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梁启超

觇[1]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西人之大报也，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目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其分报也，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赜[3]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

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其重之又如此。然而英国、德国、日本国，或于报馆有谗谤之律，有惩罚之条，则又何也？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券，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诸端，斯义遂梏，遂使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蟊贼，目报章为妖言，古义不行，良法致弊，呜呼！不其恫欤？

今设报于中国，而欲复西人之大观，其势则不能也。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西国人数、物产、民业、商册，日有记注，展卷粲然，录副印报，与众共悉。中国则夫家六畜，未有专司，州县亲民，于其所辖民物产业，末由周知，无论朝廷也。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中国则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数故，则西报之长，皆非吾之所能有也。然则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

嗟夫！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商岸肇辟，踵事滋多，劝百讽一，裨补盖寡。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虽蚊虻之力无取负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本文节选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0—103页。

【导读】

本文节选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梁启超是20世纪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其著作后被汇编为《饮冰室合集》。同时，他一生创办（或参与创办）的报刊近20种，其编辑出版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因此，他在编辑出版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是近代编辑出版的先驱之一。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整个中国的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自强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开始向西方探寻救国的道理。为了沟通信息，启发国民，为维新创造有利的政治氛围，他们中的不少人萌生了办报的念头。《时务报》正是在此种社会历史背景下诞生，1896年8月9日，时任该报主笔的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第一册）上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集中阐述了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梁启超在多篇文章中强调“报刊是强国利器”，他发表文章数千篇，被誉为“言论之骄子”。戈公振评价他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梁启超曾坦言：“鄙人之投身报界，托始于上海《时务报》。”《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时务报》的第一篇政要论说，“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开章明义，国家强弱，只要看社会舆论是否通畅。“去塞求通”是梁启超一生办报的追求。

克服舆论阻塞而求其通畅，办设报馆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然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对内不能晓喻百姓，对外不能知晓近邻状况。报纸的“耳目喉舌”功能并没有发挥出作用。“耳目喉舌”是梁启超出版思想的核心，在《清议报叙例》中，梁启超开诚布公，认为该报的性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同样明确地提出了“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也”的观点。可以说，他开启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梁启超提出报刊要作为政党宣传的工具和我党“喉舌论”的观点不谋而合，更与西方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一脉相通。换句话说，报纸要起到为政治家广搜消息、刊发言论、影响民众、唤起民智、改善局势的重大作用。

一方面，自“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到“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自“议院之言论纪焉”到“邻国之举动纪焉”，梁启超说明了古代中国和西方国家之所以兴盛，正在于国家重视媒介的沟通作用。那么，如何办好报纸？梁启超在借鉴西方办报的基础上，提出了报纸分类、出版时间和办报内容等思想。“分报”，即“有一学即有一报”。具体来说就是，“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另外，梁启超还格外关注了妇女、儿童这两类弱势群体，即创办妇女报、孩孺报。对于“出报”时间及类型，“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再者，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报纸要刊载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另一方面，梁启超提出了报纸的五大弊病：“采访异闻，闭门而造”；“记载不实，臆造诡说”；“臧否人物，毁誉凭其恩怨”；“操觚发论，匪有本原”；“借阐宗风，歌诗不类”。这也是某些报纸被后人诟病的原因。而当时的中国，办报水平远不能和西方国家相提并论。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讳莫如深”，梁启超倡议有志者投身于报馆事业，并且向西方大报学习经验。

总之，《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比较全面地阐释了梁启超的编辑出版思想，内容全面细致，他对报纸的内容、出报的时间、报馆的发展方向以及报馆的职责等都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但是，不得不说，《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只是梁启超编辑出版思想的一部分。梁启超阐发的出版思想论作不胜枚举：《致新民函文书》《敬告我同业诸君》《国风报叙例》《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新民说》《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等都对出版进行了系统阐述。《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梁启超提出，一张尽善的报纸，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国风报叙例》中梁启超提出，健全舆论需要新闻从业人员自身要具有“五本”，就是“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要有“八德”，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

综观选文，作者从政治的宏观层面论述了报馆之于国家的意义，认为报馆可以荟萃国人的思想，但从侧面进行条分缕析，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在酝酿与宣传变法运动的实践中，不仅对报刊编辑出版发行的重要性加深了认识，而且在创新编辑出版新方式、新思想等方面也倾注了毕生心血，表现出他在报刊出版发行上的的独立意志和文化视野。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主要体现了梁启超以下四个方面的编辑出版思想。

第一，梁启超十分注重报刊选题组稿，刊载内容需体现出时代潮流。如前文所述，作者认为报刊出版必须考虑到内容报道的全面详尽，不仅要“广译五洲近事”通外情，也要“详录各省新政”明内事，报纸刊载符合时代和读者需要的报道。第二，认清报刊宗旨，明确总体的出版原则。作者在文中用“去塞求通”四字陈述了其办报的核心职责所在，力求做到宣德达情。同时，作者后来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对出版原则作了详细的界定——“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强调报刊的宗旨应是以国民最多数为益，满足社会各阶层读者的不同阅读需求。本文中“泰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的陈述，便是对追求新闻时效性的强调。第三，注重规范报刊报道，提高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梁启超在本文中明确提出了反对报刊文章的五种弊端，这些弊端违背了报刊论说记事客观、真实的原则。第四，梁启超的编辑出版发行思想有一个总的特点，即富有文化政治色彩的理论架构。也就是说，梁启超在从事戊戌维新活动中，借用编辑出版发行活动是为维新服务的，这与梁启超一生在政治上的追求——变法图强、启迪民智息息相关。

梁启超的这些报刊编辑出版思想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且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后世的出版大方向。首先是出版理论，其核心就是“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报刊的沟通作用，强调国家进步离不开“去塞求通”。其次，他创立的“时务文体”，一改当时古文风气，“时务文体”形式自由、平易近人，又气势恢宏、热情奔放，内容上直抒胸臆、大声疾呼，绝不矫揉造作。吸引了大量读者，风靡一时。以至于黄遵宪称梁启超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此外，梁启超借鉴西方思想——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为一切文明之母。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业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张宁 陈文兵）

[1] 觇（chān）：偷偷地察看。

[2] 慝（tè）：意为隐藏，指把真心隐藏起来，存有邪念。

[3] 赜（zé）：意为深奥、玄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