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巴金

不久前一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朋友来看我。他知道我有病，坐下就说明来意：希望我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讲几句话。我道歉说，我行动不便，少出门，不能到会祝贺。他便说你写三五百字鼓励鼓励吧。交谈起来我才想起文艺出版社最初还是由几家小出版社合并起来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两家同我有关系，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个时期我还是这两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时间短，还不到两年），虽然没有拿过工资，印过“名片”，但实际上我却做了十几年编辑和校对的工作，所以朋友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这里面也有你十几年的甘苦和心血，你总得讲两句。

他的话像榔头一样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本来决定不写什么，但是想到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就有点坐立不安，不能沉默下去了。那么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吧。

我想先从自己谈起。现在再没有人“勒令”我写“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了。可是每次回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总想写一点“检讨”之类的东西。倘使拿我要求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每样工作都做得很不够。我当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没有计划，更没有所谓雄心壮志。朋友们试办出版社，约我参加工作，我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就答应下来。那时文艺书销路差，翻译小说更少人看，一本书的印数很少，不过一两千册，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们积了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几本书的印刷费总够支付，其余的则靠个人的义务劳动，出版社就这样地办了起来。从几本书到几十本书，几百本书，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一位有才华的散文家甚至为它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毒手，献出了生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掩盖我工作中的缺点。我当时年轻胆大，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简单，对编辑、出版的事也是这样看待。不用设想，不用考虑，拿到什么稿子就出什么书。不管会与不会，只要有工作就做。当时做事情劲头大，印一本书好像并不费事。我还记得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尔基原著）中的错字，我到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当场改好。那个年轻工人因为下班后同女朋友有约会，显得很不耐烦，但是我缠住他不放，又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

我这一生发排过不少的书稿，我自己的译著大部分都是我批了格式后发排的。我做这个工作从来粗心草率。抗战初期我看见茅盾同志批改过的稿件，才感到做一个责任编辑应当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近几年偶尔见到别人发排的书稿，我不禁大吃一惊，那样整齐，那样清楚，那样干净！我见过一些西方作家的手稿，有人甚至把校样也改得一塌糊涂，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事情。我惭愧地想：倘使我晚生几十年，不但搞不了编辑的工作，恐怕连作家也当不成。我见过不少鲁迅、茅盾的手稿，它们都是优美的艺术品。而我的手稿，甚至今天寄出去的手稿，还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连小学生的课卷也比不上。我承认作为十全十美的作家我太不够资格，不仅拿出手稿展览我感到脸红，遇到有人找上门来要求题字，我更感到痛悔，悔恨当初不曾练就一笔好字，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社会名流”。

话题扯得太远了，还是简单化好些。工作做得仔细，稿子抄得工整，有什么不好？！不过从著作人的立场看来，出版一本书花费的时间似乎长了一些。一本不到十万字的书稿，我送到一家大出版社快一年半了，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跟读者见面。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像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前些时候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亲戚告诉我，有人夸奖他们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他似乎欣赏这种说法，我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我念念不忘“出版官”，这说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关系中，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我并不怕失业，因为这是义务劳动。不过能不能把一项工作做好，有关一个人的信用。我生活在“个人奋斗”的时代，不能不无休止地奋斗，而搞好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奋斗的项目之一，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选他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那个时候出版社少有人关心。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领工资的机会。尽管在学识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点，但是我有一种不错的想法：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我不能说我已经办到了。但是我经常意识到我和作家们走向同一个目标。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我并不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感到后悔，我觉得惭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负责编辑、看过校样的书稿印出来后错字不少，越是后期出的书，错字越多。对作者和对读者我都感到歉意。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回过头去，倘使能够从头再走一遍几十年的生活道路，我也愿意，而且一定要认真地、踏实地举步向前。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懂得多想到别人，少想到自己，便可以少犯错误。我本来可以做一个较好的编辑，但是现在已经迟了。

然而我对文艺编辑出版的工作还是有感情的。我羡慕今天还在这个岗位上勤奋工作的同志，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他们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们有机会接近作者和读者，他们编辑出版的书受到广泛的欢迎，一版就是几万、几十万册。寒风吹得木屋颤摇、在一盏煤油灯下看校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丢掉全部书物仓皇逃命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他们不可能懂得我过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过去的甘苦。我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了。

