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人评论

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个核心思想

崇明[1]

一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时，他在内心深处悲叹的是1789年以来法国人被革命与专制交替折磨的悲惨命运。

这种历史轮回的不幸结局，曾经一度是他们的伟大精神导师、名气在这里远远超出这个法国人的马克思这样调侃过：“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对于旁观者而言是笑剧，对于亲历者来说恐怕只能像托克维尔一样哀叹：“我们身处一个动**咆哮、茫茫无际的海洋；至少，海岸是如此遥远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

凑巧的是，托克维尔的哀叹和马克思的调侃都是由同一事件引起：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皇帝的侄子、后称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推翻了1848年2月革命建立的共和国，实行个人独裁，进而复辟称帝。他不过是效法他的伯父半个世纪之前的作为：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热月共和国，五年后把湮没在大革命血泊里的王冠捡起来，清洗装扮后带回自己的头上。如果说1799年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处于内战外侵的生死关头，那1851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虽然要针对少数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安靖维稳，但既无内战之虞更无外侵之忧；如果说拿破仑发动政变时年轻有为战功显赫，他的侄子在时人看来不过是平庸之辈、乏善可陈。但侄子头上罩着伯父的闪亮光环，冠名拿破仑的复制品也足以让法国人屈膝投怀——难怪小拿破仑和法国人你情我愿的这一出被马克思讥为笑剧！

1851年的法国人被三年前1848年的两场革命吓破了胆，共和国在他们看来让革命阴魂不散、社会主义徘徊窥伺，住在里面的农民和资产者们瑟瑟发抖，对能让自己体面度日的一亩三分地和房产薪水忧心忡忡。他们在小拿破仑身上看到的是当年那个终结革命但让法国人保住了从革命中得来的财产和饭碗的铁腕皇帝，于是先用选票把他送上总统宝座（1848年12月第二共和国第一次总统大选，在流亡中度过了大部分岁月、碌碌无为的小拿破仑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接着又用选票供奉他的刺刀（1852年法国人通过全民公决，为1851年政变赋予了合法性），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不难理解，因为小拿破仑政变愤而退出政坛后，托克维尔首先觉得要搞清楚的是：何以1789年开始的追求自由平等的大革命在十年后会以拿破仑的政变和专制终结，“何以共和国会准备接受一个主子”？何以“他们在十年里取得的所有利益中，他们唯一准备抛弃的是自由”？

托克维尔发现，原因就是，很多法国人并不真正热爱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个强大能干的主子能让他们安心挣钱享乐，他们便会俯首帖耳，因为他们习惯于让国家和统治者替他们操心一切，从而让他们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自在逍遥。如果这个主子无能，不能满足他们的私人欲望，他们便会吵吵嚷嚷，甚至把他打翻在地，直到找到一个新的主子取而代之。即便是真正热爱自由的法国人却因为长期生活在专制中失去了运用自由的能力，在获得自由的时刻却因为滥用自由而招致混乱，最后在对自由的失望中只好接受专制。

然而，法国人并非天生奴性或不具备运用自由的能力，而是旧制度开始剥夺他们久已享用的自由使之开始变得奴性，以至于在他们以为已经用革命一劳永逸地推翻了旧制度之后，仍不知不觉地从中复制他们的思想和**。于是托克维尔最终从对拿破仑的研究转向了对旧制度的考察，他要探究法国人扭曲的革命精神和顽固的专制心态的病根。他在1853年11月动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出版。

二

旧制度并不旧。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后，试图和历史一刀两断的革命者把他们刚刚终结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称之为旧制度（the old regime），以此宣称他们要为人类文明开创彻底告别了过去的新事业。托克维尔恰恰要揭穿革命者和他们的继承者的幻想：他们以为在开天辟地，其实在很多方面他们不过是继承和强化了旧制度。

