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地方出版社的出书方针

陈翰伯

今年年初，原想开一个编辑工作座谈会，谈一点虚的。准备过程中，碰到了印刷、纸张两座“大山”，还有体制问题，准备开的编辑工作座谈会没有开成。关于体制问题，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提出意见报告了中宣部。体制问题不是我们出版部门单独解决得了的。大文章做不了，就做小文章，解决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9月，我们开了印刷会议。现在我们开的这次会议把提高书籍质量作为中心议题，并围绕这个中心，起草了几个文件，大家讨论后，改好一个，报批一个。

关于出版工作的形势和任务。近3年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3年。1977年的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我们推倒了“四人帮”的两个反革命“估计”。那次会后，特别是在三中全会后，出版工作出现转折，不仅突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有些17年不敢触动的问题也有所突破。成绩很大。图书品种增加，重大门类有所缓和，特别是科技书籍成绩显著。恢复和建立了出版机构。整顿、充实了出版队伍。增加了同国外交往，开始同外国合作出书。

书店经常反映，读者要的书没有，又有些读者不要的书压在书店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积压，有的由于“四人帮”神化领袖；有的由于政治学习布置的变化；有的由于我们思想不解放，印数太多。一般政治理论读物的积压，主要是由于“四人帮”大破坏的恶果。某些会议文件印得过多，有些创作小说不受欢迎，有的书出版错过了时令，群众不要。还有的图书是因为发行不对路，征订数不准确。也有编辑同志思想不解放，为了政治表态，赶浪头而出书。所有这些，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滥”字来概括。

有些书虽然印数已经很大，但仍然不能满足读者需要。这主要是由于纸张和印刷困难。另外，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大的门类中还有许多缺门。这主要要靠科研和创作的发展。

因此，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什么，我们考虑大致是这样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出书范围非常广泛。什么叫出版为政治服务？我认为要从大的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共产主义就是最大的政治，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至于当时当地的政治任务，主要由报纸、刊物去管。要把出版为政治服务讨论清楚，按上面说的三方面出书，道路是很宽阔的。

关于出书规划。要抓出书规划，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优越性。过去，我们抓过某一门类的规划，全国总的规划没有抓。

1975年我们搞了中外语文词典规划，得到周总理批准。现在辞书出版有了很大增长。1978年我们搞了少年儿童读物规划，到今年9月底已出版1084种。今年6月，规划了政治理论读物40多种。由此可见，抓了规划是大有好处的。

我们考虑到还有些门类是可以抓的。比如外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出版，可以规划。社会科学、中国古典作品，也可以规划。还有专业辞书，民族文字辞书，翻译科技书等，都可以规划。翻译书，有力量的出版社都可以搞。要注意避免“撞车”。

关于地方出版社。地方出版社的同志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三化”限制。当然，首先要满足本省读者的需要，要发挥本省写作力量的积极性。

中央一级出版社，力量比较雄厚，有责任帮助地方出版社。中央出版社同地方出版社是兄弟关系，同志关系，要相互支持。提倡各出版社之间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提倡有矛盾协商解决。

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两个积极性，目前要特别注意发挥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同时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对地方出版社的出书方针，要不要作点规定，大家摸索一段时期后，再来总结经验，交换意见。

目前印刷能力不足，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印刷问题和纸张问题一时都很难好转。这两座“大山”压着我们。但不能坐困愁城，还是要每天挖山不止，千方百计，努力奋斗。

去年，华主席在人代会上提出要加强出版事业，增加图书品种，缩短印制周期，提高印刷技术。自那以来，品种有所增加。印制周期和印刷技术的问题，在局部有所改变，但从整个书刊印刷行业来说，虽然搞印刷的同志作了很大的努力，还没有多大改变。还要继续努力。

国家给出版部门的基建投资有限。全国基建投资已压缩。我们要体谅国家的困难，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不能被困难压住。

