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电视新闻制作过程的策划

一个电视新闻策划最终成型,取决于最终新闻产品的表现形态。选题、采访、编辑和编排等流程直接关系到节目的品质及观众对节目的认可,因此必须对电视新闻制作过程细节进行必要的策划。

一、电视新闻的选题策划

新闻选题是新闻频道或者节目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根本保障,选题策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视新闻策划的成败。好的选题是节目成功的基础。《东方时空》的经验是,电视新闻节目在这一阶段的策划工作大致要经历以下几道程序:①发现、判断并论证选题的可行性;②把握和控制报道方向;③明确选题的传播目的;④预设选题的传播效果。[1]此处并不讨论具体的程序,而着重分析选题确立的要求。

(一)目标指向性

一个成功的策划源于一个正确的选题,而每一个正确的选题都应该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对于一个电视新闻节目来说,首先要明确的是对于观众群体的定位,从而确立节目的风格、形态和功能。由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层次、年龄阶段的观众的收视习惯有差异,因此电视新闻节目对选题内容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即便是相同的主题,不同受众定位的电视新闻节目所作选题在角度和篇幅等方面也会出现显著的差异。

如关于刘翔参加2009年政协会议的报道所体现的那样。作为上海当地媒体的东方卫视的报道是《刘翔参加政协会议未带提案只为学习》:

刚刚从美国返回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田径运动员刘翔,10号晚飞往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昨天上午,刘翔参加了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他表示,这次来北京并没有带提案,第一次参会的他,主要任务是学习如何更好地履行职责。

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刘翔坦言,提前回国的原因,一个是脚部手术的恢复状况好于预期,另一个是想来参加两会。之后他前往体育界别委员驻地21世纪宾馆报到。他表示,自己对运动员教育、退役后的出路以及运动员合法权益的保障等问题比较关注。

上午9点前,刘翔出现在政协小组讨论的会场门口,再度被等待已久的记者围住。由于记者人数太多,为保持小组讨论正常进行,工作人员不得不采取限时限人、分批开放的措施,每组记者只被允许进入会场三分钟。据工作人员透露,在上午的小组讨论中,首次出席政协会议的刘翔在发言中说,作为一名新委员,为国家大事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是自己光荣的职责。会后,面对门外守候的众多记者,刘翔表示,自己这次主要是多听听其他委员的意见和看法。

刘翔:(没带)提案啊,因为我主要还是学习学习,因为我还比较年轻,主要还是要听听老委员的。(记者:回来跟压力有关系吗?)没有没有,我是很自愿地来。

同为运动员出身的全国政协委员邓亚萍对刘翔表示理解和支持。

邓亚萍:因为刘翔在刚刚恢复、刚从美国回来、身上又带有伤病的情况下,还坚持来履行一个委员的职责。

但是其他媒体对刘翔此次参加政协会议的报道却有不同的声音,如凤凰卫视的标题是《刘翔出席政协,委员议论纷纷》:

从政协会议开始到结束,刘翔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刘翔在大会闭幕前赶到了北京,但是进出大会堂就有特别安排,让在东大门外等候的记者大失所望。而我们独家拍摄到刘翔从大会堂西门进出的画面。

大会堂的西门是坐在政协会议主席台上的常委们开会进出的地方,政协会议闭幕后,让记者找了一个上午的刘翔终于露面。对于这样的特别安排,同样代表体育界的邓亚萍这样解释。

邓亚萍:我觉得为了保护委员而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作为组织方来讲,是可以理解的。

每年两会都会有一些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委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参会,对此有政协委员表示说:两会事关重大,没有理由缺席。

王建国:对每一个政协委员来说,每次会议、每次大会都必须参加,这是政协委员基本的职责。

蒋效愚:个人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体谅这些优秀运动员,他们有伤确实需要治,同时作为政协委员,他们还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义务。当他们没有回来的时候履行不了,比如有的政协委员,体育界的,因为正在外边比赛,所以整个会议没来参加。遇到这种特殊情况,大家应该多理解。

虽然一些体育、文艺界委员被批评出席率不高,但蒋效愚认为体育界别的代表还是要有运动员代表的参与的。

这两条新闻的出现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在政协会议开幕后,刘翔的缺席引起了争论,后来刘翔在政协会议即将闭幕时赶到北京。之所以在此处收录两篇报道,主要是为了比较对同一主题新闻,不同媒体因目标指向差异,采取了不同的选题策划方针。东方卫视的报道主要是从刘翔参加政协会议这个事实进行报道,突出的是刘翔对于参政议政的热情;而凤凰卫视则客观呈现了受采访对象的不同看法,结论交给观众自己。两篇报道给观众的整体感受是不同的,实质上,这是由于选题的目标指向性的不同带来报道角度的差异。