旧制度并非欧洲中世纪那种等级分明的封建制度，其中国王并无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不过是第一贵族。15世纪以来，法国国王开始加速强化并拓展其权力，不断打破封建等级制、团体主义和种种传统法律的限制，试图建立中央集权，从而将其统治延伸到王国的每个角落和每个臣民。由于王权并没有摧毁封建制而是将其从国家政治特别是行政管理中排挤出去，因此旧制度在很多方面仍然维系了封建制的表面特征，譬如虽然贵族已经逐步被国王剥夺了其传统的政治权力，但仍然保持如免税等种种社会和经济特权。这也是为什么大革命以来很多法国人把旧制度等同于封建制；而在托克维尔所处的19世纪上半期，人们普遍赞赏中央集权，并视之为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伟大成就。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不遗余力地澄清这一误解，反复指出中央集权是旧制度的产物并构成了它的根本特征，殚精竭虑地揭示旧制度当中那些被封建残余遮蔽了的现代国家因素。

托克维尔标新立异并非出于学者的虚荣心，而是出于忧国忧民的政治关切。在他看来，1789年的大革命和之后法国政治的动**都需要到旧制度的集权中寻根究底。大革命的爆发虽然有很多具体的原因，如政府的财政危机、1788年冬季和1789年春季法国恶劣的气候和经济形势，但其起源却是中央集权所造成的社会断裂。集权的强化反而削弱了政治其权威；这种情况下，经济或社会危机的星星之火便会瞬间酿成燎原的普遍政治危机，中央权力失去社会的支持而崩溃，社会自身被长期的集权化过程剥夺了自我组织的政治能力，在危机面前加速走向解体。一言以蔽之，中央集权准备了大革命。

那么，既然中央集权是导致革命的罪魁祸首，是否因此可以断言它反动愚蠢、陷法国于贫穷和灾难而遭人唾弃？确实，最为专权强横的路易十四在1715年驾崩时留下的是一个外强中干、民生凋敝的法国。但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二三十年，法国人口和财富迅速增长，政府致力于种种改革：改善农民和穷人的处境，修正行政治理的弊病，推动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这一时期可谓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而被革命者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是一位虔诚善良、关注民生的君王。“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革命往往并非由落后引起，看不到处境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人往往能够忍受苦难，视之为命中注定；而一旦走出贫穷，生活蒸蒸日上，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使人们对任何阻碍都心怀怨恨、牢骚满腹，期望和不满成为酝酿革命的土壤。事实上，正是旧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带来了改善，也引发了期望和不满，而政府却未能通过进一步改善来满足期望、减少不满，反而进一步加大了不满和期望之间的差距而招致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于是革命爆发。改革引发革命，触目惊心！这岂不是对锐意改革的人当头棒喝？

显然，托克维尔正是要提醒改革者改革的艰难，而长期压迫民众的坏政府所要进行的自我改革尤其充满风险：“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自身的时候。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伟大天才是罕见的，路易十六最终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戈尔巴乔夫比他幸运很多，保住了脑袋，但也不幸沦为自己发动的改革的政治牺牲品。

坏政府之所以改革失败，往往是因为它以坏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哪怕是好的改革，其结果是加剧了政府的坏，积重难返。

三

无疑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的中央集权是一种坏政府，虽然他也指出其建设和改革在很多方面代表了文明的方向。中央集权的“坏”根本上在于它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它以为统治没有自由而不能与之对抗的国民才意味着它的强大，但它不知道这样做恰恰是自我摧毁。确实，当社会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之后，它“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政府可以为所欲为；然而同时，它“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间就会全部毁灭”。“在那些危机时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想一时恢复被它摧毁了的那些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但无人响应，它通常惊异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剥夺生命的。”为什么要到中央集权那里寻找大革命的起源？因为“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疾病”。