关于解放思想。提高图书质量，各项意见中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总结过去，展望将来，都靠解放思想。要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在碰到问题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不能等待别人提供现成结论。这是领导的职责。要敢于解决问题。当然，重大问题还要请示。要敢于领导，敢于负责，不要怕人家说“长官意志”就变成了“无意志的长官”。当然，不要瞎指挥。我们搞宣传工作的，要注意防止片面性，不要增加动乱的因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也要注意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解放思想，是有领导的，有界限的，绝不是比赛谁的胆子大。我不是说现在出版工作中已经有了什么问题，而是提出来和同志们共同勉励，把出版工作做得更好。

本文节选自《陈翰伯文集》，陈翰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6—109页。

【导读】

此篇选文是陈翰伯同志1979年12月11日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陈翰伯（1914—1988），出生于天津，祖籍江苏苏州。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笔名梅碧华、王孝风等。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在1935年冬参加一二·九运动领导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在白区从事报纸新闻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1936年任《西京民报》编辑，1937年任《西北文化日报》编辑，1938年年底，在《新民报》社工作，1942年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1943年到1946年担任中外出版社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主管理论刊物《学习》的编辑工作。1958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1964年出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1976年起，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后担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

陈翰伯同志是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在担任出版工作领导期间，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深入思考出版工作，留下了许多关于出版工作的杰出思想。特别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为出版工作的拨乱反正，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所选这篇讲话主要从“座谈会的准备”“出版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出书规划”“地方出版社工作开展”“出版工作的困难”“解放思想”这六个角度来谈，思路清晰地指出了当前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陈翰伯同志认为，近三年来出版工作的关键词是“拨乱反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图书种类增加，尤其是科技类书籍增加，恢复和建立了出版机构，这些是比较好的方面。沿着这个思路，陈翰伯同志提出，出版界接下来的任务在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体到某些地方的政治宣传任务，可以由地方出版社完成。

这一时期的出版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物质方面的缺乏，印刷能力不足，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1979年初，陈翰伯同志曾就这个问题向胡耀邦同志做过汇报[1]。排印装订太慢、新闻纸供给不足、图书用纸不足、纸张质量下降，这些都对出版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出版工作更加要讲究规划。

如何利用有限的出版资源，出版更多符合人民需求的作品，需要从种类上进行规划。少儿读物、政治理论、外国文学、辞书、中国古典文学等类别都可以进行规划出版。规划的过程中，各出版社之间要避免重复选题。

在这次座谈会之后，1980年5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陈翰伯同志针对出版结构存在的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2]。在这段时期内，陈翰伯同志主持出版工作的“拨乱反正”，开创了改革开放后的全国出版工作新局面。

除了对出版工作的指导，陈翰伯同志还对出版物的具体内容做出了一些思考。他参与创办了《读书》杂志。1980年前后，陈翰伯同志还为《读书》杂志就文风问题提出一些建议。指出写文章不要穿靴戴帽，写闲话、空话，起标题要有内容等。

在出版规划问题上，陈翰伯同志最注重的是词典十年规划。先抓汉语词典，其中又着重抓影响较大的五部：《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并指定由陈原、方厚枢、许力以等著名学者负责主抓几部词典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陈翰伯为了甩掉我国“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帽子，立志使我国辞书出版事业跨进世界先进行列；他为《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辞源》《藏汉大辞典》等辞书的早日问世而殚精竭虑，到处奔波。

《汉语大词典》全书13卷，前后历时18年，已于1994年4月全部出齐，而且还相继出版了缩印本、简编本和光盘版；《汉语大字典》全书8卷，不仅已于1990年11月全部出齐，而且还相继出版了缩印本、简编本和袖珍本。《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等也都先后出版，其他中外文语文、专科等“辞书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3]。

此段选文中，关于地方出版社和中央出版社的互补、互相帮助的论述，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我国出版社设置的结构，指导了我国的地方出版社的工作。

（栗梦琪）

[1] 陈翰伯《关于印刷落后和纸张紧张情况给胡耀邦同志的紧急报告》。

[2] 1980年5月4日，陈翰伯《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 方厚枢：《陈翰伯与辞书出版工作》，载《辞书研究》，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