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出版物的国际关系

王云五

出版与国势之关系，我认为至密切。因为计量国势强弱之尺度，土地与人口均不可靠，即陆海空军之多寡强弱，前此认为一方面代表富，他方面代表强，似乎是相当可靠的；然而此次欧战之初期，法国数百万之陆军，两星期尽成俘虏，则陆军不可靠；英国夙以海王著称，然太平洋战事初起，两艘巨型战斗舰，竟牺牲于日敌之百十架飞机之下，则海军不可靠。又此次战争中，或诩飞机数量多，或诩飞机构造精，或诩空军战斗力强，然成败利钝，尚有待于将来事实之证明，与其他种种条件之关系，是则空军亦未必全可靠。余以为最可靠之计量国力尺度，莫如出版物。因为出版之数量多，可以表示曾受教育者之多；出版之程度高，可以表示学术之程度高；某一类出版物之售价特低，可以表示喜读某一类出版物者特多。关于数量多与程度高两项，所表示之意义原甚明显，用不着再加说明；惟售价特低可以表示喜读者特多，似有略加说明之必要。原来出版物的成本，括有一时费及经常费两部分。一时费指制版而言，其费用只限于初制版之一时；经常费指纸张印刷装订而言，其费用系属经常的需要。经常费与出版物篇幅之多寡为比例；一时费则与出版物销路流通之广狭为比例。假使两种出版物的销数相同，则其售价高低，殆可照页数之多少；因页数之多少，工料之需要随而增减，其数量殆为经常而固定者。然而实际上一本文学书与一本哲学书页数及所用纸张印刷方式虽完全相同，哲学书之售价辄较文学书为高，则因哲学书的销售数量远不及文学书，而其所支出之一时费即制版费，却完全相同；哲学书之制版费须由销出之少数书本分担，故成本较重，售价不得不较高；文学书之制版费由销出之多数书本分担，故成本较轻，售价亦可较低。我曾利用出版物的每年新刊数量及各类出版物之售价高低，尤其是关于售价一项，作为尺度来计量各国的国势。文学书籍在任何一国之售价恒较他类书籍售价为低，即以嗜读文学书籍者实占大多数之故；此外则德国售价较低之书籍为应用科学与自然科学等类，英国为政治经济历史等类，美国为政治商业及一部分应用科学等类，法国为自然科学艺术等类，日本为一般应用科学；凡此皆可大致代表其读书界之注意所在。反观我国，则我在抗战以前所作之出版数量统计，总类占第一位，社会科学第二位，文学占第三位，史地占第四位，哲学占第九位，宗教占第十位，他如语文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艺术四类，则在两个时期中，先后次序微有不同，然均居第五至第八位。除总类占第一位，系由大部丛书近年出版特多之故；社会科学之占第二位，固由教育图书小学教科书和儿童读物都括入其中，但国人能注重社会问题，确是主要理由，而社会科学之研究，不像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须先有数理的根底，因此入门较易，也是其中一理由。文学之占第三位，则因文学书除供研究外，尚可备消遣，故无论在那一个国家，文学书总是占重要地位。史地之占第四位，其理由与文学书近似。至于哲学书在任何国家大都只供少数人的阅读，我国当然不在例外。宗教书籍的效用较久，一本流行，往往经千百年而不变，因此新出版特少。此外语文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术四类，我国因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均发达较迟，故出版地位也较落后；不过照最近趋势，应用科学出版物的地位渐臻重要，却是可喜的现象。又以售价为尺度而计量，则语文类及文学类最低，然亦由此中含有许多无版权著作之故；惟社会科学类之售价较低，却可为流行较广之表示。

本文节选自《旅渝心声》，王云五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63—265页。

【导读】

本文节选自中国近代重要出版家王云五的《旅渝心声》。王云五（1888—1979），名鸿桢，字日祥，号岫庐，广东香山人，1888年生于上海。王云五早年只读过三年私塾，求学经历也以自学为主，他概括自己是“旧学没有考过科举，新学没有进过学校”。王云五自学成才，精通英文。凭借着良好的英文能力，王云五掌握了大量西方先进思想，这也是他日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的看家本领。虽然靠自学掌握知识的王云五并没有得到当时文化界的彻底认可，但并不影响他为动乱的中国做出的贡献。王云五热衷于图书馆学，发明了中外图书馆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自1921年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后，王云五将其大半生心血都倾注在了出版事业上，他自学成才，学问广博；擅长经济，精打细算；阅历丰富，能力全面。王云五的出版思想就是在保障商业价值的前提下兼顾社会价值。自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大力推行科学管理法，对中国出版业的资本主义革新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在他的经营管理下，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占到全国出版物总量的一半，而1936年更是占到全国的52%。总的来说，王云五在国势动**期间，最大限度地尽到了作为一个出版家的社会责任，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旅渝心声》作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云五被迫离开香港旅居重庆期间。本书收录了王云五的一些演讲、讲话的讲稿及关于出版和国家发展的思考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短小精悍，笔力雄健。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政治与国际形势、经济与工商管理、教育、文化与出版、修养及其他，覆盖面很广。单就文化与出版这一部分而言，王云五谈到了战时国家出版业的重点、出版品在军中的重要作用、出版新名词的溯源、五十年来的出版趋向、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问题和出版物的国际关系等方面，对时局的分析、特定时局下出版的作用和出版业在面临复杂环境下的出路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见解。

此选文部分以出版物与国势的关系为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并不见得都能在战争中取得绝对的胜利，作者认为，出版物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准：一个国家出版书籍数量多，代表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数量多，也就证明了这个国家整体文化水平高。不仅从出版物的数量上能对一个国家的国势进行推断，不同类别的出版物数量所占出版总量的比重也能看出各国文化发展上的偏重。作者以一个出版家的角度，分析了各强国不同类别的出版物所占出版总量的比重，并与我国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发人深省，揭示出强国之所以强，是与其国内出版业有一定的关联的。

此段选文只是作者对于出版物的部分观点，但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寥寥千字中就能看出作者对出版物与国势之关系的精准把握，可见其对出版与国势的深刻思考。同时，作者还在文中提到了部分对著作权保护的认识，足见其先进的出版思想和敏锐的远见卓识。王云五能够在动**的社会环境下，坚持尽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社会责任，利用出版物传播西方的先进思想，启迪民智，光凭这一点，王云五就值得被历史铭记。

（金绍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