中国人通常把封建和专制联系在一起。但是在面对欧洲历史时，我们需要牢记经历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的一句话：“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现代的”。在欧洲的封建社会，王权受到贵族和教会的约束，国王需要借助三等级共同参与的议会进行统治；城市拥有自治权，民众通过选举共同处理城市事务；农村由领主在农民的协助下进行治理；各种行业和团体也有其独立的权利。这个社会的特点是充满多样性，缺少统一的中央权力。这既是其缺点，也是其优点。缺点是国家内部缺乏统一的法律、市场、管理，等级、团体、地区之间有各种阻碍，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优点是不存在专制的中央权力，民众拥有各种地方和团体自由来进行自治，而这种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在充满等级和身份差异的法国维持了共同利益和社会稳定。

中世纪末期以来，王权不断挑战传统的等级制和团体社会对其的限制，试图以服从国王、从上到下的官僚体制削弱和取代贵族、城市、团体、教会因各种特权而拥有的政治自由和权力。结果到18世纪，中央集权已经成功地渗透到法国社会的角角落落，可以说无处不在，成为国民的行政“监护人”。托克维尔当然知道法国需要强大、统一的政治权威。他在二十年前的另一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曾区分过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前者是处理全国事务、掌控国家资源的中央或国家权威，而后者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行政控制。前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后者则往往被误认为是前者本身或者是其必要手段。托克维尔则指出以行政集权来构建政府集权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强大的行政集权反过来会损害政府集权——行政的强大绝不意味着国家、更不意味着民族的强大，反而有可能削弱国家和民族。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旧制度中央集权的批判针对的就是行政集权。旧制度政府的“坏”正体现在行政集权上。

中国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难道除了行政集权之外还存在其他建构政府集权或国家权威的方式？当然。且不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分析的美国的联邦制和乡镇自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被托克维尔经常引为镜鉴的英国虽然像法国一样经历了从封建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但却避免了行政集权而保留并强化了议会传统和地方自治。相反在法国，相当于议会的三级会议自1615年就停开了，174年后它在1789年再度召开时，其直接后果便是革命的爆发。旧制度后期，中央集权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进入了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央集权负责收税、征兵、修路、维持治安、救济穷人等；它教导农民在什么土地上种植什么作物，命令手工业者使用某些方法生产某些产品。中央集权控制了城市。中世纪的城市由各等级和团体共同治理，具有某种共和色彩，而中央集权则通过买卖官职和官僚制逐渐把城市掌握在手中，取消了城市的选举和代议制，民众被排除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之外，结果“各地人民不再关心市镇事务，像局外人一样生活在家墙之内。行政官员一次次试图在人民当中唤起中世纪曾建树种种奇迹的城市爱国主义精神，但毫无结果：人民不闻不问”。在农村中，教区同样逐渐处在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中世纪时法国的教区由领主领导、民众共同参与管理。官僚系统同样把领主和农民排挤到教区事务之外，历史上敢于对抗王权的贵族领主在王权的威逼利诱之下逐渐屈服。结果领主和农民都不再参与实际的教区管理，地方的政治生活逐步消失了。此外，所有“独立自主、具有集体属性的团体”遭受了与城市和农村教区同样的命运。法国政府对于一切想从它的外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充满仇恨，任何独立团体、自由结社都会让它畏惧。最终，中央集权遏制并逐步剥夺了封建制度中地方和团体的独立和自治，取消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试图建立一个完全服从于国家权威的社会。

四

不过，事实上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尚无法做到对社会的全面掌控。前面提到，中央集权并没有摧毁封建制而只是将之边缘化，因此封建制遗留的种种古老习俗、风尚、法律乃至弊端都可能对集权构成障碍。以高等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构对王权有一定的约束。国王在剥夺贵族的政治权力的同时不得不保留甚至增加其经济和社会特权来加以收买，因此贵族虽然不再能够参与或干预中央集权，但他们可以依据这些特权反对政府对他们的控制。国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卖官鬻爵。君主制政府当然知道行政效率取决于执行者的责任心和服从，因此绝不出卖集权体制中的关键职位如总督和总督代理，但对于其他不那么重要的职位特别是城市中的官职则拿来交易。出资购买公职的人把公职作为自己的财产加以对待，对国王命令的执行三心二意，结果使专断的意志在执行中变得软弱。教会因其信仰、制度和掌握的土地而能够与王权保持距离。资产者通过购买官职等方式获得特权，也因此相应地获得某种独立性。正是借助于种种风尚、制度和特权，法国社会仍然拥有某种自由而可以对中央权力进行抵抗，并且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准备了条件。因此托克维尔强调旧制度绝不是一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换句话说，旧制度社会中的传统因素对现代国家构成了某种约束，因此中央集权的专制尚未达到现代威权和极权的程度。

