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革命史学家的托克维尔

斯坦利·梅隆

【编者按】斯坦利·梅隆（Stanley Mellon，1927—2008）是美国的一位资深的大学历史讲师，曾任职于密歇根、伯克利、耶鲁、伊利诺伊等大学。本文（“Tocqueville as Historia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他1989年3月9日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分校做的一次演讲。看得出来，梅隆是一位很“烦”精英主义者托克维尔的左派知识分子，他对托克维尔的批评显示了某种来自草根的义愤。

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做一个法国史学者颇有些难堪。最近在一个下楼的电梯里，一个别的系的同事让我给他推荐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好书”。上千本书顿时涌入我的脑际，但我一时语塞，一本也挑不出。其实，要是你碰巧遇到这样的麻烦，你满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这本书，虽然写于132年前，仍然享有经典的盛誉，仍然备受争议，仍然是历史学家们最喜欢引用的作品——如果这些历史学家懂得，使自己的研究显得更深刻的一个妙招，就是用这样一句神奇的话来开始你的论述：“正如托克维尔很久前就指出的……”

这是一本人们为之写了很多书的书。弗朗索瓦·孚雷为“重新思考法国革命”而写的修正派著作即为一例，安德烈·雅尔丹最近翻译的托克维尔传里也有两章专门讲他的史学及其产生的影响。还要近一些的，是罗伯特·帕尔默关于两个托克维尔的讨论，由此我们了解到托克维尔那位名不见经传的父亲，也就一些奇奇怪怪地相互关联着的主题写过一些历史著作。

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史学从哪里开始讲才好呢？托克维尔有关这个主题的第一个正式作品，是他在1836年写的一篇文章，那是他写法国革命史之前二十来年的事了。人们一定很想从这篇文章里找到未来那部经典的思想母体（idée-mère）和骨架。但一些能起冷静作用的事实却让我们得以抵制这种**。首先要注意的是，在1836年，他刚因《美国的民主》一书而获隆誉，实际上还没有研究过都兰和巴黎的档案，而这种研究对于他后来的著作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这篇文章用英文发表于《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部分由该杂志编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翻译）。这份英文期刊没有多少法国读者，因而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它在19世纪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大辩论中悄无声息。直到很长时间以后它才重新被人们提起，而那时它的那些论点也已经由他的那部更大的史学著作讨论过了。

可能这篇文章只是一个虚假的预告。那么还是让我们按照安德烈·雅尔丹的建议，把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史的兴趣追溯到1841年吧——这一年，托克维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纯粹是他意外地通过他的两卷《论美国的民主》得到的好事。也是纯属偶然，他要在法兰西学院坐的那个位置，是一个帝国时代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色萨克（Lacueé de Cessac）留下来的，而且按照当时的习俗，他要就他的前任讲一番话（有趣的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当选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替代的都是大革命和帝国时代的院士）。

要简述色萨克的生平，托克维尔首先必须介入一个在他看来总是非常麻烦的问题，一个他总要带着极强烈的爱恨交织的心情来谈论的话题：法国启蒙运动。色萨克是一个怀疑一切的社会的产物——“尽管法国君主制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法国人还是认为这是它首次进入社会生活。”

色萨克曾为《百科全书》写过条目，也做过立法议会（1789—1791）议员，但托克维尔选择不谈他对大革命的贡献。他感到色萨克拥有一种很异样的人格，这种人格可以被定义为“为大革命付出了极大努力的人，但他们这样做正是因为他们不是天然的革命者，他们把自己对组织的喜好贡献给了一个他们并不想全力效忠的事业”。托克维尔其实是在为拿破仑式国家的典型仆从画像，那是虽然饱受启蒙运动自由思想熏陶但内心仍是权威崇拜者的一代，是一伙可以毫无愧意地为任何一个强大主子办事的行政官僚。不错，色萨克是为共和国服务过，但他还是“很自然地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天命注定要为绝对君主增添力量和荣耀，是那种二流的但仍然很伟大的人物”。就是在这幅带贬损意味的色萨克画像中，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念兹在兹的中央集权化主题的基因。托克维尔不能掩饰他对那些“不朽官僚”的蔑视，他的讲演的语调也的确显示了他与19世纪法国之间的距离。那日他的大多数听众——也是他的院士伙伴们——都以某种方式为帝国做过事，故而也都能从托克维尔对色萨克的贬损中感到对他们自己的嘲弄和责难。

