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影印《永乐大典》序
郭沫若
距今556年前，明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学士解缙等纂修一部类书。他在饬谕中，希望类书的规模宏大，要将“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各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这是一个雄伟的企图。
解缙等接受了这个使命，在第二年便纂集成书进上，曾赐名为《文献大成》，这样短期的急就章，毫无疑问是不够宏阔的。明成祖认为该书简略，未能符合他的原意，因此不久即加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为监修，动员儒臣文士悉加编校、采写、圈点工作凡三千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其中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颇为宏富。永乐六年（1408）冬，全书告成，共22877卷。外加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定名为《永乐大典》。
原书在修纂之初，曾订凡例二十一条，全书体例系以《洪武正韵》为纲，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备录纂隶楷草各种字体，依次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随类收藏，正如凡例所定“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朱棣在他的御制序文中曾说“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云云，确非夸大之辞。
明成祖要饬修《永乐大典》，其用意固在笼络当时士大夫，用以巩固明室统治。然而《大典》之成，不仅在我国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出类拔萃的。
原书编辑体例，存在着一定的缺点，曾遭受后人不少的訾议[1]。但所收集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自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直到265年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库全书》时，从《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多种，原书的贡献巨大是无可否认的。尤其是照录原著，不加改易，这比诸清代《四库全书》，在纂修时任意将古籍窜改删削，更大有上下床[2]之别了。
《永乐大典》编成后，迄今已逾五百五十年。在这期间，我们的国家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而这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的遭遇，尤足令人感概[3]而愤恨。
原书编成后，原藏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北京皇宫落成，文渊阁藏书大部分北迁。《永乐大典》亦被迁移，贮藏于文楼。嘉靖三十六年（1557）宫内奉天门、三殿和午门被火，《大典》经抢救免于焚毁，其后五年（1562），明世宗朱厚熜恐孤本或遭意外，令阁臣徐阶、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摹写副本一部，经历五年，至隆庆元年（1567）始告完成。从此正本与副本分藏于文渊阁与皇史宬[4]。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副本传至清代，不被重视，雍正年间，曾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已缺二千余卷。嗣后清政腐败，官吏盗窃，又颇散失。光绪二十六年（1900）帝国主义侵略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破坏与掠夺，《永乐大典》亦遭受浩劫，一部分被焚毁，未毁者几乎全被劫走，运往英、美、法、日等国，作为古董贩卖，或入私家庋藏[5]，或入博物院当作点缀品陈列。清代末年，清廷曾将残本64册移存京师图书馆。清亡后二十余年中虽略有收集，但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有60册“移存”于美国，至今尚未收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永乐大典》原本已经被收集到215册，此中苏联赠还者64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者3册，国内收藏家捐献者23册，具藏北京图书馆。
中华书局现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原本和复制本，及最近向国内外公私各方借印者16卷，合共730卷，影印出版。如此卷数虽仅及原书全部3%强，但据不完全统计，原书现存于世者约近800卷，则此次所影印者已达存世原书百分之九十以上。影印本中仍保存有不少业已散佚的珍贵材料，可供学术界作科学研究的参考。
《永乐大典》残存本的影印出版，显示了我国对古典文献的重视。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今天才能办到。我们可以设想：在明成祖编成此书时，毅然付诸刊印，不因“工费浩繁而罢”，则虽遭庚子之变，损失当不至如此浩大。然而这样的大业，要期待于封建时代的帝王是求之过高的。清代《四库全书》不也只是抄写了七部而已吗？帝主们的真实用意，并不在发扬文化，而是在粉饰太平。我们今天对封建帝王们不必作过高的要求，也不必作过多责备，但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则不能不表示切齿痛恨。我国的文化遗产被帝国主义者摧毁盗窃的不仅限于《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也正为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提供永不磨灭的铁证。
