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育的内容

纵观陶行知一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他认为德育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陶行知德育理论的主题，早在1919年，他在《新教育》一文中就说：“我们现在处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之中，应该造成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就是富而强的共和国。”同时，还需要“一种新的国民教育”，来“引导他们，造就他们，使他们晓得怎样才能做成一个共和国的国民，适合于现在的世界”。

爱国是每一个国民的本分和应尽的责任。早在1924年，他就指出：“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个人的本分。顾亭林先生说得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凡是脚站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应爱中国。”他又在1936年写成《中国人》这首诗歌，其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他认为绝不是抽象或空洞的，而是具体而可行的。首先，由于“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爱国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他告诫青少年学生，努力学习是与爱国完全一致的。他写道：“小孩们用心读书，用力搞好体操，学做好人，就是爱国。今天多做一分学问，多养一分元气，将来就能为国家多做一分事业，多尽一分责任。”其次，必须教育青少年学生遵纪守法。他写道：“然爱国者必遵守法律，今日不服从学校之法律，安望其他日服从国家之法律乎？”因此“欲他日爱国爱人，必自今日不欺始，欺人欺己而自谓爱国爱人者，假爱也。”再次，必须教育青少年爱护公共财物。1926年，他在《尊重公有财产》一文中写道：“做公民的一方面要自己爱惜公物，一方面对于损坏公物的人还要一致反对，我们应当爱护公物为己物。”因为如果青少年学生形成随意损坏公物的习惯，“渐渐地可以盗卖公产，甚至于可以盗卖国权。”因此，“要晓得一个人爱国不爱国，只需看他对于公有财产之态度，只须看他对于公有财产有没有不愿取之精神。”

（二）培养“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陶行知一贯提倡并身体力行一种“大丈夫”精神，将“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培养独立人格、参与社会活动的准则。

陶行知始终把做“人中人”作为德育的一个目标。但做人中人的最重要精神是什么呢？1924年，他在《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一文中指出：“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他摇不动的基础。”他又慨叹说：“近今国人气节，消磨殆尽，最堪痛心。倘不赶早在本身和后辈身上培植一种不可屈挠的精神，将何以为国呢？”。他还指出：“推己及人的恕道，和大公无我的容量，也是做人中人的最重要精神。”他将这几种精神合起来，“称它为大丈夫的精神”，并且强调“我们处世应变，要有大丈夫的精神。”

1925年，他又在《学生的精神》一文中再次强调：“应付环境必须有坚强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我们处在任何环境里面，必抱有坚强人格，不可自由摇动，尤其到了利害生死关头之时，必富有‘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真正的国民”。

就在他不幸逝世前几天写的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的《最后一封信》里，对这种“大丈夫的精神”作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概括。他写道：“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

（三）培养“公德”和“私德”，建筑“人格长城

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曾指出，培养学生的公德和私德都是德育不可或缺的内容。到了1942年，陶行知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上所做的《每天四问》演讲中，再三强调公德和私德是健全人格所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内容，“公德”和“私德”是建筑好人格长城的基础。建筑好人格长城，具有“人格防”能力，才足以抵御一切不道德、伪道德的侵袭，才足以立住“做人的根本”，才能做个品德高尚的人。

在公德方面，他认为公德是服务社会国家的根本。一个人应以“公德”为前提，顾到公德，卫护公德，集体才能“日益稳固，日益兴盛起来”。否则，只顾个人私利，则这个集体一定要衰败下去。要不然，“就只有把这些不顾公德的分子清除出这个集体”。因此，“我们在每个行动上，都要问一问是否妨碍了公德？是否有助于公德？妨碍公德的，没有做的即打定决心不做，已经开始做的，立刻停止不做。若是有助于公德的，大家齐心全力来助他成功。”

在私德方面。他认为私德乃个人立身之本，也是公德的根本。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就是成为妨碍公德的人。由私德的健全，建筑起“人格长城”，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才能为集体谋利益。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一切坏心术坏行为皆由不廉洁而起。他一贯主张要修养廉洁的个人，进而建设廉洁的政府与廉洁的社会。

怎样才能提高公德和私德的教育水平呢？首先要做到公私分明。他主张公与私要“分得清清楚楚”。“公私之间应当划条鸿沟，绝对隔离，不使他有毫厘之交通”。必须痛改“公私混杂”的习惯，如“有的人连家里用的煤炭，妇女用的首饰也要公家开账。学校中人，有的写私人信也要用公家信纸信封。甚至有人把公款放在家里，记在自己的账上”。他认为“私账混入公账，公账混入私账，就是混账。”他号召每一个“公民不但自己不混账，并且反对一切混账的人”。

其次，教育青少年革除破坏公物的恶习。他揭露学校和社会中“公物比私物容易损坏”的坏现象，如：“公园的花木随意乱折，图书馆的书随意乱翻。还有人希望流芳百世，到处题名，以至名胜都被糟蹋。学生外出旅行的时候尤其容易犯这个毛病。”他要求这些青少年必须革除“这种坏习惯”。1944年，陶行知在《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中还特别规定：“阅览公众书报，不折角，不画线，不加批，不唾粘，依照规定手续借还。”“不得损坏、丢失书报。”

（四）培养文明习惯，革除陋习

在1913年2月，他写了《一夫多妻之恶结果》，猛烈抨击当时的一夫多妻制这种陋习，赞扬一夫一妻制。同时陶行知还明确提出：“酒也、博也、鸦片烟也，皆道德家所谓之罪恶也。”陶宏回忆其父陶行知时曾提到：“他最厌恶抽烟（指香烟）和赌博这一类的消遣和消费。”他告诫人们说，那些坏习惯和恶势力，易于把青少年教坏。“试以赌博为例，茶馆（当时设在晓庄一带的）一有赌博，小学生便潜去参观。学校一年教好的孩子，赌场一天可以把他教坏。”因此，“扫除那毁坏教育工作之恶势力，怕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件事罢。”

他在抗战期间历尽千辛万苦创办并主持的重庆育才学校，就非常重视校风校纪的建设。无论是大德和小德，或公德和私德，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不懈地进行严格训练。它既有整体的长远目标，又有扎实、具体的措施。他亲手制订了《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十二要》等，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守纪律、讲卫生、讲文明、讲礼貌、讲团结的行为规范，以协调师生、同学与工友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