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最后，我们要简括地说明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这更是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史学史”这个概念被明确提出来，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这要归功于梁启超。[41]但中国史家（不限于史家）的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却由来已久，有漫长的历程和丰富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关于“中国史学史之史”的讨论，似未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因而未曾深入展开讨论。其实，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来考察的话，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它表明了中国史家的史学史意识的悠久、丰富和深刻。[42]这里，我不来重复有关的论点，而是着重从史学史意识发展的轨迹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特点，讲一点新的认识。

说到史学史意识的产生，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看，班彪当为前驱。他在续《太史公书》（《史记》）而作“后传”时，曾“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所论从《诗》、《书》到国史，从《春秋》到《左氏传》和《国语》，从《世本》到《战国策》，从《楚汉春秋》到《太史公书》，他都讲到了，并由此得到这样的认识：“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43]可以认为，班彪的史学史意识不仅是明确的，也是比较突出的。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史传》，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新进展。此篇前一部分简述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时期的历史撰述，后一部分讨论了历史撰述同政治的关系、史书体裁的创建与演变、撰史的“实录”精神和“信史”原则，以及史家的博识和文采，它包含了对史学之历史的追寻和对史学之内涵的分析。《隋书·经籍志二》以分类为基础，考察了历史撰述的源流与存佚，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盛唐时期的刘知幾在史学史意识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觉性，《史通》以“史”和“通”连用而名书，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史之称通，其来自久。”[44]可见，他是很看重这一点的。《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杂述》等篇，是互有联系的、颇具规模的史学史论著。《史官建置》于篇首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于篇末称：“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古今正史》于篇末也说：“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这都是极明确的史学史意识的表述形式。《史通》的许多篇目是论述史书的体裁、体例，而这些论述也反映出作者之历史考察的意识与方法。晚唐人马植“以文学政事为时所知”[45]，时人刘轲有《与马植书》，称：“自《史记》、班《汉》已来秉史笔者，予尽知其人矣。”于是依次列举言东汉、言国志者、言晋洛京史、言江左史者、言宋史、言齐史、言梁史、言陈史、言十六国史、言魏史、言北齐史、言后周史、言隋书、言皇家受命等，一目了然。[46]从《隋书》志、刘知幾到刘轲，可以看到唐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之清晰的轨迹。

宋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认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如北宋王钦若等编纂的《册府元龟》这部大类书，其卷五五四至卷五六二是为“国史部”，凡9卷14目，在分类的基础上，汇集历代修史的恒情及其异同的有关记载，而《国史部·总序》则是一篇关于历代修史制度的论纲。又如南宋高似孙撰《史略》一书，其自序称：“太史公以来，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至于老蚀半瓦，着力汗青，何止间见层出，而善序事、善裁论，比良班、马者，固有荦荦可称。然书多失传，世固少接，被诸签目，往往莫详，况有窥津涯、涉阃奥者乎！乃为网罗散佚，稽辑见闻，采菁猎奇，或标一二，仍依刘向‘七录’法，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所谓刘向“七录”，疑是刘歆《七略》之误，此书凡6卷，卷一述《史记》与研究《史记》之书，卷二述《汉书》以下至《五代史》历代正史，卷三述《东观汉记》及各种编年体史书，卷四述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以及通史、《通鉴》等，卷五述霸史、杂史等，卷六述《山海经》、《世本》、《水经》、《竹书》等。高似孙自称此书是仿刘氏校书而作，当属于历史文献学性质。然《史略》的书名表明，这是一本关于史学之要略的书；具体说来，它是一本以分类为基本体例的史学简史。[47]稍早于高似孙的洪迈，虽未写出类似《史略》的专书，但他的史学史意识却是十分鲜明的。他写出了《历代史本末》的专篇，从诸侯国史、《春秋》、《左传》，到新旧唐、五代史，都有简括的叙述。其篇末写道：“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48]这种以答问形式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表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自觉、更加深入了。洪迈还撰有《九朝国史》、《四朝史志》的专篇[49]，可视为较早的断代史学史论纲。宋代还有一些书评家如晁公武、陈振孙、叶适等，他们在各自的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历代史书的评论，也都建立在对史学发展之认识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元、明、清三朝代有所出，至《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而成为一大总结。

清人在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在这一点上，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郑樵的遗风。其可论列者甚多，而章学诚、赵翼尤为突出。章学诚论史学以理论分析见长，而他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同史学史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六经皆史”[50]，不仅仅是说明经史关系，也是在探索史学的源头。他阐述“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的异同，是要说记注与撰述的变化及其对史书体裁演变的影响。[51]他说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是为阐明“专门之业，别具心裁”的重要，认为“通史人文，上下千年”，本应“义例所通”[52]，“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53]这都是把史学的历史同史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阐述的。赵翼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考史学者，他的名作《廿二史札记》不仅是杰出的考史著作，而且在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自称：“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54]后人由此概括此书“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55]。从今天的史学史研究来看，这是从对史书编纂历史的考察而兼及到对客观历史的考察与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考察，是一种深层的史学史意识的反映。正如钱大昕评论此书所说：“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定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这个评价，对今天的史学史研究也还是有启发的。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还从北宋以前和北宋以后经与史的关系变化上，严厉地批评了重经轻史的倾向，指出：“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56]这一方面是从经与史的历史命运的不同考察了史学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则指出了重经轻史倾向的错误。钱大昕的这些话是嘉庆五年（1800）写的，40年后爆发了鸦片战争；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经学的空疏进一步暴露出来，而史学则在救亡图强的民族大义的历史潮流中发挥着作用，经受着考验，一步一步地走向近代化。这个事实证明了钱大昕从经、史地位的升降来看待史学发展确是卓见。

20世纪初，即在钱大昕提出上述见解之后约一百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无情剖析“中国之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多年后，梁启超作为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是一种文化专史之观念的史家，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57]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此期间，已经有一些有分量的史学史著作先后问世，如德国历史学家佛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1915）、德国历史学家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58]由此可见，具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和深刻的史学史意识的中国史学，从20世纪初开始，在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已处在世界同行的后进地位了。

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了它的艰难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