克维尔称“居民划分为不同集团，而且常常是相互敌对的集团，尤以农村为甚”，其罪魁祸首在于捐税的差异（231页）。整个社会于是裂变成了许许多多自顾自的小团体。

二、制度催生的分裂

托克维尔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在谈及旧制度下法国的分裂问题时，他有横向与纵向两个参照物：一个是同时代的英国；另一个是中世纪的法国。在英国，托克维尔发现中产阶级紧密地与贵族联合在一起，他认为“英国贵族外形模糊，界限不清；不是因为人们能够进入贵族阶级，而是因为人们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进入了贵族阶级；因此所有接近贵族的人都自以为是贵族的一部分，都能与贵族政府相结合，并从贵族的权势中分享某些光彩和好处。”（128页）本书中多次提及英国的制度，无疑它是作者艳羡的对象。托氏还发现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的政治机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的发展走上了不同道路，渐行渐远。可以说，他带着一种缅怀之情看待法国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认为那时贵族领主尽管拥有极大的权利，但也负有照管乡村农民的重大责任，他们帮助农民、领导农民，同情其疾苦。通过研究14世纪三级会议留下来的资料，托克维尔意识到那时资产者的境遇也与旧制度下不同：

14世纪的资产者无疑远不及18世纪的资产者；但是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11]

由此可见，托克维尔认为中世纪法国贵族与资产者，上层阶级与下层人民之间的关系要融洽得多，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相互依赖。

法国旧制度的发展扭曲了不同阶级、团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里需要指出，所谓旧制度是相对大革命而言，而对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来说，它是一套新制度，一个令法国走向绝对主义、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制度。中央集权则是托克维尔反复提及、不断鞭挞的对象，依他之见，这一体制是催生阶级隔阂的主要原因。首先，中央集权的发展剥夺了贵族在地方上的领导权，使乡村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庇护和依附关系松弛甚至破裂。其次，君权的加强导致自1614年至大革命前夕全国范围内的三级会议停止召开，从而使贵族和资产者失去了在公共生活中相遇的机会，“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有彼此接近、和衷共济的需要”，到18世纪这两个仅“在私生活中偶尔相遇”的阶级已经成了敌人（125页）。最后，在推行中央集权体制过程中，特权体系充当了润滑剂，而这套体系令法国社会更加四分五裂。

笔者之所以称特权体系为推行中央集权的润滑剂，是因为贵族在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补偿性地获得了许多他们本不享有的特权，或者增加了其已享有的特权。这些金钱权利或荣誉特权只能妨碍新、旧贵族或贵族与资产者之间的融合。对于贵族特权的向往，使资产阶级并不关心自身的政治权力，而是渴望通过购买官职而最终跻身于贵族的行列。[12]对于王权而言，特权体系最大的功效在于能够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提到特权，我们往往以为唯有教士和贵族这样的特权等级才享有特权，这其实是个误解。法国史研究者罗伯特·达恩顿指出：特权是旧制度的支配性原则，它是指对于某种活动或事物排他性的权利，在18世纪的法国几乎人人享有特权，不只特权等级享有，不少资产者也享有免税特权，那些比邻人少交些盐税或磨房费用的农民也算享有特权。[13]此外，特权也和团体联系在一起，等级、市政机构、行会等各式团体都拥有特权。由此可见，特权是国王政府进行分而治之的工具，让渡给每个团体若干排他性的权益以换取其忠诚，从而减少推行中央集权的阻力。然而，这套极其复杂的特权体系将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纵横分割，令其碎化，成为一盘散沙。前面提及托克维尔发现某个小城市的显贵团体竟达36个以上，究其原因“这些小团体均因某些小特权而彼此分离”。

从生活方式与教育状况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日益趋同，正如托克维尔所说：

教育与生活方式已经使这两种人具有无数其他相似之处。资产者与贵族具有同样多的知识，而且尤须注意的是，资产者的知识恰恰是同一来源。两者都由同一光明照亮。

……实质上，所有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们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习惯、同样的嗜好，从事同样的娱乐，阅读同一类书，讲着同一言语。他们除权利外，概无差别。[14]