托克维尔那日的批评也不是没人回应。法兰西学院的仪式规定得有一位院士回应，而这个任务就落到了莫雷（Molé）头上。莫雷是托克维尔的表亲，刚就任首相，是那种为从拿破仑到路易·菲利普的历代君主办过事的不朽者的一个完美代表。莫雷为有机会来为拿破仑做辩护而高兴，也为他的表亲托克维尔对新法国的敌意做了一个解释。那是一种将一直伴随托克维尔的责备。莫雷当时所为，是用一种我们做不出的方式来收拾托克维尔：追询他的贵族出身。“如果我胆敢追询您的出身，并从您年轻时候的记忆中找到导致您今天提出这些观点和大展才华的某些原因，您会觉得我过于突兀吗？”莫雷指出，托克维尔没有亲身经历过早期波拿巴时代，无法记得1799年那时法兰西寄托于他的希望。对于托克维尔，拿破仑只是一个暴君，一个国际征服者，他忽略了给法国带来平静和安全的拿破仑的丰功伟绩。

莫雷承认托克维尔不是靠自己的贵族出身而是靠一部关于民主的著作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他用这样的方式描述了人们是怎样接受托克维尔这部著作的：

所有党派都对于该如何接受这部著作感到踌躇。他们本想从中找到弹药结果却只找到了平静的深思，看到了对真理的真诚而公平的寻求，所以大家对它报以一致的欢迎。

莫雷在发言中点出了托克维尔思想中最奇怪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虽然美国民主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分裂了欧洲读者，托克维尔的成就却为每个党派都提供了“弹药”。

如果对法兰西学院的讲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带有**、偏见的托克维尔，一个已经在思考“中央集权化”这个大题目的托克维尔，那么了解他的大革命史学的另一把钥匙，就是他的《回忆录》了。对于那些要把《回忆录》当做托克维尔革命史学的序言的人，我要提醒他们一句：事实上《回忆录》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同时构思的，都是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个人痛苦经历的产物。

19世纪有许多计划写法国革命史的人，而且其中不乏有名者，如海涅和路德维希·博尔纳，如兰克和马克思，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阿克顿勋爵。像许许多多19世纪法国人一样，托克维尔对那场最初的革命念兹在兹。但他还亲身经历过其他两次革命。1830年革命迫使他踏上赴美之旅，1848年革命让他初尝权力——他做了外交部长，然后便是流亡。正是对于自己的政治失败的思考，促使托克维尔转向这种个人的记述，并最后让他转向革命史学。他的《回忆录》又说了些什么呢？

托克维尔总带有某种贵族冒险家的色彩。“因为我有天生的冒险倾向，冒点危险，似乎总是最好的生活调味剂。”他喜欢新奇，喜欢异国情调，喜欢生活带一点风险。他在七月王朝时期何故总感到不安宁，他并没有真正弄懂。他在《回忆录》里有许多新发现，其中之一就是他在1848年之后，在做出大量要真诚对待自己的努力之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洞见。托克维尔得知1848年革命爆发的消息时，努力集中自己的思绪，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不知道的道理：

我有些惊奇地发现，这场革命在激起忧伤和恐惧的同时，还令我感到了某种喜悦。我国的这些可怕的事件令我痛苦，但主要地并不是为自己而痛苦。相反，我好像比在这场灾难前能更自由地呼吸了。在议会圈子里我总是有点窒息感，而这个圈子现在已经被打掉了。

成为一个显要人物，做一个托克维尔家的人。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事实，即对于托克维尔而言，一个更加奇怪、异己的世界——第二共和国，给了托克维尔一些七月王朝没有给他的机会，尽管为时很短暂。尽管他个人厌恶1848年革命，也不喜欢制造了这场革命的那些人，1848年的事情还是很对他胃口。1848年革命给托克维尔提供了一个能让他发挥才干的职业，并让他确认了一种古老的感觉，即或许哪怕是在一种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公正无私的、讲究德行的、贵族的智慧都有发挥的余地。

