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要使人从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真正的人，必须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极端表现，把异化出去了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类自己。这是马克思当时分析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相互关系时得出的结论。

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不放弃宗教信仰仍有权要求政治解放。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并不是政治解放所能解决的。实际上犹太人由于掌握财富，他们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尽管德国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在政治权利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被法律剥夺了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可是犹太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一点鲍威尔自己也承认。例如他在《犹太人问题》中说：“在维也纳只被容许存在的犹太人，却凭自己的金钱势力决定着整个帝国的命运。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中可能是毫无权利的犹太人，却决定着全欧的命运。各种同业公会和行帮虽然排斥犹太人，或者还在冷淡他们，但工业却在傲慢地嘲笑这些中世纪组织的固执。”[13]但鲍威尔用唯心主义观点看待这个问题，认为犹太人在理论上没有政治权利，实际上却有很大权力的情况是“虚假的”。其实，犹太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是政治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人们的观念中，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之上，实际情况却相反，政治权力是金钱势力的奴隶。所以马克思说：“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他们解放了自己不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他们或者不通过他们而成了世界势力。”[14]

犹太教同市民社会是相适应的。犹太教的基础并不在于宗教本身。它有世俗基础，这就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生意人，而他们的世俗上帝是金钱。实际需要、自私自利、金钱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因此，市民社会从自己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看，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它的继续存在不是违背历史，而是顺乎历史。这样，犹太人的解放，就其最终结果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人中获得解放，即人类从做生意，从金钱势力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正是在探讨犹太教和现实的犹太人的关系，探讨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时，论述了他对异化的看法。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相比，马克思这时从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相异化，开始转向市民社会自身。既然实际需要、自私自利是市民社会的原则，而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最集中地表现为对金钱的需要，因此马克思着重分析了金钱，把金钱的统治看成人的自我异化的极端表现。

在马克思看来，金钱或者说货币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15]钱是最高的神，在它面前一切神都相形见绌。当时还缺乏深刻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对货币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还不能进行科学的概括，而是沿用异化的概念进行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货币看成自我意识的异化，而是把它和人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和人的活动和产品联系在一起，这包含着由异化上升到异化劳动的最简单的萌芽。

马克思把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经济现象，翻译为哲学语言，认为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东西并把它变成商品，它成为代表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世界本身的价值。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人们并不尊敬自然，相反却蔑视和贬低自然，因为自然界，从动物到植物，都成了财产，成了人们力图占有的对象。同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蔑视理论、艺术、历史，蔑视作为自我目的的人自身。一切成了商品，甚至连宗族延续的关系、男女关系都成了生意的对象，妇女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样，在金钱统治下，人们的产品和活动受着自己异化的本质——金钱的支配。而且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实际进行活动、实际创造物品。这种异化“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16]。这就叫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同人相脱离。

马克思深入到犹太教的世俗基础，从而看到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宗教形式上是对立的，实际上却是统一的。追求实际需要、自私自利和崇拜金钱的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顶点，而市民社会只有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马克思用具有思辨色彩的哲学语言表达了这个看法：“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教是高尚的犹太教思想，犹太教是基督教的卑鄙的功利的运用”，“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17]，等等。这就是说，基督教徒在思维领域中崇拜上帝，而在实际生活中追求的还是金钱。福音传道本身、基督教传教士的职位都变成了商品，教会职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商人和传教士可以互相转化。经商失败了可以做传教士，传教士手中有了钱也可以弃职经商。而犹太人崇拜金钱，把金钱变成了上帝，变成了凌驾于一切神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神。但不同的是，基督教是唯灵论的，它把人们对尘世生活的追求和需要引向天国，把人的本质异化为上帝；而犹太教则把天国的上帝，变成尘世生活的上帝——金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虽然基督教作为完整的宗教在理论上完成了人从自身和自然界的自我异化，而犹太教则“把异化了的人、异化了的自然界，变成正在异化的对象、变成奴隶般地屈从于利己主义的需要、屈从于生意的买卖对象”[18]。

异化是应该消除的，这一点马克思是赞同费尔巴哈的。但费尔巴哈消除的仅仅是宗教的异化，把异化了的人的类本质还给人自己，并以此作为消除一切社会弊病的途径。就这一点说，鲍威尔把放弃宗教信仰作为政治解放的前提，并没有超出费尔巴哈的范围。马克思不同。他把消除宗教异化分成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国家摆脱宗教，即消灭宗教特权、废除国教，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力图解决也能解决的问题。法国和北美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是人类彻底摆脱宗教异化，这不是政治革命所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消灭宗教的世俗基础。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观的存在，表明产生宗教的世界本身是颠倒的。因此不仅要把被异化为宗教的人的类本质还给人自己，而且要把全部被异化了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即在一切领域中消除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消除在市民社会中彼此孤立，追求个人私利的利己主义状态。只有现实的个人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成为类存在物，而且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即在自己的劳动和相互关系中也成为类存在物，才使现实的个人由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真正的人。这就是人类解放。所以马克思说：“哲学把受僧侣精神影响极深的德国人变成人，这就是解放全体人民。”[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