托克维尔后文又颇具见地地指出：“如果说资产者与贵族更加相似，那么同时他们彼此更加隔离：这两方面不能混在一起，一方不仅未能减轻另一方，反而常常使之加重。”为何两个阶级的趋同性反倒加重了它们之间的分裂？这个看似吊诡的问题其实不难理解，资产阶级在经济势力、教育程度以及生活水平上都与贵族不相上下，却因某些荣誉性的特权与外在标志而意识到了自身的卑微，那么他们只能更加仇视贵族群体。

此外，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法国贵族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精英团体，它向有实力的资产者敞开了大门，买卖可授爵官职的制度使大量富裕的资产者变成贵族。研究者多伊尔指出，从1725年到1789年间，大约8000人成为贵族，如果考虑到个人受封后会令其家庭成员同样跻身贵族行列，那么18世纪法国的新贵族至少有4万人。[15]然而，资产者与贵族之间的流动性并没有减少他们之间的隔阂。对此问题托克维尔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贵族授封制度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无限地增加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新贵族引起了从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从而加剧了仇恨……

在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贵族爵位能像在1789年那样容易获得，资产者和贵族也从未像1789年那样彼此分离……在某些省份，新封贵族被世袭贵族排斥，因为后者认为他们不够高贵，他们也被资产阶级排斥，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贵族气太重。[16]

托克维尔形象地指出，新封的贵族“正停留在两个等级的界限上；比一个等级略高，比另一个略低”（280页）。由此可见，贵族授封制度实际上在贵族和资产者之间划分了一个新的团体，它使贵族与资产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更加复杂了。

三、碎化的社会所引起的恶果

托克维尔不仅剖析了旧制度下社会分裂症形成的原因，而且探究了它所导致的恶果。依托氏之见，四分五裂的碎化状态使得社会失去了自我治理的重要功能。他认为，16世纪时城市中各行会成员能够经常与其他居民相聚共同照管城市的普遍利益，但到18世纪各行会闭关自守，相互摩擦，只图私利。更为要紧的是，碎化的社会无法实现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17]

这段文字表明社会分裂首先致使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不再能充当约束政府的力量。依靠社会，尤其是社会中的各个团体，形成约束专制政府的屏障，这是托克维尔秉承自孟德斯鸠的思想。但他黯然神伤地看到，旧制度下各阶级的彼此分离“使它们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终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以至政府在每个时期要对付的只不过是单枪匹马的寥寥数人”（144页）。而且按照托氏的理想，在反抗专制的斗争中，应当由贵族一马当先，然而由于贵族坚持隔绝于其他阶级，已无法充当各阶级的领袖，也无法组织人民反抗王权。

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表现为前者不仅能约束后者同时也能援助后者，然而，旧制度后期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在前工业社会中，饥荒频仍，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央政府希望获得社会的帮助，但它最终陷于孤立无援之境。[18] 因此，可以说社会的分裂能使国王政府短期受益，因为彼此冲突不断的各个小团体需要一位高高在上的主子做仲裁；然而从长远来看，政府失去了来自社会的援助力量后变得脆弱不堪，君主制由此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路易十四奠定的绝对君主制的宏伟大厦最终轰然倒塌。托克维尔还将大革命中的旺代叛乱作为一个耐人寻味的特例。在旧制度下的安茹省（即后来的旺代），贵族们不愿脱离农民赴宫廷效力，这在时人看来简直是不识时务，然而这也正说明这一地区没有陷入阶级分裂的困境，社会依然存在活力，也正因此旺代地区的贵族在革命中誓死捍卫君主制度。[19]

社会的严重分裂不仅会腐蚀政府赖以存在的根基，它也很容易转化为极其尖锐的政治冲突。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时，法国人原本指望三个等级的代表能够共商大计，化解财政困境与政治危机，然而这个会议实际上将法国推向了革命。我们往往认为是当权者拒绝改革导致了政治协商的失败，托克维尔却指出了更为深层的原因：

60年前（即1789年——笔者注），当时旧法国分裂的不同阶级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的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甚至到今天，他们虽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还留在人间。[20]

最令托克维尔忧虑的是，长期的社会分裂释放出的仇恨、嫉妒情绪不会因大革命的退潮而消散。使法国人彼此分离容易，但要使他们重归于好则困难得多。[21]

