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赵家璧

我在《回忆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一角丛书》里已说过，我喜爱成套的文学书，早在大学读书时代已心向往之，把将来也编成几套文学丛书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1933年2月起创刊的《良友文学丛书》，以鲁迅两部译本开头，接着出版巴金、老舍、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的创作小说。6月，以适夷译苏联邱孟选珂作的《阳光底下的房子》和董纯才译苏联伊林作《白纸黑字》两书为首，创刊《苏联童话集》丛书，这套书仅出了几种，没有很好发展；而《一角丛书》已出足八十种而结束。是年11月13日，良友公司门市部的大玻璃窗，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派遣的暴徒用大铁锤击破了。

1934年，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他们军事上的第五次“围剿”，在政治上加强法西斯统治，加紧进行文化“围剿”的一年。2月查禁新文艺书籍一百四十九种，涉及二十五家书店；禁止七十六种刊物的出版，包括“左联”机关刊物《萌芽》《北斗》等在内。5月国民党反动派成立图书杂志审查会，上海进步出版业从此遭到前所未有的压迫和限制。

是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以推行封建道德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后又规定孔诞日全国举行祭孔纪念；随着提倡读经，湖南、广东等省编制《中小学经训读本》，并举行以经书为题的中学毕业会考。一时尊孔读经的逆流在各地泛滥起来。曾在五四运动时期反对白话鼓吹文言的汪懋祖，正在国民党教育部当官，6月21日，在《申报》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鲁迅为此写《此生或彼生》痛加驳斥，茅盾也在《文学》上写文章讽刺他。以“左联”为核心的进步文化界，对国民党的复古逆流进行反击，在报纸上展开了一场文言白话的论争。这些尊孔读经、主张打倒白话恢复文言等等的逆流，实际上都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一种反动，也是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在这一年开展的大众语文运动讨论中，在反击“文言复兴”的理论文章里，也暴露了少数新文学工作者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否定白话文成就的过“左”言论。有的认为“五四”以后的白话文是“在语文上也只将‘之乎者也’换了‘的哪呢吗’的变相八股”[1]，是一种全不能为一般的大众所能懂的、充满了欧化气与八股气的“买办文学”[2]；因而提出要向“死了的文言作战，同时，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话文’进攻”[3]。鲁迅对这种论调，认为是起了“自己缴自己械”[4]的作用。茅盾也指出当时“文化复古运动也在一些新名词的掩护下进行”[5]。

这一时期，鲁迅指出：“别有一支讨伐白话的主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6]当时以提倡小品文为名、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的《人间世》半月刊，由林语堂主编，正在这年4月创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林语堂把他明目张胆地讨伐白话文学，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我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7]。

反映在上海图书出版界的，是这一年，大量古书成批翻印[8]，报上经常刊出满幅广告，这些出版物对整理国故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么多大书店，集中一个时期翻印这么多古书，也不免为弥漫社会上的复古之风助长了声势。

那时，我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有时专程去浏览新到的日本文艺书。我虽不通日文，但从书名和内容的汉字部分，也还能粗知大概。内山老板见我喜欢书，经常送我一些日本出版商印发的图书目录和成套书的宣传品。我回家后，灯下枕边细细翻阅，颇有启发。我看到日本的成套书中有专出新作品的，也有整理编选旧作的，名目繁多，有称丛书、大系、集成或文库之类，范围很广，涉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部门。其中有一套整理编选近代现代文学创作的大套丛书，都不是新创作，而是已有定评的旧作的汇编，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就想，已创刊的《良友文学丛书》，符合出版水平的来稿不多，要经过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才能出成数十种或上百种。我为什么不来一个整理编选工作呢？“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文艺作品，屈指计算，为数也不少，这些书都是纸面平装书，分散在各处出，极难觅齐，如果我能把它择优编选，统一规格，印成一套装帧美观、设计新颖的精装本，可取名为“‘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之类，那不是克期可成的工程吗？但这个想法立刻被自己的第二个思想所否定了。一百种成名之作，如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和胡适的《尝试集》等，不是由各个不同的书店所出，版权页上都写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八个大字吗？我有什么办法去冲破这条出版法呢？但企图整理编选“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这个编辑构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另外，我想到我已经在编的几种成套书，都是先有一个编辑意图，定了一个名，划了一个范围，然后坐等来稿（当然也争取出门组稿）。作家写什么，我们出什么，也可以说你争取到什么出什么。这些书，良友不出，别的书店也会出，编辑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我当时又想，编辑是否可以自己多动些脑筋，发挥一些主观能动性，在编辑工作上变被动为主动，因而有所创造呢？编辑一般来稿是从有到有，把作家的创作成果，通过编辑劳动，变手写原稿为铅印书本，送到读者手中。但编辑是否也可以自己先有一个设想，要编成怎样一套书，然后主动组织许多作家来为这套书编选或写作；整套书完成后，不但具有它自己独特的面貌，而且，如果不是为了适应编辑的这个特殊要求，作家本人不会想到要自己去花时间编写这样一本书。这种编辑方法是否可以称为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呢？时间已隔了半个多世纪，今天回顾，我编辑《大系》的最初阶段，似乎具有这样的一种设想：或称出于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促使我要干出一番新事业，编出一套好书来。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年少气盛，不自量力。后来在前辈作家的指引和帮助下，这一理想竟然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实现，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本文节选自《编辑忆旧》，赵家璧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4—97页。