正因如此,电视新闻选题的确立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来实行。否则制作出来的新闻将会出现导向混乱,没有立场,将可能无法实现电视媒介机构对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追求。

(二)现实可行性

电视新闻策划必须能在现有条件下实施,反映现有状况,取得现实效果。任何良好的愿望都必须实现了以后,才能体现出成效。

策划选题首先要考虑的是能否为政策所允许。对一些社会问题的选题,一定要认清问题的实质,也要考虑问题的报道是否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一些突发的恶性事件,在制作选题确立之前一定要考虑,其是否会造成社会的不良反应。但是另一方面电视新闻也要积极保障受众的知情权,对一些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性事件的消息要及时发布,并且要努力规避有关组织或个人的无理阻挠。

其次要考虑的是在选题具体实施过程中,参与报道的人员和经费是否充足,采访的工具是否准备妥当。这些是选题确立的硬件指标,是选题能否操作的物质基础。比如2008年5月8日,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中央电视台全程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为此次难度巨大的报道进行了十分周密的计划,借助于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中国登山队的力量保障了报道的成功完成。但是其中很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电视制作团队不畏严酷的自然环境,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将最现实的感受通过电视信号传送出去,给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系统规划性

策划的系统性表现为纵横关系上的战略承接性。从纵向上来看,着眼于谋篇布局的长期性,以不同时期不同战略的执行、实现为积累,完成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从横向上看,局部每一个目标的实现都是实现共同目标的不同层次,其内在是有严谨的传承递接关系的,每一个环节的策划方案必须为其他相关方面目标的实现做好铺垫。

也就是说,选题策划要重视同一选题之下各个具体报道之间的关联与融合,将分散或是连续的多个报道有效地糅合在一个主题之下,形成整体的最优化的传播效果。例如,1998年中央电视台四套《中国新闻》栏目策划推出了100集系列专题新闻报道《20年巨变》,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成就。这个系列的具体报道之间在时间上没有确定的联系,地域上很分散,但是这个报道在海外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最主要的原因是栏目对这100集内容进行了整体策划,以“巨变”作为报道的主题,从不同侧面选取素材,以不同的角度进行报道,将多侧面、多角度的报道与新闻主题有机结合,最终形成立体化的报道态势,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价值,发挥出了新闻策划的作用。

此外,选题策划除了对于采制过程的重视,也要着眼播出、经营等各方面,要以整体规划、以系统的观点来平衡各个要素之间的力量关系。比如在策划一个新的电视新闻栏目时,除了要对自身的报道内容有所规划,对播出形式也要有足够的重视。

(四)结果前瞻性

策划是行为的基础,必须对最终实施的结果负责,这就要求选题的确立必须对结果有所预见。也就是说电视新闻选题策划过程中,要能够对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进行判断,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并对无法预测的因素进行概率的估计。同时必须对选题进行分析和评价,预测新闻播发之后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对选题的实际结果有比较准确的估计,从而优化选题,并能对新闻的实际采制过程进行有效控制。所以对选题实施结果的前瞻也就是对新闻传播效果的超前控制,就电视新闻来讲,是对社会、观众和电视机构本身负责的态度。中外关注的“纸包子事件”就是临时记者訾某错误认识事实本质,以道听途说的“纸馅包子”一事为选题依据,不但对其自身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也严重破坏了国家食品安全形象,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二、电视新闻的采访策划

在电视新闻节目制作过程中,采访占据着基础性的地位。采访行为本身往往是节目内容的主体,采访素材更是节目的基本构成因素和基本形态。在很多情况下,电视新闻是通过记者的采访获取事实的真相,了解真相之间的联系,采访的内容指引着电视视听要素的获取,对编辑过程中的解说词撰写等相关过程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选择报道角度

对于一个新闻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关注点。题材确定以后,选择一个“最佳”的视角来表达,成为前期策划中的重要环节。优秀的新闻策划应该为采访选择最能体现选题主旨、最能达到采访目的,也最容易实现的策划角度。一个合适的切入角度能使采访提纲挈领地掌控全局,同时又能给新闻事件提供足够深入的报道平台。