然而，旧制度的种种自由也许能够帮助法国人抵抗甚至推翻专制，却不能帮助他们避免革命的血腥暴力，也不能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因为这些依据传统和特权的自由并不能弥合中央集权所造成的社会断裂，相反会加剧等级、团体之间的隔阂和对立。

旧制度的监护人式中央集权国家掌握了地方和公共事务，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国民不再为公共事务和利益操心，彼此之间也就不需要合作和联合。非但如此，政治纽带的缺失使得民众之间的不平等变得更加难以容忍，社会紧张和对立进一步强化并渗透到法国社会的每个方面。失去了政治职能但仍拥有特权的贵族逐渐变成了封闭的种姓，他们失去了政治权力后更热衷于彰显自己的特权和出身来保持自己的优越，这进一步刺激了平民的仇恨和嫉妒。在农村，领主不再像以前一样参与和领导教区和村社的事务，但他们仍然享受种种特权、压榨农民，这使他们更令人憎恶。在中世纪，三级会议和地方自治允许资产者和贵族联合起来反对王权、保卫地方自由，联合的必要通过共同利益克服了出身和等级差异可能造成的分歧。而在三级会议停开、地方自治消失后，双方也就在公共生活中失去了联系；当他们在社会和私人生活中相遇时，因为没有共同合作的需要，彼此的差异只是激化了相互的对立乃至仇视。这和英国的情形大相径庭。在托克维尔看来，真正使英国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正是贵族与社会的融合：英国贵族绝不是封闭的种姓，与其他阶层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他们与其他阶层从事共同的事务，共同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英国废除了世袭领地与平民占有土地之间的差异，加速了这两个阶级的凝聚。虽然贵族和平民之间也会存在对彼此的不满，但公共生活的合作必要抑制了这一不满。正如政治自由的存在使法国贵族蜕化为自私封闭的种姓，政治自由的存在把英国贵族转化为担当政治和社会责任的精英，同时促成了社会阶层的流通与合作，能够使国民以协商与合作的方式来处理共同事务、应对危机，对国家的权威予以限定的同时也使之得到支持。在19世纪，与法国的不断革命不同，英国通过三次议会改革及其他相关政治和社会改革不断扩大民众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和参与，成功地避免了革命并把英国建成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坏政府的改革导致革命，好政府的改革则能避免革命。

在法国，中央集权除了造成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隔离，也造成了资产者与其他民众之间的对立，因为它把资产者也同样变成了享受特权而不承担政治责任的阶层。农村中的资产者为了逃避税收利用一切机会逃避到城市中去，结果资产者与农民分离，农村与城市彼此仇恨。在城市中，资产者急于谋求官职以获得免税的特权并可以把自己和下层民众区分开来，于是城市内部也陷于分裂。不仅如此，资产者之间也分割成各自享有不同特权的小团体，彼此争吵不休。中央集权对国民之间的分裂乐观其成：王权为了阻止不同等级和团体国民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对他们分而治之，在他们之间制造对立。托克维尔指出：“没有什么比阶级仇恨和嫉妒更有利于培育专制主义。”旧制度末期，除了中央集权之外，法国已经不存在凝聚国民的政治纽带；因此一旦中央集权出现危机，整个民族便陷入动**当中：“既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大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并且，大革命为彼此积怨已久的法国人提供了报复和宣泄仇恨的机会，其暴烈和恐怖在所难免。