【导读】

赵家璧（1908—1997），上海淞江人，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在良友图书公司做编辑期间，主编以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品为主的《良友文学丛书》。创办晨光出版公司，主编《晨光文学丛书》。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曾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著有《编辑生涯忆鲁迅》《编辑忆旧》《回顾与展望》《书比人长寿》等。1990年荣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

该文节选自赵家璧代表作《编辑忆旧》中《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文。《编辑忆旧》是赵家璧这位老出版人的回忆录，也是一册充满了深情的师友记。作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进入以出版《良友》画报闻名海内外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自此与新文学出版结缘。作者以亲切的口吻向我们讲述了一本本图书诞生的故事，动情地回忆了与蔡元培、鲁迅、茅盾、郑伯奇、郑振铎、徐志摩、耿济之、曹靖华、丁玲等师友的交谊，记录了他们在动**不安的岁月里孜孜于文化事业的身影。展现了老一辈出版工作者的工作状态，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友谊，同时，也传递着一种精神，一种为理想、为民众、为社会而奋斗的责任感。并提供了大量有关三四十年代中国出版业的第一手的资料，特别是对进步出版工作的记述尤其珍贵。

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选文中，作者主要回顾了当年为何会构想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缘由，与几位前辈作家探讨协作的过程，十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的坎坷经历以及出版后的各种社会反映，为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重要出版物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选文中，作者首先交代了时代背景。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加强法西斯统治，加紧进行文化“围剿”的一年，上海进步出版业从此遭到前所未有的压迫与限制。全国甚至兴起尊孔读经、主张打倒白话恢复文言的复古逆流，实际上都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动。在这一背景下，作者意识到出版五四以来进步文学的重要性，从文学角度推动社会发展，遏制复古逆流，便有了整理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这个编辑构思。

而在具体执行中，作者又创造性地将编辑这个角色，从原先的完全被动转变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见解性地提出“但编辑是否也可以自己先有一个设想，要编成怎样一套书，然后主动组织许多作家来为这套书编选或写作；整套书完成后，不但具有它自己独特的面貌，而且，如果不是为了适应编辑的这个特殊要求，作家本人不会想到要自己去花时间编写这样一本书”。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在那个年代有这样想法无疑是了不得的。为此在确定设想后，作者凭借着对编辑出版的热爱，奔走联系各位大家，一代经典《中国新文学大系》由此诞生。这种敏锐的出版意识以及创造性的编辑手法至今仍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

（郁丹霞）

[1] 宣浩平：《大众语文论战》，111页，上海，上海启智书店，1934。

[2] 宣浩平：《大众语文论战》，136页。

[3] 宣浩平：《大众语文论战》，103页。

[4] 《鲁迅全集》第六卷，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茅盾：《回忆录第十七》，载《新文学史料》，1982（4）：19。

[6] 《鲁迅全集》第五卷，525页。

[7] 林语堂：《论语录体之用》，载《论语》，1933（26）：42。

[8]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471～4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