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编辑的忏悔

韦君宜

卢梭的《忏悔录》，记录了他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

“四人帮”当权那十年，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种地。而随众呼喊，以“最高指示”骂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坏事。不过也不尽然。我就记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体大会上，一个革命群众循例发言，骂我是“狗胆包天”。这句话竟使我一直牢记，无法忘怀。（其实像这种坏话，自己岂有不讲之可能？）好事呢，也还是做过的。就在我已经被“解放”之后，在干校里没有被调回京的时候，那一段暂充连指导员，搞专案，任务是把前一段军宣队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审查一番。这时，地方军宣队已换了班子，对前案弄不清，更无精力去细细审查这些糊涂账。于是我钻了这个空子，自己做主来搞这些所谓“专案”，取消了几个荒谬透顶的所谓“结论”：例如那些“结论”把一个从不认识吴晗的人，说成与吴晗勾结；把一个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没问题的人，又说成“特务”；把共产党自己的机构名称套在国民党头上，然后给人定罪……分辨了这么几件有些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却使我觉得心里极愉快，夜里开始睡得香了。多年对我冷冰冰的下级，如今见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亲没有几天就急着要回干校办我这些没有完的案子。杨述奚落我：“忙什么，你这数不上数的干校小官！”我撇撇嘴，说：“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这些年工作，还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做得高兴哩！”

所以说，别人的文章只讲自己在干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离了干校，回原单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实则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笼，真正去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

我虽不再当领导，上有军宣队，却也算做了社领导小组的一员，管业务，就是管组稿出书。但是，这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的下干校了。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我才从干校回来，那些先回来的被结合的“革命派”就告诉我，今后一切必须依靠党——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和题材，再依靠党委选定作者，然后当编辑的去和作者们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和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至于“三突出”等等原则，不必赘述。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则，今后决不再发表只字作品。但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却不得不管，无法逃脱。于是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和这些作者接触。

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生平从未写过任何作品的人。往往是组织者接到党委指令，某某题材重要，于是便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这些人中有具备一点写作能力的，有勉强拼凑完成任务的，有想学时髦写几句的，还有很想写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这生活没有认识的，或者自己的认识与领导上的意图完全两样的……而我这时的任务，就是把着他们的手，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

我记得我第一条需要编进去的内容就是“以阶段斗争为纲”。这一条使得作者和我都动尽脑筋。有一本在当时销了好几十万的书，叫《千重浪》，故事原是写的“走资派”不准搞机械化，农民积极分子弄了些拖拉机零件来，自己制作了一台拖拉机。生活内容很少，也不大有现实性，但好歹也还算一件说得过去的事。但是，不行，要阶级斗争，那就得把意见不同的双方写成两个阶级，敌对阶级还要具体破坏，这就更难了。作者想出一个隐藏在地窖里多年的人，这是从报纸上抄录的。但是，还不行，如何破坏拖拉机？作者从没有见过。我这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作者把“作品”编圆。于是我带着作者跑到一个有拖拉机的农场里去，请拖拉机队长给我们讲破坏拖拉机的窍门儿，如是，就算我帮助作者深入了“生活”。

我这样做，曾想过这完全不是艺术吗？当然也偶然想过一下。但那时想的最主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艺术不艺术，而是任务。这个时代，给我的任务就是编出这样的书来，使它像个故事。我是一个补鞋匠。记得有一本书叫《东风浩**》，写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工程师和一个无产阶级思想的工人的斗争，一开始就是两个人整整空论了一章。我一看，这样多空话，读者看得下去吗？劝作者删一删，这就是我的“艺术加工”了。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当时的范本，因为他能编得比较像个故事。其中当然必须有阶级斗争，又必须有故事，他就编了一个“范克明”，地主化装远出当炊事员，搞阶级破坏。自从他这一招问世，于是纷纷模仿，有男地主化装为女人的，有用烟头破坏自己的脸化装为麻子的，所谓“十八棵青松”都是如此栽成。几位作者听说阶级斗争要提得越高越好，不能只写些农村土地主，于是就提高到局长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又提高到“苏修”和国民党直接派进来的特务。既然一定要写这些东西，而作者对这些又实在毫无知识（不是说生活），于是要编辑帮忙。我实在无法，正赶上文化宫有公安局办的特务罪行展览会，我就出主意，带着二位作者去参观。也真亏他们的脑筋灵，看了两回就有了故事，后来小说居然出来了。

