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遗产与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还涉及另一个理论领域问题，即史学理论。对此，该分册的提要是这样说明的：

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史学（作为一种知识、一门学问的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与撰述，其文献资料以史部书为主，兼及经部、子部、集部有关之书。

本总部包含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等四个部，有广泛的涵盖面。其中，史学功用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其突出的现实意义。史家修养，反映了中国史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思想、道德遗产，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的修养和学风建设多有借鉴之处。史学方法，反映了中国史学的特点。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桥梁之一，而关于批评之标准与方法则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气度、见识与风采。[15]

在中国史学上，人们对史学的认识，最初当始于对史书教育作用的认识。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史书的教育作用，可以被看作中国历史上较早关于通过史书进行历史教育的言论。[16]楚国史官左史倚相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辅佐楚国国君，被时人称为楚国之“宝”，是指史学在治国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有关史学社会功能的记载。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的胆识而称赞他为“古之良史”[17]，这是涉及史家修养的较早记载。其后，《左传》作者称颂《春秋》，说是“非圣人，谁能修之”[18]，具有同样的性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则展示了这两位史学家在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上的多方面创造。唐人刘知幾《史通》一书的面世，表明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批评这一领域已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史学理论分册正是循着中国史学的这一发展轨迹进行编纂的。

史学理论分册的4个部类之下，又都划分为若干小类，以囊括每个部类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以史学功用部为例，它包含了史学与畜德、史学与彰往察来、史学与惩劝、史学与资治、史学与经世、史学与历史这6个类别，其中不免有所交叉，但基本含义是可以界定的。这里，我就“史学与历史”这一小类讲一点认识。一般说来，人们都很重视对历史的认识，因为从历史中可以得到知识、借鉴、智慧等。但是，人们可曾想过，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怎样才能认识它呢？这是非常简单而又极易被忽略的问题。其实，人们认识历史，主要是通过阅读史书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工具或主要途径。这个简单的道理提示我们：对历史有真诚态度的人们，应当对史学在这方面的功能和价值有恰当的认识。在这方面，先贤留给后人许多真知灼见，都是值得重视的。举例来说，“通古今”是人们认识历史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们得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的起点。自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作为撰写《史记》的主旨之一以后，历代史家都对此十分重视。宋人郑樵对作史当有“会通之旨”[19]再三致意，虽有偏激之嫌，而其深意不可忽视。清代史家王鸣盛就“通古今”的重要，引唐人韩愈诗并发表议论说：“韩昌黎诗：‘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欲通古今，赖有字，亦赖有史，故字不可不识，史不可不读。”[20]“通古今”对深入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清代史家王夫之结合《资治通鉴》的内容以及他读《资治通鉴》所发表的议论，这样写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21]

从古代的价值观、人生观来说，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即以今天的认识来说，所谓“国是”“民情”“边防”以及怎样做人等问题，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见，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进而认识现实的重要性，是其他任何学问所不可替代的。

史学理论分册的“史家修养部”包含直书、曲笔、书法、史才三长、史德、史法、史意、信史、良史9个小类；“史学方法部”包含文献、采撰、史体、史例、叙事、考证、论赞、经与史、文与史9个小类；“史学批评部”包含史学批评标准、史学批评方法两个小类，连同上述史学功用部的6个小类，史学理论总部共有26个小类，大致上覆盖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问题。我们是否应当有这样的自信，即对于其中每一小类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做综合的研究，都可以写成内容充实、洋洋洒洒的理论文章。