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几个原则

邹韬奋

现在有些朋友想办刊物，往往连（联）想到《生活》周刊。其实《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姊妹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们的特殊时代的需要，都各有它们的特点。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粮食，当然也不该重复。但是抽象的原则，也许还有可以提出来谈谈的价值，也许可以供给有意办刊物的朋友们一些参考的材料。

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试以《生活》周刊做个例。它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制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时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时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模仿着别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

其次是内容的力求精警。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搜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候，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

再其次，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求。我在这里所谈的，是关于推进大众文化的刊物（尤其是周刊），而不是过于专门性的刊物，过于专门性的刊物，只要顾到它那特殊部门的读者的需要就行了；关于推进大众文化的刊物，便须顾到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当用机械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规定出来。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

最后我觉得“独角戏”可以应付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要办刊物，即是开始的时候，也必须有若干基本的同志作经常的协助。“基本”和“经常”，在这里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作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勉强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惋惜的，所以我认为非有若干“基本”的朋友作“经常”的协助，便不该贸贸然创办一个新的杂志。当然，倘若一个作家有着极丰富的材料，虽同时替几个杂志做文章，并没有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虚耗读者的精力和时间的流弊，那么他尽管“大量生产”，我们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还有初办刊物的人，往往着急于销路的不易推广。当然，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是刊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方面也应加以相当的注意。但是根本还是在刊物的内容。内容如果真能使读者感到满意，或至少有着相当的满意，推广的前途是不足虑的。否则推广方面愈用工夫，结果反而愈糟，因为读者感觉到宣传的名不符实，一看之后就不想再看，反而阻碍了未来的推广的效能。

本文节选自《经历》，邹韬奋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42—146页。

【导读】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近代中国著名记者和出版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其不畏权势、服务读者、针砭时弊的爱国思想，为真理而战斗不屈的精神，值得一代代的出版人学习。

1922年邹韬奋在黄炎培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部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对《生活》周刊进行了一次从内容到形式的大幅度革新，并确定了办刊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在邹韬奋担任主编的七年里，《生活》周刊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力的刊物”，最高发行量达到15.5万份（1932年），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1930年，邹韬奋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之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多处分店和办事处的生活书店。1935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在该刊物上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1935年12月，《大众生活》周刊销量达20万份，创造了我国杂志发行的销量纪录。1936年，邹韬奋与好友金仲华一起在香港出版《生活日报》，同年八月移至上海，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与《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该刊物宣传抗战救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

选文选自邹韬奋写作的《经历》一书，本文《几个原则》选自书中的第一部分《二十年来的经历》，结合文章内容和收录顺序，可以推测选文的写作背景应为1936年8月到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前这一阶段。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在抗日救亡的声浪下，国内办刊热情高涨。而邹韬奋本人经历了多次办刊的经历，其办刊理念也臻于成熟。本文《几个原则》即是作者邹韬奋以一名办刊经验丰富的资深出版人的角度出发，对有意办刊的朋友提出的关于办刊的几点建议；同时也是邹韬奋自身办刊态度和原则的阐释。因此，本文对研究和理解邹韬奋的办刊理念和态度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中作者邹韬奋一共提出了四个原则，作为对于新人办刊的建议，同时也是其个人办刊的理念阐述。第一，要有创造精神。作者以《生活》周刊为例阐述单纯的模仿是无法创办优秀的刊物的。从格式到内容，别人有什么就学什么，成为其他刊物的效仿者，这样的办刊思路是不可取的，一本刊物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特色。第二，刊物的内容要精练。考虑到周刊的体量，其中刊载的文章内容要“贵精不贵多”，用简练的语言表达隽永的含义，节省了读者阅读的时间，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也对周刊文章的作者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要立足大众文化，从读者的需要出发。这一方面要求所办的刊物内容要通俗，要适应大众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需要办刊人对广大读者不断变化的阅读需求进行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研究。第四，重视朋友间团结协作，特别是能为刊物稳定提供优质稿件的作家朋友。作者在此提出要尽可能避免同一个作家在不同刊物上刊载相似文章的情况发生，这对读者而言绝非有利情况。而作为办刊人来说，如果没有能够为刊物“帮忙”供稿的作家朋友，就要审慎考虑是否要创办一个新的杂志了。除了以上的四个原则，作者邹韬奋还对初办刊物的人提出了一个警示：不要因为急于推销刊物而只重视推广，忽视刊物内容。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不利于刊物的长久发展。

纵观全篇，文章用凝练而生动的语言概括了中国近代出版家邹韬奋先生的办刊理念，同时成为20世纪30年代指导新人办刊的重要参考，对现代出版史和邹韬奋个人出版思想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新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