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下阶级分离、社会分裂的探析发人深省，他讲阶级冲突与仇恨，但不是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更没有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占据历史舞台的线性逻辑。他抨击贵族的自我隔绝，但是并不认为社会危机仅是由贵族的特权及无能造成的，而是从制度层面剖析社会分裂的深层原因。更难得的是，托克维尔意识到了社会与政府之间应当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从其分析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关系应当是：政府促进（或至少不阻挠）社会中的各阶级、团体较为融洽地相处（三级会议、市政生活等公共政治领域尤其能推动不同阶级的成员和衷共济，观照普遍利益）；社会在约束政府的同时也援助政府，二者之间唇齿相依。这样的见识不仅适用于旧制度或19世纪的法国，对当今世界也至为重要。

不过，也应注意到，托克维尔在书中渗透了颇为强烈的感情色彩，以今天的研究来审视，他无疑夸大了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程度，似乎也美化了中世纪后期的封建社会。更为重要的是，旧制度下绝对主义的历史不只是罄竹难书的罪恶史，它对于法兰西民族的构建也有积极意义。

[1] 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第二编第九章小标题为“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第十章开篇指出，“我刚描述了在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迫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由此可知，托克维尔将法国社会分裂成一个个自私自利的小团体的现象当作旧制度的致命弊端。“阶级分裂”的说法见144页，公民的分裂见146页，他称“公民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

[3] Roland Mousnier,The Institutions of France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1598-1789,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pp.124-125.

[4] LIbid.,p.126.

[5] Jeremy D.Popkin,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Prentice-Hall,Inc.,2001,p.11.

[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55～256页。

[7] William Doyle （ed.）,Old Regime Fr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8.资产者（bourgeois）这个头衔本身就意味着此人非贵族，主要靠工作生存，但这种工作主要是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参见Roland Mousnier,The Institutions of France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1598-1789,p.237.萨拉·马萨也指出，资产者总是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与“有闲”紧密联系在一起，“巴黎资产阶级的头衔禁止他们以双手从事劳动”，“不能做任何有失身份的事情”，这与对贵族的限制十分相似。参见Sarah Maza,The Myth of the French Bourgeoisie,An Essay on the Social Imaginary 1750-185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2.

[8] 参见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4页，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威廉·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1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法国革命史专家乔治·勒费弗尔在20世纪前期指出：“尽管法国资产阶级也主要集中在各个城市，但在18世纪乡下小村庄里，越来越多的家庭‘以资产阶级的方式’生活着——律师、医生、商人、投资收入拥有者。资产阶级与其他人口混杂在一起，这就是它为什么能够承担起大革命领导责任的原因。”资产阶级与人民打成一片并领导了大革命的观点，曾长期在史学界以及教科书中盛行。不过，20世纪60、70年代，以科本（A.Cobban）和孚雷（F.Furet）为首的法国革命史修正派学者推翻了大革命乃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典解释，否认上升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

[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70页。

[1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33页。

[1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4页。

[12] 在法国旧制度下，买官制度不仅长期广泛存在，而且它是公开的、合法的，所售官职都明码标价，跟官场腐败没有关系。这一方面由于法国政府时常感到财政拮据，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人特别爱当官，有了钱的平民若不捞个一官半职就死不瞑目。这两方面的原因相结合就促使法国人把买官制发展到了极致。这些买来的官职被当时的人讽刺为“平民的香皂”，用它可以洗刷掉平民的身份。这种“香皂”也不是一洗就灵，因为买到了官职不会被马上封为贵族，有的要任职满20年才能获贵族头衔，还有的要付出两三代人的时间。这种被授予的贵族头衔是可以世袭的。参见弗朗索瓦·布吕士：《太阳王和他的时代》，38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13] 参见Haydn T.Mason ed.,The Darnton Debate: books and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1998,p.258.

[1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19页。

[15] 参见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128页。

[1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8页。

[1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71页。

[18] 同上书，167页。

[19]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9页。

[20] 同上书，145页。

[21] 中译本原文为“使他们彼此分离比使他们重归于好要困难得多”（145页），此处显然为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