五

中央政府在危机中孤掌难鸣，首先是因为贵族借机发难企图从君主手中夺回被剥夺已久的权力，其次是国民除依靠中央集权之外不知道如何行动，而彼此之间又因冷漠仇视而无法共同行动。结果，革命者在旧制度的废墟上重新制造出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这并不令人诧异。在托克维尔看来，比起中央集权本身，它在法国人心中造成的集权和国家崇拜对法国政治更为致命。

中央集权造成了法国人对中央集权的热爱和迷恋。托克维尔不无嘲讽地说，在旧制度法国，“政府取代了上帝”。法国人创立了新的宗教：对中央集权的膜拜。农民认为改进农业应当由政府负责，期待成为新贵的资产者巴望着王室的恩宠，连向来傲慢的贵族也向中央政府乞求免税。中央集权摧毁了中间团体和地方自治，结果国民只能仰仗中央政府；中央集权无处不在，使法国人认为没有中央集权他们将一事无成：“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权力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唯一代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最反对政府的人却是中央集权最狂热的崇拜者。他们因为现存的种种弊端讨厌乃至敌视政府，并且设计出各种改革方案，但“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集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的权力应当像国家的权利一样没有限制。” 国家崇拜不只是理论观念，而是民情的一部分：“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民众还能有什么政治能力？

更糟糕的是，这种国家崇拜在民众中培育起对违法和暴力的热爱，因为国家长期以来诉诸非法和暴力手段来进行统治，结果民众也习惯于采取非法和暴力手段来达到其目的。

在旧制度时期，中央政府对于其措施可能引起的诉讼，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来干预甚至阻挠普通法庭来审理这些诉讼，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其权威。中央集权的核心机构御前会议往往通过调案的方式从普通法庭手中夺走涉及政府的案件，由它或者它设立的特别法院来审理。一位官员对这一做法如此解释：“普通法官须服从既定法规，他们必须镇压违法行为；但是御前会议永远可以出于实用目的违反法规。”上行下效，政府干预司法的结果是民众对法律的漠视和对政府的崇拜，人们在遇到司法麻烦时首先想到的是“要求人们照顾他们而撇开现行法规”，并且“只要与政府有一丝一缕关系便可以除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民众蔑视法律的结果：“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托克维尔不禁哀叹：“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

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中央集权所造成的这种蔑视法律、滥用暴力的政治文化几乎使革命不可避免，用他的话说，正是政府完成了人民的革命教育：“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旧制度末期的两个君主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认识到某些改革不可避免，但往往和他们的大臣以草率粗暴的方式破坏或推翻古老的制度、习惯和权利。他们虽然是出于国民利益的考虑并且是无私地行事，但这种“出于好意、由好心人施行的暴力”更为可怕，因为以善意或正义为名的暴力具有更强大的正当性并因此遮掩了暴力本身的凶恶而使人们把暴力当做一种正常的行为方式。旧制度政府就是这样以国民或公共利益为名把暴力正常化、正当化。

从路易十四起，国王宣布国家是土地的唯一真正的所有者，目前具有土地的人只是有条件的从国家那里获得某种使用权或不完整的占有权。结果国家可以因为公共工程的需要破坏或毁灭私人财产，由政府随意地给予某些赔偿费，“并且经常是分文不给”，“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于是，人们从中学到“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民众特别是穷人在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来追求国家对其利益的侵害时，他可以说只能任人宰割：“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国家可以随意地动用警力、在没有任何凭证的情况下把农民从家中拘捕监禁，并可以将其长期关押而不按规定在二十四小时内审判。在18世纪的法国，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启蒙的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在整体上都日趋温和和人道，然而政府却“每天教给人民那种最适应于革命时代、最适合于专制暴政的刑事诉讼法”。法国人耳濡目染从政府那里养成了无视权利、法律、程序并崇尚专断、暴力的政治心态，这一心态成为革命的土壤。政治塑造灵魂，国家就这样完成了民众的革命教育。这一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革命和奴性的人民，也就是在奴役和革命之间摇摆的人民，除了接受奴役和发动暴力革命，国民不知道该如何自主地开展政治行动来治理自己的事务。