路易·菲利普倒台给他带来的轻松感，是托克维尔可以再次处于美国情势之中。1848年革命的奇迹，对于托克维尔来说，法国现在几乎就是异国，一个冒险的乐园。托克维尔在美国感到最享受的，就是那里到处都是开放的、危险的和激动人心的——带上手枪吓退印第安人和马路上的盗贼。回到法国后，正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有活力的对外政策的政府，一个选举、委员会报告和毫无意义的辩论的社会。但1848年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气氛躁动不安，巴黎成了危机四伏的美国森林。而一个托克维尔，一个曾经佩剑的托克维尔，现在也可以再次佩带武器了。他实际上就揣着一支手枪参加过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而且当他发现带武器的还不止他一人，发现主张保护秩序和财产的议员们已经组成了一支军队，他特别高兴，感到特别自在。在基佐和他的国王的辩论会所，托克维尔感到不自在，可是在战争或内战中，他却很自在了。

托克维尔的《回忆录》也可以当做他的情感教育来读，当做革命对他最珍视的历史思想的影响来读。在1848年的头几个月，托克维尔一直在直接接触欧洲革命，而且是日复一日地接触。他在美国经历的那些事，现在就发生在法国了，他在首次“亲睹”法国的革命。托克维尔，这个对“某些人”视若不见的人，承认他是某种身在祖国的外国人。1848年革命“对我来说就像在发现一个新世界，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了山岳党人，他们的习语和做派令我惊讶不已”。

托克维尔的革命描述使用的是欧洲保守主义的语汇。那是一种深刻的反革命想象的反映。他的语言，可以与伯克、福楼拜或丹纳相竞争。很讽刺，那些今天极端喜欢托克维尔的人也喜欢1848年革命，而托克维尔自己却并不喜欢这场革命。事实上，托克维尔用他的关于1848年革命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尖酸刻薄的多米耶式革命者肖像，那是一位有教养的贵族首次面对革命的声音、景象和气味时的反应。

他们汗水淋漓，尽管天气和他们的穿着并没有让他们热到那个程度，因为好几个人都**着胸脯。

看到这种景象，托克维尔极不痛快。他惊恐万状，十分反感，也很难控制他的鄙视态度。在描绘一个民众庆祝活动时，他几乎公开表露出对接待处撒花女们的轻蔑，“我认为使用洗衣女们的大槌比撒鲜花更符合习惯”。他还这样写Barbès：“他是这种人中的一位：他们每人身上都紧密地混杂着蛊惑家、疯子、漫游骑士等种种角色，你根本说不出其中的界限所在。”小路易·勃朗被一群暴民扛在肩上到处游走的狂热景象让托克维尔想起“一条被夹住了尾巴的蛇”。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场景和人物的描绘，在一段关于布朗基的段落里达到了一种渐强音效果：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人登上了讲坛，轮到他发言了。这个人后来我就一直未再看到过，但有关他的回忆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可怖而恶心。他脸颊苍白瘦削，唇无血色，说话有气无力，阴阳怪调，令人作呕。他看起来就像一具腐烂的僵尸，穿着能见肉的衬衣，一件老旧的黑色工作服紧裹着他消瘦的四肢；他好像在一条阴沟里度完他的一生后刚刚走出。人们告诉我他叫布朗基。

可怖而恶心，这就是托克维尔在看到“左派”第一次从阴沟里走出时的精确感觉。

要清楚地区分19世纪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最好的标准就是看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自由派相信革命有活力、天才和力量（甚至是有害的力量）。有一句话是自由派永远不会用来形容革命的，那就是说它疯了。托克维尔在经历了他的1848年冒险后，则相信法国革命疯了。他以赞同的态度引述了特雷拉医生关于1848年革命的领袖们实际上是一群疯子的诊断，然后还加上了自己的评判：