这样的小说，那时还多的是。像《伐木人》《铁旋风》《无形战线》《朝晖》《晨光曲》《钻天峰》……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艺术。但是，是这些作者有意逢迎上级，破坏艺术吗？不是，有几位作者很有生活，例如森林生活、农村生活、学校生活，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现在我不说出这真情，我将永远都对不起他们。

我记得当时的大作家浩然，他那个《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前边我不清楚，到写第二卷时，我从干校奉命调回社来，接任责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怎么成？”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援朝添了进去。那编辑组长再次提到，在四五页稿子上，每页均加上“抗美援朝”，又把小标题《堵挡》，改成颇有战斗性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记得浩然苦笑着对我说：“我不同意他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还想保护一点点我的艺术创作……这个人像念咒似的一句一个抗美援朝……”

还有一位中学教师胡尹强，写的中学生活，主题是按照当时的教育思想，反对死读书，要动手做，内容还是真实活泼，符合生活的。我又是在半中间接手这本书。书中的老校长，可以看得出是一个热爱教育、一心教好学生的人。但是到了我接手时，已经被改成了一个“走资派”。作者写他为了让学生及时回来参加毕业考试，自己连早饭都不吃，拿着两个包子亲自跑到水利工地去找学生，这实在叫人不忍说他是“走资派”。可是怎么办呢？他的性是定了的。作者最后无奈，改成发了洪水，全县生命财产危在旦夕，这校长竟为了学生成绩，把正在战斗的学生从堵洪水的大坝上硬拉走了。我说：“不行，如果全县发了这样大水，县委也得下令各单位先停止业务，大家抢险。这么改说不通。”但是没办法，必须让这个校长当当“走资派”。我也别无他法，竟同意了——同意把一个艺术形象砍杀了。

有一本我奉派去延安组织插队青年写的，歌颂“第一号英雄人物”的小说。我物色到了两个下放插队的姑娘，文笔不错。“第一号英雄人物”选定为她们插队青年中一个挺泼辣能干的姑娘。第一稿，老实说是不错的。写这些青年想法儿改善那穷得要命的陕北农村，做种子改革实验，和不卫生的习惯斗争，自己冒险学做医生，救活农民的孩子……大概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糟糕就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找出一个地主来做斗争对象。但是，陕北土改已经过去五十来年了，又是真刀真枪干的，不是和平土改，那时候人人知道的口号是肉体消灭地主。到了这时候，哪里还找得出地主？不是杀光也是死掉了。说陕北还有土地革命前遗留的地主，当地农民听了也会诧为奇谈。我主张可以写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为斗争对象，闹一次反贪污就完了（作者原来有写贪污案的意思）。但陕西文化局派来指导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还不尖锐，坚持用地主，于是把这地主编成是从外地偷迁来的。最后要生死斗争，是地主开闸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闸门。作者说：“我从未见过这种水闸。”那位同志就领着作者去参观并讲解，最后这样照写了。年轻的女作者对我悄悄地说：“我实在不愿意让我的女主人公（也就是真实生活中她的同学）去和那个老地主在水里肉搏一番，那成什么局面？怎么下笔……”我懂得她的意思，这不是叫她创作，这是侮辱她。干脆说，侮辱一个作者。但是在我们那天开会“集体创作”中还是通过了。我也屈从了。天，我干了什么事情！

这类事情我还遇见过多次。起初是斗地主，后来提高为斗负责干部、老干部、知识分子干部。记得那部写伐木人的，起初是说那个局长在育林指导思想方面有错误（主张大伐，而不主张着重多育），这还说得过去。到后来追他的思想根源，原来那位正确的书记是工人出身，这位错误的局长是知识分子出身。再追下去，当年他参加革命不是真的，参加学生运动也是骗人，甚至他还偷偷做过出卖人的事，说什么老干部全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头呢？