六

蔑视人民的结果是被人民蔑视。革命往往由精英发动，由民众来进行和完成，决定这一革命的进程和特征的往往是民众的心态和行为，而非精英的观念和领导；在很多情况下，民众的行动往往会越出精英的意图和控制，甚至使精英成为其发动的革命的牺牲品，可以说也就是民众的牺牲品：革命的常见现象是它吞吃自己的孩子。

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和以后的许多现代革命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大革命创造了其革命者，而非革命者创造了革命。换句话说，大革命并非革命者准备、酝酿、策划的结果。革命的起点是一场政治斗争。1789年5月，由于严重财政危机国王不得不召集的三级会议召开。教士、贵族、平民（第三等级）的代表在一起商议制定能够解决财政赤字的税收和财政政策。但第三等级代表很快要求把三级会议转化为代表民族制定宪法的国民制宪议会，由此开始了资产者领导人民针对王权专制和贵族特权的政治斗争。但在民众参与进来后，这一政治斗争很快暴力化，转化为资产者代表没有预料也不愿意看到的暴力革命。在巴黎发生了攻占巴士底狱、攻击凡尔赛王宫胁迫国王返回巴黎等事件，在农村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攻击领主甚至是资产者的领地，废除封建特权和租税。此后，民众暴力和革命者自上而下策划的暴力的结合把1789年开始的政治斗争转化为一场前所未有的血腥革命。王室和贵族成为革命的牺牲品，资产者也备受打击，“只有人民仿佛从他们所有的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他们的主子为抛弃他们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一再回到旧制度政府和精英对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抛弃来理解革命的起源及其暴力特征。

前面提到，被解除了领导和保护附庸，却依然享有金钱和荣誉特权的贵族遭到某种敌视，事实上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当他们最终遭到攻击时，只能逃之夭夭”。很多出身农民的资产者也远离农民、避居城市，结果“当资产者把武器交给农民时，才意识到他在无意之中已唤起了民众的**，对此他既无力控制也无力引导；他曾经是个鼓动者，不久即将变为牺牲品。”

即使那些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的人在骨子里仍然轻视民众，因为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家，人民应该由国家按照其需要加以塑造。18世纪的重农学派或者经济学派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们膜拜国家和集权，敌视阻碍国家权威的特权；他们和国王一样希望国王的权威可以平等地施加在所有臣民身上，因此他们推崇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总体上来说，除了在他们看来能够创造财富的工商业自由之外，他们不喜欢自由。在他们看来，私人权利、契约对国家和公共利益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国民商议、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自由不利于国家权威，他们一概反对任何对中央集权进行节制和平衡的代议制和地方权力机构。他们不相信国民自己有自治能力，因此国家有必要通过某种教育使民众理性地热爱国家、服从权威、遵守法律，学会把自己的权利服从于全体的意志。他们同样认为民众的意志可以被国家随心所欲地加以塑造。

在旧制度末期，国王和政府官员在很多场合下表达出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苦难的关切并致力于减轻他们的苦难，但他们同时以轻视的口吻谈论人民：“人民已经唤起他们的同情，但仍旧是他们轻视的对象”。在致力于改善农民处境的文件和法令中，农民们可以看到自己被称为“无知粗野的人，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不同行政权力部门的官员们绘声绘色地描绘农民的苦难，并互相指责，把责任推给对方。他们毫不讳言，各种各样的特权是造成农民苦难的主要原因。托克维尔感慨道，他们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激怒民众并激发他们的欲望、会让他们认识到政府和特权制度要为他们的苦难负责。