我总在想，在革命中，尤其是在民主革命中，疯子，真正的疯子，不是那种人们出于亲切而称呼的所谓的疯子，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一种半疯狂状态在这样的时代不是不合适的，它甚至常常会带来成功。

1848年的革命首先像是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以美国的名义进行的革命的完成。作为美国专家，托克维尔被请来协助新共和国起草宪法。但这场革命对托克维尔来说也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而且在他关于这躁动不安的两年的回忆中，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的经过磨炼的托克维尔。《回忆录》是1850—1851年间在意大利南部海边小镇索伦托写就的，其中一部分是对托克维尔在七月王朝中的行为的赞美。此书今天最好被看做他《论美国的民主》的一个续篇。与1848年革命中法国民主的直接面对，暴露了托克维尔的失算。托克维尔强调了一个错误的词汇。他强调了民主，而他实际上想强调的是美国。但法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托克维尔终于在巴黎的大街上发现了法国民主原来是那样一个东西。托克维尔太急于仇恨中产阶级和批评七月王朝了，以至于他没有考虑到该用什么样的政府来取代它。

是托克维尔自己的个人受挫和在路易·拿破仑统治下的流放，成为他建立自己史学的主要背景。被迫抛弃政治生活——路易·拿破仑的雾月18日使他有了时间和独处机会，同时也给了他写作的灵感。他在1850—1851年间的书信显示，托克维尔计划从第一个拿破仑首创的雾月18日开始他的法国革命史写作。在这个早期阶段他只计划写一篇关于背景的30页的文章。

主题一旦选定，首先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把他引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对托克维尔来说，不能回避的历史问题是为什么法国在1799年会选择拿破仑而不是回到旧制度。这个问题一经提出，立刻便有两个不言自明的答案出现在这个叫做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人面前。首先是因为群众在大革命进程中赢得的东西，其次是因为旧制度遭到了痛恨。

这就是托克维尔脑际终身挥之不去的答案。美国是那样令人满意，因为那里只用了很短的一点时间就把对贵族的仇恨这一重负解除了。可是一回到法国，这种负担就重新凸显。1837年竞争官职时，他曾被“不再要贵族也不再要鸽子”（鸽子，指的是那些曾在诺曼底农村随意糟蹋农民庄稼的贵族的鸽子）的口号所击败。托克维尔故居（colombier，也有鸽子笼的意思）里的每一只鸽子（封建不公正的象征）都在1793年的农民起义中被干掉了。

序幕写到这里也就够了。现在让我们来用一些谨慎的词汇考察作品本身。像所有伟大作品一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得到了许多人的研读。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比我伟大得多的历史学家都读过此书并写下了载入史册的评论。我的目的不是逼你接受我的解读，而只是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对这本我已经研究了四十多年的书的理解。

在进入关于这个欧洲伟大事件的实在太美国式的分析之前——我想重申托克维尔在150年前曾发出的重大警告——那是对冒险谈论欧洲事务的美国人的警告。这是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一段话中说的，托克维尔实际上在这段话中赞扬美国人谈论美国事务时的正确感觉。然后他警告道：

一个美国人，绝不应随着别人去谈论欧洲，因为那样的话他很有可能会说出很多臆断之语，并流露出愚蠢的傲慢。他也会采纳一些粗糙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对全世界所有无知者都非常有用。

所以，我们面临着说臆断之语和暴露出愚蠢傲慢的风险……

从一开始托克维尔就对他自己著作的解读和解释非常关注。例如，我们知道他曾对他父亲保密，不让父亲知道他写了这本书（此书出版后不久他父亲就去世了）。在给妻子的信中，托克维尔还预言他的书会被人误读一百年：

我告诉自己，我这本书里的观点不会让任何人高兴。正统派会把它看作关于旧制度和王权的糟糕的描绘……革命派会从中看出革命的所有廉价的华彩。只有真正的自由之友才会喜欢读。

托克维尔的一位朋友庞马丹（Pontmartin），说得更简洁：“所有人都会欣赏它，但没人会满意它。”让我们现在来设想这样一部关于最摩尼教式的题目——法国大革命，一个把欧洲划分成两大阵营达200年之久的历史事件——的著作，而这部著作却能同时得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认可，并能同时为两边提供帮助和安慰。