2009年,国务院第36次常务会议决定,在四川、河南、山东三个省份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自2009年2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活动。这一举措既能满足广大农民对家电等物品的需求,也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良策。针对这样一个涉及全国所有农村地区的新闻事件,选取一个合适的切入角度尤其必要。2月2日播出的《焦点访谈·家电下乡送实惠》,从采访对象的选择上下功夫,突出报道的价值。其中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在四川省汶川县擂鼓镇一个家电销售现场采访,通过对灾区群众的采访,了解到此项优惠政策的具体效果,从而折射全国农民对此项政策的欢迎;其二是通过采访四川财政厅相关部门、家电下乡的企业等,进一步阐释该政策除给农民的优惠以外,对促进内需、帮助企业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也起到积极作用。

然而,就“家电下乡”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之时,有人却借机向农村市场销售翻新的废旧家电,或以次充好,坑害农民。针对这一现象,《焦点访谈》在3月17日推出《家电下乡不容假冒》,发挥了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将严厉打击以“家电下乡”名义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规范农村市场秩序的警钟敲响。在前者发挥正确舆论导向的基础上,后者强化了舆论监督。

(二)实施前期采访

重大的、突发的新闻事件发生后,由于种种原因,记者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梳理出事情的来龙去脉,需要先对新闻事件做先期的了解,也就是我们说的前期采访。前期采访首先也是信息采集的过程,其次通过前期采访可以知悉事件中当事方、重要的知情人,对新闻线索进行必要的确认,同时也对采访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做必要的准备,包括政策、法规方面的限制,新闻事件发展中出现的新转折,也包括新闻当事人或相关组织与个人的阻挠。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独创了“前前期”的概念,将确定选题到前期拍摄之前的过程称为“前前期”,实际上就是“预采访”过程。它通常有如下功能和目的:

第一,确定事实是否准确,是否与大家得到的信息一致,和大家分析的情况是否一样,有没有错误,甚至有没有可能是完全颠倒的。

第二,找到可以充分支撑选题的事实证据。

第三,确定影像、取景等拍摄细节。

第四,节省费用。除了偶尔的暗访外,前前期调查一般不带机器,两个人先去,发现不可行就撤回,这样做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开销。[2]

所有的策划都是在新闻现场以外的,要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必须进行采访。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事实的获取,有助于准确认识所要采访的新闻事件,也有助于修正选题或者报道视角等。

(三)拟定采访计划

通常,完整的采访计划包括:①采访目的和意图(主题);②采访安排,包括时间、地点和人物等;③采访的主要问题;④采访与拍摄方案,包括对画面和声音的要求等;⑤预算等。具体的采访策划又根据参与者的不同分为编辑部中心制和记者中心制两类,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两者进行高度结合。

以编辑部为核心的采访策划能够更好地统一调度电视采访的各部门和工种,尤其是在大型电视新闻报道中,电视台、频道或栏目编辑部统一调度各路人马,组织多个采访小组分头协作,对整个新闻事件进行全方面、多角度的采访报道,这就需要在采访前做好周密部署:①确定不同的采访报道地点;②确定相关被访人物,收集资料;③确定采访报道的整体时间等。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前的直播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在场馆内、场馆门口、主要交通路段等多处地点安排了采访报道小组,从不同位置了解开幕式临近时的各种情况,并在直播中不断地向直播室发回信息。各小组各司其职,使开幕式前各主要部门的准备工作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电视采访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由记者亲自完成。这些策划内容相对微观,即运用逆向思维、求异思维、对比思维等思维方式对整个采访个案的切入点、表现角度、表现手法等进行组织和策划。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面对面》栏目推出《王岐山·军中无戏言》节目,栏目记者王志对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进行专访,原先安排15分钟、只允许3个问题,结果访问达50分钟,共回答了30个问题。事后王志介绍了这次访谈的相关情况:

如何在采访中获得有效的信息并及时地传递给受众,是记者在采访之前就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采访王岐山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编导为这次采访搜集的相关资料,从资料中我能了解到王岐山成为北京市代市长之前的相关经历,但如果根据这些资料来准备采访,采访必然会失败,试想有哪一个受众会对王岐山之前的经历感兴趣呢,他们更关心的是,作为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岐山和他现在能为北京市民做些什么?(记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采访,而是做更深层次的探究。)

