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研读“四书”

最近两三年来，我开始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思考，重点研读和背诵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国学经典，并陆续撰写、发表了一些心得体会文章。有的同事、朋友很是纳闷，不知我为何突然对这些东西产生兴趣？坦率地说，这绝不是我的突发奇想，更不是闲来无事，也不是听了于丹在百家讲坛的《论语》讲座之后附庸风雅。我研读“四书”，归根结底是由于十多年来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实践对我的触动，可以说是我过去关于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问题思考的继续和深化。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对干部品德内涵的探究，是我研读“四书”的最初动因

过去在参加干部考察时，经常会听到关于某个干部政治素质如何如何的评价，考察工作参加多了，我就想，政治素质是不是就是德呢？德与政治素质是不是一回事呢？政治素质当然是德的最重要内容，但德应该不仅仅是政治素质一个方面吧。德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后来，结合有关文件，读了《论语》等书，对此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最近，胡锦涛同志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既是我们党对长期以来选人用人原则、标准的坚持，也是新形势下选人用人原则、标准的新发展。“以德为先”的提出，表明我们党把干部的道德品质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客观地说，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选人用人是十分重视人品和才情的。对于德与才的关系，司马光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在《资治通鉴》开篇就说：“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历代统治者在选人用人时，都重视官员的品德。只是对德的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而已。西方国家对官员的品德同样极为重视，公众对官员的品德要求甚至可以说非常苛刻。西方政坛上有不少因官员品德问题导致内阁集体辞职的案例。针对政府官员的道德问题与腐败问题，美国还制定出新的从政道德法律规范，并设立相关的监督和执行机构。可见，古今中外对官员的道德素质都是很重视的，只是各国、各个历史时期对道德的具体要求不同而已。但将忠诚、守信、清廉等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比如古巴《共产党干部道德法规》的第一条便是：诚实，永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的真相，反对谎言、欺骗、蛊惑及舞弊行为。

长期以来，我们党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更多地把德理解为政治品德，一直把政治思想、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路线、政治纪律摆在首要位置，在干部考察工作中，也首先和主要了解干部的政治表现。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是必须继续坚持的。政治思想是人的灵魂，政治素质毫无疑问是干部最重要的素质，政治信仰、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理论水平低，敏锐性、鉴别力不强，当然不能担任领导干部。但还应该看到，人的品德是多方面的，有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伦理道德、个人品德，等等。对领导干部来说，职业道德就是从政道德，就是官德，主要表现为政治品德，属于公德的范畴。这样说来，政治品德只是干部道德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道德要求。

研读了“四书”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如《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孝悌是为人之本，是仁德之本。治国理政，首先要做到孝悌。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一个人爱国爱民，肯定是爱父母兄弟的，爱国爱民是爱父母爱家人之心的推而广之。近几年来，媒体报道一些地方把干部对待父母家人的情况，作为选拔任用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是有其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基础的。所以，一个人首先必须人品好，具有家庭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再加上政治品德好，那么才可以从政当领导。如果连一个普通人的道德规范都不能做到，又如何能从政当官呢？

二、有关组织文化理论的学习，促使我对传统文化与党的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进行探究，这是我研读“四书”的直接原因

回想起来，我真正对传统文化与党的建设关系问题进行思考，始于2004年。当时，我在看一本名为《组织行为学》的理论书籍，这本书是上海财经大学干部培训班的教材。书中关于组织文化的理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组织，小至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所学校、一个军营，大至一个政府、政党，甚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文化对人、对组织的影响，粗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们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又是深远持久的。可以说，真正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一个组织价值取向的，是文化。科学的、先进的文化，对一个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一个单位是这样，一个政党也是这样。加强党的建设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来认识、来看待、来阐述。那么，从组织行为学的文化理论角度来看，加强党的文化建设也不失为一个新的角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组织，其自身的文化建设，也影响甚至决定着党的先进性的发挥。

那么，我们党作为一个组织，其组织文化是什么呢？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指导思想与组织文化是不是一回事呢？我认为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指导思想应该包含在组织文化中，是组织文化的重要内容。党的组织文化是什么？我认为应该从党的性质入手来考察。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这样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具有这样性质的党，其组织文化应该有这样几个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党成立以来创造的文化成果。如果进行高度概括的话，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是开放的、发展的。这样的组织文化有几个内在特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组织制度。这些都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组织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自然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和利用。这是我对传统文化思考的直接诱因，也是我研读“四书”等传统经典的直接原因。

三、对少数领导干部腐败根源问题的探究，是我研读“四书”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党员领导干部因腐败问题被查处的人数较之前些年，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应该说，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和探索，监督的制度是越来越严密；近年来，党风廉政教育也越来越重视，“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等活动，一个接一个进行。为什么腐败的势头非但没有遏制，反而愈益严重？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一些干部没有文化根基，心中无所敬畏。西方国家科技非常发达，但很多人都有宗教信仰，即使是科学家，对神灵都有所敬畏。总体上看，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中共党员不信教，一些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又没有结合思想实际，没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中国古代士大夫从小读圣贤书，心中有所敬畏。《论语》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篇》）近代以来，对儒家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显然淡化、忽视了。《领导干部国学读本》前言中有一段精辟解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在培养干部和管理人才的时候，有过教条地、片面地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一段时期。在砸烂孔家店的偏激思想指引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华、优秀部分被当作糟粕抛弃，这就使现代中国人包括领导干部的人文素养出现了断裂。”“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也脱离了中国具体实际，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正因如此，再加上法制不很健全，有一些人心中无所敬畏，行动上势必胆大妄为、胡作非为。违法乱纪、腐败堕落现象之严重也就可以想象了。所以，中央多次提出，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而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也不单是唱唱廉政歌曲就能解决问题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

胡锦涛同志在讲到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谐社会建设等时多次提到弘扬传统文化问题。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专门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对这些话的学习与思考，使我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干部自律意识、预防贪污腐败，也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这是我研读“四书”的又一个原因。

四、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理解，是我研读“四书”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完美结合。比如，《江泽民文选》中就有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就有大量古代诗文的直接引用。据不完全统计，《江泽民文选》中有73处引用了古代诗文。比如，在《建立稳固强大的财政》一文中，引用“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来说明解决一些地方基层党政机关的冗员问题。2003年3月，温家宝同志在会见“两会”记者时，也引用这句话来说明精简机构、减少人员、减轻农民负担。这里引用的就是“四书”之一《大学》中的话。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等，都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天人合一、民为邦本、讲信修睦、先义后利等思想精华。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用如下一大段精彩的话来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延续五千多年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的一句千年传世格言。中华民族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坚韧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在建设国家中焕发出来的创造热情，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中国人民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自己至高无上的使命。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行为，都会得到中国人民真诚的欢迎和拥护。一切有损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举动，都会遭到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和抗争。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今天，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希望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希望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总之，我研读“四书”，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是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干部的道德问题、党的组织文化建设问题、防治腐败问题，并不是突发奇想，或者到古文里去寻找什么寄托。正因为上述四个方面原因，我才开始研读“四书”，力求读通读熟“四书”，不仅把各书的每篇每章融会贯通起来思考，而且把四部书联系起来研读和思考，更重要的是，注意把古人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实际联系起来。我的做法是，在读“四书”等经典时，将与我们今天的一些科学理论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一脉相承的感受，而不是先学习科学理论再到古文里找例子来验证。这样可以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