尽管托克维尔一直没有完成他的这部历史，他还是能写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历史》的（托克维尔曾想把该书简单命名为《大革命》，而该书的现名是某个不知名的编辑确定的）。他的本能正确地把他引向一个适合他的题目，即一部法国贵族的衰落与垮台编年史，那些贵族是他的著作中的隐蔽的主角。托克维尔把18世纪贵族描画成一个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化的君主制和法国启蒙运动之间受挤压的阶级，被剥夺了权力却又黏着在它的身份地位上。在此书中，只有贵族的错误，没有贵族的滥权，没有封建特权，只有封建主义的残存“话语”。这个历史活剧中真正的坏蛋是法国王朝。它被指控持续破坏法国贵族政治，侵蚀那些备受贵族辩护者们赞扬的地方自由。托克维尔复兴了法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主题，即贵族主题；他按布兰维耶（Henri de Boulainvilliers,旧制度法国贵族制理论家）的传统写了一部旧制度史（罗耶［Royer］将他比作同样关注地方贵族自由被破坏问题的孟德斯鸠，这是何等的正确！）。

托克维尔的主要论点，那个我们仍感到那样吸引人并且新颖的论点，就是法国大革命不是与法国过去的激进决裂，不是针对法国历史的一场革命，就像伯克在1790年说的那样。相反，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继续了法国历史的工作，是对法国最古老传统的继承，是中央集权的发展。这样，通过明确地试图反驳伯克，托克维尔似乎就将自己断然置于自由主义传统之中了。的确，法国革命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如斯塔尔夫人、梯也尔、米涅等，在托克维尔之前40来年就已经说过，法国大革命是法国民族历史的最近一章。这些历史学家也试图将法国革命的逻辑定位于法国的过去，方法是到12世纪去追寻抵抗传统的根源。

但是再仔细看看托克维尔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意图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是非常不同的。这些急切地要在法国历史中发现一种自由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在中产阶级中，在中世纪公社起义中，在三级会议中，找到了它。而托克维尔的自由传统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他把斯塔尔夫人的口号“自由是古老的”解释为贵族反王朝的传统（他发现法国大革命遵循的是欧洲历史上的那种最古老的传统，解释为封建领主对他们的暴君国王的不服从）。托克维尔通过把1789年的法国革命看做法国行政管理史中的一章，看做第二等级和国王之间的古老斗争的最**，达致了他关于这场革命的那种非同寻常的超然观点。而且在这场第二等级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中，托克维尔的同情显然是在被轻视和被击败的贵族一边的。他认为贵族是中央集权化的牺牲品。法国大革命对托克维尔来说，就是法国历史的这个最具破坏性的倾向的现代形式的继续。他能够把他对大革命的蔑视有效地掩盖在“中央集权化”这个总标题下。他著作中的真正主角是1788年的贵族反叛，而非1789年的第三等级。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最迷惑人的是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显见的反对态度。从其对被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的社会的控诉来看，托克维尔似乎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托克维尔对那个社会是非常同情的，对那个社会的消逝怀有真诚的遗憾之情。但这些情感被控制在他的宿命论里。这个社会的被击败和消失，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压倒一切的最值得考虑的问题。尽管他警告人们不要搞决定论史学，他自己的书却是纯粹的决定论史学作品。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在1789年前很久就已经诞生在时间的子宫里了。贵族、王朝和教会一起朝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迈进。这部法国史中没有行动者，没有人物，旧制度中没人能够延缓它的破灭。对历史判决的接受成为他分析的核心。

针对那个旧制度的任何复辟的无法辩驳的反对，是旧制度遭到强烈仇恨这一事实。

在过去60年间最危险的兴衰过程中，对旧制度回归的恐惧在我们不安和敏感的脑子里总能抵消每种其他的恐惧。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实验在我看来已经完成。