我是一名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北京市民,只不过我的职业让我获得了一次机会,一次代表北京市民向市长提问的机会,一次获取信息的机会。但是记者的职业还要求我,必须从众多市民关注的问题中发现最有价值的问题,进而在采访中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那个时候,北京市民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北京是不是足够安全,作为代市长,王岐山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实际上构成了整个采访的主轴,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主轴展开的。(记者善于分析受众心理,并根据被访对象,确立采访主题和重点。)

采访中我问到了北京市“非典”患者的人数变化(如: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市长,一个很坚定的市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问到了北京市医疗救助资源是否充足(如:医疗条件本身,有一个估计让我们非常不乐观,他们觉得北京现有的医疗条件,能够接受感染病人的底限就是六千人),问到了北京市内关于“非典”的谣言(如:我收到很多手机短信说,政府要在北京的上空撒药,所以让大家把窗户关起来),问到了王岐山将采取哪些措施应对“非典”(如:北京也出现过抢购的情况,能不能保证供应),问到了如何处理防治“非典”与日常工作的矛盾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围绕“北京是否足够安全”这个主轴展开的。(记者提出一连串具体问题,引导采访深入。)

这些问题是我提出来的,但并不完全是由我想出来的,在采访前不到24个小时的准备时间里,我跟几乎所有在北京的朋友进行联系,我说,如果你有一个机会跟北京市长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大家关心的问题各不相同,做生意的朋友关心政府是否会对他们蒙受的“非典”损失进行补助;身边有“非典”患者的朋友关心政府将怎样对患者进行医疗救助,费用怎么算;我曾经采访过的刘姝威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被隔离了两栋楼,她关心什么时候能够解除隔离……实际上,我是让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来帮我“想”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正是他们的疑惑吗?不正是他们想要消除的“不确定性”吗?他们需要市长为他们答疑解惑。而我作为一名记者,将市民的疑问传递给王岐山,他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人们的疑问。通过这次采访,我更加意识到“只有职业的采访者,没有职业的被采访者”,记者的提问具有目的性、针对性,被采访者的回答才能切中要害,言之有物。(记者采访前做了充足的准备,通过各种渠道获得采访线索,为采访的顺利进行打好了基础。)

……

在采访王岐山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编导搜集的资料,资料中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过去媒体曾经称王岐山为“救火队长”,这说明他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强,善于解决棘手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这么一个外号。(善于从资料中发掘问题。)

我采访王岐山之前的一个小时,他出现在北京市防治“非典”领导小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作为新闻发言人,他对于媒体提出的问题毫不回避。其中有一个细节,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尖锐的提问时,王岐山不仅没有环顾左右而言他,还这样评价提问者说:“不愧为《纽约时报》,问题就是尖锐。”这让我觉得王岐山是一个敢于面对挑战的人物,因此,当他从新闻发布会现场直接走进我的采访现场时,我问的问题便从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结束语开始:“发布会上记者问的所有问题,都不是你最害怕的问题,你最害怕问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提问激起了王岐山谈话的兴趣,采访开始了。[3](善于通过细节捕捉人物特征,从而提出有质量的问题。)

正是王志的充分准备和出色的临场应变,使得整个采访非常成功,节目播出后的实际反响也非常强烈。那么,如何才能使每一次采访都能完成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任务?

概括起来,电视新闻采访的策划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准备工作。

(1)根据前期采访修正采访计划,对采访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做出估计,并设计出完成采访与拍摄的具体计划,包括采访对象的选择、采访场景的确定以及采访时机的把握等。

(2)做好人、财、物方面的准备工作。电视采访的设备多、人员多、耗费的资金多,所以记者应该对这些后勤工作做好统筹规划,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人、财、物的充分准备,规模较大的电视采访将受到直接影响。

(3)对现场提问、现场播报、现场评述等作好充分准备。记者要做好前期信息收集,包括被访对象、电视观众和传播时机等,从而进一步明确采访主题,设计具体的采访问题。

(4)确定摄制组对采访现场的介入方式,是直接采访还是隐性采访,是面对面访谈还是电话连线,记者出镜还是只出声音,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策划时做出细致考量,以为现场的摄录提供指导。

三、电视新闻的编辑策划

在早期的电视新闻界,编辑工作处于采访的从属地位,主要负责将记者采访回来的素材进行简单的改编后组织播出。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以1993年《东方时空》的开播为标志,大批电视新闻栏目开始出现,以栏目为依托,编辑工作在电视新闻传播中的影响力得到很大加强。