同时，和帝国主义者的罪行相对照，我们借本书的出版，更可以体认到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对我国的国际主义的深厚友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认真发扬自己先人的文化遗产，并尊重别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成果。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人类共同的归趋，我们坚信，在不太长远的将来，剩余无几的《永乐大典》现存本，一定可以补印齐全，和全世界的读者见面。这是学术界的殷切期待，我们愿与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维护人类文化的朋友们共同努力。
1959年8月31日
郭沫若
本文节选自影印本《永乐大典》序，郭沫若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书前序言。万安伦、曹继华据郭沫若书法体序言点校。
【导读】
本文选自郭沫若为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所写的序，该序与1960年9月中华书局编辑部撰写的影印说明互为补充，是全面认知该典出版发行的重要资料。《永乐大典》作为明代一部官修类书，其形成与当时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当政者的支持密不可分。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以后，为树立明君形象，锐意改革政治，设立内阁，并在后来的南征北战中维护了中国版图的完整。文化现象上，值得称赞的是朱棣主张编修《永乐大典》。中国历代帝王都注重修典，这也是帝王在建功立业之外彰显自己胸襟与眼界的重要方式，更是中国“文治思想”的重要表现，用梁启超的话讲，“纂集类书之业，亦文化一种表征”[6]。皇帝通过编修类书，在笼络人心的同时，也营造了一种文治的氛围。《永乐大典》的编修并非凭空而为，是在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基础上的发展，也是对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呼应。明太祖时，当时的大臣解缙就深谙帝王的学术兴趣，并能揣度其心理偏好，这为编修《永乐大典》埋下了早期的思想基础。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下旨编修《永乐大典》，并表明了自己的编修意图：“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在此意旨下，解缙带领胡广等一批儒者，组建了编修团队，开始编纂。永乐二年，解缙将书稿呈给皇帝，明成祖朱棣赐名曰《文献大成》，此次编修的丛书没有赢得皇帝满意。永乐三年，重修工作在南京文渊阁进行，直到永乐五年，重修工作完成，明成祖审阅后非常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并重新赐名为《永乐大典》。这部永乐年间编修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现存的嘉靖年间的副本。《永乐大典》在明代就有散失，乾隆年间修订《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收入《四库全书》。遗憾的是，《永乐大典》后来遭到八国联军等各方势力的焚毁、破坏、盗窃，到光绪年间，最后移交至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卷。《永乐大典》虽然遭受了像郭沫若序中所写那样各种磨难，但是给予后人的价值意义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完善和丰富了中国古代类书编辑的实践活动，也表明中国古代类书的编撰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选文中郭沫若介绍了《永乐大典》的整个编纂过程，以及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意义。朱棣命解缙编修大典，希望能体现出类书的宏大，要将书契以来，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都纳入编修内容。从后来解缙召集大量儒士参与编修工作来看，足见当时统治者对此事的重视。类书是一种工具书，以搜集抄录、编辑整理各类文献资料为主。“类书之事，历代多有，而总其最盛，厥有三期：曰齐梁，曰赵宋，曰明清，然类书之盛，要推明代及清初为造其极，齐、梁、唐、宋犹不逮焉”。[7]随着朱棣的带动，明朝当时兴起了类书编撰的**，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类书，比如《经济类编》《广博物志》《韵府续编》《图书编》《三才图会》《山堂肆考》等。众多类书的出现，促进了图书出版的发展与繁荣。《永乐大典》在当时众多类书中脱颖而出，还因为它开启了新的编撰体例。
选文还提到，《永乐大典》体例为“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这种编撰思想与古代类书“以类相从”的思想相一致。“类”的含义有两种，即事类和文类。《永乐大典》打破了单纯的按类相从的方法，以《洪武正韵》为纲，借鉴宋代《韵府群玉》和《回溪史韵》的编辑方法，从“韵”与“字”出发，试图让读者据韵求字，因字考事，清楚源流，这与朱棣“开卷而无所隐”的编修意图相切合。《永乐大典》按照韵部分列单字，每一个字下都详细注明音义，而后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然后汇集各种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等文献资料。这种方法与按照字母顺序来编排百科全书的方法相近，也对当今社会的编辑工作以巨大启示，比如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重要的人物志等。《永乐大典》规模的宏大毋庸置疑，而且在具体编选原著时不加改易的风范也值得称道，这与清代统治者及儒生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任意删改原书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永乐大典》尽管在体例上还存在前后不一的瑕疵，但是内容上的广博，以及编修体例的创新，这些仍然使其在中国古籍类书的编修史中具有重要价值。
（曹继华）
[1] 訾（zī）议：非议，评论人的短处。
[2] 上下床：比喻人或事高下悬殊。
[3] 概：通“慨”。
[4] 皇史宬（chénɡ）：我国明清时期的皇家档案馆。宬：古代藏书的地方。
[5] 庋（ɡuǐ）藏：收藏，置放。
[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6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7] 张涤华：《类书流别》，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