托克维尔从他的老师基佐那里接受了贵族失败的历史教训。是基佐教导托克维尔懂得了欧洲贵族的败亡是不可避免的现代趋势。然而，像大多数学生一样，托克维尔只接受了部分的教训，并将其余的教训当做了他自己的目的。他没有掌握基佐理论的重点部分，那就是这种被击败的贵族，在欧洲到处都在被一种积极的、聪慧的、代表整个社会最好利益的中产阶级所取代。托克维尔忽视了这部分教训，是因为它与他最深刻的本能相抵触，那就是他作为贵族而对资产阶级的固有反感。

托克维尔在一部关于旧制度的历史中，是怎样对待这个好争论的中产阶级的呢？他使用的是一些最简单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他决定让他们淡出这个故事。托克维尔对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的反感，促使他采用了这种隐匿的精细工艺并达到了某种近乎奇迹的效果：写一部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史，其中几乎完全不谈中产阶级的作用。托克维尔没能甘心忍受创造了法国大革命的新法国，这种个人冲突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写一部有关法国革命起源的历史，在其中把中产阶级淡化为一种幻影，把它作为主要行动者、开天辟地者和主角的作用遮蔽掉。正是这种中产阶级的缺席成就了托克维尔革命史学的那种备受宣扬的超然性（detachment）。他用消除革命精神真正承担者的办法让大革命真实的意识形态冲突变了味。他写了一个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

当托克维尔终于考虑到18世纪中产阶级的时候，他对它采取了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鄙视态度。从托克维尔画的那幅古怪的肖像中，我们是很难认出那些制造了一场革命、同贵族进行了战斗、击垮了教士并最终结束了抵抗的王权的人的。托克维尔把这种革命的18世纪中产阶级描绘成一群职位寻求者。

因为他现在实际上只有一个野心，那就是确保获取一个官职。因为以为现代法国人尤其是资产阶级表现出的那种对官职的渴求只是在大革命以后才发展起来的纯属错误。这种特别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发生了，而且从那时起它就在不断增长，从未停息过。

稍后他又指控说，“那种排除了英雄主义和卓越品质的对物质福利的追求，让人们变得像公民那样循规蹈矩彬彬有礼，但同时也精神猥琐。”

有时这个著名的托克维尔的不偏不倚姿态也没撑住，他对法国中产阶级的深刻仇视公然迸发了出来。托克维尔所做的，就是把他对他自己时代的贪婪中产阶级的“观察”用来解读历史上的中产阶级。而且当他的“研究”会确认这一点时，当他能够在18世纪的资产阶级中找到跟他自己时代同样的企业家和职位寻求者时，他就十分欣喜。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名叫朗伯维尔（Lemberville）的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大意是任命一位监察员来监控一个由他指定的实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而且最终建议应该由他自己来获得这个职位。这位朗伯维尔先生是我们熟悉的那种人，我们都见过这种人。

是的，“我们都见过这种人”。托克维尔的现代读者对这种人都没有认识上的问题。这就是那种备受马克思的咒骂、巴尔扎克的无情编排、多米耶的野蛮丑化的中产阶级。托克维尔的伟大现代声望就建立在这种古怪的汇聚之上，这种中产阶级观跟19世纪的批评太吻合了。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把七月王朝的议员们描绘成一群张牙舞爪撕扯猎物的豺狼，似乎就是从巴尔扎克和多米耶那里得来的灵感，但这种描绘却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那是中产阶级的一个非常老式的版本，是那种带有贪婪的官职寻求者面孔的贵族。

马克思对那个阶级也充满轻蔑，但他对他们的历史作用却有着丰富而复杂的意识，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几页里他对中产阶级的褒奖是爱恨交织的：“一个其业绩远比埃及金字塔或罗马引水渠更惊人的阶级”。遍查托克维尔的15卷全集，你绝找不到这样的颂词，找不到类似的承认。托克维尔在很多方面都是比马克思更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但在这个关键的历史问题上，他却没法跟马克思相比。

所以，托克维尔旧制度史中明显缺乏的东西，便是对那些制造了大革命的人没有任何同情的考虑。托克维尔没有理解到“中央集权化”曾经是法国中产阶级的一个深刻要求，因为旧制度的滥权主要就和非中央集权化的弊端有关。进而言之，大革命带来的许多令人畏惧的中央集权化举措，诚如乔治·勒费弗尔后来所言，是18世纪90年代的情势的产物，是对于由外敌入侵和内战所强加的紧急情况的必然回应。

