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史的任务

史学史的任务，是在人们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中逐步明确起来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这方面的认识，有漫长而丰富的积累，如：

——班彪的“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这是考察以往的史书。

——刘勰的《史传》追寻自“轩辕之世”而“至于晋代”的史学踪迹，并论其作用，评其得失。

——《隋书·经籍志》对史书的详细分类、考察源流，开阔了人们对史学的视野。

——刘知幾详论“古今正史”与“杂述”，以及历代“史官建置”，这是考察了历史撰述的发展和史官制度的发展。

——高似孙的《史略》在对史书分类的基础上，“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是一本有批评意识的史学简史。

——章学诚的考察史学，强调“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突出了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重视。

——赵翼在考订史书的同时，十分关注“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的思考与辨析，高度重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

可见，古代史家所提出、所关注、所阐述的这些问题，已经把史学史的任务的蓝图描绘出来了。

当然，就中国史学来说，从自觉意识上提出史学史的任务，却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应把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作为主要的研究任务。此后，中国史家不断有所探讨、发展。30年代，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63]。金著《中国史学史》，基本上是按梁启超所提出的几个方面撰写的。同时，金毓黻认为，史料的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也是史学史所应包含的内容，故于书中“附为叙及”。金著的贡献，是把史学史的任务更加具体化了，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突出的草创之功。50年代，刘节讲授中国史学史，认为史学史的任务是：

史学史或史学概论一类书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学历史，要学些什么，学了以后有什么用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历史等等问题。史学概论只是重点介绍，重点说明，或发表自己的历史观点。史学史就不同了，要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要把历史家的历史哲学系统地介绍出来，而且还要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写出来，主要是写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把重点很突出地表彰一下。[64]

这是强调把“写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作为史学史的主要任务，而以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作为重点。这就是说，史学史的任务首先要写出历史学“实际性质的历史”，同时也要写出“历史思想的历史”，而且还强调了史学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史学的用处。这一认识，比起克罗齐来有明显的区别，比起梁启超来有很大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国史学家关于史学史的任务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如白寿彝先生提出的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的任务[65]，就是很有代表性的重要的见解。80年代，白寿彝先生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中，对“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提出新的、系统的认识，他写道：

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我们这部书，就是以中国史学史为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66]

跟以前的认识相比，这里突出了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对于史学的时代特点的强调，深化了关于史学发展过程的认识；对于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的强调，是把史学的社会作用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考察。这两点，都是史学史的任务之核心的问题。

从以上这一简要的论述来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史家关于史学史的任务的探索，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深化。综合这一认识过程所得，并结合著者的认识，中国史学史的任务是：

——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学的时代特点或史学自身的阶段性特点）。

——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其特点。

——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

——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

——史学发展的规律性（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与史学内容的逐渐丰富的一致性，不同的历史观点、史学观点的矛盾斗争促进着史学的进步，求真与致用的对立统一，史家作为一个整体总是在历史进步和史学发展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等）。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上面所提出的这些史学史的任务，是从理论上着眼的；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部史学史著作在事实上都应当实现这些任务，我们只能期待它们大致上或有所侧重地去实现这些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