接二连三，都是这类情节。一个很难得的蒙古族工程师硬要搞保守，只有工人出身的技师（技术员）才肯搞创造；一个现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学术权威，原来是个大特务，在指挥破坏矿山……当小说已经写到凡知识分子全是坏蛋的程度之后，我起先觉得，这无非就是按照现在的大字报给我们满脸涂黑而已，我本人只当登台陪斗，看着书中人物挨骂却无能为力，叫我有什么办法替他们一个一个翻案？

到后来，看稿看得多了，渐成习惯。好似看那些诬陷别人的刀笔吏的讼状，知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有一点难过之处，就是我自己必须参加帮忙制造这种刀笔吏的讼状。这里面有些文章，说的那些罪状，好似过去我确曾见过的某些人的罪行，都是通告了的，罪大恶极，而实际上竟不是那么回事。

记得一位比我早三级的同学熊大缜，平时不大活动，很用功，从抗战开始，他这个书呆子便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学助教不当，跟到冀中参加革命。他是学工科的，在部队主持科研工作，制造了炸药、手榴弹，还跑北平为部队采购药品和电台，谁想到，这个人后来竟以特务罪被枪毙，而且正式通报，明正典刑。同学们见到都既惊讶又传以为戒，一提起他就是“隐藏的坏人”。又是谁想到，过了几十年后查清，原来是场冤狱！

还有一位，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北平市学联的常委王文彬，1938年还在武汉负责筹备全国学联大会。会散后，领导上留他在武汉工作，他却执意要回山东微山湖拿枪杆子抗战，说：“我们给国民党帮忙帮得够多的了，我要回去拉我们自己的队伍去了。”这样一个人，却在微山湖的“湖西肃反运动”（闻为康生领导）中，被定成“反革命”，枪毙了！可能因为他是学生运动中的名人，消息开始传来的时候，都没有人告诉我们真情，只听说他是抗日“牺牲”了的。所以杨述曾写过追悼他的诗，还说是：“我闻君就义，矢志与君同。”到后来才知道是这么一个死法，早知如此，是决不能“与君同”的。

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就和当时我们那些小说里写的知识分子坏蛋一样，公布的罪状也一样。但是，这是多么可痛可恨的捏造，多么无耻的罗织诬陷啊！这也能叫作“文学”吗？我为什么特别喜爱朴素的真实的作品，而一见到想以编造一鸣惊人的作品就往往自然地反胃，非有他也，就是这点病根。

由此我联想到当时很多很多小说，凡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坏，凡写工农兵出身的全好——这就叫“歌颂工农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农兵），否则叫没立场。当然，知识分子也有投敌的，也有怯懦的，也有庸庸碌碌的。各种人都有，都可以写。但是，让我们这些当编辑的掌握这么一条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而且一概按此执行，这是什么？这不是作者给人物抹黑，也不仅是当编辑的自己陪斗，这是人对人的基本态度！

后来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这一点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才忙着下令，让当时正在炮制中的这类“青松”式作品赶快停工。但是有许多部作品正在进行中，有的编辑单纯从业务出发，觉得半途丢掉太可惜，还有的已经改完了，发排了。为了这些事，我和一些同志争论过。同时，我尽力帮助一些好作品，反映真实的作品，能够出版，和读者见面，这实际上都是一种忏悔自己错误的行为。后来有的同志写文章，对于我这样当编辑颇有褒词。而我还能有别的改正自己罪过的做法吗？我有罪过，而且没别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

有人说自己当时是“拉车不认路”，真的吗？真是看不见路吗？让我们想想当时暗路两旁的状况吧。

本文节选自《思痛录》，韦君宜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70页。

【导读】

韦君宜（1917—2002）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作家。她以丰富的编辑出版实践和深邃的编辑出版思想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韦君宜曾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文艺学习》杂志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这三个时期是她从事出版实践的主要时期。正是在这三个时期的编辑出版实践中，韦君宜的编辑思想从萌芽到形成，并在当下仍作为思想财富影响着编辑出版领域。