托克维尔的革命史是在1856年问世的，那一年对于把中央集权化凸显为法国历史的主要污点和大革命的主要弊端而言是个很幸运的年份。在第二帝国早期，在另一个拿破仑的统治下写作，托克维尔向所有把小拿破仑的独裁看作对自由的最大威胁的自由主义者发出了警示。

要是这种对中央集权化的攻击是在10年前发起的，那么它对于1830年后的自由派们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他们自己当时就在台上，试图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自由社会，赞助大学那样的自由机构，他们会对任何这样的攻击嗤之以鼻，把它看作一个愤愤不平的贵族分子的无奈哀嚎。

写这部旧制度史的人则更像一个18世纪贵族，这种贵族没有采纳19世纪的贵族风范。托克维尔不比国王更保王党，也不特别虔信宗教。他保持着一种18世纪的开明趣味，不尊重王朝，对教会也常冷嘲热讽。这样一种历史学家在处理18世纪贵族政治的困境方面，自然条件最好也最有感觉。贵族的主要错误，实际上是“罪行”，似乎在于他们做出了要把他们自己作为“纯粹的贵族”孤立起来的决定，以及在于他们没有能够团结起来并领导他们的公民伙伴们。按托克维尔的说法，他们的罪恶是骄傲，他们的失误是历史想象的失误；他们本该把自己置于民族之首，他们传统上就属于这个民族；可是他们不这样做，却选择了“骄傲之道”和自我孤立。然而也不是只有他们应该为放弃责任而受责，真正的坏蛋还是法国王朝。“一种外在于他们自身的权力解除了他们保护、教导和救援他们附庸的任务，同时却让他们在金钱和荣誉特权上毫发无损。”托克维尔对18世纪贵族满足于靠特权生活并任由实权悄然流失的描画，可谓是入木三分，但无论这些贵族有多懒，他还是坚持认为贵族活力和品位堕落的责任在法国王朝。

托克维尔强调了在1789年之前分裂了旧制度统治阶级的内战。他为这种等级间的分裂而懊丧，尤其为导致了旧法国的毁坏的贵族政治的毁坏而懊丧，尽管他也对法国王朝在愚蠢地摧毁了它的贵族政治之后的垮台流露出些微的快意。贵族和王朝都表现出对那种要把它们吞没的共同危险懵然无知。但首先是王朝犯了“依赖中产阶级的错误……他（路易十六）像他的前任一样把中产阶级和人民视作王权最忠诚的支持者”。

托克维尔给了我们关于大革命前夕法国贵族政治的一个经典的、保守主义的描述。托克维尔揭示了一个被剥夺了权力的上流阶级，这个阶级与其说该受到谴责不如说该受到怜悯，绝望地死守着外部标志和过去的头衔，那景象实可以令托克维尔这样的人为之号啕。“实际上他们不领导任何人，他们走啊走，当受到攻击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这个阶级被打破了，分裂了，衰弱了，随时会在他们凶恶的敌人面前溃散解体，而他们的敌人有二，一个是专横而集权的王朝，一是那群贪婪的官职追寻者。这真是一幅令人满意的历史肖像，因为它符合我们关于19世纪贵族的看法。但它真是18世纪贵族吗？

19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采纳发掘大革命的历史根源这一策略，是为了替大革命做辩护。而托克维尔使用同样的技巧却是为了消除大革命的独特性和首创性。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许多辅助性的和从属性的东西，而它最有意义的工作却只是发展了先前既存的一些东西的萌芽……它调整了、安排了、法律化了一个伟大事业的成效，但它自己却不是这个事业。

托克维尔强调在大革命很久以前，民主平等精神就已经在18世纪社会到处得势。这也是一个自由派历史学家都熟悉的手法，大家都强调18世纪改革精神以凸显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的连续性。但托克维尔采取这一手法只是为了表明，这样一些改革已使大革命变得没有必要了。

