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遗产与史学史

中国古代史学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于历史的认识和对于史学的认识，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史学遗产的悠久的历史积累本身，即展示了它自身发展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史学史。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史学史分册，即“史学史总部”的提要是这样表述的：

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及丰硕的史学成果，其文献资料以史部书为主，兼及经部、子部、集部有关之书。

本总部包含史学通览、先秦史学、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纪事本末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等三十六个部。其中，史学通览反映了中国史学悠久的历史和恢弘的气象，先秦史学反映了中国史学产生的过程，其余各部涉及史书的性质、体裁等诸多方面，历代皇朝关于修史的认识、政策、措施和制度，历史教育以及诸多史学家的生平及其著述活动，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刻的历史意识。[22]

这里说的36个部，除文中提到的6个部以外，还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会要、训诰、方略、传记、谱牒、方志、民族史、地理书、边疆史地、域外史地、历史蒙求、杂史、笔记、学术史、史论、史注、史考、史表、史官、史馆、史钞、类书、目录、史评、史家传记这30个部。各部之内不再划分小类，而是分别以事目按时代先后编次，使之各从一个方面反映史学史的进程。其中，“先秦史学部”是一个例外，因为在史学产生的早期阶段，难得做细致的分类，我们根据有体例而不拘于体例的原则和前人关于“六经皆史”的见解，则以具体的史书标目，以显示这一时期史学的面貌。这些史书是《周易》《诗经》《尚书》《逸周书》《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周礼》《礼记》《竹书纪年》《世本》《国语》《战国策》《山海经》。这种灵活地看待和运用体例的方法，得到不少同行的认同。

其实，《史学史总部》的开篇《史学通览部》也是一个变通之例。按全书的体例，它应名曰“综论”。但考虑到“史学史”是一个发展过程，以“综论”标目，似难以表明历代史家论史学中所贯穿的“通”的意蕴，故以“史学通览”标目。根据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史学通览部”之下，列举了如下事目：汉班固论说前代史学，南朝刘勰纵论史学，唐高祖论修前代史，唐太宗论史之为用，唐初史臣论史官职责，唐刘知幾论历代史学，唐刘知幾论史书流变，唐刘知幾论历代史馆之制，宋朱熹论读史，宋郑樵论史书之会通与断代，元马端临论文献之史，明胡应麟评历代史书，明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清王夫之论论史读史，清章学诚论史德，清龚自珍论史职之尊等。这些事目及其相关内容，一方面反映了历代史家、学人关于史学的论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所论说的不同侧面，故能于纵通之中彰显史学的丰富内涵。当然，对浩瀚的史学遗产来说，这里说的“史学通览”只是前者的一个缩影罢了，这是专业工作者所能理解的。

《史学史总部》的“史家传记部”收录自先秦至清末约340位史学家的传记。这里也存在两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一是怎样确定“史学家”的身份，二是跨越朝代更迭的史学家之朝代归属问题。我们的做法是视其与史学之关系的程度来定其身份，视其史学活动主要发生于何时来定其归属。同时我们深信，还有一些史学家没有被收入“史家传记部”，一来是有些史学家没有留下传记；二来是我们的阅读范围有限，自也会遗漏一些史学家的传记。因此，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际数字当超出我们所收录的范围，自无疑义。

《史学史总部》的其他33个部，所列事目及相关文献，都有确切年代作为依据，充分显示出作“史学史”之“史”的准确性。在这方面，参与编纂者费力甚多，为的是尽可能揭示史学遗产中那些有确切年代可考的珍贵事实。仅从这一部分来看，我们可以自豪地认为，这是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所仅见的奇观。这里，仅举“实录部”为例，从首条“唐房玄龄等修成高祖太宗《实录》（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到末条“《穆宗毅皇帝实录》撰成（清光绪五年，1879年）”，1200多年间，历经唐、辽、宋、金、元、明、清诸朝，关于“实录”的修撰未曾中断。中国古代史学之发达为世界各国所仅见，于此可见一斑。

应当提出的是，关于《史学史总部》这种编年记事的方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杨翼骧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此，并先后出版了3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23]，这为我们的编纂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编纂的范围，丰富了编纂的内容。由于有关文献资料的浩繁，涉及事项头绪众多，我们采取了以类相从、分列事目、按年编次的方法，以便于编次和查阅。同时，这更加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当然，《史学史总部》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即因受到以类相从、分列事目、按年编次的体例上的限制，致使史学史上有些重要的人、事、著作因年代失载而无法收录编次。[24]我们在编纂工作中，常常因此深以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