(一)宏观层面的编辑策划

从宏观层面上看,编辑策划的重点是协调与管理,处于新闻系统的中枢位置,是新闻运转的“大脑”和“指挥部”,主要是以整个新闻生产系统为工作平台,进行整体的策划,侧重于资源调配,追求整体新闻传播效果的实现。目前在这方面比较成熟的是欧美的一些电视频道,如CNN建立了以“大编辑部”体制为依托的新闻调度系统,具体工作为管理控制新闻信息的流动,以及前后期系统的沟通。这种体制在频道内部的实施有利于新闻资源的共享。2009年3月30日,凤凰卫视环球新闻中心正式启用,拥有全球首台演播室上下飞行摄影机,最新联网全无带化制作广播系统,亚洲最高效能传输网络等。资讯类节目有《凤凰正点新闻》、《凤凰早班车》、《华闻大直播》、《时事直通车》、《凤凰焦点关注》、《时事快报》等十余个,各个栏目从不同的角度为全球华人提供最新最全面的新闻资讯。评论类节目则有《时事开讲》、《时速辩论会》、《新闻今日谈》、《总编辑时间》、《凤凰全球连线》等十余档,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形式帮助观众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及其来龙去脉。

(二)中观层面的编辑策划

从中观层面上看,编辑策划的重点是根据频道及栏目的定位与风格,实施具体的编排和编辑。编辑工作要渗透进频道或栏目的各个方面,从频道及栏目创立、栏目结构设置、节目内容确定,直到栏目品牌推广、主持人选择等。而在实际运行中,编辑工作又具有明确频道及栏目定位、确立栏目具体形象、搭建编辑和稿源系统、维护和改进栏目日常运营的作用。

电视新闻节目形式的选择所体现的,就是如何运用电视特有的声画结合的手段把选题策划的报道意图充分实现。构成节目形式的要素主要包括:节目类型、播出长度、编辑特点、结构方式、交流方式、形象包装等。报道方式和结构方式需要根据栏目的特点,根据栏目不同板块的需求来确定,同样的新闻事件,在不同的电视新闻栏目,可能会以消息、深度报道或者专题片等不同的形式呈现。2009年3月22日,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现场直播了意甲联赛意大利罗马主场1比4负于尤文图斯的比赛。第二天,《体育晨报》、《体坛快讯》、《体育报道》、《体育世界》等各档新闻节目都对该场赛事进行了报道,而且在这些栏目播出的同时,包括本场比赛在内的本轮其他几场比赛的结果也通过字幕新闻滚动方式播出。而3月23日的《天下足球》栏目“绿茵重量级”板块对该场比赛进行了集中回顾和重点述评,包括该轮比赛之后两队积分形势以及冲击欧洲冠军联赛资格的话题。同样是这场比赛的报道,一般体育新闻报道,编辑要把比赛中的最精彩的部分重现给观众,其余情况可适当忽略;而在专题节目中,因为需要对赛事进行深入的分析,所以不仅要回顾赛事,还要做出全局介绍和评述。

(三)微观层面的编辑策划

从微观层面上看,编辑策划的重点是如何完成节目的制作,对采录的素材作有效的筛选和组织。一般情况下,记者采访获得的素材将远远大于节目所需的时间长度,这就要求编辑对自身栏目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明确栏目所需的画面风格,节目所能拥有的播放时长等,根据需要选取适当的材料进行编辑。

毫无疑问,由于新闻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大媒体往往就同一事件具有类似的素材,这时,考验记者编辑更多的是他们独到的眼光和报道视角与思路。也就是说,对于具体的新闻报道内容的取舍和组织也要有敏感的策划意识,当然必须在事实的基础上。2008年5月12日,“武汉女公交司机被打”事件之后,湖北经视的报道引起广泛的争议。原因是在报道此事件时,编辑对打人现场的视频做了一定的处理,删节了在殴打发生之前女司机责骂和还手打人的过程。而其他电视台的视频录像则相对比较完整。这导致了网友对该节目的热议。

电视新闻节目为了主题的需要,对画面素材进行取舍,是编辑的权利,也是义务。但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当这种取舍稍微突破真实的新闻现场,就会造成消极的后果。因此编辑在对素材进行取舍、组织的时候,必须以保全真实性为第一要义。

[1] 梁建增、孙克文主编:《解析东方时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2] 余仁山:《解密〈新闻调查〉:电视调查性报道的策划与运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87页。

[3] 王志:《“非典”中采访王岐山市长》,载《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3期。括号内为本书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