官员们之所以骨子里如此蔑视民众，那是因为民众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之后，官员们认为民众在政治当中是无足轻重的。这正如重农学派相信民众始终愿意用国家的意志代替自己的意志，可以被国家随意揉捏。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一天民众也会要登上公共舞台并掌握自己的命运，运用他们的主子教导给他们的方法来教训这些自以为是的主子，结果是可悲的：“即使人民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他们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凭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人们有时看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权时，竟然把奴隶的好恶也搬了过去，他们既不能治理自己，也蛮横地对待他们的教师。”

七

1789年，当人民终于登上法国的政治舞台时，法国人在经历了短暂的自由之后走向了暴力，并以专制告终。反对专制、争取自由的革命以更强大的专制告终，为什么？因为“当法国人重新激起对政治自由的热爱时，他们在政府问题上已经具有相当多的概念，他们不仅与自由制度的存在完全不符，而且几乎与之对立。”所有这些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对国家的推崇。革命使很多法国人对特权的仇视转化为一种对平等的渴望。而国家和平等之存在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并且这一联系是自由的最致命的敌人。

他们推翻了君主和贵族，他们只承认他们自己也就是人民的权威，他们之间彼此平等，在他们之上只有国家和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即官员。他们完成了旧制度君主政府推行的国家和集权建构，他们实现了很多君主梦寐以求却不能实现的目标。君主们虽然想建立对每一个臣民的统治，但无法完全抛开贵族、特权和传统，而不得不忍受它们对他构成的限制。而革命以人民和民族的意志为根据可以毫无顾忌地推翻这一切，因而也破除了对集权的限制，使之前所未有地强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出身贵族却当选为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大革命初期最为出色的政治人物之一米拉波试图说服路易十六接受革命，他在写给国王的私人信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请把新形势与旧制度加以比较，从中会得到慰藉和希望。国民议会有一部分法令，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法令，显然对君主政府有利。取消高等法院、取消三级会议身份、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难道这是区区小事吗？只组成一个单一的公民阶级，这个想法会令黎世留欣悦，因为这种平等的表面便于权利的执行。多少届专制政府都致力加强国王权威，但他们所做的还不如革命在这短短一年中所做的多。”这段话充分揭示了大革命与旧制度的一致之处：中央集权的建构。所以，托克维尔指出，旧制度本身已经是一场革命，或者说“中央集权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

革命初期民众表现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他们热爱刚刚获得的政治自由并努力运用这一自由来参与政治。然而他们从旧制度中习得的是对国家的推崇、对权利和法律的轻视、对暴力的认可甚至是热爱，从旧制度中继承了社会断裂所造成的阶级与国民之间彼此的敌视和由此激发的对平等的迷恋，这一切最终使自由堕落为混乱和狂暴的无秩序状态，并从中再次产生出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托克维尔感慨，法国人热爱平等甚于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不过是因为痛恨主子。他们痛恨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平等和特权来轻视和羞辱他们的人，而他们又缺乏自治和自由的能力，因此他们宁可生活在一个使所有人都处于平等的主子的统治之下，哪怕以奴役为代价。他们宁肯要奴役中的平等也不愿接受自由中的差异。更何况，奴役至少伴随安宁，而自由却可能招致动**。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在推翻了波旁王朝后又接受拿破仑作为他们的新主人，为什么在革命十年取得的利益中他们唯一准备抛弃的是自由。

对集权的迷恋使自由的情感和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在法国的政治文化和民情中扎根，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人遭到专制和革命的双重折磨。统治者习惯于诉诸集权甚至专制来进行统治，国民的政治自由被限制乃至被剥夺，结果在出现危机时，民众便诉诸革命，革命由此成为一种解决危机的方式，进而几乎成为一种传统。革命造成的动**和革命民众自身的暴力和集权倾向又为新的强权和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法国人特别是资产者和农民出于对动**和革命的恐惧而对政治自由也充满疑虑：既渴望自由也担心自由带来动**，因此在自由的危险面前他们宁可选择奴役与专制。