大革命所做过的那些事情，没有大革命迟早也会完成。大革命只是一个迅捷而暴烈的过程，借此，已经在社会里实施的变革被引申到了政府领域。

托克维尔坚守不参与自己时代政党活动的自由，这使他得以巧妙地掩饰他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敌意（甚至对自己掩饰），以至于他的确成功地误导过他在当时和以后的众多读者。但在19世纪也有一些读者没有上当受骗，他们认识到这部著作尽管外表迷惑人，实质上属于保守传统而非自由传统。

在自己的书信里，托克维尔说话就不那么周到了。尤其是当他给他的保守派老朋友如柯格力（Kergoley）写信时，他会让他的真实情感自然流露。1858年11月29日，他的旧制度史出版两年后也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在那个被称作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疾病中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这东西我能感觉到但却说不好或不能精确地说出它的原因……那是某种新的未知病毒。世界上曾发生过许多暴力革命，但那个时代的主角们的那种不受控制的、凶暴的、激进的、绝望的、无畏的和几乎疯狂的行为，使我不得不认为这在过去几个世纪的社会大地震中是没有先例的。这种新奇的人种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是由什么产生的呢？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有效力？它如何得以持续？因为这些人还健在，尽管环境已经变化，而且他们已经在文明世界扎下了根。我绞尽脑汁试图就这些事实形成一个正确的概念。大革命中除了所有那些可以解释的事情之外，还有一种与其动机和行为有关的神秘的要素，我可以看到它的存在但始终揭不开它的面纱。似乎有一种异样的实在横亘在那里，不让我清楚地感觉和看到它。

勒费弗尔在他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代版写的导言中，写了段很长的话试图将托克维尔置于自由主义传统之中。然而勒氏也不得不注意到托克维尔对恐怖时期没有只言片语的评论，即使在注释中。

弗朗索瓦·孚雷为这个论断增添了一种聪明的现代虚饰。注意到托克维尔没能把他的革命史学的触角探入大革命的实际祸害，孚雷认为这是因为托克维尔不情愿讨论雅各宾派。这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在探讨法国大革命的这个最激进的阶段时，托克维尔一定是体验到了巨大的情感上的困难。但是如果公平看待托克维尔及其所谓的在完成他的革命史方面的无能，我们应该记得这部第一卷是在1856年完成的。写完这部书后的三年间他就生病去世了（1859年）。托克维尔在他54年的生命中只写了三本书。跟他的表兄、“写作机器”夏多勃里昂不一样，托克维尔不是一年写一本书的人，所以肯定会因没有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被遗忘。

要是他能写出一部有关恐怖的历史，他笔下的恐怖一定不会跟保守派的看法相去很远，就是说会被处理为一种罪行。在1836年的一封信中，他就曾这样写道：“我不认为在法国还有比我更不喜欢革命的人了，也没有比我更憎恨那种被唤作革命精神的东西的人了。”

所有人都说托克维尔是一个未来时代的人，而托克维尔也认为自己是站在他的时代之外、超前于他的时代的人，一个能对可怕的19世纪无聊纷争持超然态度而洞见奇妙未来的人。人们总想象托克维尔先知先觉，眼睛总盯着同时代人头上的虚空。然而托克维尔，这位预言家，实际上是个屁股完全坐在过去的人。他因此而有力，也因此而虚弱。他是个过去的人，却注定要为欧洲准备一个他永远也不能归属的未来。“我属于一个正在消逝的有知识讲道德的家族。”托克维尔终身都在试图把自己从那个他与之共命运的阶级中摘出来，但终于只能得到部分的成功。在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为他那部未完成的有关伟大的法国革命的著作而准备的笔记里，他以深深的痛苦，以贵族阶级的自怨自艾，描绘了这个旧秩序的那些不仅屈服于新秩序而且还为之大唱赞歌的成员们。这笔记是这样写的：

失败者的怯懦已是那样司空见惯。被屠杀的官兵们尸骨未寒，巴黎圣母院的大主教已在唱感恩颂。教士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行事。他们同时支持妥协和政府。当这些做法未果时，他们就为新的胜利者唱感恩颂。

向新胜利者唱感恩颂，正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