现在是高速度的时代。三十年不过一瞬间。一家出版社度过三十年并不难，只是在一切都在飞奔的时代中再要顺利地度过三十年就不太容易了。现在不是多听好话的时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振兴中华”的两面大旗在我们头上迎风飘扬。但是真正鼓舞人们奋勇前进的并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充实的、具体的内容。没有过去的文化积累，没有新的文化积累，没有出色的学术著作，没有优秀的文艺作品，所谓精神文明只是一句空话。要提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充实的内容，出版工作者也有一部分的责任。我相信他们今后会满足人民群众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

庆祝三十岁生日，总结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不用说是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我写不出贺词，只好借用去年七月中说过的话表示自己的心情：

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5月27日写完。

本文节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随想录》，巴金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416页。

【导读】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出版家。巴金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他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7年年初赴法国留学期间，也时时关心中国，首次使用“巴金”这个笔名完成了处女作《灭亡》。此后，巴金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和《寒夜》，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随笔集《随想录》等，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巴金还是一位优秀的出版家，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巴金的出版成就丝毫不比文学成就逊色，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知名作家都认为，巴金是一位极具编辑热情与编辑天赋的出版家；与巴金相知甚深的作家萧乾评价说：“谈巴金而不谈他惨淡经营的文学出版事业，那是极不完整的。”[1]

巴金的出版活动要从他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开始说起。1935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留日学生吴朗西与伍禅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正式创办，彼时巴金并不在国内。但是吴朗西等人认为巴金是搞出版编辑工作的合适人才，所以邀请巴金回国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巴金本人也十分高兴，于1935年9月正式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在这一职位上，巴金一干就是十四年。十四年中，巴金凭借他出版家的独到的眼光与高超的职业素养，主编出版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等诸多出版物。其中“文学丛刊”历时十余年，共10辑160本，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套具有持久生命力、深远影响力的大型丛书。这套丛书除了编入鲁迅、茅盾、王统照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外，更大量编入曹禺、何其芳、萧军、萧红、穆旦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坛新秀的作品。“译文丛书”等译丛不仅翻译出版了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优秀作品，在现代翻译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年轻翻译家。[2]这些出版物是巴金出版成就的最好证明，也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兢兢业业、将出版作为人生毕生追求的出版家形象。选文中巴金总结了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十四年的出版经历：“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从这篇选文中我们可以窥见巴金的出版思想。巴金的出版思想是朴实而又崇高的，是一种“理想”出版：“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巴金在他的出版工作中也时刻践行着这一思想：“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巴金是一个有理想的出版人，他立志不出一本“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在那个动**的年代，巴金凭借着他的文人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满腔热情，不图名利，坚持“做好书”，始终以出版物的高质量赢得读者，以文学的力量唤醒民智，在乱世中为中国的文化积累和出版事业树立起一面鲜艳的旗帜。

巴金的出版思想还体现在他对编辑与作家关系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巴金认为“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他认为“出版官”割裂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不是一个出版人应有的态度。巴金的出版生涯中始终贯穿着其对作家最大的关怀。巴金唯才是举，挖掘了不少新人作家和新人作品，如曹禺的《雷雨》、何其芳的《画梦录》，以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中收录的不少当时是新人的作家作品。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关心作者的生活情况，如果作家处于困境，他还会按月预付稿费，帮助作者维持生活。也正是因为这样，巴金赢得了一批作者的信赖，也因此“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选他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这篇选文虽然不能穷尽巴金的出版思想和出版活动，但是见微知著，能够从这篇选文中体会到巴金将出版视为毕生事业，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的“理想”出版信念。同时，巴金关于编辑和作者关系的论述，对出版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寄语，以及他身上那种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担当和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对我们新时代的编辑出版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价值。可以说，巴金是中国现当代出版史中不可或缺的伟大出版家。

（赵路明）

[1] 孙晶：《中国出版家·巴金》，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 孙晶：《中国出版家·巴金》，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