八

革命扫除了封建残余，也因此破除了对中央集权的限制。所以托克维尔指出，贵族体制被摧毁的平等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的社会。而更糟糕的是，专制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造成的危害比在其他社会中要严重得多。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述：平等社会可怕的专制前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一书二十年前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中予以了详细的阐发。不过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开篇，托克维尔对平等与专制的关联予以了精到的概括。显然，这时候他谈论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前景，而是他所目睹和经历的现实：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在他看来恰恰是平等与专制的现代结合的体现。这段话值得每个中国读者深思：

在这种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做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要，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表示，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赚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他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指出现代平等破除了前现代社会中等级、团体、家族、宗教、道德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某种有机的纽带，使得现代人成为彼此平等和独立的个体，在这些个体之间并无牢固的纽带。孤立、分散的个体无法联合起来对政治权力构成抵抗和限制，因此这一局面对专制政府最为有利。而在这种状况下建立的专制又会进一步强化个体之间的孤立，使得个体进一步沦丧为封闭而自私的存在。更糟糕的是，专制政府为了彻底消除民众对其的抵抗，往往会引导他们漠视公共和政治事务，自愿把一切、哪怕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和政治事务都交给政府处理，让民众以为政治与自己无关，仅仅是国家的事情，民众所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政府诱使民众遗忘政治的最佳策略莫过于以利益和享乐来**他们，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利益和享乐的追求当中。对于汲汲利禄和沉湎享乐的人来说，公共和政治事务对他们构成了负担和干扰，他们巴不得有人替他们操心这些事情。并且他们尤其害怕社会动**和革命，对于可能导致动**和革命的政治参与、政治自由或民主，他们避之唯恐不及。一个强大而无微不至的政府会让他们顶礼膜拜。人因此遗忘了只有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才能发现的责任、美德、高贵乃至伟大，沦落为只会赚钱和享乐的动物。

可见，比旧制度更为强大的现代专制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断裂和国民之间的孤立，因此当遭遇急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国家同样无法从社会获得支持，社会自身同样没有组织能力。于是在危机面前，政治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毁灭性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有人认为，通过剥夺政治自由、以无处不在的中央集权控制社会就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的、能够克服危机的国家，殊不知强大的集权和控制造成的可能恰恰是一个缺乏社会基础和政治正当性的国家，在危机面前一触即溃。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逻辑在这里暴露无遗。

专制政府尤其注重笼络和控制那些对其权威构成最大威胁的人——知识分子。在旧制度当中，为了让被剥夺了政治自由的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政府允许知识分子们自由地进行各种学术研究，甚至探讨“有关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前提是不得质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这在法国造成了抽象的文学政治：由于被剥夺了政治自由而缺乏政治经验，文人往往构想出种种抽象的、立足于哲学原则、不切实际的政治方案——1789年很多法国人试图把这些方案和这种对政治的抽象而空洞的理解付诸实践，结果因为背离现实而导致进一步的政治混乱。托克维尔对文学政治的批判让我们对素来以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保持警惕。在历史上，在很多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或者成为国家主义者，或者成为激进主义者甚至革命派。前者或者是受到国家主义传统的影响，或者是看到依附国家有利可图，他们自觉地成为专制和集权的附庸，制造各种理论来粉饰专制或论证其正当性。后者则因为对专制的痛恨而不惜一切代价来批判攻击现行政府，完全不考虑政府被推翻后带来的动**和革命可能带来比专制统治更可怕的灾难。对于国家主义者，正如前文讨论所表明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向他们揭示了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倾向。而对于后者——他们表现出对政治和民众的认知的浅薄，读读托克维尔对革命与改革的关系的反思是有益的：“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外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更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这段话用来总结清末以来的中国历史也许也能适用。而对于当下的中国，这段话仍然发人深省。《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传达的根本信息之一，是一个集权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我相信，读懂了本书的有识之士会理解本书的另一个根本信息：民众的自由能力对于一个民族的和平、繁荣和伟大至关重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在描述了专制与平等与物质享乐的结合所招致的堕落之后（参见上面的引文），也揭示了克服这一堕落的拯救之路：

[1] 崇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