1939年9月，韦君宜开始担任《中国青年》的编辑，这是她编辑生涯的开端。《中国青年》先后因大革命和经营困难的原因停刊，韦君宜参与了《中国青年》复刊的筹备工作，并长期担任《中国青年》的编辑，推动了刊物的发展。这一时期，韦君宜形成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编辑方针，她在充分了解青年喜好的基础上进行刊物编辑，妥善处理了编辑与读者的关系，在当下仍具有借鉴意义。另外，她注重提拔青年作者，扩充作者队伍。《文艺学习》创刊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编辑工作在韦君宜的编辑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文艺学习》内容广泛，设有固定专栏和临时性专栏，其内容包括论文、作品评介、文学常识、美术作品赏析等。《文艺学习》在发行上取得巨大成功，从1954年创刊到1957年停刊共发行45期，总发行量达1140.9055万册。正是由于《文艺学习》在发行上的巨大成功，以及其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使这部刊物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1961年，韦君宜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直至1985年退休，在此期间，她为编辑出版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初期，为缓解“文革”造成的“书荒”，她主持重印近50种中外文学名著，同时，她提倡出版改革并力推新人新作，为新时期的文学出版事业带来生机。

选文是韦君宜《思痛录》中的一章。《思痛录》是在韦君宜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作品，全书约十万字，共十六章节，一经出版引起文化界、出版界、思想界等各界重视，这本书成为奠定韦君宜历史地位的代表作，其地位甚至超过韦君宜早期的其他作品。1976年年初，“文革”尚未结束，韦君宜即秘密着手写此书，在1986年前初步完成该书的写作，之后又进行增补、编辑。在《思痛录》中，作者回忆了自延安“抢救运动”到“**”期间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将“左”的思想和毒害酣畅地倾吐出来，并对自己在历史运动中的表现进行了忏悔与反思。由于这本书内容的特殊性，加之当时政治环境仍旧紧张，这本书的出版之路困难重重。1998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策划推出一套“百年人生系列丛书”，经过多方努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作品。最终，《思痛录》于1998年5月12日出版面世。但是，经过多次审校，该书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被删掉了。

《编辑的忏悔》作为《思痛录》的第十四章，与前几章反思的思路一脉相承。选文是韦君宜对“文革”中编辑工作的反思，其中包含了作者对编辑价值及编辑家风骨、职责的思考。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作为一名编辑，尽管她下定决心自己不发表言论，但是却不能放弃编辑工作，因而不得不放弃固有的编辑工作标准，转而配合政治运动，从事那些“让她应当忏悔的事情”——帮助没有经验的作者生产“伪文学”作品，编出领导需要的书。作为在编辑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多年的老编辑，韦君宜最终没能原谅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在《编辑的忏悔》中对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荒唐”行为进行反思。即使脱离了畸形的政治环境，在当下仍具备现实意义，值得每一位编辑阅读、思考。

选文中，韦君宜回忆了“文革”期间，她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多次帮助作者生产“伪文学”作品的事件。她编辑的第一条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体现阶级对立，作者编造出对农用拖拉机进行破坏的敌对阶级，韦君宜回忆她带着作者跑到一个有拖拉机的农场里去，请拖拉机队长给他们讲破坏拖拉机的窍门儿，算是帮助作者深入了“生活”，使作者能够把作品“编圆”，为阶级斗争服务。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第2卷由韦君宜担任责任编辑，当时管这部作品的编辑组长是一位“造反派”，他看了作品后要求每页均加上“抗美援朝”。因此，尽管作品与抗美援朝无关，但作者迫于无奈不得不把“抗美援朝”加进去。在歌颂“第一号英雄人物”的小说中，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须找出一个地主来做斗争对象，但是那时候当地地主已经被消灭了，韦君宜主张写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为斗争对象，但陕西文化局派来指导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还不尖锐，坚持用地主，于是把这地主编成是从外地偷迁来的。并要求加入地主开闸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闸门的情节。尽管作者认为这是在侮辱作品，最后还是照做了。在集体开会时，韦君宜屈从了，在选文中，她写道：“天，我干了什么事情！”这表现了她的后悔与痛苦之情，以及她内心的挣扎与无奈。“四人帮”垮台之后，韦君宜下令，停止这类虚假作品的出版，并尽力出版一些反映真实的作品。

韦君宜在选文中对“文革”期间编辑工作遇到的问题以及自己内心的抗争进行了清晰的再现，揭示了自己从无奈到坚定的心路历程。因此，尽管选文并未介绍具体的编辑技巧，但却能给年轻的编辑思考和借鉴。在当下，编辑出版者们仍需要为坚守编辑出版价值做出正确选择。

（林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