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

一、史学史的性质

这里说的史学史的性质，是指史学史的本质特征而言，亦即是指它在学科上的属性。

20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对史学史做了这样的界定，他认为：

史学史既不是文学史，也不是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道德作为史等实际性质的历史，但它当然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因为历史具有不可分裂的统一性，虽则它的重点不在实际事实方面，而在史学思想方面，这才是它的固有的主题。[59]

克罗齐明确地指出：史学史“固有的主题”在于史学思想方面；它不包含史学自身的“实际性质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不包含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至少它的重点不在这方面。克罗齐在另一个地方更简洁地指出：“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60]。可见，他非常强调史学史在历史学的思想史方面的特点。通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亦曾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的第二编“史学史”，他正是按照历史思想史的模式勾画出了一幅欧洲“史学史”的图景。

克罗齐这样来界定史学史，是他作为哲学家来为史学史做出规范性说明的特点。他甚至把哲学史和史学史作为一对重合体看待，他说：

就历史家而论是无法区别其历史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二者在叙述中是浑然一体的。但是，就哲学家而论，也无法保持这种差别，因为我们都知道，或者至少在说，每一个时期都有它所特有的哲学，那是那一时期的意识，因而是它的历史，至少是它的历史萌芽；或者照我们所已说过的说，哲学和历史是重合的。如果它们是重合的，那么，哲学史和史学史也就是重合的；这一方面不仅不能与另一方面相区别，甚至也不是从属另一方面的，因为它跟另一方面是一体。[61]

读了这一段话，就不难理解克罗齐为什么要强调“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了。当然，克罗齐强调史学史应重视历史思想史方面的内容，确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史学家不论是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对史学自身的认识，都是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但是，克罗齐把史学发展过程即所谓“实际性质的历史”排斥在史学史之外，其结果将是这样的局面：“史学史”既不能说明自己的发展过程，又使对于历史思想或史学思想之历史的阐述失却“实际性质的历史”这一基础而变得难以理解。这样的“史学史”，是不健全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史学史。

20世纪20年代，当梁启超率先在中国学术界提出应写一部中国史学史时，他是把史学史同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并列，统称为“学术思想史”而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部分。[62]这就是说，史学史是“文化专史”中的“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方面。换言之，史学史是属于学术思想史的范畴。但是，从梁启超对史学史的范围的认识来看，似乎史学史又并非限于学术思想方面。他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梁启超对于中国史学史之范围的界定，并没有把学术思想置于重要地位，而是对史学之“实际性质的历史”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不很一致的地方，也明显地不同于克罗齐的见解。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从这一点出发，按照梁启超对“文化专史”的总体分类，史学史本应是“社会科学史”的一部分。不过，“社会科学史”同样也不能限制在“学术思想史”的范围内。看来，梁启超没有把学术史同学术思想史严格区别开来，故于史学史的性质未能有清晰的阐述。

不论是克罗齐强调“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还是梁启超提出史学史是“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都没有中肯地指出史学史的性质。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对史学史的性质，即它在学科上的属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门类来看，史学史自应是社会科学史的一部分；从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内涵丰富的学科来看，史学史自应是其范围内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前者近于学术史的一个部分，是以史学的历史丰富学术史的内容；后者则近于分科学术史，是对史学自身发展的反思和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